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开学第一课：小学语文课本里的家国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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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开学第一课：小学语文课本里的家国细节
文章作者：邓康延



　　一个年代的课本，散发一个年代的味道。


　　小学课本是儿童入世后由家及国的第一条路径。当我长久摩挲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老课本时，总觉得隐隐有一条线把它们连着。我手头的初小第四册课本较多，有七本，皆是各年代的七八岁孩子在二年级下学期的启蒙读物。何不就选这一百年间每十年一本的第四册第一课作对比呢？生不同时、学不同课、年龄相仿的孩子，他们各自的生存和教科书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一个国家的成长，会有几多遗传和变异呢？


　　以此为线索又寻觅到另外七本第四册，从上世纪初至本世纪初，每十年间都有一册了。这样的样本仍属偶然，每一册所反映的只是当年那一点现状，若要更科学地比较，还需广博的资料和精细的数理分析。我之解读也只能是三分感性、三分理性、三分意会。但这十四本终究是相互成列，聚拢有缘，索引着近现代中国教育的端倪和转折。


　　家国的血脉纵贯下来，就得益于源头那几捧文字。




　　第一课 《太阳》1904


　　"太阳居于空中，其体最热，故能发光，以射于地上。"


　　这本《最新国文教科书》第四册出版于清末甲辰年，即1904年。


　　1905年，在各方压力之下，清廷废除科举。"四书五经"的私塾模式一夜老去，"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走到了尽头。历史学家陈旭麓称："晚清新政中最富积极意义而有极大社会影响的内容当推教育改革。"新学堂如春笋破土，这套最新教科书也似变天的春雷，应时炸响。


　　此套教科书是张元济、高梦旦、蒋维乔、庄俞在商务印书馆编印的最早一批教科书，影响深远。编者深知："我国仿西法设学堂迄今四十年而无明效大验者，弊在不知普及教育原理，无小学以立之基，无国文以植其本，贸贸然遽授于高尚学术、外国文字，虽亦适救时之用，而凌乱无章，事倍功半。"他们梳理以往课本的十八条不足，如"单字讲解索然无味，笔画太繁不易认识"等，逐条改善。在编写学童入门的第一册时，往往"为一课书，共同讨论，反复修改，费时恒至一二日。每课设生字四至五个，取笔画简单，使儿童脑力不伤；每课皆附插图，增加儿童兴趣"。这套书出版两三年后，有一位福建的小姑娘读到了。许多年后她回忆道："我启蒙的第一本书，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线装本《最新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她就是后来的作家冰心。


　　在编这套书时，清廷刚发布癸卯学制，规定学堂的立学宗旨仍是"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文学为基"。如此，商务印书馆若不按规定编写，有可能不被官方采用。反复商讨后，商务印书馆还是决定顶风印行。结果，书一出版，大受学校欢迎，四五天销完五千余册，未及数月，行销十余万册。因为各地纷纷采用此书的每周十学时的最新教程，使得清廷学部所定十二学时的读经教程形同虚设。


　　在当时，爱国与守法也是教科书较难处理又必须面对的现实。国家有两层寓意，腐败的清朝何足爱？苦难的祖国又如何爱？当国家在半殖民地的沉沦中，国民的爱国心又往往被朝廷所利用。编者们在共和潮流的暗自涌动中，内容上摒弃封建的纲常礼教，注重居家处世治事及农工商等实用知识，同时也不偏废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既树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和凛然事迹以敌外侮，也以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及西方选举等理念来培植现代公民意识。他们主张，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更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他们一面俯身编纂小学课本，一面引进并翻译西方名著如"帝国丛书"、"严译丛书"等，敬重土地的幼苗和长天的星辰。"书籍诚最善之无形感化物，最精之灭国无烟炮哉。"山呼万岁的帝王专制终究禁不住教育的滴水穿石。


　　至此，小学课本开始看世界、看科学、看民间社会。这第四册的第一课即是《太阳》，惯常的君子之道，已让位于知识的探寻。"有生之物，皆藉太阳之光与热，以生以长。故常居室内之人，面色多淡白。草木之生于阴地者，往往不能茂盛，皆因其少见太阳也。"


　　科学地看太阳，不把它神化为视万民如草芥的君王天子，也不魔化为后羿要射的靶子，就是明亮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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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找春天》2002


　　"春天来了！春天来了！"


　　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让中国奠定了众多的世界第一。制造业第一的后面，是留守乡村的孩子和随父母漂泊城镇的孩子数量皆为世界第一。孩子们像羊一样地四散和迷途，城乡之间能摆多少课桌，课桌之上又能有多少课本？曾有民国小镇的小学校长不同意一统校服，以免增加穷孩子家庭负担；也有如今大都市的日本小学校长坚持学生统一着装，以免阔少比拼名牌华服。手法迥异，用心相同。


　　几十年里，建筑工地一样的中国，从人到物，已有太多的翻新，征地、改建、拆迁，猝不及防，见怪不怪。每个人离家十年再回家就有迷路的可能。WTO后GDP升得快、车子和GPS地图换得快、SOHO建得快、CCTV广告涨得快、SB和SP帖子也顶得快。想想我这十四本第四册找得好苦，或因为百年间三大动荡都与老书过不去：战争毁，"破四旧"烧，搬家卖。


　　一切都大起来：大坝大水电弄出大移民；大学大合并让大学及其毕业生扩大几倍；报刊图书出版、电影电视广播能并就并。企业改革抓大放小，国有资产巨无霸，银行、石油、电信、航空逐步大入世界一百强、五十强；连灾害也变得几百年几千年不遇的大。而最大生长的是互联网和手机短信，新闻绯闻丑闻诽闻大爆炸，博客微博段子视频游戏拍砖人肉杯具洗具，层出不穷。小小课本已难洁身自好，又更需洁身自好。学校谋金，学术窃誉，教育被病。不怕下游筑坝多，但恐源头活水少。正如杨东平先生所言："当前我们亟待补上的，恐怕正是由'五四'知识分子启动而至今尚未完成的启蒙，使诸如教育民主、儿童中心、崇尚个性、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这样的现代教育ABC重新成为普遍的常识。"


　　每一辈人都有自身的命运。轮回一圈，新一辈又开始《找春天》。这一册2002年第一版，2008年第六次印刷，现在2010年还在用。


　　国文百年第四册个人解读就此打住。


　　长空雁过天有字，是谁伫立读出秋。






　　专访邓康延


　　重温母语的自然、质朴和张力


　　《新周刊》：重读"百年开学第一课"的意义何在？


　　邓康延：范用生前曾说过他要不断回到他的小学时代，因为那里有他全部的精神装备。当代中国知名知识分子傅国涌也十分肯定小学教育对人一生的作用："其实很多老先生在他们的回忆文章或交谈中告诉我，对他影响最大的其实不是大学教育，而是中学教育甚至是小学教育。"


　　《新周刊》：寻找这些老课本，难度大吗？


　　邓康延：教科书是当年发行量最大的书，但存世量并不大。百年间抗战内战烟火、"文革"大破"四旧"、近年拆迁搬家移民，哪一项不是旧书的宿敌？在两年多时间内，我共收集了300多本老课本，最早有106年前的"老古董"，最贵的两三百元，一般都在10元到20元之间。


　　最难找的是1904年和1970年的。在北京的那段日子，我几乎每个周六周日都去潘家园，国内的其他古董市场和旧书市场，我也几乎找遍了。我曾去台湾和香港与当地朋友走街串巷寻找，几乎一无所获，甚至出国的时候，也不放弃机会，去唐人街碰碰运气。后来我突然明白了，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大量的老课本应该还是积淀在大陆。这两本书最终在潘家园找到了。但1970年的第四册却因为第一课是《林副主席指示》，两页纸被约八岁的北京书主人扯掉了，未被扯掉的目录上标题也打了叉，这是那个时代的经典印痕和童心塑造。


　　《新周刊》：所有的"第一课"中，给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年的？


　　邓康延：1904年第一课《太阳》，说的是科学里的自然太阳；而到了70年后，课本封面的太阳已成了伟大领袖。还有1941年的陕西"马粪纸"三四册合订本，里边饱含着艰辛和悲愤，为扫描清晰，我花了一个中午的时间，把第一课"卢沟桥"用铅笔描了一遍，描绘时，许多今昔影像如在眼前，不能自已。


　　《新周刊》：重读这14本老课本，带给你的感触是怎样？


　　邓康延：老课本让很多人产生了共鸣，从中你能够读到母语的自然、质朴和张力。在我们东方有这样一个系统，唐朝的诗、宋朝的词、元代的曲，可以没有障碍地千百年无缝传递过来，这在其他国家并不常见。我小学一年级就开始读"最高指示"、"毛主席是红太阳"、"阶级斗争为纲"，而民国时期的读物，已经很接近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却又饱含着中华民族的深厚文化底蕴。所以，当我读到民国老课本的时候，真是恍如隔世。那是我们丢失很久的传统中国文化。


　　《新周刊》：纵观百年来小学课本，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邓康延：1904年，小学语文课本第四册的第一课是《太阳》，清朝垂垂老矣，象征着知识的阳光开始歌唱；1940年，国难当头，孩子们低头翻看的第一课却是《春风》；1970年老课本的封面是红太阳，却与1904年的"太阳"不是同一个了；1981年的第一课是《春天来了》，政治斗争和革命思想慢慢远去，又一个新时代来临了；2002年，"春"第三次出现在百年语文课本的第一课，轮回一圈，新一辈又开始《找春天》，这一课至今还在小学课堂中回响。


　　《新周刊》：通过小学语文课本摸索近现代中国教育的血脉，你得出怎样的结论？


　　邓康延：在百年教育史上，民国老课本就是一个巅峰。我甚至觉得，在中国几千年教育史上，它都是一个巅峰。民国年间，纵是兵荒马乱，却有人心淡定。上有信念，下有常识，小学课本集二者于一身。我始终认为，老课本里面有一种亲和、自然、多元的精气神，这就是民国的气息。而现在教育成了中国社会的"瘤子"，不管是良性还是恶性。为什么在网上、在读书界、在民众中对老课本新阅读有这么大的热情，不是说我写得多好，首先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些老课本产生了共鸣。我希望更多的教育决策者和教育家能看到这本书，从中有所感悟：我们如何认真地给我们的后代编写课本？ （采访/丁晓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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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课 《小蝌蚪找妈妈》1995


　　"池塘里有一群小蝌蚪，大脑袋，黑灰色的身子……"


　　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大潮席卷全国，邓小平"南巡"后"东方风来满眼春"，半掩的国门卸下了政治的顶门杠，被经济推开。消失已久的民间、社会办学传统，也在艰难地恢复。公司多了，流通快了，下海跳槽，南飞北漂，到处是寻梦的人流、流动的机遇、遇着就要逮住的财富。股票、房地产、手机、VCD、随身听、卡拉OK潮涌而来，人心急切，社会浮躁。


　　我这几年回西安，去了从小到大的几所母校，全变了。南关小学被一个巨大的农业银行一屁股坐掉了一半，小时候疯玩的操场估计已变作金库；初中时上的九中被重点学校六中兼并成了分校，西安的114查号台已查无此校；高中就读的十三中也不知搬到哪儿去了，原址先是变性成了培华女大，再职业高中，现正建智障学校；我的大学西安矿院也先是改名为西安科技学院，再扩张为西安科技大学，临潼分院弄得比本部大得多。这就是当今教育的缩影，也是社会的镜像。想想那些欧美百年学校真是老朽，再想想找不着原校门的我们这辈人岂不成了自学成才？


　　此一时代升学率高的中小学俱增大了敲门砖的含金量，教育被分数线押着踉跄奔跑。分数是筹码，金钱可以加重筹码。花钱择校择区而居就能上重点小学、重点中学，就可能上重点大学，找到高薪工作，结识如意伴侣，过上富裕生活。在分数的威逼利诱之下，小学生的书包越来越重。此外，子女留学已成为官家富户对未来的重要布局，拿下绿卡再杀回故国创业，已成"海龟"潮流。这一拨人中的才俊和百年前的詹天佑、胡适、周恩来们一样又不一样，一样的都是欲从科技、文化、政治层面西学东渐；不一样的是当下令世人眼花缭乱的发展让"海龟"也变得过剩，"土鳖"倒让"海龟"生羡。在资源掠采、生态剧变和是非模糊中，科学发展观确实比科学更重要、更高妙。小学课本看似心静如水地守在课堂里，其实它们的老师和家长都在闹哄哄的市井潮声里沉沉浮浮。


　　《小蝌蚪找妈妈》，曾经以水墨动画片感染了几代人，复现于新一代的第四册第一课里。"蛙声十里出山泉"，可小蝌蚪听不见，齐白石听不见，孩子们也大多听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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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翻开心爱的课本》1987


　　"每当我翻开心爱的课本，就像跨进知识的大门。"


　　上世纪80年代末，文化思潮风起云涌，小学课本也在标新立异。语文新增了"说话"试用本，以图画和儿歌为主要内容，培养学生看图叙述、发现细节的能力。第一课是《翻开心爱的课本》，关键词是知识、花园、蜜蜂、接班人，以及新词"四化建设"。全彩印的画面，多课为有韵的歌谣，能感觉到为贴近儿童的努力，但终究缺乏当年张元济、丰子恺等大家的气韵神髓。民国的编绘有一种率性的返璞归真，有着孩子与成人可相通的灵气与敦厚。


　　遥相呼应着半世纪前民国的图书杂志热，80年代中后期的出版业轰轰烈烈，急巴巴为国人出版各类思想、文化、科学、潮流读物。各种老书一再翻印，西方新书不断引进，本国学者的新著蜂拥上架。人才出、作品出。以前的和眼前的文化高峰，主要是一种制度文明的产物。早在20世纪40年代，提倡创造教育的陶行知针对社会专制提醒大家注意，"创造力最能发挥的条件是民主……只有民主才能解放最大多数人的创造力，而且能使最大多数人之创造力发挥到最高峰"。


　　小学教育，热爱是最好的老师。编课本的老师和授课解惑的老师，如何才能先有一份心热，再将热传递？好的教育自然清新，又含辛茹苦、殚精竭虑。


　　"说话"说了几年不说了，不知是效果不彰还是要为学生减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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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春天来了》1981


　　"冬天过去了，微风悄悄地送来了春天。"


　　上世纪80年代被许多人缅怀留恋。我的一个哥们儿，就让别人闪开，先让他歌唱80年代。那是多么宽厚又尖锐的年代。快速发展的经济正把各类票证送入古玩收藏市场，文化出版的开放包容让伤痕文学、星星画展、新诗大赛、西方进口影视百花齐放，也让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破茧蝶变。这一轮万物复苏的策源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会场，破了"两个凡是"的禁区，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81年广州一个七岁孩童小颖入学时，发现语文书第一册的彩色扉页和姐姐在1979年读过的第一册不一样了。姐姐的是华国锋主席的头像和毛主席的语录"你办事，我放心"，自己的画页是小同学和迎新老师在校门口相互问好。那时课本的前两页才有彩印，是时令标志。


　　1981年年底，我们这届大学生毕业，十多年来的头一拨，供不应求，人人都分配了单位，工资也比同龄人高出一截，证明知识确有力量和含金量，倒逼着家长们去为儿女争取重点小学、中学。正常教育长期受抑的国民迅速聚拢在考试主义和学历主义的麾下，基础教育也成了升学考试的婢女，考试成了核心，应试也就应运而生。"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老师的法宝。"唯分为大的势头，很快就超过了"文革"时狠批的"文革"前十七年的阵势。一百八十度扭转时代的人，被时代又扭转了一百八十度。


　　此册《春天来了》打头，三十六篇文章不再说些儿童弄不明白的政治斗争和革命思想。慢慢复苏的是人生的道理、生活的趣味、自然的写照。这些课文与1940年以《春风》打头的课本有相似之处，却是截然不同的时代和生态。


　　冰融了，泥软了，芽绿了，春天光着脚丫跑过天南地北，落户在这一册里，那是自然季节和社会心态的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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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伟大的友谊》1979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他们合作了四十年……"


　　那是个好年头，国家开始调头。报纸上广为宣传的词是"拨乱反正"。"四人帮"倒了，高考恢复了，科学大会开了，用运动整人、写大字报、打小报告不时兴了，到处都在平反、改正、恢复。粮肉油布烟酒肥皂自行车缝纫机虽还需凭票购买，却能察觉出，产品供应和阶级斗争都不那么紧了。


　　1977年，高考恢复。教育这根线一提，全民族都活泛了，人人都有了希望、机会、未来。《人民日报》后来披露，当时印高考试卷的纸张无着落，是邓小平果断下令，先征调原准备印领袖文集的纸张。翻了天覆了地的气魄啊。那一年我也有幸从下乡插队的广阔天地考入西安矿院地质系七七级，和我一同改变命运的有几十万人和几十万个家庭，连带着几亿人的向往。从此，大学、中学、小学都俯身向课本、知识、考题致敬。


　　这一册的特色是部队宣传部门专为部队子弟所编选，三十一篇课文中二十四篇仍饱含着时代政治的烙印。头三篇是：讲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的友谊》打头，朱德和周恩来的"革命友谊"相接，随之一首毛主席的长征诗，布局颇具时政平衡。最后一篇杂文《乔、桥及其它》写道："'四人帮'比清朝封建统治者和国民党反动派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疯狂地推行法西斯文化专政，恨不得用'钳口术'封住天下人的口，恨不得再来一次'焚书'浩劫，烧尽载有他们丑史的书刊。"全书有关军人、军事的七篇，有关科学、科学家的七篇。有特色的一篇课文是描写打越南的《激战二三〇高地》，从抗美援越到惩越的自卫反击战，孩子们会看到世界的多元转换和变化多端。


　　这一册无定价，或许是因军供学校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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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林副主席指示》1970


　　(作者搜集到的课本这两页缺失）


　　这一册的封面是红小兵、地球和太阳。这里的太阳是伟大领袖，和清末第四册第一课的太阳不是同一个太阳。


　　1970年，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流到了中段，历经了"炮打司令部"、批斗"地富反坏右"、百万学生"大串联"、同样誓死捍卫毛主席的两派往死里武斗，然后是"批林批孔"、"上山下乡"。那时中学生都入"红卫兵"，小学生都入"红小兵"，豪言壮语都入中小学课本，毛主席是红司令。从1966年"文革"始，政治批判和群众运动一度使教育中断，学生要"学农学工学军"，老师要下放"五七"干校。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学校老师甚至教育部长随时都可能被戴上纸糊的高帽子押到台上挨批斗。我所上的西安南关小学有两位老师自杀，我也心颤着挤进去看了那位在厕所上吊后被放下来的老师。那是我童年的第一堂死亡教育课，影响世界观至今。


　　教育学者杨东平称："在用政治教育取代道德教化、人格养成之时，它与国家功利主义的价值相结合，并且在应试教育的模式中逐渐抽取了教育的人文主义内涵和价值，使教育越来越成为一种知识之教、技艺之学，使学校名正言顺地成为培养标准化工具的教育工厂。"1970年应是"政治教育"的峰，一二十年后另一个"应试教育"的峰也顺势突起。这几十年间的中国教育就夹在这双峰驼背上跋涉，苦了数亿孩子。


　　这一册里的二十二课皆为"革命"。封二封三是毛主席语录，扉页是毛主席像。编者希望小学生既学习革命生字，又领会最高指示。


　　戏剧性的是，第一课《林副主席指示》两页被书主人、约八岁的北京孩子扯掉了。因为书印出一年后的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机外逃苏联坠毁蒙古，所以，未被扯掉的目录上标题也被打上了叉。不知林副主席的指示是歌颂毛主席的"四个伟大"，还是题写"大海航行靠舵手"？期待哪天找到一册全本解开谜团，毕竟那段时光逝去得还不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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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在延安中央医院》1961


　　"毛主席在延安的时候，有一天，到中央医院去看关向应同志。"


　　封面是胖乎乎粉嘟嘟的孩子们在拔河。其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末期，饿死的人不计其数（如今正式出版的史料已不再讳言，可见社会进步）。当然，没必要让孩子们承担那么多，只是不画这么剧烈消耗热量的封面会不会更贴近些现实？


　　那年我三岁，不识"饿"字。外婆后来告诉我，老与小在食堂各领一碗稀饭，我按住她的手，喝完自己的又喝她的。外婆是笑着说的，我却为自己的"人之初、性不善"想哭。衣食缺，礼仪缺；教育缺，品格缺。


　　这册第一课《在延安中央医院》，说的是毛主席去看患病的关向应，护士看到了领袖的和蔼可亲可敬。第二、第三、第四课也都是歌颂毛主席的，第五课是列宁。四十篇课文里有二十三篇讲革命故事和政治道理。


　　此册有一课讲美军占领下的台湾人民的悲惨生活，让我想起近年在一次两岸三地文化人的聚会上，一位大陆中年人对台湾中年人说：我们的小学课本里讲要把你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对方一愣，继而大笑：我们的课文也这样说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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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检查卫生》1950


　　"星期六下午，大家正在玩耍，突然卫生股长吹起哨子，要检查卫生了。"


　　解放了，很多书店一统为新华书店了，民办和私立教育渐被取消了，社会办学的传统中断了，教育由国家垄断和包办了。语文课本出版也渐归入一个出口，好管理、易宣传，说一不二、一大二公。


　　1949年12月，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中央明确的新教育方针是："以老解放区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借鉴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上世纪50年代执行苏式教育体制，不断强化教育的政治属性，知识分子渐成被改造的对象。


　　早在20世纪20年代，儿童教育家陈鹤琴实施幼儿教育从儿子做起，对婴儿进行了八百多天的连续观察，拍摄了八十六幅照片，看一个儿童的生长与发展。针对几千年来死读书、教死书的陋习，他提出享誉一时的"活教育"理论，认为教育的目的是教会人"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到了50年代，则因其受美国杜威理论影响而遭到批判。待到平反昭雪，几代人都老了。


　　陈鹤琴的命运是不是与他的名字有所暗合？焚琴煮鹤，斯文扫地。


　　这一册的第一课《检查卫生》很是斩钉截铁，针对性地批评几种人但不点名，收敲山震虎之效，手和脖子脏是个模糊概念，可达人人自危又自省之效果。比较起民国课文里讲卫生的谆谆劝导，这掌权的小小卫生股长，在纸上铿锵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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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课 《卢沟桥》1941


　　"问：卢沟桥在哪里？答：在北平的南境。"


　　抚摸这一册印自我生长地陕西的马粪纸课本，我又难过又自豪。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年月，三四册合订本，纸张毛糙，字迹模糊。为扫描清晰，我把第一课用铅笔描了一遍，好似把卢沟桥又走了一遍。这处当年国殇伤口，还让我想起就在2009年，我们为拍摄曾经"七七离别"又参与"九九南京受降"的远征军少校赵振英的故地，几度苦苦联系拍摄卢沟桥而不成。卢沟桥已被框进了博物馆，看桥收费，拍桥更要收费。文保部门一位操着京腔的负责人，不开票收了八千元，才让我们拍摄。旧时有"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之说，如今的吃者和痴者又有多少？九十二岁的黄埔老兵赵老惶惑不安地在桥外等了多半天，黄昏落日时，能拍了，恰如我们的心境。遥远的桥。


　　重观历史，黑白分明。深知己弱敌强的蒋介石在1935年11月曾发表声明："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当"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的八月八日，则电告全国将士："此次战端既启，非彼灭绝，即我覆亡，决无终止之理。凡我抗战将士，必须知有敌无我，有我无敌，更须知我不怕敌，敌即怕我。"如今两岸专家都已认同蒋介石当年最高战略的理智与正确：第一阶段，以空间换时间来增强战力；第二阶段，坚持敌后游击，积小胜为大胜。也就在此册印发的前几年，数万三秦子弟渡黄河、上中条山，死抵日寇三年，当时西安媒体感叹："西北整个得以安定，皆赖我第四集团军英勇将士在黄河北岸艰苦支撑所赐……"但闻黄河水长啸，不求马革裹尸还。1939年，一七七师陕西兵八百余人于弹尽粮绝后退至一百多米高的河崖边，他们跪拜过河对岸的父老和家园后，全部纵身跳下。一川英魂。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为从沦陷区逃亡出来的青少年办过三十几所临时中学，教育部长陈立夫说："我们不仅要抗战，还要建国啊，所以教育不能中断。"曾有山东中学的六七十位师生走到陕西的一处白杨林子，放下背着的小凳子就上课。一个时辰后，一个中年男人提着一个蓝底白花包裹回来，打开一包乞讨来的馍馍，同学们轻声地说："校长，您辛苦了！"


　　这册陕西课本未印定价，应是免费发放。在版权页印有好似对联的两行字："读过这本书的人，要照这本书所说的切实做去；读会这本书的人，要拿这本书转送他人、转教他人。"这本合册共有四十课，其中三十课与抗日有关，恰与上海沦陷区的上一册形成巨大反差。有的书，在后世是史，在当时是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