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型知识分子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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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判型知识分子的消失

刘再复

     在《上帝、警察、记者》一文中，我对大陆的记者取代批判性知识分子的地位，说了几句话。专栏的篇幅有限，只能点破而已。事实上，这是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文化的一种大现象，值得注意与研究的大现象。
     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面对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性的灾难进行一次大反省，在文学领域，它以“眼泪”与“伤痕”出现；在学术思想领域，它则以“启蒙”、“重写历史”出现。不管以甚么形式出现，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表现出知识分子之所以高尚的基本特点，这就是敢说真话、敢於批判的特点。萨依德给知识分子下了一个精辟的定义，他认为，所谓知识分子，并不是专业人，而是对权势说真话的人。知识分子绝对不应当为了奉承、讨好极有缺陷的权力而丧失天性，任何时候都应当保持他们对於权势的质疑精神。这种质疑，就是负责任的不谋私利的社会批评。萨依德说得很好：“批评必须把自己设想成为提升生命，本质上就反对一切形式的暴政、专制、虐待；批评的社会目标是为了促进人类自由而产生的非强制性的知识。”（参阅萨依特的《知识分子论》）自从一九五七年五十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後，中国知识分子便丧失了对社会的批判功能，到了文化大革命，这种批判功能更是变成“罪恶”被彻底清算。在六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除了极少数还保持自身的天性之外，多数已变成知识顺民与知识暴民，许多知识分子变成奉迎权力的非常卑微甚至非常卑鄙的工具。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群体能够赢得一次彻悟，一次自我救赎，真是大幸。一群在历史劫难中伤痕累累的知识分子居然再次在中国大地上站立起来，居然又高举独立的、不屈的心灵审判牛棚时代的罪恶。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激动人心的复活，是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不带耻辱的一页。
      然而，九十年代中国又出现另一些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于比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聪明、灵活、世故，而且拥有更多的学术语汇和国故语汇。他们在反思八十年代和反思启蒙的口号下，完全抛弃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质疑精神和批判精神，否定在八十年代刚刚复活的十分脆弱的批判热情。在这些知识者中，文雅一点的是一边否定一边尽可能地表现学术姿态，扮演话语英雄的角色；粗俗一点的则一边否定一边趋奉权力的要求，扮演“王者谋士”的角色。他们在自我辩解中说自己也有批判，可惜，他们是批判八十年代的批判者，反叛八十年代的反叛者。而反叛反叛者乃是媚俗与媚上。这与现存秩序十分贴近，但距离“对权势说真话”的定义，倒是非常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