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公会：钱钟书输给了工业党

教师之友网

大象公会：钱钟书输给了工业党

2014年01月04日

来源：大象公会 作者：潘游

（作者 潘游）“破镜重圆”是个进入中国成语千余年的典故，而钱钟书或许是质疑它的第一人。钱钟书先生摔镜的结论固然对解析“破镜重圆”典故并无实际价值，但它至少还算一桩文坛佳话。


（作者 潘游）“破镜重圆”是个进入中国成语千余年的典故，而钱钟书或许是质疑它的第一人。
钱钟书曾读到宋书《太平广记》中《杨素》记载的破镜重圆故事，由于家中“旧藏古镜十数枚”，突发好奇心，看看古代铜镜能否轻易打破。因为“所见汉、唐镜皆铜铸”，又有把玩古镜的实际体验，钱钟书认为铜镜绝非隋代笑话集《启颜录》中“堕地分二片”的“壁上镜”那般脆弱。
怀疑古人描述真实性的钱钟书，遂取出自己收藏的古镜“一一掷诸地”。结果，十数枚镜子“了无损裂”。体验到颠覆快感的钱钟书，将自己的实验过程和读书笔记写入卷帙浩繁的《管锥编》中。为表示谦逊和审慎之意，钱钟书特地补充道：“疑冰莫涣，当见博古或博物者而叩之”。
“摔镜”体现了钱钟书先生的实证精神。只是，中国古代的铜镜是否如钱钟书先生所言，是很难被打碎的呢？这个问题认真解答起来，远不能用是否可以被摔碎这么简单。

中华书局1978年版《管锥编》（全五卷）

铜镜的配方问题
铜镜其实是青铜镜，至少迟自春秋起，古代中国工匠都会在铸镜时配以锡等其他金属。他们很早就掌握了铸造青铜器物时，不同金属配比物理性能有别的规律，根据器物的用途选择不同的金属配比。
成书于春秋时期的第一部手工业工艺技术典籍《考工记 六齐》有云：“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
这里反复提到的“金”，就是今天所说的铜。而这里的齐通剂，是剂量、配比的意思，而“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说的便是铜镜的合金配比。
不过，现代的考古学家和金相分析专业人员对“金锡半”有着多种不同的语义理解，但无论是哪种配比，铜镜都不可能是按“金锡半”这个说法铸造出来的，因为它会脆到缺乏实用价值。因此学界普遍认为，“六齐”只是一种写意的描述，在古代并不用于指导生产活动。
实际上，从战国起至唐代，铜镜所用合金中的含锡量一直稳定在18-26%之间。不仅是因为该比例下铜与锡“合两柔而为刚”，强度硬度都较高；同时铸出的合金镜子，经研磨后镜面颜色洁白，也易于映照成像。
在铜矿贫瘠的中国，青铜镜很长时间是有闲阶级可以显示身份的珍藏，实用功能之外，不厌精雕细琢。到了宋朝以后，湿法冶铜技术开始大规模运用，铜的供应增加，普通百姓购置铜镜变得不再特别困难。同时，精美瓷器的崛起，使有闲阶层可收藏及把玩的小型物件有了更多的选择，传统的青铜镜不再受到特别垂青。

精美的唐代铜镜

由于铜镜摆脱了审美、斗富上的额外功能，人们更注重其经济耐用方面的表现，所以宋代及之后的铜镜生产者，将配方改为低锡合金。锡含量大多维持在5%-7%的水平上。曾著有《岩窟藏镜》、并奠定了古镜研究的民国文人梁上椿先生认为：“镜质成分，宋以降含锡量减少而铅分增多，完全为易于铸造。”
低锡合金会析出Cu31Sn8为基础的固溶体，质硬且脆，其色青灰。不但强度降低，由于改变配比后在铸造时体积收缩稍大，曾经精美绝伦的镜背花纹也大大简化。不过，强度和成像问题，能够用镜面镀锡、表面热处理等被命名为“开镜”的工序挽救。

“开镜”后的镜面

那些易碎的铜镜
无论是高锡还是低锡铜镜，使用一段时间后，闪亮的镜面不免氧化而黯然失色，此时就需要重新磨亮。磨镜在古时是个专门的行业，甚至在清末民初，与外交通不便、未能引入玻璃镜的一些地方，还可看到磨镜人挑着行头走街串巷。在古代制镜业的巅峰时期，铜镜颇为轻薄，唐代铜镜甚至有仅厚0.5毫米者。而这样的铜镜磨得多了，自然越来越薄，薄镜坠地碎裂并非不可能。
一枚在湖北鄂城出土的铜镜，就被发现有碎裂之后重新修补的迹象，而它最厚处达到4毫米；2007年，CCTV《艺术品投资》栏目在民间寻宝活动中评选“十大宝物”。一面留存在民间藏家手中的战国青铜镜，可能保养不当并长期暴露在空气中，导致有些氧化。展示环节中意外坠落在地，这面据称曾被陈逸飞出价100万美元的铜镜当场四分五裂。

破裂的青铜镜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一个青铜镜质量低劣倒退的特殊时代。——隋代笑话集《启颜录》中的堕地而碎和“破镜重圆”的典故，都发生在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的铜镜与前代相比铸工低劣，形制上异常小而薄。

教师之友网

南朝时期工艺倒退，不仅只是长期战乱破坏了技术传承积累的缘故，更重要的原因是严重缺乏铜料。晋室衣冠南渡后，长江中下游的传统铜矿产区产铜量都大幅减少，且程度越来越严重。在破镜重圆典故发生不到一百年前，南齐武帝曾命令重新开采汉文帝宠臣邓通的旧铜山，以解决铜荒问题。由于旧矿地处巴蜀，成本高而产量有限，之后不了了之。五十年后的梁武帝时期，竟下令尽罢铜钱，改用铁钱。
中国考古专家曾在湖南省长沙市的梁、陈时期墓葬中发现过直径只有125px的小型铜镜，在江西省赣县发现的同时期墓葬中，甚至还有直径仅为82.5px的小铜镜。有这样的特殊时代背景，破镜重圆的主人公陈朝乐昌公主所用铜镜估计也难免遭遇偷工减料。

破镜重圆：乐昌公主与丈夫徐德言重逢

即便皇室用品不会在质量上打折扣，但由于“破镜”并非无意，且典故中并没有交代公主及其丈夫是如何将铜镜打破的。因此钱钟书以铜镜掷地方式验证，本身就未必严肃。他认为破镜“非有削金铁如泥利器不办”，但是，公主的仆人们或许用的就是“利器”呢？
钱钟书出身自无锡豪族，家中所藏铜镜自然不会是工艺低劣，养护不当的次品，且流传至今已通过了许多考验，本来就存在考察样本上的偏差。此外，“破镜”仅仅是独发事件，去考证“铜镜能否容易打破”并无普遍意义。
破镜重圆的墓葬文化
“破镜重圆”故事本身是否真的发生过？今天史学界对此仍存争议，但故事中“重圆”要素，则脱胎自久远的墓葬习俗。
所谓“一物分葬”的习俗，是有意将一件完整的器物分为两半，并分别葬在夫妻的两个墓葬中。距今3300年的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墓地就出现过。该地两处墓葬中，分别出土过一件彩陶壶的口、颈部和同件彩陶壶的腹部及底部，各部分经过拼接后，恰是一件完整的彩陶壶。从两墓所葬的骨骼分析，一为男性，另一为女性，且两者年龄相仿，推测可能是一对夫妻。
“破镜重圆”寓意即肇始于此。而铜镜又能为“一物分葬”带来更多新的寓意。沈从文在1949年后的压抑岁月中远离文坛，潜心文物研究，依据多枚有“见日之光，长毋相忘”铭文的铜镜推断：西汉初年的社会，已经开始用镜子作男女间爱情的表记。因此，铜镜不仅在生前相互赠送，以作纪念，在身后也可以用于“一物分葬”。1956年在鄂州发掘出的两座南朝时代的古墓证实了这一点：出土文物中便有分在两墓却可完美拼合的铜镜残片。
学界对“破镜”能否作为“一物分葬”葬俗的表征，最初十分谨慎。偶然在墓葬中发掘出的残片，一直无法排除盗墓者毁坏或自然灾害的可能。直至恰能严丝合缝的铜镜残片大量出土，且分布范围包括河南、广东、安徽、江西等地，墓葬跨越的历史年代涵盖西汉、东汉、唐、宋、清代后，这个判断才建立起来。

2003年，安徽省怀宁县两座唐代墓葬中各清理出土一枚半面铜镜，可完美拼合

“一物分葬”体现了后人希望前辈可通过破镜于阴间再相识相聚，永续爱情的愿望。习俗的形成来自教化影响，《中庸》有云：“事死如事生，事亡如存，孝之至已”。《荀子 礼论》也有论述：“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终始一也。”
按儒家经典的论述，夫妻合葬是“事阴如事阳”观念的最好体现之一。但夫妻同穴合葬，很多时候在真正实行起来会有诸多困难。例如合葬时若打开逝者的坟墓，在传统观念中这无疑会扰动先人，而看见死者腐烂的尸骨，则会再次伤害死者后人的感情。这时，破镜分置成为变通处理的选项之一。
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成书于1970年代，资料依赖于多年深厚积累，他摔铜镜时，当不知鄂州出土了被分葬的铜镜，而学界承认“破镜”是“一物分葬”葬俗，亦晚于《管锥编》。所以，钱钟书先生摔镜的结论固然对解析“破镜重圆”典故并无实际价值，但它至少还算一桩文坛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