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的选择让内地一流大学“二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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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网评论员：状元的选择让内地一流大学“二流化”
时间:2011年7月3日 作者：光明网评论员 来源:光明网




高考状元的名头落在哪个参加高考的高中生头上，实在是一个没有定数的事情。因为对学习成绩差不多的学生来说，影响一两分之差的因素太多了。然而，在中国大陆，“状元”与否，其结果绝对不是一两分的差距所能衡量。

简言之，“状元”是一个踏脚石，是一块起跳板，头顶“状元”的学生，可以为自己争得更好的选择机会。2011年各地高考的状元，有许多就充分地利用了这个选择的机会。北京高考的文理科4名状元，上海、湖南等地高考的文理科状元，全部选择了就读香港的大学；截至目前，仅在包括北京在内的6个省、区、市，就有11名高考状元选择了南下香港；仅香港大学一家，今年就收到了1万多份来自大陆内地高中生的申请，升幅比去年增加14.8%，香港大学计划在1万多名大陆内地申请者中，招收本科生300人左右，其中已初步决定录取的40名北京考生中，文、理科最低分数线分别为638分和654分……

香港的大学，近几年把越来越多的大陆内地高考尖子生收罗走了。不是香港的大学来“掐尖”，而是大陆内地的高考尖子生唯恐自己不尖，入不到人家香港的大学的法眼里去。如此一来，大陆内地的一流大学，无形中就被“二流化”了。北大、清华成了高考尖子生去不成香港的大学之后的退而求其次的备选。不仅如此，高考状元以及尖子生的选择还让大陆内地一些一流名校的“掐尖”之举显得特别可笑。

有道是“人往高处走”。但是，什么时候，香港这个弹丸之地上的大学就成了“高处”了呢？1842年，清廷准备在割让香港岛的条约上签字之时，紫禁城中上朝的文武官员竟少人听说过英人索要的香港岛的名字，更多人甚至连其所处何地都不甚了了。1898年，新界租约使得香港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地域边界。这一年，正是中国第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的设立之年。此后12年，1910年，香港第一所大学香港大学的前身——香港西医书院方才成立。

实际上，香港的大学，非简单的“高处”二字所能尽其优势。在相对开放环境中长大的新一代高中生，不过是把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实际感受运用到了他们的选择之中。当然，有着相同感受的人一定大有人在，而高考尖子生的选择不过是代表了大多数高中生的选择而已。但是，在现阶段，只有高考的尖子生才得到了可以遵循自己的感受而去选择的机会。人们可以看到，录取大陆内地考生的大门对香港的大学开放一点，中国大陆内地的一流大学就立刻显现出了其“一流”只是关起门来、在相对封闭环境中的“一流”的尴尬。

香港的大学，信息流通自由，学术自治，国际化标准管理，仅这几点，就不仅是其相较大陆内地大学的优势所在，也是吸引大陆内地考生前往的亮点所在。大陆内地的大学，改革开放之后，在大楼建设上突飞猛进，在大师培养上乏善可陈。许多大陆内地大学的教授既不教也不授，整天忙于赶场子、跑官当、拿基金、争项目，大学开设一些靠点名和考试来维持课堂出席人数的无用课程，名校的大学教授抄袭剽窃不了了之，教师频发什么“两套房”、“没4千万别来见”、“我的宝马车号有4个8”等等“雷言雷语”……这样的大学，也的确不配再吸纳优秀的人才坯子。

连续几年，大陆内地的一流大学并未因为香港的大学“掐尖”而焦虑。毕竟，中国大陆的考生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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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大师的大学，只能抢状元“正名”

  2010-07-21
深圳新闻网   


７月１９日，清华大学公布了今年的高招数据。与之前北大的数据对比，两校的数据有多处相左。北大称录取了超过六成的状元，清华则称九成的理科状元报考清华。相同的是，两校都暂未公布录取状元的具体数量。

北大的超六成状元，与清华的九成理科状元，便上演了一出“乌龙”。我们可以假定文科为十成，理科为十成，北大的六成应当占这二十成中的十二成，即文科的全部以及理科的二成，这与清华的九成就有了一成的误差。本来是教书育人的殿堂，却成了数据造假的源流，恐怕整个社会都会失望。更大的问题是，北大清华又何以如此迷恋状元招生呢？

在笔者看来，北大清华虽然是我国最好的大学，但谁是最好的大学却都没有足够的证据存在。那么，大学好坏的证据又在于什么呢？一个重要的参考标准就是清华前任校长梅贻琦所说的“大学乃大师也，非大楼也。”悲剧是，季羡林先生走后，“中国最后的大师离开了我们”，整个学术界都失落不已。

记得余杰在《火与冰》里对北大有这样的评价：现在的北大，比民国时代的北大，少了许多行为乖张、个性迥异的教授学者。其实，余杰的意思大家都明白，戴瓜皮帽留满清辫子的辜鸿铭与反中医反京剧甚至是反汉字的鲁迅同处一系，反儒家反传统倡导“文化革命”的胡适与构建“新儒学”提倡仁义礼智信的“新儒家”冯友兰先生都编写了各自的《中国哲学史》，已经成了那个时代北大特有的象征，而个性的缺少意味着大师的缺少，大师的缺少意味着思想的缺少。思想缺少了，大学还能拿什么来吸引眼球呢？

既然无大师，则只能通过生源来为自己“正名”。没有教授与思想，可不能失去最后撑门面的状元。这也正是两大名校争抢状元的根源所在。然而，抢状元倘若文明一些也好说，媒体所报道的“北大清华重奖招状元，每名状元奖励８万”的新闻，也让我们见识到了状元争夺战的混乱与无序。另外，在这个过程中，北大清华都只顾着抢状元了，却没有为状元们的成功搭起本该有的平台。“改革开放以来，无一状元是顶尖人才”的调查结果，已经给北大清华的状元培养敲响了警钟。

只能说，如果大学靠状元的多少来撑门面，将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悲哀，也会是我国大学走向衰落的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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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些状元崇拜多些人才崇尚

   2010-06-29
  深圳新闻网


高考分数出炉日，便是状元炒作时。尽管国家不主张炒作状元，但一些媒体会千方百计问出状元是谁，一些商家会想方设法挖掘状元的商业价值，一些中学会有意无意放出风去，一些家长会自以为豪配合炒作。如此多重因素作用下，不炒作状元的禁令反倒显得多么的不合时宜。

不能说上述四方的热衷都一点没道理。比如家长，家里出个全省第一，那高兴劲哪能憋得住；比如学校，本校出个本省状元，说明其教学拔尖，将直接影响其教育地位和来年招生。但从这种追捧状元的热情本身来说，无论是就即期效果而言，还是从长远发展来看，都没有多少实质性的社会价值和意义。

对状元信息有着某种强烈需求的家长来说，热衷的理由无非有二。一个是，从状元的考学之路中，汲取其好的经验和做法，以此教育自己的孩子，以便来年高中；另一个是，哪些学校培养了状元，学生考得非常好，来年就让自己的孩子上这个学校。此一良愿，诚可理解，却未必有益。状元之路不太值得效仿，适用他的经验方法未必适合其他学生，考第一名又有太多的偶然性，再考一次未必就是他第一了。学校教学好，学生人数也太有限，此唯一优质教学资源，对于绝大多数家长来说都只能是望其兴叹而已。

从状元的一生成长成才成就来看，此时的状元多只是不成熟的果实。没有机构去做过精确的追踪统计，今日的高考状元是否就是明日的国家栋梁。今天有太多有大发展、得大成就、作出大贡献的人，有几人是当年的状元？

在这种情形之下，对状元的炒作乃至崇拜，只是一种应试教育体制之下的孤芳自赏，一种误把状元当人才的错位狂欢，还会形成一种畸形的社会价值导向，使僵化的教育体制更加根深蒂固。因而，对状元炒作乃至崇拜的放纵放任，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今日之状元并非明日之高才，此中成因极其复杂，与今日之应试和僵化的教育体制也有莫大关系。实践表明，只有那些具备了一定程度创造创新能力的人，才会更有发展空间，才会取得更大成就。许多人有不少这样的感慨，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学，每一阶段都有分数成绩优异者，都是“状元”，却总难持久，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台。一旦换一个新环境，乃至最后走上社会见真功夫的时候，分数优秀者或早或迟都被打回原形。从我国目前教育情况来看，分数成绩高低，与创造创新能力强弱不能画等号，尽管少数高分者乃至状元也具有超强创造创新力。

那么，什么时候我们的教育才能以培养创造创新人才为真正导向？这才是我们面对状元炒作时更应该深思的问题。也只有到这个时候，我们对状元的炒作乃至崇拜，才是对人才的真正崇尚，也才具有其积极的价值取向。那么，何妨把这番炒作状元的热情，转移到对那些取得创造创新成就的人才崇尚上来？在当今社会上，二者的反差何其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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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万考生放弃高考的深层思考

2010-06-12
深圳新闻网   


曾经 “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高考，却已经连续几年出现大规模退考现象，据教育部统计，今年高考报名人数比去年减少65万名。而据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应届高中毕业生只比去年减少31万人。如此算来，今年至少约34万人“放弃参加高考”。（《每日经济新闻》6月10日报道）

6月9日的央视《新闻1+1》播出了一期题为《留学，不是流失！》的节目，也关注到了考生主动放弃国内高考背后的留学热和移民热。这似乎给公众传递出这样的信息——比去年减少的34万高考考生，除了适龄人口减少因素外，大部分考生都去了“国外”。事情果真是这样吗？

笔者以为，留学潮、移民热的确是当前造成高考大军“缩编”的原因之一,但并不是主要原因,毕竟出国的费用不是一般家庭能承受得了的。而“缩编”的主因只有身处社会底层的人们心里有数：中学生辍学、高中生半途而废或“战”前弃考、复读生减少才是高考人数大幅度降低的主因，而择业观念的更新则是重要推手。

首先，“多元化”的择业论冲击着“高考一元论”的成才观。随着“进入大学门就是公家人”的“包分配”制度的瓦解，我国高等教育已从精英化迈向大众化，“高考决定命运”的观念逐渐被淡化。在多数人的心目中，“大学”已成为孩子“学知识”、“长身体”、“拿文凭”的渠道而非实现就业的手段，人们更多地是从孩子的自身特点出发，选择合适的成才之路，而不在“唯高考是从”。特别是在广大农村，成绩好的学生家长“咬牙”供学，“没希望”的学生要么自行辍学，要么跟父辈当“二代农民工”。同时，即便是考上大学的家庭，也不再有当年“鸡窝里飞出金凤凰”的自豪与风光，而开始为孩子就学期间的高昂学费和毕业后的“就业难”发愁。

其次，“新读书无用论”的蔓延使“高考热”降温。尽管教育投入已经成为我国居民的不小负担，但每个家长都不希望下一代成为新“文盲”，加上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小学、初中是必读的。上高中、念大学这种高投入、低回报的“赔本”买卖，使得一些农村地区出现新的“读书无用论”。一些家长认为送孩子读到初中，能识字就可以外出打工了，甚至连读高中也成了被企业招工所逼的无奈之举。据报道，去年重庆市应届高中毕业生中，就有上万名学生没有报名高考。大学毕业生与初中同学在同一企业从事同一劳动的现实，颇让“高考”尴尬；而近年来大学毕业生甚至硕士生争相应聘清扫工、搓澡工、交通协管员的消息，虽被当作“破除择业旧观念”的新闻屡见报章，但也无意间为“读书无用论”作了注脚。

正视现实、分析诱因是为了理性解决深层次问题。正确解读高考考生连续两年大幅度下降的社会现象，有利于推进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和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更有助于深刻理解“以用为本”的人才理念。正如一位北京中学教师所言，“高考人数下降，不是坏事。既有利于录取率回升，又有利于社会成才观的理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