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的 收 藏 故 事

管季超0712

藏家•炒家•玩家

文/朱中原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艺术品开始跻身于世界十大暴利行业之列。而越来越多的人士，也热衷于到里面去分一杯羹。再加上最近几年，很多炒房团的民间游资，在强大的楼市调控政策面前望而却步，并开始将资金砸向政策管制稍显松散的艺术品。尤其是由温州富商、山西煤老板和潮汕商帮这几波势力组成的民间游资，在中国艺术品市场，俨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炒画集团军”（简称“炒画团”）。

这其中当然以温州帮势头最猛、实力最强。据统计，每年进入艺术品市场的温州民间游资就多达百亿元之巨。这不但无可厚非，而且对助推艺术品市场当功莫大焉。因为，艺术品的繁荣本身也需要资本的介入。

然而，资本往往是一柄双刃剑。艺术品毕竟不等同于一般的商品。它是一种凝聚了艺术价值、社会价值和历史人文价值的特殊商品。正因如此，它才需要真正的藏家的介入。

真正的藏家，他的收藏行为就是为了搜罗文化遗产，以弥补群体力量或者公共力量之不足。越是精妙的艺术，越具备天下公器的公共价值。

所以，真正的大藏家，其实是以一己之力，为天下保存文化的元气和脉搏，即达到“天下为公”的境界。若说收藏乃为天下文化之公器，当毫不为过。否则，你就无法理解张伯驹为什么会见了陆机《平复贴》和展子虔《游春图》，欣喜若狂——不是若狂，是真狂，不惜倾家荡产买回，甚至遭匪徒绑架，最终又分文不取地捐赠给国家，自己因此反倒落得晚景凄凉。

当然，在纷繁扰攘的今日，已然很难区分到底谁是藏家、谁是炒家、谁是玩家了。因为，很多炒家，也号称是藏家，其实干的是投机倒把的事；也有很多一开始纯粹是抱着玩一玩心态的玩家，玩着玩着，却发现越来越有趣，玩出感情来了，最后竟也成了真正的行家。

尤其是近几年掀起的民间藏宝热，让很多老百姓都加入了收藏大军的行列，不少人甚至抱着一夜暴富的天真想法，总是梦想着哪天捡个大漏，但却往往遭遇尴尬。原因很简单，这个行当的水太深，古玩店的老板，个个比猴都精，即使有漏，又哪能让你轻易捡了？

问题的关键其实不在于有没有漏可捡，而在于藏宝者的心态。其实，真正的收藏与捡漏的心态企求没有多大关系，当然捡到了是你的福气，但不是说没有了捡漏这收藏就干不成了。过重的捡漏心理不是真正的收藏，而是投机需求。

真正的收藏家，会为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小瓷碗而不惜血本，甚至倾家荡产。当年的张伯驹和张大千都是如此。收藏家的心态是不计回报、不计付出的。除此之外，要做收藏家，还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你得先有钱有闲，最起码，不能把钱太当钱了。对于普通人来说，不是不可以收藏，而是得端正心态，玩玩则可，别太当真，但若想以此发大财，那赔进去的钱，可能还不够交学费。

想靠艺术品赚钱，当然无可厚非，但是，炒家的盛行，对于艺术品行业是有害无益，它会扰乱市场，扰乱公众的视线，让当代艺术品价格虚火过旺，让很多艺术品的艺术价值与市场价格发生倒挂，而且还会让很多人无所适从，难辨高低真假。因为，很多文物艺术品的升值，不是依靠其艺术价值的升值，而是靠炒家在不断地倒卖中升值的。

一个真正的文化大国，需要真正的民间收藏，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民间藏宝热的到来，令人欣慰。毕竟，让收藏回归民间，总比把那些宝贝放在博物馆里闷着发酵要好得多。但问题的关键是，现在的藏宝热，与真正的收藏还很远，而是有点全民投机的味道。

收藏不能抱着太强的目的性和功利性，更不能急功近利，否则会越陷越深。从北京卫视《天下收藏》节目中王刚砸“宝”的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民间收藏90%以上的藏品都是赝品。中国每年生产赝品的数量比艺术家生产真品的数量远远要大得多，而且，赝品制造者的智商，远远高于鉴定专家的智商。

所以，理想的状态是做一个玩家。就是既不要太当回事，也不能太不当回事。一切都建立在兴趣和专业基础之上，再加上有钱有闲，那么离收藏的层次也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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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起梅延德先生这样说过：“文人一般都喜欢收藏一点心爱之物。这种收藏不仅是一种文化，也是人格和文格的补充和注解。文人的收藏蕴含着一种学识和激情，一种深刻的人生感悟。”
热爱生活、敬业爱岗的人，哪一个没有一点收藏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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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的精神与气质



                                                 刘学明

               

近年来，收藏的风气盛行，各种关于收藏的电视节目和书籍出了不少，专事收藏的人也多了起来。收藏成了一种时髦的事情，从书画、古董到日常杂物，皆有人衷爱、收藏，气势如同一场全民运动。



收的是物，藏的是记忆



收藏的物品包罗万象，千奇百怪，那收藏的本质与意义何在？

简而言之，收的是物，藏的是记忆。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与感受，无论人生辉煌灿烂，还是坎坷不平，但当我们抚摸儿时住过的房子、用过的器物，读过的书本时，大概都会有种说不出的激动。

收藏也无外乎于此。记得马未都曾说起他的一位收藏家朋友，去参加香港佳士得的拍卖会。虽然他的这位朋友并没有拍到自己喜爱的藏品，然而他却为自己现场举过一次牌而兴奋不已，因为他拥有了那幅作品一秒钟，这足以值得回味。

种种感动皆因为那些物与事唤起了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通俗来看，记忆包括日常记忆和历史记忆，日常记忆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人怎样知道自己活着，那是因为我们每一分每一秒都没有离开过记忆。人不单是要靠记忆活着，还需要有文化，有历史的生活，从而实现从自然人到文明人的过度。于是，一种用物见证历史，传承人类文明的活动就产生了——收藏。

前一段时间，文学家李陀在《70年代》中说：“我们似乎正在进入一个失去历史记忆的时代，一个没有历史记忆也可以活下去的时代。”这位文化学者所担心的事情正在我们周围发生，看看北京城的鼓楼、牌坊、胡同……这些浓缩了百年、千年记忆的文化符号正在城市扩建中拆除、消失。

一个人，一座城市都需要收藏历史记忆，更何况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这也许才是中国几千年收藏的精神本质。



收藏的格局



中国自古就有收藏的传统，但收藏作为一种文化肇始于宋代。此后，历朝历代收藏家的气质秉性、价值观念、审美情趣便构成了中国收藏文化的灵魂。

综观历史，早期的收藏家多为文人士大夫。一来文人有文化，有修养，对传统文化有着颇深的理解；二来，文人有时间，有闲情来把玩书画、鼎彝等文物；三就是他们有闲钱。于是，在“崇古、雅玩”的文人思想引导下形成了早期的收藏格局。

明清之时，商人收藏兴起。商贾介入到收藏领域，不仅仅是对文人收藏的一种补充，他们的好尚为收藏注入了新的趣味与思想。在历史上最为有名的是盐商文化发达的扬州收藏家，他们求新、求异的思想促成了“扬州八怪”风格的形成。

到了民国，收藏家的身份略微出现了变化。许多银行家和实业家涉足其间，他们的身份和古代商贾有相近之处，但在收藏的出发点上产生了不同。很多时候为了文物不至于流失海外而花重金购入，然后捐给国家；他们更愿意展览自己的藏品，以便更多的人来了解中国的文化遗产，而不是藏之高阁，秘不示人。



收藏的气质



收藏可以塑造一个人，同样人也可以主导收藏。自鸦片战争后，中国收藏变得有血有肉，尤其是在收藏家的引导下，具有了强烈的时代气质。

19世纪末以来，中国最大的变革就是外来文化的冲击。在收藏界的反应就是出现了“另类收藏”，尤以上海最为突出。在上海的知名收藏家中，如收藏钟表的王安坚，算具收藏家陈宝定，就连当时上海的文人也趣味怪异，如程十发收藏照相机、陈巨来收藏打火机、郑逸梅收藏名片、杜宣收藏烟斗……

这些“另类收藏品”是现代“西方文明”的产物，尽管藏品有点“俗”，但在上海的收藏家手中，玩成了“大俗”、“大雅”，这是海派收藏文化的特点，也是上海地区收藏家独有气质。

    其实，20世纪前半期，中国收藏最为突出的一个气质是爱国与启蒙。虽然这个时代并非太平盛世，却出现了许多有志之士致力于收藏，而不是为了牟利。如民国时期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就酷爱收藏，他曾花四万大洋买下《平复帖》，后来又花了240两黄金买来展子虔的《游春图》，这两幅作品最后都捐给国家。为了这两幅作品，张伯驹也是变卖豪宅，穷其所有，反映出来的是民国那一代收藏家热爱传统文化，赞助社会的心态。



当代新藏家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收藏家。毕竟，一个时代的文化、社会才是孕育收藏精神与气质的土壤。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出现了历史上的第四次收藏热，而且涌现出来了一批带有现代中国特色的收藏家，尤其是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收藏。

在刘益谦这位靠炒股发家的现代企业家身上，具有中国民间企业家鲜明个性。好勇斗狠，不遵循规则是中国民营企业家在激荡三十年里的典型形象。从刘益谦的收藏中可以嗅到商业资本的气息。匡时的老总董国强曾有过切身的感受：“他买东西时不是说这件东西我喜欢到一定程度，也许一件东西私下里1000万卖给他，他不买。在场上他举5000万，他喜欢这种横刀夺爱的感觉。”

同样是企业家，经营实业的女性张兰却有自己的收藏之道。她把艺术收藏引入生活，花千金打造艺术会所；她把现代的经营理念融入收藏，从而实现自己的女人梦。而北京的藏家李国昌则是历史上典型的“北京藏家”代表，文化的重担与社会的责任是他们收藏的内在动力。

管艺，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收藏者。他的收藏则带有强烈的波西米亚气质，他收藏飘在空中的理念，收藏外人眼中“荒唐”、“颓废”的作品，他成为了一个发现者，因为他有一个文化游牧主义的灵魂。

显然，这个时代有太多的收藏者，而且各具气质、秉性，尽管他们如今还难称“收藏家”，但他们的艺术收藏却融入了现代社会，终将成为一个时代的有力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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