《教师之友网》追踪熊丙奇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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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应关注和提高受教育者的教育回报问题

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

发布时间：

2007年03月13日

作者：

熊丙奇

教育部部长周济近日做客新华网与网民在线交流时说：“我认为现在的就业问题不是因为扩招引起的，因为这些孩子迟早都要就业，只是读完大学就业，还是不读大学就业的问题。” 　　周济部长的话不无道理，但仔细分析，用“这些孩子迟早都要就业”来解释“大学生就业问题不是因为扩招引起的”，暴露的却是教育者忽视了学生和家庭的教育投入产出问题。可以说，我国高等教育在实施教育成本分摊之后，还没有切实关注到教育消费者的利益。 　　诚然，这些孩子迟早要就业，高等教育扩招，也没有为整个社会增加更多的就业人口，但是，这些孩子花四年时间，每年开支上万元钱，我们的高等教育能要求他们不把四年时间、几万元开支当一回事，像其他高中毕业同学一样去对待就业问题吗？ 　　如果可以这样要求这些孩子，那么，我们就必须反思高等教育成本分摊理论，以及在这一理论支撑下的高校收费行为。发展高等教育，有两大基本作用，一是提高整个国家的人力资源素质，从而推动国家经济、文化、社会持续发展；二是提高个人实现人生价值的可能性并提高个人的生活质量（包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也正是因为有这两大基本作用，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摊理论才在国内被接受――国家和受教育者根据从高等教育中的得益情况，要分摊相应的教育成本。 　　显然，如果我们努力告诫大学生的是，接受高等教育，不要期望获得相应回报――“你就业困难，是因为你把自己当作大学生”，那么，我们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摊理论，还能站得住脚吗？ 　　许多教育管理者认为，大学生的就业困难（每年有30%当期毕业生无法找到工作），虽有整个社会人才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但关键在于大学生们的“过高期望”，即有业不就――宁愿放着乡镇和农村的一些就业岗位不去，而在大城市里寻找渺茫的就业机会。 　　笔者认为，根本上说，这不是大学生们期望过高――在市场经济背景中，大学生的行为日益市场化，他们知道怎样去获取自己更大的回报。在一些地区，一些大学生甚至提出零起薪的要求以获得一份工作，有的大学生之所以“有业不就”，是因为这些就业无法给予其希望、无法让其看到未来。 　　社会上不同的“业”之间，有很大的差距，而当前的教育和一些社会因素，造成了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回报又相对太低（对应其过高的投入来说）。其中，对于教育来说，最为关键的，便是高等教育没能给大学生“回报”相应于其投入的能力与素质的提高。显然，这与高等教育的大扩招不无关系。 　　为什么会出现高等教育不关注受教育回报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关心高校就业率，并不是关注受教育者回报）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不少高校并不承认自己没有给学生“回报”，而他们所“回报”的，就是一纸证书。这是典型的“学店”办学思路；二是我国高等学校缺乏市场竞争。国家垄断教育资源的格局，容易导致再差的教育服务、再低的教育质量，也有相当一批人来购买、来消费――有能力走到境外去读书的，毕竟只是少数。 　　提高高等教育的受教育者回报，是我国发展高等教育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否则，高等教育就无法健康持续发展。而提高回报，必须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社会用人单位多方面着手。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必然关注人才的能力与素质，用人单位在乎人才的能力与素质，高等教育能提供有用于人才能力与素质提高的教育，人才去接受提高自身能力与素质的高等教育――这才是社会与高等教育发展的良性循环。当然，还必须从根本上建立高等教育市场竞争机制，让高等教育在竞争中提高质量。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知名教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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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教授：怎样孕育大学精神 　　上海海事大学女研究生自杀，是最近大热的教育话题。有媒体记者感慨，大学为什么不能答应这个贫困女研究生的申请，给她母亲提供栖身之地呢？大学为什么不出面帮助这个母亲，给她找份工作呢？并由此问，大学精神何在？ 　　我知道，大家是很容易把一个学生的自杀与大学精神联系起来的，而且，在校学生在宿舍里自缢，大学也很自然地成为被指责对象。但就事论事，如果是因学费问题、教育质量问题、师生关系问题导致这名女研究生自杀，大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把大学不为学生的母亲解决住宿、安排补助也归为大学的直接责任，并认为是大学精神的迷失，则是误会了大学精神，把大学当成了政府部门。 　　大学精神，从根本上说，就是追求思想自由、独立人格，教育如此，学术亦如此。而要孕育这种精神，大学只能承担自己应有的功能，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的大学基本上就是一个小社会，学生上学免费、看病免费、住宿象征性收费；教师则从进校园之后，就被学校负责生老病死，甚至亲属的工作、小孩的教育，这才有大学附属幼儿园、附属小学与附属中学。 　　当国门进一步打开，我们把眼光投向诸多世界一流大学后发现，大学就是大学，社会就是社会，国外的大学根本没有国内高校那样庞大的后勤服务机构，也不会花时间去料理职工孩子的求学问题，甚至有很多高校只给一、二年级学生或最多给本科生提供校内宿舍。但没有人说这样的大学没有大学精神，而是认为大学正集中力量做有大学精神的事，给学生最好的教育、最好的服务。 　　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高校开始学习国外高校，推行缴费并轨改革、后勤社会化改革。可是，这样的改革并不彻底，甚至走调。对应于高学费，没有完善的帮困助学体系，尤其在一些民办教育学校。一夜之间，教育产业化概念风靡大江南北，在人们印象中，大学做起了“买卖”；对应于宿舍公寓化，大学依旧实行过去的集体宿舍管理模式。而且在2003年前后，教育部曾发文明令禁止学生在校外租房，这使社会化改革踟蹰不前。更重要的是，在进行上述改革的同时，大学的行政级别进一步提高，有一批大学的书记、校长相继成为副部长级干部，大学在办教育之外，同时成为一级政府。我国高校也没有国外大学所面对的社会福利保障环境，大学不做的事，社会也不做，最终还是只有大学自己做。 　　这才是导致社会对大学精神误读的重要原因，人们会把大学作为政府部门、社会福利机构一样对待，要求大学对教师、学生负责到底。而且，这种要求往往会得到舆论的支持。 　　当然，要改变社会对大学精神的认识，不是告诉他们应该怎样理解学校与社会、学校与政府的关系，而应该以这样的关系定位，改革高等教育管理，让大家确信，大学就是大学，社会是社会，而政府机构是政府机构。这方面，大学的管理改革至少有三方面需要推进，一是取消行政级别，回归单纯的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机构，所承担的政府色彩功能也就淡化了；二是集中精力关注教育与学术事务，按教育规律和学术规律确定大学应该关注的事务，做自己擅长的事，而把与教育、学术无关的事务交由社会去办；三是依法治教，严格按照《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以及具有法律效力的大学章程办学，以法为据处理权益纠纷。 　　如果有这样的大学，我相信对于这起女研究生自杀事件，大家的关注点不会是学校没有答应给其母亲提供住宿，不是把大学作为声讨对象，而是会探究社会和政府为这个贫困女研究生家庭做了啥，她的母亲为何没有得到救济。这才是大学精神真正能够得到孕育的环境。否则，要求大学去履行办社会与办政府的功能，是不是真正的大学都值得怀疑，更谈不上大学精神了。 　　（作者熊丙奇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摘自《人民网》：http://www.nen.com.cn/73507854169931776/20091224/261039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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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iPad中是否能找到“现代课堂”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腾讯科技配图）

开学以来，各地学校不时冒出“创新之举”。山东平阴县一所学校，要求学生将作业写成电子文本，然后通过电子邮箱发送给老师；某些城市的小学计划在数学课试点 “电子课堂”，让学生拿着iPad在学校的任何角落“移动学习”，甚至取代课本成为教材。
老师将每天的作业公布在学校网站、博客或是班级QQ群内,这在一些发达地区，已经不是什么“创新”，而将iPad引入中小学课堂，这潮流显然跟得很紧。然而，一个值得所有中小学教育者思考的问题是，采取“电子化”教学、作业，就“现代”了吗？
笔者曾应邀参加哈佛中国论坛，会议组织者在发给我的邮件中，明确要求在演讲时不用PPT，因为使用PPT不利于现场讨论。在国内，有不少教授就是带着一个PPT文本，混迹于各种报告场合，照本宣科。幸好，我几乎不使用PPT。
在不少学校，教师使用PPT情况是评价课堂是否“现代”的一个指标，这从促进教师利用现代技术辅助教学的角度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假如认为这就代表课堂现代化，则是对现代教育教学的严重误解如果教师的教学理念不转变，课堂教学方式不转变，现代技术在课堂中的使用，很有可能对教学效果起反作用。
对着PPT“念课”，就是当前一些课堂的大问题。此举带来的问题是，有的老师可能根本不备课，而是从别人那里借来 （或网上下载）课件。于是在讲课过程中，没有了引导学生参与思维的过程，而把整个推理直接呈现在PPT上。这确实改变了“一支粉笔一堂课”的传统模式，弄得老师连粉笔也不用了。同样，电子作业和电子课堂，也可能出现相应的问题。从电子作业看，老师的随意粘贴很可能在不经意间增加学生的作业量，而电子课堂则会让学生时刻处于“题海”的包围。
其实，任何现代技术，都是服务于教育教学的工具。过分强调工具的重要性，而不改变教育理念、教育评价体系，创新初衷就可能变调。在不同的教育理念中，现代技术的使用效果就很不同。国外一些学校课堂上使用PPT，是为了在开放、交互式的教学模式中，给学生提供更多的信息，以便更深入地讨论；而国内教学普遍实行灌输模式，所以电子工具就成了发布作业、做题练习的新载体。在哈佛的图书馆里，笔者看到有免费的扫描仪，学生只要花一些工夫，就可以把一整本书扫描到U盘里，带回去阅读，可在国内大学的图书馆，扫描服务都是要付费的。这就是同一工具在不同地方所起到的不同作用。
另外，国内学校的电子作业、电子教材、电子课堂，还存在另一个问题，就是学生和家长“被电子化”。老师发布电子作业，要求学生提交电子文本，这就要求每个家庭配备电脑、有上网条件，有的还要购置打印机；而将iPad引进课堂，不也需要每个学生都手持一个iPad吗？也许在学校看来，现在有能上网的电脑、有iPad，对于每个家庭来说不是难事，但这显然并不现实。一些贫困家庭未必能有电脑、有上网条件，更不用说iPad了。对学生提出的“电子化”要求，极有可能成为学生家庭新的负担。
我国的各类学校有无现代教育技术，并不是眼下最关键的。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是，我们的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模式太陈旧，这些不改变，引进新技术，只是形式上的现代化，除了增加学生的负担、做一些表面文章之外，对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效果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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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考改革要推进，核心是录取制度改革。 ● 如果仅仅以考试科目、考试形式等进行改革，录取制度不改，永远没办法突破我们现在的困境。
● 我们必须真正去构思符合我们的教育规律的考试制度，首先是打破集中录取。

我国高考制度的改革

熊丙奇（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过去十年的高考改革

高考制度改革有很多弊端，我们的高考制度改革让所有人不再相信改革。过去十年来，我们进行了五个方面的改革：

第一是学科改革。上个世纪90年代，广东等地就开始推出“3+X”考试，后来有些地方“3+1”、“3+2”、“3++X+1”。虽然科目减少了，但是按照分数高低来评价学生没有改变，分数的重要性还是一样的。因此不要在学科上做文章，再怎么做文章，目前的格局不会有根本改变。就是只考一门，在中国目前体制之下，我们的学生也是不堪重负。学科改革，没有针对我们的实质，就是录取分数是占了绝对的比重。

第二次改革推出两次高考。北京、内蒙古、安徽、上海、天津等地，在2000年推出了春考。当时我们希望有一次多的选择，扩大学生的选择权。到目前为止只有上海存在着我们的春考，而且已经是惨淡经营。因为随着平行自愿的推进，随着高考报名人数的减少，随着很多学校在秋季高考就能招满学生，越来越多的学校和学生不再参加春考。

第三是2003年推出了自主招生改革。当年有22所学校获得了5%的自主招生试验权。到现在为止，已有80所学校有55%的招生权。可是现在已经有人在呼吁，自主招生最好不要再搞了。本来自主招生用意是扩大学生的选择权，但遗憾的是，学生先参加学校的自主招生考试获得资格后，还必须再参加统一高考，填报志愿，且必须把这个学校填报在第一志愿，否则就被视为放弃名额。这样一来，我们很多人所期冀的自主招生可以招收天才、怪才，可以让我们打破单一的分数评价体系，完全是从制度设计上来说已经落空了。更重要的是，所有学校全部用这样的政策来抢生源。

第四是平行自愿录取制度。2002年湖北率先实行了平行自愿，到现在为止有16个省市区在开始实行。但平行自愿强调分数和学校的一一对应关系，这与素质教育完全背离，一是强调了分数，二是限制了学校的选择权，限制了学校的自主招生权。学校会严格按照教育考试部门投来的档案，一对一对地录取，根本没有任何选择空间，又成功地把这一个制度变成了原来的分数单一指标。

第五个是现在的新课程、新高考。要把学生素质评价的分数放进高考统一录取。比如推出学业水平测试，有几种思路：一是江苏高二参加学业水平测试，四门课考完获得ABCD的评价，这是一种把学业水平测试提前跟高考结合起来。二是上海把每个学期的学业水平测试成绩，按不同权重加起来、结合起来，跟高考分数相加，这让每一个考生更加紧张，一旦有一门考差了你就会非常痛苦。三是山东组成专家委员会进行测评，最后录取学生。这三种措施，都有一点没有变，就是最后按照分数的高低一次投档没有变。

以上五个改革，为什么都出现社会的质疑？在于没有真正去推进有价值、有意义的改革。我们当前高考制度改革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教招考一体化，教学、招生、考试一体，所有的中学教学围绕着考试转，所有的大学招生是由考试来支配，考试变成了中心，考试具有主导性的地位。

打破高考的集中录取

高考改革要推进，核心是录取制度改革。如果仅仅以考试科目、考试形式等进行改革，录取制度不改，永远没办法突破我们现在的困境。

◆多次考试等于“凌迟处死”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提出推进招考分离、政府宏观管理专业组织、学校组织考生参加分类考试、多元录取等建议。比如多元录取，我们的想法是借鉴美国的多样体系，设置一个全面考察学生个性、素质的体系。在美国的考试评价之中，有16项指标，包括中学考试、参加大学的面试考查成绩、特长、还有地区因素等评价。但是如今在我国，多元录取变成了制度录取、推荐录取、择优录取、保送录取，还有定向录取。它只是变成渠道的多样而已，最后的评价指标还是单一的分数。还有一些地方推进考试科目一年考多次，最后按照分数的高低录取学生，多次考试对学生等于“凌迟处死”，把一次考试分为5-7次，每一次考试都加到最后高考统一的分数里面，学生将非常痛苦，从高一一进门，就开始准备高考。

◆由学生确认进哪所学校

我们认为，高考改革绝对不是简单地取消统一高考，而是怎样打破集中录取。简单的方法就是把高考成绩变成以前的选拔和评价，高考成绩出来之后不按照高考的成绩一次录取，一次投档，而是把高考成绩变为评价学生的依据，每所高校自主提出申请自己学校的分数线，学生自主向学校申请，学校可以单独发出录取通知书，最后设立时间，由学生确认进哪所学校。这样的制度保持基本公平，体现了学生的选择权，最重要的是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录取通知书。香港地区在内地的自主招生就是在高考成绩公布后进行的，而且推行得特别好。我们不执行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高等教育资源不充分，如果一个学生拿到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他不去某一所学校就意味着这个学校的资源被闲置。第二个理由，我们很多人担心在后面有猫腻，现在有一分之差就不能录取。其实，我们在统一高考之下，集中录取之下的腐败现象很多。每一年在高考中有200万学生放弃，首先是100万学生放弃高考报名，大概50万名学生放弃高考报名填报志愿，还有很多学生录取不去报到。学生已经对高等教育做出选择。

◆两条路径推动改革

如果真正对学生负责，我们未来的高考可以尝试两条路径进行改革。

第一，自主招生放在高考之后。高考6月底公布成绩，到7月一个月期间，学校进行自主招生，学生可以自主申请学校，学校可以独立录取，最后再进行确认。结束之后，没有完成的计划、没有被录取的学生再集中填报志愿，在8月份进行录取。结合我们目前的情况，是统一高考加自主招生，再集中录取。如果统一高考加自主招生的模式成熟了，我们的比例可以扩大，后面的集中录取可以降低。所以，基于统一高考和自主招生如何来推进，目前来说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

第二，考试评价应该走向社会竞争。高考改革还可以用一种模式，就是高水平大学的联考加上自主招生。但与以前不同的是，这种模式不再要求学生参加统一高考，再去进行集中录取。也就是说，学生参加联考，然后申请自主招生之后，被学校录取就不再参加高考了。这样的话，真正实现了学校的自主，真正实现了学生的多次选择。并且考试要社会去组织，要社会中间结构用竞争来提高考试质量。当我们有统一高考，又有联考，它们互相竞争，最后就会提高我们的考试评价质量，学校可以自主选择我承认哪一个考试，学生就会选择这个学校的话，就参加这个考试。最后就形成了多次考试、分类考试、综合评价以及多元录取。

其实教育改革的核心就是在重新配置权力，重新调整利益，当权力和利益重新调整之后，它只能是更公平，而不是更腐败。现在是大学选择学生，如果学生拥有选择权之后，你们会发现，学校会感到恐惧，感到有压力。美国有两个制度，一个制度是自由申请学校制度，一个制度是自由式转学，学校必然要以学生为主，一旦不以学生为主，就没有学生来申请。而目前我国的高考制度是我进入学校之后没办法选择，而且不仅不能选学校，就是连专业都很难换。比如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一个二年级学生退学了，必须回到高考体系再参加高考才能被录取。他连申请转到一个二本学校的情况都不可能。

我们必须真正去构思符合我们的教育规律的考试制度，首先是打破集中录取，然后再逐渐去推进中学的自主教学，以及落实素质教育。如果不打破集中录取，只是一厢情愿地在现在的框架之下推进素质教育，我们会越走越远。（根据论坛现场速记笔录，吴永远整理）

微博语录

@阳光女孩：熊丙奇是我比较喜欢的专家，观点犀利鲜明，期待有更精彩的发言，持续关注中……

@DaKid：改革必须要经历阵痛！教改和医改等等都一样，关键要看能否在改革之前找到一条真正正确的路线，然后坚定地走下去，不受任何外力的干扰和影响！

@一弯秋月：熊老师说的有道理，单一的高考制度对于高考评价本身就是一种制约。

@summer：高考的直接目的是选拔人才，核心价值是公平、公正。因此，不管高考制度如何改革，其出发点必须是有利于人才的选拔和培养，有利于学生的成才和综合素质的提高。

@小壊壊：我们在高考改革讨论中，如果不对现行的高考制度的合理性有清醒的认识，就有可能提出一些方案，不仅不能解决高考制度现有的局限性，而且效果比现在的高考还不如；不仅不能弥补高考的短处，而且还会损害高考的长处——公平性。这是特别值得认真注意乃至警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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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规范汉字做法本身就需要规范
2009-08-23

教育部日前就《通用规范汉字表》(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公示期间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
21日，《通用规范汉字表》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宁教授等在新华网与网民在线交流，他们认为，调整44字的字形只是调整印刷宋体字，不是另搞一套，根据调查数据显示，67%的公众表示赞成，约6%的公众表示反对。可新浪网的网上调查得到的结果却完全相反，九成以上的网友持反对意见，认为是“穷折腾”。王宁教授强调，一个字改还是不改并不是以多数投票为主，而要看它合理不合理，要看它有没有道理。既然“一个字改还是不改并不是以多数投票为主”，那么，为何专家们还主动提供调查数据，以示多数公众支持呢？
在笔者看来，上述官方和民间完全相左的“民调”，以及专家难以自洽的解释，恰恰表明，规范汉字不能是少数几个专家说了算，而应该广泛听取意见，因为汉字字形的调整，关乎的不仅仅是汉字本身的“美观”、符合“字理”，更涉及各方利益。目前规范汉字这一做法，本身就需要规范。
专家们一直声称，规范汉字，调整字形，并不影响大家的生活。但是，如果汉字已经变形，那么，所有印刷品、出版物，都得修改，有人算了一笔“规范”成本账：44个字“整形”后，字典、课本、招牌……都要重新修改，花费可能是几十亿元甚至上百亿元！这么大的一笔成本，谁来承担？无论是政府出钱(涉及城市的道路、标牌)，企业出资(本身的形象识别系统、广告宣传，比如某个琴行、某个亲水花园)，还是老百姓埋单(字典、教材等)，都会影响老百姓的生活――怎么说没有影响呢？
其实，比规范汉字更严重的问题是，规范汉字的不规范使用、书写，对于已经“定形”的汉字，乱用、乱写的情况并不鲜见，对此，谁来进行规范？比如，随意增减笔画，“污染”的“染”经常有人在“九”中加上一点，“茂盛”的“茂”下面多加一点；再比如，广告中的滥用谐音，几成文字污染，如卖沙发的写成“坐想(享)其成”，卖饮料的写成“饮(引)以为荣”，卖蚊香的写成“默默无蚊(闻)”……这些问题早已被语言文字专家指出，可这些广告语至今仍随处可见。这44个汉字整形之后，如果教材不改、门牌不改、学生作业不改，那么，规范字的不规范使用问题，不就更严重了？
单从“字理”上说，对一些汉字进行变形，可能是合理的，可是，规范汉字的规范使用，必然有“推广”与“规范”成本，在进行变形决策时，这是比“整形”更重要的事，如果要花上百亿元去为44个汉字的美容付出代价，这代价是不是太高了？
只有慎重地全面分析、评估调整汉字字形的必要性、可行性，才能使汉字的规范得到更广泛的支持。笔者所担心的是，贸然对汉字“整形”，将加剧汉字使用的不规范，而不久之后，面对严重的使用不规范，再进行新的“整回原形”，会让汉字美容最终成了汉字毁容。 作者：熊丙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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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sqq.cn/sp/jy/20101006/1031005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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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质疑博士质量调查能查出个啥

• 2007年11月13日
• 来源:新浪

大河网讯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人事部正在开展博士质量调查工作，调查范围包括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博士质量调查将持续到今年12月，调查报告将提交给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讨论。（中国青年报11月9日）
　　笔者注意到，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有关负责人在谈到这次调查时，特别指出，过去有的教育类调查多由教育部门单独开展，容易导致“自己说自己好话”的结果，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这次特地引入了人事部门。调查设计了博士生版、博士生导师版、研究生教育负责人版、毕业博士版等4个版本的问卷，请被调查者从培养制度、质量现状评价等角度进行详细回答。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负责人的表态，如果在具体调查中真能得以“贯彻”，那么，博士质量调查，对于真实反映当前博士生教育质量问题，并由此引起教育主管部门、高校、社会各界采取措施加以解决，是十分有意义的。但是，笔者依旧担忧，博士质量调查最终成为“歌功式”调查。
　　这样的担忧，并非对调查者不信任，而是基于对目前教育现状的认识。拿本科教学评估来说，最近几年来，社会舆论以及高校师生，都对本科教学质量的严重下滑极度忧虑，都认为由于快速扩大培养规模，加上不少高校重视科研轻视教学，本科培养质量无法得到保证，但是，本科教学评估的结果，以及教育主管部门基于评估发布的对教育质量的评价，却是总体质量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比较优秀的。而在评估之中，不少高校根据指标体系，新写教案、重做试卷、修改毕业论文、编造就业率数据，让教师和学生一起为评估获得好成绩系统作假。
　　当然，有人会说调查与评估毕竟不一样，评估结果涉及到经费、学校声誉，学校不得不重视，“评出”一个好结果来，而调查，则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这未免太不了解中国高校领导的政绩观了。普遍看来，即便对于正常的调查研究，领导们也希望调查出成绩，调查出经验，而在成绩之外、经验之外，“点缀”一些问题与不足。两年以前，笔者一位朋友，撰写了一篇对国内重点大学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研究文章，文章收集了大量的数据与案例，对研究生招生规模问题、研究生导师问题、研究生培养模式问题、图书资料问题等进行了分析，得出国内重点大学研究生培养质量缺乏保障，严重下滑的结论，这一研究成果被部分媒体报道，引起有关领导重视，领导认为这有损教育的形象，没有看到教育的主流，要求他不得将此论文发表，今后也不要再做这方面的研究。
　　虽然有关部门已经意识到，目前有两大问题影响着我国的研究生教育质量，一是质量观念淡薄，很多学校、很多地方都把主要精力放在追求博士点、硕士点或者授权单位的增加，争取更多的招生指标、扩大规模上；二是还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质量保障体系，缺少从入口到出口、从培养过程到指导教师等一系列保障措施，在指导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提高上还没有系统的措施。并希望从不同角度，来调查博士培养质量。但是，在行政管理至上的教育体系中，学校、老师、学生缺乏自主权利以及独立思考空间，很难避免自己说自己好话，或者被迫说好话的结果。
　　对博士生进行调查，除非匿名，不写学校，否则博士生担忧得罪学校和导师，也就不得已会说一些违心话，在各类评估和调查中，学生往往会提前被打招呼，要求他们“拎得清”，不要乱说话；对博士导师进行调查，他们会把质量下降的原因推到学生身上，比如，缺乏追求学术的理想、功利性太强，却不太会找自身培养不到位的原因，说不定还会举证自身是多么负责；对研究生教育负责人调查，更不用说，他们会主动地维护自身的形象，突出质量管理的意识与有力的保障措施；而对人事部门的调查，则要看选择的人事部门，以及调查者本身的诚意了，几年前，笔者与3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老总或人力资源负责人对话，请他们谈中国高校人才培养的问题，几乎没有企业老总、人力资源负责人愿意谈，一是觉得这可能得罪有关部门，影响企业与有关部门的关系，二是觉得即便谈出问题，依照国内的教育体制，也无法接受社会的建议，从招生到培养、管理模式，进行全面改革。笔者所了解的高校针对毕业生及其用人单位进行的访谈，得到的几乎都是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十分满意的结果——因为访谈者都是学校派出的，不是无关的第三方，而这次博士质量调查，主导的依旧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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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中国有世界一流大学吗

作者:熊丙奇 发布时间: 2010年04月19日

许智宏认为，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有3个标准：一是有从事一流研究工作的国际知名教授；二是有一大批影响人类文明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三是培养出一大批为人类文明作出很大贡献的优秀学生。     “如果满足这三个条件，才能称之为世界一流大学。”许智宏表示，虽然莫斯科大学的校长，还有季羡林教授都讲，北大已经是世界一流大学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许智宏介绍，现在的北大与耶鲁相比，论文数量上的差距不是那么大了。但中国整个大学的软环境建设，都没法和国外一流大学比。中国在这方面和世界一流大学相差“很远，很远”。他更表示，“一流大学是拿钱堆出来的。”     中国真的没有一流大学吗？中国大学被排在“一流之外”，除了投入不足之，还有什么原因？中国大学距离世界一流大学，究竟差在哪里？     把中国大学整体发展现状与世界大学的发展比较，结果令人遗憾，尽管中国一直在加快建设一流大学，学校本身也非常注重一流大学建设，但“结果可以说是南辕北辙”。     中国的确没有世界一流大学，甚至严格一点说，中国连真正意义上的大学都没有。评价一所学校是否是一流大学，应当具有国际视野，不能惟数字指标。     目前国内对于“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有很多研究，普遍倾向于采取数量指标体系，将一所学校教师的论文、科研成果，学校培养的人才所获得的著名奖项(比如诺贝尔奖)、学生的规模与结构(研究生所占比例、留学生所占比例)，实行打分排序。     但实际上，关于世界一流大学，除了这些外在指标，更应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能够培养一流的人才。尽管关于一流人才也有不同的定义，但一般来讲，一流人才要满足为社会做出杰出的贡献这个基本条件。     其次，应当做出一流的研究成果，具体表现就是在基础研究领域，取得原创性、突破性的学术研究成果，在应用领域，则积极服务社会经济发展，能够促进产业发展，具有持续创造活力。     最后，世界一流大学的校园文化，这是由学校的制度、校园环境，校长、教授和学生的言行共同形成，对社会文化起到公认的引导作用。也就是说学校有自己独特的灵魂，有自己的精神和品格、学术尊严、学生素质都能得到社会的肯定。     中国教育研究者们所言的一流大学，更看重“形似”，而非“神似”，不关注或者说也无法关注大学精神实质。因此只能通过论文发表数量、人才培养规模、教师本身教育背景等指标衡量学校质量。     而按照这种评价方法，的确可中国得出大学正逐渐向世界一流大学靠拢的结论：论文更多、教师中博士学位获得者更多。但实际上，这个结果“可能过于乐观”，如果考虑到学校的制度、文化以及其他“软实力”因素，结果就会有很大的偏差。     此外，如果过分依赖数量指标评价一个大学的好坏，很可能会造成学校将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学校规模上，也就是像许智宏所说的，“过于急功近利”。实际上，中国大学的当务之急并非从数字指标上向一流大学靠近，而应当将注意力放在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上。     所谓现代大学制度，简而言之，就是学校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唯有如此，才有希望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如果国内大学无法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那么“即使再过去50年，我们仍将没有世界一流大学。”     这是一个基本判断，熊丙奇表示，如果这一点未能被教育管理者，大学办学者及教育研究者认识到，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方面，我们将会走很长一段时间的弯路。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还未踏上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起点。”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已明确提出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这里的“现代大学制度”与世界一流大学秉持的原则“仍有相当大的距离”。《纲要》中强调的主要是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但没有明确学校的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权责界限。     建立现代教育制度，首先要明确相关各方的权益，并加以保障，这也是对大学管理制度改革的新挑战。     目前政府作为学校的举办者，尽快厘清自己的责任与应当扮演的角色，以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应明确大学行政管理人员的行政权空间，即做到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学校的教授享有何种程度教育权与学术权的独立性；对于受教育者，也就是广大学生，应当具有什么样的选择教育、评价教育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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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学业质量达世界水平，值得骄傲吗？


2009-08-03

来源：新民网 作者：熊丙奇

【编者按】上海6个区的学业质量测试数据差异都小于25%，这说明上海学校间差异不大，学生学业质量均衡，已进入世界第一教育方阵，这是近日由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建立中小学生学业质量分析、反馈与指导系统”项目组与上海市教委共同组织的“2008年上海市中小学生学业质量测试”，经过测试和分析得出的结论。 　　新民网特约评论员熊丙奇认为，经过这么多年的教育发展，我国教育，应该清晰地认识到教育的严重缺陷。诚然，在知识教育上，我国其实早已经“领先”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和日本，这不用教育部门引用国际标准来测试，大家也知道——我国小学生，现在做的题目是一些大学生也无法做出的题目。但是，在知识教育之外的个性培育、人格教育、创造力教育等方面，我国教育却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实践表明，个性、人格、独立的思考能力，这才是一个受教育者真正能成才、取得卓越成就的根本。

新民网特约评论员

熊丙奇

　　【新民网评】上海市黄浦、静安、杨浦、宝山、闵行和奉贤6个区250所小学近3万名四年级学生，191所中学近2.8万名九年级学生，参加了由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建立中小学生学业质量分析、反馈与指导系统”项目组与上海市教委共同组织的“2008年上海市中小学生学业质量测试”，相关的测试报告业已完成，其结果引人注目：上海6个区的学业质量测试数据差异都小于25%，这说明上海学校间差异不大，学生学业质量均衡，已进入世界第一教育方阵，与芬兰、瑞典等国家相匹敌。（文汇报8月3日）
　　这一测试结果，不由让人想起近30年前的一个关于中美基础教育的故事。1979年6月，中国曾派出一个访问团，去美国考察基础教育。回国后，访问团写了一份三万字的报告，在见闻录部分，有如下文字：“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大字不识一斗，加减乘除还在扳手指头，就整天奢谈发明创造，在他们眼里，让地球掉个头，好像都易如反掌似的。”“课堂几乎处于失控状态。学生或挤眉弄眼，或谈天说地，或跷着二郎腿，更有甚者，如逛街一般，在教室里摇来晃去。”访问团由此得出结论：再用二十年的时间，中国的科技和文化必将赶上和超过这个所谓的超级大国。
　　同一年，美国也派了个考察团来中国。他们在看了北京、上海、西安的几所学校后，也写了一份报告，报告中有如下文字：“中国的小学生在上课时喜欢把手放在胸前，除非老师发问时，举起右边的一只，否则不轻易改变；幼儿园的学生则喜欢把手背在后面，室外活动时除外。”“中国把考试分数最高的学生称为学习最优秀的学生，他们在学期结束时，一般会得到一张证书，其它人则没有。”于是得到结论：中国的学生是世界上最勤奋的，在世界上也是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他们的学习成绩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同年级学生比较，都是最好的。可以预测，在过二十年的时间，中国在科技和文化方面，必将把美国远远的甩在后面。
　　30年时间过去了，这两个代表团的预测都错了——美国教育不断培养问鼎世界科学高峰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中国教育，还在基本的教育理念中挣扎。
　　近年来，我国教育部门喜欢用“国际标准”来评价国内教育质量，以此表明教育的进步。拿学业质量评价来说，据说就是按照国际标准，来测试学生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还包括搜集处理信息、自主获取知识、分析与解决问题、交流与合作、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等核心素养。可以说，如果进行这样的学业质量测试，如果不考虑所测试地区的均衡问题，中国所有中小学生，都不会输于国外中小学生——在他们的学习生涯中，学业就是第一要务，上课老师传授学科知识，课后布置家庭作业，家长要监督学生完成作业，除此之外，还有各种没完没了的培训班、特长班。
　　据笔者了解，国外中小学之所以引入学业质量测试系统，是因为不少中小学，“太不重视”学业了，就如我国当年的报告团所见所闻一样，小学二年级学生，不识字、不懂加减乘除，因此，政府部门希望引入一套测试系统，促使中小学能改变这种对待学业漫不经心的态度。拿这套系统来测评我国中小学学业教育质量，显然文不对题——我国的中小学是太注重学业了，而置学生的其他教育于不顾。(新民网原创)
　　经过这么多年的教育发展，我国教育，应该清晰地认识到教育的严重缺陷。诚然，在知识教育上，我国其实早已经“领先”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和日本，这不用教育部门引用国际标准来测试，大家也知道——我国小学生，现在做的题目是一些大学生也无法做出的题目。但是，在知识教育之外的个性培育、人格教育、创造力教育等方面，我国教育却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实践表明，个性、人格、独立的思考能力，这才是一个受教育者真正能成才、取得卓越成就的根本。那些小学时就被“拔苗助长”能解出大学生也解不出的题目的学生，到了中学毕业时撕书、烧书，到了大学毕业，发誓一辈子也不看书。
　　多思考怎样推进学生的素质教育，鼓励学生的个性发展，让学生从繁重的学业负担中解放出来，学会思考、学会创造、参与实践，这才是教育部门和学校当下应该做的“正事”。如果还满足于用所谓的国际标准，来测试国内的学业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唯一的结果，只能是在自我感觉良好中，进一步误导基础教育。几十年之后，人们的感慨可能是：我们的学业质量早已“世界一流”，为何却始终培养不出优秀的人才呢？(新民网特约评论员 熊丙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