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长篇小说阅读印象 - 教师之友网

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以来，作家们就为如何表现这个正在发生巨变的时代而焦虑。上个世纪末，作家过分关注从西方舶来的叙事技艺、对故事的迷恋超过了对生活的深广把握，很少出现像路遥《平凡的世界》这样足以成为时代镜像的鸿篇巨制。进入新世纪，纯文学受到商业化更深的浸染，但具有文学使命感的作家们清醒地认识到惟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才能与这个非同凡响的时代相契合。从2014年中国长篇小说整体创作情况来看，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作家们普遍采用的创作方法。虽然作家们对现实主义文学概念的理解不尽相同，却不约而同地将书写当下生活、书写时代进程中的个人命运作为写作的共同内容。

自从《人民文学》2010年第2期推出“非虚构”栏目以来，《当代》《十月》《收获》《小说界》等大型文学期刊陆续跟进，刊登了不少生活实录类作品。及至今日，“非虚构”已成为影响文学创作的重要潮流。但走进生活就等于把握了生活的本质吗？作家“行动”实录离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写作有多远？

一、“行动”只是第一步

在《人民文学》启动名为“人民大地·行动者”非虚构写作计划会上，李敬泽呼吁：“文学的整体品质，不仅取决于作家们的艺术才能，也取决于一个时代作家的行动能力，取决于他们自身有没有一种主动精神甚至冒险精神，去积极地认识、体验和探索世界。”“行动”被当作当下写作的重要要素进行提倡。2014年《当代长篇小说选刊》共发表11部长篇，其中有7部非虚构类作品，作者大多“非作家、普通人”，他们或者“拿起笔来，写你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传记”；或者撰写“深入翔实、具有鲜明个人观点和情感的社会调查”。路遥文学奖第三次初评宣布2014年六七八三个月长篇小说初评空缺，虽然这三个月文学期刊发表长篇小说多达22部，但评委认为这些作品均未达到初评水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非虚构作品在艺术上普遍表现粗糙，失去了小说艺术独特的魅力。

2014年六七八三个月《当代长篇小说选刊》发表的四部长篇都是非虚构作品：焦冲《北漂十年》、雷立刚《万物枯荣》、吕铮《终极预审》、弋舟《我在这世上太孤独》。弋舟是70后作家中的翘楚，他的《怀雨人》、《等深》、《而黑夜已至》等中篇小说语言精准、犀利，富有诗性，但在“力图如实呈现空巢老人的生活困境”的长篇小说《我在这世上太孤独》中，作家俨然是一个普通的新闻工作者，把对农村、城市多位老人采写的故事直接写进了作品。这些故事确实呈现了生活的某些真相，但却并不具备如路遥所说的“让人心灵震颤的巨大内容”。

纳博科夫说：“文学是创造。小说是虚构。说某一篇小说是真人真事，这简直侮辱了艺术，也侮辱了真实。”作者对“真实”的拘泥使小说往往在对不同事件叙述时细节描写、心理描写陷于雷同，作品人物命运在发生重大转折时缺乏紧张、新鲜情节的支撑。对“行动”的过分强调，也反映了作家、评论家无力把握时代变化的脉搏，只能在商业化大潮裹挟下不断妥协、急于求成。

二、作家精神的力量

写作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将生活内化的过程，作家不仅要用心体验生活，而且要把个人的体验放入时代的、社会的大环境中进行思考。李建军在分析路遥的写作方法时说：“一个真正的小说家，必须包含了自己的人生体验内容的情节事象，注入丰富的社会、历史和道德内涵。”现实主义文学的力量就在于它是生活的教科书，“当从道德情感和伦理行为方面积极地影响读者的人生哲学”。但大多作家缺乏这种责任意识。作家们往往沉湎于自己熟悉的日常生活，津津乐道于各种适应社会的生存技能，一些技能甚至是卑微、奸猾、不道德的。

程小莹《女红》中机修工马跃、纱厂女工秦海草、北风、宝宝阿姨等是工厂里的“文艺界”，马跃拉大提琴、秦海草能唱会跳、北风可比专业芭蕾舞演员……他们算得上是工厂里的风云人物。工厂倒闭了，和这个焦躁的时代一样，离开工厂后人们的生活只剩下盘算钱。秦海草在日本就和马跃离了婚，嫁给一个有钱的日本人，她带着钱到上海开咖啡屋、买房子。宝宝阿姨开了一家发廊，带着几个洗头妹做起了皮肉生意……《女红》把生活浓厚的滋味都留在了往昔的工厂生活中，新生活中的人们除了在回忆时还会流下感伤的热泪，大多时候都被各种欲望包裹成了干瘪的空心人。人们随着时代的潮流茫然前行，似乎失去了什么，又似乎可以这样活下去。

官场小说、职场小说、黑幕小说等类型小说为了畅销，往往借写现实之名炮制“猛料”，故意设局、布陷阱、发惊悚之言，将欺诈术、攻心术、权谋术等厚黑学理论发挥得令人触目惊心；在揭露现实的幌子下，渗透的是惟利是图的价值观。

抗战、文革是近年来作家涉足颇多的题材，在对民族灾难史的叙述中，作家的良知、道义显得尤为重要。张翎《阵痛》中写到了日本兵的奸淫，被奸淫的妇女吟春竟然觉得日兵“身子竟是如此硕健，……他胸脯上的肉很硬很高，像一垅一垅新翻过的地”。她还拿这个男人和自己的丈夫相比，“和这样硬如铁褐如铜的身子相比，大先生的身子，……突然变得单薄如纸，白软如棉”。二战后日本人不承认侵华历史、不承认南京大屠杀、不向中国道歉，中国人感到愤怒；可如果中国人自己这样胡编历史，这样侮辱自己的同胞，日本人还有什么道歉的必要呢？

鲁迅把文艺看作“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文学对民族精神具有疗救、启蒙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说作家是战士、是先驱者，肩负着为提升民族精神境界而写作的职责。这一职责难道不也是当今作家们必须遵守的精神准则吗？

三、本土历史文化的土壤

从上世纪80年代西方文学思潮不断被介绍到中国开始，一些作家就满足于技术的模仿、借鉴，作品成为缺乏灵魂的炫技文本。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作家认识到如果要将生活的表层叙事中引向历史文化的纵深处，就不仅要把本土文化当作一种叙事的技巧，更要把它转化成自己考察现实的目光和态度。2014年一些优秀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注重将饱满的历史文化内容注入作品中，成为作品重要的内在精神线索。

宁肯《三个三重奏》中，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更自然地影响了人物的言行，形成了他们身上独特的人格魅力。大企业家杜远方是一个教父式的人物，也是演算《周易》的专家。哲学上他深谙宇宙间深刻的道理，但生活中却有一颗被钱权腐蚀的黑暗内心。审讯专家谭一爻对功名的渴望写得令人叫绝。谭为了达到此生不朽，居然在佛前行诈术，死前吞食了石子，焚化后留下舍利子，寺庙为他建了一座佛塔。

《三个三重奏》是一部探究生存与死亡的哲学意义的作品。它将现世的功利与来世的宿命安放在一起，对人性真相的揭露与对生存意义思考的深度都高过一般作品。

贾平凹《老生》包含了一个作家的文化大梦。在作家心目中，中华文脉从《山海经》开始一直传承到今天，从未断流过。作品结构明晰，《山海经》是经线，秦岭游击队到今天的历史是纬线，两者互相穿插，同步展开。《山海经》——祖先记载的是自然界的山川风貌、草木珍稀；“我”——老生写下的是近百年来人们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存状态。

《老生》在人间的故事之外还虚设一双超越世俗的眼睛。唱师看到了人间各种悲惨的死亡，只能唱着歌把那些屈死的冤魂送到往生道上。唱师的歌是作家以超越时代的眼光对世事进行评说，为小说增添了更多的历史苍凉感、无奈感。

路遥曾经预言：“只有在我们民族伟大历史文化的土壤上产生出真正具有我们特性的新文学成果，并让全世界感到耳目一新的时候，我们的现代表现形式的作品也许才会趋向成熟。”《老生》等作品开始有意识地融入中华文明的独特基因，这是中国文学为确立自己独立存在的地位而迈出的极为重要的一步。

四、文学的理想主义精神

罗曼·罗兰说：“缺乏理想的现实主义是毫无意义的。”从本质上说，现实主义写作是一项英雄的事业，作家用自己心灵的光辉照耀现实世界，引领人们穿越生活的黑森林、穿过罪恶，走进一个真诚、丰盈的精神世界。

2013年徐则臣长篇小说《耶路撒冷》获得多方好评。与70后作家多写无聊现实主义不同，徐则臣显然是一位有情怀的作家。《耶路撒冷》主人公初平阳怀抱理想离开家乡，去西方宗教的圣殿——耶路撒冷寻求精神的救赎，这种文化寻根方向远接80年代在中国大地上风行的西方文化热，与海子将目光转向荷马、荷尔德林有着相似的精神追求。

与徐则臣轻松而华丽地逃向西方宗教不同，阎真从中国民间文化、士大夫文化等多个角度立体式地思索知识分子身份问题，勇敢地挑战无孔不入的市场话语霸权，呼吁建立新人文理想。

早在2001年长篇小说《沧浪之水》中，阎真就看到历史转型期知识分子精神的崩溃，主人公池大为由怀抱理想者变成市场游戏中的大玩家。时隔十三年，《活着之上》将新人文理想问题的讨论放在了高校。历史系博士聂致远和大学刚毕业的池大为一样，行为处处以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为范式；但和池大为在现世功利面前彻底溃败不同，聂致远对曹雪芹已经不是简单的精神膜拜，而是化为一个人必须坚守的做人底线。

《耶路撒冷》、《活着之上》都真实地写出了人们在时代中的精神困境，并努力探寻一条可能的精神救赎之路。在生存的窘迫乃至绝望中，作家向世间投射出一抹更为崇高的精神之光，它们像鲁迅在夏瑜坟上添加的花环，让人们在思索的同时生出新的希望。

五、结语

巴尔扎克自诩是时代的“书记官”，托尔斯泰被当作是俄罗斯文学的镜子，他们都能站在历史的高度上，把自己对生活的真实看法告诉读者。托尔斯泰在《复活》中写道：“我们只有返回自己的内心，坚守自己的精神本性，才能够足够强大，不容易被其他人和环境所熏染、裹挟，接受错误的生命观而不能自拔。”一个优秀的现实主义写作者，在他深入了解生活的时候，他的思想已经站在了时代的前列，用明确而坚定的生活态度审视、批判现实，将自己对生活的理想、体验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在商业化写作严重污染文坛的今天，中国尤其需要这样英雄式的作家，他们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拨开生活的迷雾，为一个精神迷失的民族找回心灵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