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76年知识分子自杀现象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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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考古专家陈梦家选择自杀：不能再被当猴耍

作者：      时间：2012-09-27   来源：光明网

	本文摘自：光明网，作者：佚名，原题为《诗人陈梦家：最后一弯新月》 当年院系调整时，陈梦家由于口无遮拦，被迫离开清华，去了社科院考古所；而考古所的官僚作风更让他难以忍受。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贴子，说陈梦家到了考古所后，反对政治挂帅，批评当时学术界的行政领导是“外行领导内行”，甚至反对学习马列。当时考古所所长尹达是30年代投奔延安的老革命，并无多少学术贡献，但因政治出身，名正言顺做了一把手。陈梦家为此很反感，他曾质问当时的副所长夏鼐：“你是否有职无权？”意在讥讽尹达。这些话，在政治气氛宽容的时候可能无所谓，但到了非常时刻，就有可能转化为定时炸弹，成为消灭一个人的“罪证”。在1957年批判陈梦家的文章里，就有一篇西北大学历史系学生的来信，说陈梦家在西大讲学期间，“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郭院长（郭沫若）”，攻击革命烈士闻一多“不洗澡，不换衣服，身上臭的要命”。陈是闻一多的学生，两人关系亲密，开个玩笑是有的，绝对谈不上“攻击”；对“郭院长”的学问，陈梦家自是“文人相轻”，以陈的性情，讥讽几句也是有的，但绝对称不上“恶毒”。后来随着事态的发展，对陈梦家的打击是否曾得到过“敬爱的郭院长”首肯，就很难去猜测了。事实上在1958年5月，陈梦家还捉笔对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一书进行过颂扬：“在我国科学大跃进的高潮中，郭院长这两部巨著的增订出版，对于研究周代或古代社会一定将会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在考古工作大跃进的今天，一定会有更丰富宝贵的周代铭文出现，我们热切盼望郭院长在增订序记中所说的‘补路’能早日出现，使考古工作的成果更加光辉，使我国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更快的向前跃进。”（载1958年5月《考古通讯》，署名余孚山）如此吹捧，似有为己脱罪之感。 据胡厚宣先生回忆，当时科学院的领导也曾动员他和张政烺先生出来批陈梦家，胡先生明确表示“不干这种缺德的事”，张先生也没有答应。他们不干，但有愿意干的…… 划成“右派分子”后，对陈梦家的惩罚是“降级使用”。他的妻子赵萝蕤受到过度刺激，导致精神分裂。他曾经一度“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种田、踩水车等等。1960年，由于夏鼐的关照，他得以借调到甘肃整理新出土的“武威汉简”，并在那里干出了一番成就，这也许是不幸中之大幸。 作为陈梦家的朋友，三十多年后，著名史学家杨宽先生还痛心地反问道：“为什么在政治上对他进行陷害的同时，还要贬低他的学术著作的价值呢？事实上，（《殷虚卜辞综述》）学术著作的价值是有目共睹的，历史将作出公正的评价的。” 被贬兰州后，陈梦家又投入到了汉简研究之中，并以其惊人的毅力和才华，完成了《武威汉简》和《汉简缀述》两书。徐苹芳先生在评价陈梦家此一阶段的学术成就时说：“陈梦家先生原治甲骨卜辞和金文铜器，1960年起研究汉简，从研究武威仪礼简开始，进而研究居延汉简，主要是结合考古学的发现探讨居延边塞组织和烽燧的分布，对烽燧制度、居延史地、汉简历谱等都作过研究，仅用三四年的时间便撰写了十四篇汉简论文。” 在兰州呆了两年后，六十年代初期，政治回暖，陈梦家又被召回考古所，《汉简缀述》也得以出版。正当他准备大展身手的时候，“文革”也爆发了。 1966年8月，老“运动健将”陈梦家被揭发有经济问题、作风问题和学术问题。“经济问题”主要是指陈的那18间房；所谓作风问题，据揭发者言，陈梦家作为解放前的新月派诗人，生活放荡，进入新社会拒不改造，与考古所某女有染。其实此女是陈梦家亲手教过的学生，后来由官方指定她协助陈梦家工作。而所谓的“学术问题”，更是欲加之罪了。 在那个“红八月”，陈梦家被揪出来接受批斗。烈日当头，被强迫长时间跪在考古研究所的院子里。有人往他身上吐唾沫，有人往他身上扔脏东西。他的家被抄，他苦心收藏的那些明清家具、古玩器具、丰富的藏书，被一扫而空；他们夫妇的房子住进了别人，“宁娘子的象牙床”也被红卫兵小将们占用，他和妻子被赶到一间本来是汽车库的小破屋里居住。此时，赵萝蕤的病情更加严重，曾两次发病，但是送不进医院。 此时……陈梦家注定在劫难逃了。与陈梦家一起被打倒在地的还有顾颉刚、侯外庐等一大批专家、学者。解放初，考虑到顾先生藏书太多，政府特意安排他住在一套200平方米左右的平房里。…… 8月24日傍晚，在被“斗争”了一整天后，陈梦家离开考古所，来到住在附近的一位朋友家中。一整天非人的折磨与侮辱让他几乎出离了愤怒，并产生了一种可怕的绝望感，他告诉朋友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这时，考古所的一些造反派又跟踪而来，在他的朋友家中，强行将他按跪在地上，对他进行又一轮的叱骂和毒打。随后，这些人把他又押回考古研究所。 那天晚上，陈梦家被关押在考古所里，不许回家。事实上他已无家可归，妻子疯了，房子被占了，家被抄了……那个晚上，想起这么多年走过的坎坷路，使他感慨万千。自美返国之后，他没过过几年安稳的日子，“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反右”……特别是在被打成右派后，他的右派帽子就一直没有摘下来过。他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没有朋友，更没有学生，曾经相濡以沫的妻子不仅精神出现了问题，而且两人之间也产生了裂痕，曾经的“神仙眷侣”几成陌路……没有人同情，也没有人理解，他的生活完全变了……（文革结束后，三联书店曾约赵萝蕤写一本关于陈梦家的书，10万字左右。赵拒绝了，“我实在没那么多的话可说。5万字都写不出。”最终只写了篇千字文。很难想象，这一对夫妻曾是燕园里的那对让人艳羡的情侣……）在那个夜晚，邻近考古所的东厂胡同有至少6个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拷打从下午延续到深夜，除了用棍棒打，用皮鞭抽，用沸水烫……“简直像杀猪一样。”附近的居民说。凄厉的惨叫声在胡同里久久回荡，邻居们不忍聆听，只好用枕头捂上耳朵。 那个晚上，陈梦家更是听得不寒而栗，他想到了死…… 1966年8月24日，也是北京红卫兵暴力活动最严重的阶段。他们满城抄家，到处打人，其野蛮和残忍，无知和疯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简直已经丧失了人性。也正是在那一天，另一位不堪其辱的老人、“人民艺术家”老舍，正徘徊在城北的一片湖边，他要以死来找回自己做人的尊严…… 在那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夜晚，陈梦家悄悄写下了遗书，吞下大量安眠药片自杀。由于安眠药剂量不足以致死，他没有死成。十天之后，陈梦家又一次自杀。这一次，他选择了自缢，一种更绝望的死法，他决计要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非人间的世界……他死时，已经没有“新月”，有的只是不断堆积的尸体，和焚尸炉日夜不息的青烟…… （关于陈梦家死因，也有说是被活活打死后，伪装成自杀。据说赵萝蕤曾将陈梦家被打死的真相告诉过考古文物界的一些老人。周永珍《我的老师陈梦家》（台湾《历史：理论与批评》第二期，2001年5月）也说她老师是被活活打死，是“含冤逝世”，不说是自杀。因资料所限，此处存疑。） 1966年9月5日，陈梦家离世刚两天，“中央文革小组”便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据这份“简报”公布的“战果”说，到8月底止，北京全市共打死上千人…… “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考古所为陈梦家举行了追悼会，……大家都是上当受骗者，都是受害者，那个巨大的罪犯已经为大家承担了一切，于是，大家拍拍屁股，一身轻松……在这年1月25日出版的《考古》杂志第1期第19页有一则报导：“黄文弼、陈梦家、颜誾先生追悼会在北京举行”，文中称，陈梦家先生“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迫害致死，终年五十五岁。”好极了，陈先生是被一种叫做“路线”的东西害死的，所有的一切都要由一个叫“路线”的东西来承担，与你无关，与我也无关，你没有打过他，我也没有骂过他，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大家渐渐都忘了，忘了好啊，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就好像他还没有死，悲剧也从不曾发生过……真是太忙了，谁还记得当年那个才子诗人、饱学之士陈梦家呢？ 陈梦家，才子而生当乱世，这是他的不幸；乱世而逼死了诗人，这是时代的不幸。陈先生写诗的生涯虽只有短短六七年的时间，大半辈子都在搞古文字和古文献，但他却写出了那个时代最漂亮的诗歌。“没有忧愁，/也没有欢欣；/我总是古旧，/总是清新。……也许有天/上帝教我静，/我飞上云边，/变一颗星。”（《铁马的歌》）这多么像他一生的谶语！ 诗人，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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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彬：特殊时期的自杀与遗言



作者：王彬彬      时间：2013-01-04   来源：学习时报
   
  　　中国本就是自杀率较高的国家，“文革”时期的自杀率，就更高了。自杀，原因虽然多样，但通常与政治无关。而“文革”时期，迫使人们自杀的，除了通常的原因外，还有政治性原因。政治性自杀，是“文革”时期的常见现象。邓拓、田家英、老舍、傅雷夫妇，都是不堪迫害而自尽的。我们知道的“文革”期间自杀的各界名人，就多不胜数，但这也只是那时期政治性自杀总数的冰山一角。由于政治迫害并不只针对名人，普通人同样遭受着残酷的迫害，因此也同样会含冤而自杀。在人命如草芥的年代，普通人的政治性自杀，不会引起关注，死得无声无息，亲人们恐怕连哭都不敢出声。这样的因政治性迫害自杀而死的普通人，“文革”期间有多少，其实也是应该认真统计的。

　　政治性自杀者，再加上通常原因的自杀者，“文革”期间的自杀率，应该远高于其他时期。而与此相反，“文革”时期的离婚率，却低得惊人，低得让不了解那时代的人目瞪口呆。

　　没有爱情，不是理由；感情破裂，不是理由；性格不合，不是理由；经济纠纷，不是理由……一切非政治性的理由，都不成其为离婚的理由。至于“性生活不和谐”这样的话语，那时的人们是听不懂的。如果有人以此为由要求离婚，会作为“阶级斗争的最新动向”而引起“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警惕。

　　自杀，就一定是因为“畏罪”，就更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就更会使亲人受连累了。一些被戴上“叛徒”、“反革命”帽子从而受到残酷迫害的人，本想一死了之。但一想到自杀后，头上“叛徒”、“反革命”的纸帽子、布帽子就变成了铁帽子，且亲属要受到更大的连累，也就不敢死了。若非如此，那年代的自杀率还要更高。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全面发动“文革”的“五五一六通知”，5月17日深夜（18日凌晨），邓拓即弃世。在留给北京市委的遗书的最后，邓拓写道：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的。

　　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我过去把邓拓这类人自杀前的这种政治表白，视作是愚昧和奴性的表现。现在觉得，这样的理解，可能有些简单、肤浅了。我们再来看叶以群给妻子和孩子的遗书：

　　素明暨孩子们：

　　我对党，对社会主义犯下的罪行，千言万语也说不清楚。党一向对我爱护、宽大，只是由于我的旧思想、旧习惯改不过来，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没有破除，所以错误一犯再犯。现在事已太迟，已经无法清偿，也不可能立功赎罪。近日身体、精神都在变坏，如再拖延下去，既对党不利，又会不断增加你们的精神负担。思想上几经反复，只好最后走自己处决的路。

　　以后，唯一要求你们的，就是坚决听党的话，坚决站在党的立场上，逐步认清我的罪恶，激起对我的仇恨，坚定不移地与我划清界限！你们受我的毒害都还不深。

　　你们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就一定可以在党的帮助下，大家团结起来，克服各种困难。孩子们稍大一点，都尽早争取到边疆、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家庭里去，尽早离开自己的小家庭，小家庭里教不好孩子。他们应该忘记我的一切，但不要忘记我的这辈人所犯的罪恶，并且从中吸取教训。

　　最后一句话就是要求你们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听共产党的话！为党立功！

　　今天读来令人悲哀的政治表白，除了愚昧和奴性的因素，恐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策略。激烈的政治表白，庶几可减轻一点死后的污名，而这首先对家人有利。自己的污名轻一分，家人受的连累就轻一分。邓拓遗书直接写给北京市委。叶以群身份、地位与邓拓不同，所以把遗书写给家人。但实际上，叶以群字字句句都是写给“组织”的。他在向组织表明：我已经让家人与我彻底划清界限了！我已经让家人永远仇恨我了！更何况，他们受我的毒害不深！求求你们放过他们吧！

　　（2012年第5期《随笔》王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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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伯康：1960年向毛泽东告状 四川饿死了1000万人

作者：廖伯康      时间：2013-08-02   来源：《21世纪中国最佳文史精品2000-2011》

	【核心提示】“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恩，早在1959年就到荥经调查饿死人的情况，并写成报告上报，结果被打成三反分子。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饿死的人，起码比我推算的还要多出250万！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1000万。” 　　1960年，全国性的“大跃进”已经进行了三年，人们面临的现实，是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1960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870亿斤，比“大跃进”前的1957年下降了26%，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四川的情况更加严重。从1959年至1961年，粮食年年大幅度减产，到1961年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60亿斤，比1958年的420亿斤下降了38%，甚至比1949年还少收30亿斤。可是，当时的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主要领导却继续执行极“左”路线，对上浮夸虚报，隐瞒四川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对下实行“一言堂”，压制党内民主，对敢讲真话的同志打击报复。他高唱着“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的高调，继续大量往省外调粮，仅1958年至1960年三年就外调157亿斤，几乎相当于前五年外调粮食的总数，其中严重减产的1960年就外调了68亿4千万斤，大致相当于当年产量的1/4还多。就在他骄傲地宣称四川外调粮食“居全国之冠”的同时，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农村却大量饿死人，城市也普遍饿饭，老百姓怨声载道。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信中指出：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大跃进”以来“一平二调”的错误；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少扣多分，尽力做到90%的社员增加收入；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与此同时，中央还调派了万名干部下乡进行整风整社运动。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的廖伯康也下乡参加运动，并担任重庆整风整社工作团办公室副主任，负责与当时重庆所属三个县的工作团进行联络。 　　一大群在城里指挥“大跃进”的干部们，来到离自己并不遥远的农村，所看到的情况触目惊心。树砍光了，房子拆来烧了，社员的很多东西都归公了，为办食堂甚至连社员的锅灶也搬走了，家里不准煮饭冒烟。长寿是当时重庆三个县中的重灾县，1960年饿死人数以万计，有些生产队“到处家徒四壁，犹如猪圈，强壮劳力丧失，剩下孤儿寡母，令人惨不忍睹”.廖伯康到长寿渡舟公社作调查，看到的是田地荒芜，十室九空。其中的两件事情，令已经八十高龄的他，至今心潮难平。一件事是干部们走进一户“人家”，屋里什么也没有：没有床，没有被褥，没有锅和灶台，连房子都没有了墙，用稀疏的包谷秆扎起的笆子挡不住冬天的寒风；屋里只有一个用来到食堂去吃饭的破碗，一个空空如也的柜子。一个没有了父母亲人的孤儿用呆滞的目光，看着眼前的这群从城里来的“大干部”.解放不过十来年，工作团的干部们不是刚刚走下枪林弹雨的战场，就是刚刚走出九死一生的白色恐怖，在残酷革命斗争中也算是“见多识广”.可是他们在这个孤儿的目光面前，却不能自已。统战部来的周怀瑾，跑到一边去失声痛哭。他是从北平大学的课堂走进革命队伍的，对于解放后人民当家做主的幸福生活，曾经抱着十分美好的憧憬。 　　另一件事，是廖伯康从工作团的同志口中知道的，说的是农村的一个老头儿，亲人都饿死了，只带着一个孙女儿活着。那年月的邻居爱管“闲事”，好久没看见那孙女出来玩，就去报了案。派出所的同志到老头屋里屋外前前后后都看了一遍，确实没有孙女的影子。临出门的时候，有人随手揭起了锅盖，才发现锅里骇然煮着一只小胳膊和一只小腿儿孙女其他的部位，都已经被她爷爷那些天“慢慢省着”吃掉了！这件事情令全县震惊，也让公安局的同志很为难，最后决定，逮捕老头，但没有判死刑。大好河山，勤劳的人民，在解放已经十多年的“大好形势”中，在“粮食亩产超万斤”的高调下，老百姓竟然饿得吃掉了自己唯一的亲人！ 　　作组在农村认真传达“十二条”指示精神，老百姓听了“大干部”们的话，都相信党中央的政策始终是正确的，问题出在公社大队的这些“歪嘴和尚”把“真经”给念歪了。那些刚刚还在对社员们指手画脚的社队干部们被揪上了台，社员们就像当年控诉恶霸地主一样，哭诉他们如何抄家抢粮、拆灶砸锅，还将那些饿得不得不去庄稼地里偷粮食的人捆绑吊打，致伤致残，甚至逼死人命一时间，社队的干部们被批斗、撤职、抄家、逮捕，搞得杀气腾腾。 　　可是一个问题在工作团的干部们心里展开了：为什么那些执行上级指示最坚决的社队，干部们就越是显得面目可憎可恶，生产就越糟糕？而那些执行上级指示时打了“折扣”的地方，反而还比较“先进”，死人比较少。究竟是基层干部执行政策时发生了偏差，还是上级的方针政策错了？工作团的许多干部都是早年怀着崇高的理想参加革命的，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他们不得不对高调满天的“大跃进”进行深入的思考。其实，这些思考早在“大跃进”之初就有人开始了，并且在庐山会议上提出来，虽然遭到高层的强硬压制，可依然在全党各个层面蔓延开来。 　　上报中央的《综合简报》被扣下来了 　　1962年1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名的“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知中明确指出：1958年以来，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并且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妨碍当前克服困难，必须召开一次较大规模的会议来统一思想认识。1月30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让人批评。毛泽东在会上也作了自我批评，承认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还有很大的盲目性，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七千人大会”后，重庆市召开全委会传达会议精神。在会上，许多人对当时的四川省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大家认为，四川这些年大量饿死人，与省委提出的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大量往外调粮有直接关系。近几年四川农村生产力究竟破坏到什么程度，群众生活困难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全省这几年非正常死亡究竟有多少人，这些情况省委是否如实向中央作了汇报，请省委给大家一个说法。有人说，近年来四川非正常死亡这么多人，省里却不敢正视现实，共产党员对人民生命冷漠到如此程度，实在令人痛心。从1958年的下半年开始，毛主席和中央就开始纠正“五风”，以后又陆续作了很多讲话。对这些指示，凡是合自己口味的，省委主要负责人就传达，不合口味的就强调四川情况特殊，拒不执行，有时甚至根本不传达。省委主要领导动不动就把一些普通问题提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原则上去，运动不断。1960年冬开始的农村“整风整社”本来是为了纠正前些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可他却大谈阶级斗争，大搞“揭盖子”，夺取政权，不但没有制止错误，反而在极“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61年又在全省搞了两次大逮捕、三次运动。干部在执行上级指示中犯了一点错误就斗臭、斗透、斗垮，还要查成分、查历史、查社会关系，翻老账，株连家属。1957年以前大家还敢讲话，党内上下级意见不一致时，可以争得面红耳赤。1957年以后就不同了，省委主要领导大搞“一言堂”，谁提了不同意见，就给人家扣上“党内反对派”、“反党分子”的帽子，下面的人都不敢讲真话。 　　这次全委扩大会议结束时，时任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的任白戈作了总结，他以自己的党性向与会者作了两条保证：第一，一定把大家提出的问题如实向中央反映；第二，对提意见的同志决不打击报复。 　　重庆全委会后，部分代表们又到成都参加四川省委召开的“扩大工作会议”，再次把意见全盘托出。廖伯康根据重庆会议上的小组发言记录，搞出了一个《综合简报》送给任白戈，请他向省委和中央汇报。一次偶然的机会，廖伯康发现自己整理的这份《综合简报》没有用上报中央的红色刊头，用的是只限发到省委常委（不上报也不下发）的绿色刊头。他心里一凉：重庆的《综合简报》被省里捂住了，没能上报到中央，省内也只有几个常委知道，任白戈的保证落了空。后来才知道：省委主要负责人看了这份《综合简报》，加上重庆小组的发言，吃惊不小，便批了个“此件只发常委”。 　　向毛主席告状 　　由于中央“七千人会议”前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1961年初到1962年的上半年，全国的形势逐渐有所好转，可是四川饿死人的事却还在继续。1961年，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安法孝带领“整风整社工作团”到重庆附近的江北县，副团长、团省委副书记王毓培告诉廖伯康：江北县还在饿死人。也在这个时期，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苗前明到涪陵召开川东片区组织工作座谈会，会后路过重庆时，提到涪陵地区各县加在一起死了350万人；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有的一个村死得一个人不剩，死人都没有人埋，只得派另外一个村的人去埋人，这些埋人的没有吃的又要挖坑，是重体力劳动，结果埋人的人也死了，只好再从其他村调人来埋这些埋人的人 　　1961年初，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给18个省、市团委书记写过一封信，强调要进行调查研究，如实反映情况，总结经验教训；还提出青年团要做党的助手，就应做党的耳目，要说实话，做政治上、政策上的助手。当年的五六月间，在重庆团市委机关中层以上干部学习会上，大家对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坦荡陈言。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萧泽宽和中共重庆市委候补委员、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李止舟有时也到团市委来，同大家一起议论。会上有人提问：四川问题如此严重，饿死了那么多人，中央知道不知道？ 　　廖伯康说：根据我的判断，中央不完全清楚。 　　市团委副书记于克书提出：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中央写封信，反映一下情况？ 　　廖伯康没直接回答，只是说安徽的问题开始很严重，盖子揭不开，后来有人给毛主席写了信，毛主席派人去一查，就把盖子揭开了。 　　一听这话，几个副书记都积极赞成给中央写信反映四川的情况，并公推于克书来写，因为他任过巴县整风整社工作团副团长，比较了解农村的情况。于克书在淮海战役期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后随部队南下到了重庆，廖伯康调市委办公厅之后，他担任主持工作的重庆团市委副书记。于克书最后下决心给毛泽东写信，是在四川省委工作会议之后。他听廖伯康说，在省委工作会上，重庆组提的意见全都被捂下来了，没能反映到中央去，便决定给毛主席写信。信的署名是“一个共产党员”，没有署真名。为防止查对笔迹、查出从哪里寄出的，这封信写好后又请团市委打字员（是个哑巴）打印，并托人带到武汉寄出。一次列席重庆市委常委会时，他悄悄对廖伯康说：“我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还将信的打印稿给了廖伯康。 　　廖伯康看完后顺手递给李止舟，说：“你看这封信写得怎样？” 　　李止舟看后说：“没得用，毛主席收不到。” 　　四川饿死了一千万 　　1962年6月，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身为团中央委员的廖伯康同团中央候补委员于克书一道赴京参会。此前，廖伯康收集了很多资料，想借此机会，向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反映四川的严峻情况。 　　廖伯康到了北京，原在重庆团市委工作的老同事、老朋友向洛新、陈家俊夫妇请他吃饭，曾德林、罗玉清夫妇作陪。向洛新时任团中央《中国青年报》的群运部长，后任团中央学校工作部副部长；曾德林时任团中央候补书记兼办公厅主任。 　　饭桌上很丰富，引起廖伯康无限的感慨：“在重庆要想吃到这些东西，太难了。” 　　曾德林说：“四川怎么搞的，不断有人写信来说吃不饱，浮肿病多，要求我们寄粮票回去。” 　　廖伯康长叹了一口气说：“实际情况比你们知道的要严重得多。你们只知道城里的困难，干部家庭的困难，而真正困难的地方，饿死人的情况，你们根本就不了解。×××对中央封锁情况，许多问题中央都不知道。” 　　廖伯康说的那些情况，引起曾德林深深的忧虑，随即向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作了汇报。 　　因为“七千人大会”后各地传达贯彻会议精神的情况尚未充分反映到中央，党中央便建议此次团中央全会在原定议程之前，先用三天时间让大家充分反映各地传达贯彻“七千人大会”的情况，以及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干部的情绪。在三天的小组会上，平时敢说真话的廖伯康基本上没有发言，他知道，在这样人多嘴杂的地方说话不合适。这个情况引起了耀邦同志的注意，他决定单独找廖伯康谈一谈。 　　胡耀邦过去找地方来的同志了解情况，一般都带有秘书、速记员和有关业务部门负责人，这次他只是拿了厚厚的一摞稿纸和一大把削好的铅笔，只身来到廖伯康住的前门饭店。在前门饭店偌大一个会议室里，只有他和廖伯康两人对谈。廖伯康努力控制住自己激动的情绪，平静地说，胡耀邦也平静地听，默默地记，只是不时停笔插话，说某个问题安徽有，某个问题甘肃有，某类事件河南发生过在那个特殊的环境里，人们都很敏感，廖伯康隐约觉得耀邦同志似乎有点为四川那位主要领导辩护，情绪陡然低落，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令廖伯康没想到的是，胡耀邦不仅将谈话笔录交给了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由胡克实整理了一份简报送到中央，还口头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了汇报。杨尚昆决定找廖伯康和于克书谈话。为了“掩人耳目”，团中央以调廖伯康参加起草团中央全会文件的名义向小组请了假，于克书则是由团中央办公厅通知小组，说要找他了解一些情况。1962午6月28日下午，廖伯康和于克书乘专车来到中南海中央书记处的一间小会议室。入座后，尚昆同志对廖说：“听说你反映情况有顾虑，有什么顾虑啊？你们省里李大章、廖志高我找他们谈过。重庆的廖苏华我也找她谈过，不过她不了解情况，谈不出什么来。我也找任白戈谈过，他有顾虑不敢讲实情。唉！不怕官，只怕管嘛，我要处在他那个位置，我也怕。最近我还找了一位四川来京开会的省委部长谈，他环顾左右而言他，同我打太极拳，你今天不是来跟我打太极拳的吧？” 　　廖伯康解释说：“我长期在城市工作，对全局的情况、尤其是农村的情况不完全了解，怕反映的情况不够全面。” 　　杨尚昆同志说：“又不是要你们来解决问题，只是要你们来反映情况，你们怕什么？国务院办公厅收到一位逃荒到陕西的四川人写的一封信，题目是《一字一泪诉川情》，这封信把四川的悲惨状况写得非常具体，国务院办公厅转给了中央办公厅。唉，我们看了也很震惊啊，还送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看了。”尚昆同志提到中央办公厅还收到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很好，简明扼要，只有两页半，明确提出四川的问题是没有认真执行中央政策，是政策出了偏差造成的严重后果。 　　廖伯康一听，知道于克书写的那封匿名信中央也收到了。 　　尚昆同志继续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400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那时的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800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1000万。” 　　“1000万？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 　　“全国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 　　廖伯康说：“我看文件和你看文件不一样，你看文件是备查，我看文件是要贯彻执行，所以我要研究文件。1962年5月，省委批转《省委行政机关编制小组关于全省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工作的意见（草案）》，规定各市、地、州要分别按照城乡人口的比例定编。这个文件本来很简单，但后面附有一个各个地区的人口数字及各地干部定编数。我一看，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实际上恐怕不止。” 　　“为什么？” 　　廖伯康说：“从1957年到1960年还有人口的自然增长数没有包括进来，这还只是到1960年的数字，从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1961年底，江北县还有人饿死；涪陵地区先后饿死了350万；1962年3月省委传达七千人大会的时候，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的人饿死了一半，前任县委书记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为全县饿死人太多被捕判刑。这份简报刚刚发出就被收回去了，别说中央，就连四川的同志也不完全知道。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恩，早在1959年就到荥经调查饿死人的情况，并写成报告上报，结果被打成三反分子。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饿死的人，起码比我推算的还要多出250万！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1000万。” 　　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说着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折叠账本式本子，打开看了一下，又说了一句，“就是你这个数字！” 　　尚昆同志说：“在和平建设时期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依你看，究竟在哪些政策、工作上出了问题？” 　　廖伯康顿了一会儿，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了一下，接着说：四川主要的问题，是没有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纠偏”的有关政策。比如说农村自留地问题，1959年6月中央下发《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指出大集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间内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排。而×××却把这个文件扣下来了，不准下发。困难时期老百姓把自留地称为“救命地”，“救命地”长拖不决，也是饿死人很多的重要原因。 　　廖伯康问道：1961年我们四川搞了个“新三反”，实质上就是“反瞒产私分”，不知道是中央布置的还是四川自己搞的？杨尚昆同志说，中央根本就没有布置过什么“新三反”。廖伯康说：事实上，从1959年起毛泽东意识到“浮夸风”问题，多次提出不得在农民中反瞒产私分，后来中央又就此问题专门发文，可谓三令五申，但一直到1961年上半年，四川还在各地大搞反瞒产私分，抄家抓人。×××还一贯主观臆断，搞瞎指挥。他在全省搞亩产万斤的“万斤亩”运动，这明明是假的，也不准人怀疑，哪个怀疑哪个挨整，而且蛮横地说我就不相信搞不出来，我搞不出来，我的儿子也要把它搞出来。他在全川硬性规定必须放干冬水田种小麦。结果水放不干，造成小麦播种时积水歉收。第二年春天田中无水，秧又插不下去，水稻也大幅度减产，两头失着。粮食减产了，他不是纠正自己的过失，还要做假面子，在铁路、公路、交通沿线搞所谓的“高产路”，把远离公路的人力物力畜力肥料都集中在“高产路”沿线做给人看，造成了新的“一平二调”。他还大搞“一个样”，规定拉绳插秧搞密植，无论山上山下、平坝丘陵，栽种收割都要一个样。这样瞎胡搞粮食能不减产吗？ 　　杨尚昆说：“是不是因为他是北方人，不了解南方的情况啊？” 　　于克书在旁边插话说：“他不是北方人，是南方江西人。” 　　廖伯康接着说：问题不在于是什么地方的人，而是走不走群众路线，有没有群众观点，听不听群众呼声的问题。四川饿死这么多人，×××的对策却是向中央封锁消息，不准谈饿死人的情况，谁要谈，就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和软弱性的表现。1958年四川人均占有粮食630多斤（包括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到了1961年，这个数字下降到373斤。三年之内下降了将近一半！情况已经如此严峻，×××还是继续欺上瞒下，硬绷面子，狠心克扣群众的口粮。四川城市居民每月口粮是21斤，干部只有19斤，有的地方甚至只有17斤。农村社员每天的口粮由公共食堂控制，一般是老秤（16两为1斤）的4至5两原粮（即谷子），打出米来只有老秤的2到3两，折合新秤只有1到2两米，城里居民每月供应2两肉和糕点，农民根本就没有。这么低的标准，有的地方还不落实，只有空指标没有粮食。1960年7月1日，省委突然一道命令宣布粮票作废，把老百姓苦苦积攒下的4800万斤粮食化为乌有，这种做法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此外，上调的粮食里面还有一部分是宝成铁路修成前边远地区运不出去的死角粮，是从万县等地调了一批民工用人力去背出来的，而那些地方的人民更加贫困。这样搞怎么可能不饿死人！ 　　听到这里，杨尚昆同志感慨地说：“你们今天所谈的情况，很多中央都不知道，只知道四川上调的粮食多。四川口粮定量低我们知道，我有个老同学在江津白沙教书，让我给他寄点粮票去，我哪有粮票啊，只好给他寄了100元钱去。” 　　谈话进行了三个半钟头，期间杨尚昆同志不断率直地表达自己的看法：“难怪中央向四川要传达贯彻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的总结报告，省委办公厅总说还没有整理好。”“问他们死了多少人，四川省民政厅报的是400万，公安部查的是800万，我这里还有个数字大约是1000万，不知四川搞的什么鬼！”最后他问：“你们今天谈了许多情况和问题，依你们的看法，总起来是些什么问题？” 　　廖伯康想了想说：“李止舟对此说过一句话：上不听中央，下不听群众。我看是合乎实际的。” 　　告别时，廖伯康对杨尚昆向志说：“今天我们反映的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建议中央派人去进一步深入了解。最好是派一批四川籍的司局级干部以返乡探亲访友名义进行暗访式调查。因为派部长一级的干部到下面要报告省公安厅，而司局级干部用不着，也不那么引人注目，可以自由找人谈话。还有，”廖伯康犹豫了一下，还是把话说了出来，“我们今天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事希望保密，万一传回四川，我们便活不出来了。” 　　杨尚昆同志笑了笑说：“你也是办公厅主任，有人向你反映问题，你会怎么处理？” 　　悲壮的“反党集团” 　　廖伯康和于克书向杨尚昆同志汇报后的第四天，即1962年的7月2日，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书记处开会，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杨尚昆等人参加。杨尚昆同志在会上汇报了四川的情况和问题，并反映了廖伯康和于克书要求中央派司局级干部到四川进行深入调查的建议。小平同志说：那就按照他们的意见，派人去。 　　当时杨尚昆分管组织工作，他让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在中央机关司局长一级的四川籍干部中提个名单。为此安子文专门在中南海西楼召开了几次部的党组书记会议，提出了一个16人的名单交给杨尚昆同志。后来又多了一个不是四川人的萧风。萧风原任《人民日报》社总编室主任兼报社机关党委书记，当时刚调到中央办公厅任财贸组组长。要求他参加的理由，是他参加过对安徽饿死人事件的“揭盖子”工作，有调查研究的经验，而且他当时的关系还在《人民日报》社，可以用记者身份找人谈话，比较方便。 　　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西楼会议”。这次会议是保密的，除参加者外，其他的部党组成员都不能告诉。派出的17名干部分头到了四川，大部分都先以探亲的名义回到自己的家乡，再去各处进行调查。17名干部回到北京后都交了调查报告。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对于这次调查很关注，所有的调查报告他都看过，并打算请刘少奇同志阅后转给毛泽东。 　　天有不测之风云。1962年8月，距离“七千人大会”还不到8个月，毛泽东在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就提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这个题目随后成了9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毛泽东发表了多次讲话，将当时党内外一些干部群众要求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反右倾”斗争扩大化错误看做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表现”，是“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还说近年来刮“平反风”是不对的；1959年的“反右倾”不能一风吹。在这样的形势下，上述所有调查报告一下子没有了音信。 　　可是四川省委主要领导却早就通过各种途径看到了于克书给毛主席写的信，还了解到有人向中央反映过四川的情况，一旦风向逆转，就开始了大范围的追查。所有与此事有关的人统统落入“天网”，大量的“反动言行”被揭发出来，最后都集中到了时任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萧泽宽，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候补委员、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李子舟和廖伯康身上，揪出了一个所谓的“萧李廖反党集团”。中央有关部门得知后，通过很多途径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打招呼，甚至说你要再查就查到中央头上了，可他毫不理睬，继续狠批猛斗。中央也没有办法，只好打算把几个人调离四川。萧泽宽被中组部调到了中侨办，当了个政治部主任。中联部部长李初梨准备把李子舟调到他那里去，已经担任高教部政治部主任的曾德林也准备把廖伯康调到自己手下，算是“惹不起躲得起”。可是当中联部来调李子舟的时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人说，李子舟是我们准备开除党籍的人，你们怎么还要他？弄得中联部只好作罢，而廖伯康的调动，更是无从说起了。 　　最后，廖伯康被“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建筑工地劳动；李子舟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一个机砖厂当厂长。重庆团市委的5个副书记被撤了4个。于克书和赵济被免除团市委副书记的职务调往基层；副书记王竹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贬到重庆市水上运输公司去当了个副经理。 　　直到20年后的1982年，划入此案的人才得到平反。1993年，廖伯康从四川省政协主席的岗位上离休。2000年10月，他开始撰写关于此事的回忆录，这篇题为《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旋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的文章被收入《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2005年11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此时，“萧李廖”集团中的其他两位已经去世，中央曾介入此事的胡耀邦、杨尚昆、贺龙、刘少奇、田家英等同志也相继离去。然而，这个事件在中国当代史上留下的印记，却是永远无法磨灭的。但愿人们能从中认真总结经验，让这样的悲剧不要在中国大地上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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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昭燏（1909年－1964年），考古学家、博物馆学家，学者，文学家。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万宜堂人。

　　清末己酉年（1909年）出生书香世家。民国3年（1914年）入读曾氏家塾读书，曾从族师曾筱屏学习《十三经》。民国10年就读于堂姐曾宝荪创办的长沙艺芳女子学校。民国18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国文系，民国22年毕业，获文学士学位。曾师从胡小石。民国24年前往英国伦敦大学学习考古学，两年后获硕士学位，之后前往德国博物馆实习，曾任伦敦大学助教。民国27年（1938年）回国，曾任中央博物馆专门设计委员、总干事。1950年2月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1954年9月任南京博物院院长。1964年在灵谷寺跳楼自杀。

　　吴小彦（1954年－1976年9月23日），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养女，1966年吴晗被打成黑帮，母亲袁震被送入劳改队，双腿瘫痪，吴小彦年仅12岁，独自承担照顾患病母亲和弟弟的责任。因为是黑帮的子女，饱受生活上的煎熬和精神上的摧残，于1973年罹患精神分裂症。

　　1975年秋被北京公安局拘留，在看守所遭受非人折磨，精神病加重。终因身心俱残，走投无路，文革结束前夕在精神病院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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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琴秋，学名张悟，著名红军女将领，长征期间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等重要职务；建国后担任纺织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中国军事大百科全书》把张琴秋定作为红军惟一的女将领；1968年因受残酷迫害，1968.4.22被诬蔑为叛徒后跳楼自杀！

　　杨必，1922年生，江苏无锡人，钱钟书夫人杨绛的妹妹。早年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院系调整后在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为副教授。世界文学名著《名利场》的中译者。1968 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迫害自杀。

　　舒绣文 女影星 1968 在监狱中自杀身亡

　　朱梅馥，傅雷妻子1966年，她与丈夫在家中从容赴死，享年五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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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圣婴：1937年生，江苏无锡人。著名女钢琴家，1958年参加日内瓦第十四届国际音乐比赛，获女子钢琴赛最高奖。同年获中央音乐学院荣誉毕业证书。1964年参加比利时国际钢琴赛再次获大奖。1967年1月31日与母亲、弟弟开煤气全家自杀。 　　李翠贞。上海郊区南汇县人。在文革中遭受极大污辱，红卫兵强迫她趴在地上爬过桌椅，用墨水涂黑脸。这位高贵的女士不堪屈辱，毅然选择了高雅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于是她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并且精心的化了妆，然后才拧开煤气… 　　陈琏：1919年生，浙江慈溪县人，系蒋介石高级幕僚有“文胆”之称的陈布雷之女。1939年入党，解放後曾任林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全国妇联执行委员。“文革”开始后。造反派诬蔑她是叛徒、特务，并扬言要开除她的党籍。1967年11月19日，48岁的陈琏从十一层楼上跳楼身死。 　　小白玉霜 ：原名李再雯，小名福子，祖籍山东，5岁随父亲从天津逃荒到北京，父母亲养不起她，就把她卖给了著名评剧演员、白派创始人白玉霜做养女。一九五零年全国第一次政协会议上受到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由于“四人帮”的迫害， 毒打后吞食安眠药自杀时才45岁(时间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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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自杀的女名人（组图）

上官云珠（1920年3月2日-1968年11月23日），江苏江阴长泾镇人，女，名均荦，字超群，小名亚弟，又名韦亚君。中国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中国影协会员，上海影协常务理事，上海市政协第一、二届委员和第三、四届常务委员。1968年跳楼自杀。 　　言慧珠。1919年生，北京人，蒙族。著名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言菊朋之女，梅兰芳之徒、俞振飞之妻。解放后曾任上海市戏曲学校副校长，擅演《玉堂春》、《游园惊梦》等。“文革”中惨遭批斗、殴打，肉体和精神受到巨大伤害。1966年9月11日晚，连写三封绝命书自杀身亡。 　　赵慧深。1911年生，四川宜宾人，著名表演艺术家，以在舞台剧《雷雨》中成功饰演繁漪闻名。“文革”中因电影剧本《不怕鬼的故事》家庭成份不好被打成“三反分子”，屡遭批斗；又因在《马路天使》中饰演妓女小云受到造反派肆意嘲弄和侮辱，于1967年12月4日含恨自杀。 　　严凤英。1931年生，安徽桐城人。著名表演艺术家。文革中被指为“文艺黑线人物”、“宣传封资修的美女蛇”，并被诬为国民党潜伏特务。1968年4月7日夜自杀身亡。死后，当时的军代表为看其裸体硬说其肚内藏有特务联络的发报机。在对严凤英的尸体脱光衣裤后还对其开膛破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