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范不“师”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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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范不“师”又如何
                                       作者: 王东杰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31821      基础教育尤其是中学教育也是一种特殊的“学术教育”，教师须兼具相当的学养和高明的技术，而以学（非“教育学”）为主；术由学出，方可收久远之功
    在目前中国高校中，数量最多的大概要算师范院校。但目前师范院校似也面临不少危机：有些欲走出师范定位，开始招收相当数量的“非师范生”，而最为“师范”的课程如教育心理学、中学各科教材教法在不少学校已边缘化，某些任课教师甚至自己都不曾跨进中学课堂半步，自然只能照搬讲章。对此，一些关心师范教育的朋友颇为担忧，以为如此下去，势必师范不“师”。不过我以为，今日国中师范教育体制确实是问题不小，却不在什么“师范不师”上。此处我想重提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围绕着师范大学体制存废的一些讨论，希望对此问题略有启发。
    1932年，任鸿隽发表了《教育改革声中的师范教育问题》一文，提出师范教育“是否必须要一个特殊的大学来实施与进行”的问题。他认为，从所教授的学科性质来看，师大和普通大学并无实质不同。师范教育特色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训练学生的教学“技术”，二是“教育学的研究”。惟对学生来说，“一个善于教学的先生，他自己教学的方法，就是一个活的榜样”，然这又不是普通大学和师大的分别，“而是某大学的教授是否良好的问题”。至于教育学理论研究，实际不过是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应用而已，离开后者，无法独立。因此，他根本认为师大体制无存在的必要。
    不管教学技术的训练还是教育学的研究，落实在具体目标上，都是要培养出适合中学教学需要的优秀师资，根本说来，这里的“理论”也还是“技术”。自然，必须要承认的是，教育心理学、教学法对于做好中小学教师确属必要知识，毕竟他们面对的是智商和情商均还幼稚的未成年人，在“教什么”之外，“怎么教”是个不能不考虑的问题。故循循善诱在理论上虽是每一个为人师者应备的素质，而对中小学教师的要求似乎更高一些（中学和小学老师的要求又有所不同）。
   但这里有一本末问题。基础教育关系整个国民素质的提升，故应特别注重培养学生求知的趣味和习惯，俾其一生受用不尽，将来不管做何职业，均能胜任愉快（由于某个老师教得特别好，引起学生对其所授学科的兴致进而走上专业道路，不过是末节而已）。然“教得特别好”者，除了教法的新颖有趣外，根本还在教师对自己所授学科有着深厚的感情和深入的了解，方可依据本学科知识的特征，设计出引人入胜的教学方案。又或者也根本就没有什么设计，却在举手投足间焕发出长期的学术修炼养就的奇异光彩，则对学生的影响已超出单纯的知识之外，而具有精神的力量了。这不是要求老师把自己知道的全部教给学生，然知识底蕴的厚薄，于无声处仍能熏染到青少年那虽幼稚而敏锐的心灵。
    傅斯年曾谓：“教育学家如不于文理各科之中有一专门，做起教师来，是下等的教师；谈起教育——幼年或青年之训练——是没有着落，于是办起学校自然流为政客。”虽然听起有点偏激，实则不无道理。1932年，国联中国教育考察团曾在报告书中说，中国高等师范教育制造了许多“知道如何教授自己所不知之科目”的中学老师，正此之谓也。从这种意义上说，基础教育尤其是中学教育也是一种特殊的“学术教育”，教师须兼具相当的学养和高明的技术，而以学（非“教育学”）为主；术由学出，方可收久远之功。孔子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教学实践中，理论和技巧均不及教师本人从知识中体会的快乐更能直接感动学生，此所谓“独乐乐”而能令“众乐乐”。教学“无法”固然不可，但“法”自“人”出，做老师的没有内在的源头活水，徒执一二“方法”而欲放诸四海皆准，岂非笑话！
    事实上，现行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根本危机正是由于绝大多数师范院校过多地强调教育技术、忽视了其与基础文理诸科的内在关联所导致的。因此，其能否提高自身专门学术水准才是最重要的解决之道。不此之求，舍本逐末，“师”又如何，“不师”又如何！
（作者为四川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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