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哪里扬起湖北崛起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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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哪里扬起湖北崛起的旗帜？



——评《让汉江告诉中国》

         叶青
http://www.xgrb.cn/bbs/read-htm-tid-14928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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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精英能否优化配置资源，决定竞争差距

张华侨送我一本他的近作《让汉江告诉中国》。读后还是可以带来一些思考。他的研究有以下几个结论。

一个民族在通向富强、民主、法治的道路上，需要一批人点燃探索真理的火焰、勇于揭示社会真相，并奋力呼喊！

《让汉江告诉中国》提出了一个论断：政治精英与资本阶层，能否优化配置资源，决定了中国能否由农耕大国转向工业强国，决定了能否缩小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决定了老百姓能否最大化分享福利！

因为，农耕文明是以分散的家族，在几亩薄田进行缓慢的运转，并以单纯的人口繁殖为延伸，而工业化需要果敢、敏锐、超前、具有远大理想的政治精英来推动。

尤其是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虽然企业可以按市场的竞争规则，获取利润最大化，但金融、矿产、土地、电力、石油等资源掌握在政府手里。此时，政治精英能否有效配置资源，决定了一个地区的竞争力及财富能否公平分配。

为了证明这个论断，张华侨踏上了享有“湖广熟，天下足”美誉、联结黄河和长江的汉江平原。这里位于“中华文明的中轴线”，这片土地哺育的精英分子，曾以“背水一战，破釜沉舟”的豪迈气概，为清王朝敲响了灭亡的丧钟、挽救了中华文明。

回首20世纪70年代末期，汉江平原一批具有革新意识的政治精英，以解决户口、住房、职称等优惠条件，吸引人才、技术、资金，重演了一幕刘备“三顾茅庐”的戏剧。

由政治精英自费改革、自我探索，排除各种阻力，开启的工业之门，为湖北迎来了仪器、半导体、磁性材料、无线电、电视机、通信、计算机、汽车等产业。

其中湖北襄樊计算机厂，于1978年9月，试制出第一台汉字宽行打印机，一举结束了汉字大国不能打印汉字的时代。最后走进人民大会堂，为中共十二大打印选票。当时联想、东芝等还没有推出这个产品。

让人感到无比遗憾的是，他们在商品供应短缺的时期，闪现过一点光彩，但在以资本论英雄的时代，却未能像松下、索尼那样走向全球，反而沿着亏损、倒闭、破产的道路前进。

原因是，依赖政治精英启动的工业化，如果失去了政治精英的支持，那么刚破土萌芽的产业，就会因吸收不到养分而枯萎。况且农耕人口占多数的中部地区，不具有沿海城市，吸纳海内外人才、资金、技术的优势。

一方面，湖北难以涌现锐意变革、创新的政治精英，输入公平、自由、高效的竞争精神，以此告别低效率的农耕文化；另一方面，一些县市的官员，知识结构老化、观念陈旧、封闭，不能适应大工业时代的要求，如此怎能让工业强市的旗帜飘扬起来？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州地区催生了一批政治精英，他们抓住开放带来的大好时机，最大限度地吸收跨国公司的人才、资金、技术，为电子、通信产业提供了生根的土壤，以30年走完了西方国家需要100年实现的工业化。

到苏州执政的官员，又继续沿着这个目标前进，中间没有因领导人更换，导致工业化停滞、断裂。这是苏州用20年时间，成为一个经济强市的重要原因。

这表明，如果政治精英的传承不能形成良性循环，如果接过权力棒的官员，不能像喷着巨大热能的蒸汽机，继续给工业化的车轮增加动力，反而因缺乏理想主义、安于现状，把行政资源当作是自己上升的阶梯，那么一个地区就会停滞不前。

这就是经过30年改革，东南沿海冒出了一批工业强市，而湖北一些县市却默默无闻，依然没有摘掉贫困、落后帽子的原因。

资本阶层构成了“工业强国”的火车头

如果说一个农耕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时，取决于政治精英能否开辟道路，那么资本阶层构成了“工业强国”的火车头。

然而，张华侨对湖北汉江平原作了大量调查后，却没有发现一批纵横驰骋、具有扩张力的资本阶层。

华中地区最大城市——武汉，云集了众多大学、科研院所，号称百万大军，为什么没有把地缘优势、人才优势、技术优势，变成竞争优势，反而失去了号召力？为什么精英文化不及北京、绅士文化不及上海、市民文化不及南京？

长期以来，武汉乃至湖北陶醉在“九省通衢”的光彩中，但这只是一个地理中心的概念，如果武汉不能从地理中心转向经济中心，不能在区域发挥主导作用，那么就会失去对人力、资本、技术的聚集力。

同时，武汉不像上海对长江三角的城市，发挥不可替代的影响，相反与上海的差距几乎是天壤之别。我们再看面对海洋敞开胸怀的浦东，像一架高速运转的发动机，不停地为上海输送人才、资本、技术等资源，为这个城市迎来了第二次工业浪潮。

但武汉的“浦东”在哪里？仍然依附于单一的国企业，而这架机器的齿轮已经生锈，只能在缓慢的运行中耗尽最后一点原料。当内部的基因不能更新，不清除灵魂深处的毒瘤时，武汉靠什么释放出爆发式的裂变？

问题是，他们犹豫不决、徘徊观望、被动等待，不知以什么为支点，以至曾经响彻中国的品牌，无声地淹没在滚滚东去的长江。最终被确定了产业优势的东南省市，远远地抛在后面。

他们原有的产业滑坡、最终轰然倒下，构成了一次汉江平原，向工业化挺进的巨大溃败。似乎预示着这条滋润了农耕文明的河流，难以孕育出一个决胜千里的资本英雄，而归根结底又是农耕文明的失败。

通过对比张华侨发现，背靠荒山面对海洋的福建晋江人，把“狠”向前冲的进攻精神，把永远追赶竞争对手，超越竞争对手的文化融入到企业中，从而放飞了一批享誉中国的品牌。

但湖北远离海洋文明，政治精英和资本阶层，没有形成紧密联合，他们的基因里，缺乏勇于挑战对手的狼性、血性，反而像绵羊一样软弱、分散、退缩、缺乏战斗力，受制于人甘当配角。

如果说600多年以前，成吉思汗率领强悍、勇猛的蒙古骑兵，跨过黄河只是为了实现当帝王的梦想，却不能改变一个游牧民族落后的命运，那么从蒙古草原升起的鄂尔多斯、伊利、蒙牛等集团，以自己的比较优势，成就了一个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并把征服的版图延伸到整个中国。

再看湖北，拥有汉江和长江中游两大平原，云集了一批从事农业研究的人才，还有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却没有将技术优势转为产业优势，没有冒出像鲁花、金龙鱼、汇源、雨润那样扬起品牌，称雄于中国的食品集团。

强烈的反差表明，资本阶层以产业集群，决定了中国的产业分工，决定了一个区域的竞争力，决定了一个政府的财政增长，以及居民财富积累的速度。

依赖农耕糊口的平民，不可能迎来工业文明

进一步调查后，张华侨提出了“汉江平原单向文明循环论”，即原始的农耕造就了庞大的平民阶层，他们不是伴随商业向外开拓，以获取新的生存资源，而是围绕湖泊捕鱼、开荒以养家糊口。

不具有自我更新、自我裂变的农耕文明，不能让他们的基因发生更新、不能催生一批具有变革意识的政治精英、对外扩张的资本家，更不可能像英国人那样，从发明蒸汽机到迎来工业文明。

相反，贫困导致一些家庭几代人变成了文盲，更不能形成一个重商、遵守契约、讲秩序的绅士文化，这是单向农耕文明造成他们人口素质低、难以改变恶劣生存环境，不能带来爆发式裂变的见证。

对比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希腊、西班牙、法国等，接受了大海的邀请，向更广阔的地域延伸，在不断应对挑战、不断创新、不断索取资源、不断优化人口素质，不断更新文明基因中，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

当湖北从乡土萌芽的集体企业，无力打破农耕文化的封闭结构，不能树立自己的品牌，反而走向溃败时，东部的乡镇却奇迹般地冒出了 “沙钢”等品牌。

当太湖平原以重商的绅士文化，成就了一批像蒋锡培、吴仁宝、沈文荣这样的资本英雄，催生了工业产值突破百亿元的经济强镇时，湖北的乡镇却没有吸收到工业营养，依然维系着大量的农业人口，这种保守、中庸、安稳的农耕文化，又阻碍了资本阶层开花结果。

这是低效率的农耕文明，不能适应海洋文明挑战而走向溃败的表现！

        一个伟大的民族，需要不断更新文明基因

《让汉江告诉中国》的另一个最大特色是：张华侨在探寻政治精英和资本阶层，推动工业化时发现，农耕文明的机能已经萎缩，无法为社会进步开辟道路，只能制造等级、墨守成规、无知。

于是，张华侨在这本书里大声疾呼：中华民族需要一场巨大的洪峰，冲刷农耕文化沉淀下来的官本位、等级主义，敞开胸怀，接受开放、平等的竞争精神，完成对文明基因的更新！

一个民族只有勇于面对真相、不断改正自己的缺点、失误，不断更新文明的基因，让老百姓分享经济增长的果实，以最低成本，更多机会，实现住房、教育、医疗、交通等权利，人们离公平、公正的路才会愈来愈近，才会哺育出一个伟大的民族！

因此，在辛亥革命迎来100周年之际，《让汉江告诉中国》，是一部告诉中国人，如何实现“富民强国”的著作！

《让汉江告诉中国》，张华侨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定价36元，2011年1月。

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全国人大代表。







作者简介：

张华侨，1973年11月18日，出生于湖北省孝感市三汊镇同幸村。对村庄、土地、树木、山川、河流保持一种天然的情感。

少年时期，以读《鲁滨逊飘流记》、《悲惨世界》、《梦的解析》、《圣经》等，打开求知的大门，欧洲人向海外扩张的冒险主义，以及“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深深地吸引了他。

幻想以文学创作为农民的命运呐喊，但空洞、苍白、虚幻的描绘，怎能改变乡亲们在黄土地上，日复一日为温饱挣扎的现状？没有“法治至上”的信仰，怎能保障公民的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

1994年，他怀着吸取知识的强烈渴望，踏进风景秀丽的武汉大学攻读法律，并对政治、经济、哲学、历史、社会、教育、新闻、地理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带着寻求法治和民主的梦想，先后在一些媒体任记者，有机会到中国各地采访，目睹了老百姓的权益受到损害，却无处伸张正义的悲凉！

2003年，出版《资本时代的征服》，闭关自守、腐败无能的清王朝，让中国人饱受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等带来的耻辱和痛苦，根本原因在于，政治精英和资本家没有形成利益共同体。经过100多年的求索，我们终于看到：私营财团扬起了资本扩张的旗帜。

2006年，出版《中国黄河调查》合著，怀着一种宗教般的狂热理想主义，沿黄河流域的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内蒙古、河南、山东，行程15000公里，揭开了一个真相：为什么黄河文明，不能比欧洲率先跨进工业文明，反而走向衰落？

2008年，出版《拯救乡土文明》，通过对徽州古老乡村的调查，揭示一个事实：虽然2000多年以来，掌握中国最高权力的是专制帝王，但实际上宗族的精英分子，以提供公共产品和道德资源，维持了乡土社会秩序，并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品质。

2010年，出版《让汉江告诉中国》，作者从汉江源头汉中，行程1500公里至武汉，提示了这样一个真相：以开荒寻求食物、引发人口膨胀、再以扩大耕种面积养活人的方式，造成湖北汉江平原没有出现一个进取、扩张、引领社会变革的资本阶层，没有从地理中心转向经济中心。

作者认为，政治精英和资本阶层能否优化配置资源，决定了中国能否由农耕大国转向工业强国，决定地区之间的差距能否缩小，决定老百姓能否最大化分享福利！

作者怀着以河流揭示中华民族兴衰的愿望，走过黄河、渭河、汾河、长江、新安江、汉江、太湖、大运河、湘江、赣江、闽江、钱塘江、楠溪江、珠江、岷江等。

通过调查，提出了文明衰落在于“文明能量供给不足”的观点，即一个民族是创造伟大的文明，还是停滞不前，取决于吸收、配置资源的能量，并有向外扩张的冲动，从而填补了“河流社会学”的空白！

他的作品贯穿了一个主题：唤起中国人的尊严、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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