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贾鹤鹏：为什么中国伪科学横行？ | ||
| 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的确是越来越大了。 这不，中国政府对伪气功大师王林的调查也开始进入国际媒体的视野。这并非绝无仅有。实际上，早几年的“养生大师”张悟本，以及让马云等人大肆推崇的李一道长，都被国际主流媒体报道过。只不过，报道的时机往往是这些大师涉嫌犯罪被捕，或是在主流媒体批判下颜面扫地之时。 层出不穷的“大师”不由得让我们思考，究竟是什么样的土壤能让他们如此活力无穷？何以当中国已经发展为举世瞩目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还有那么多盲从盲信者对“大师”顶礼膜拜？ 国民科学素质欠佳，不是主要原因 有人将这些伪科学大师在中国的出现，归咎为中国国民科学素质欠佳。的确，中国国民整体科学素质确实欠佳，但将此作为伪科学现象横流的唯一或主要原因却有失妥当。 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依据国际可比标准设计并组织的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素养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中国公民中具有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仍然只有3.27%。但对比一下历史上的其他国家，目前中国的公民科学素养与日本（1991年3%）、加拿大（1989年4%）和欧盟（1992年5%）等主要发达国家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时水平相当。而即便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我们在西方国家也没有看到这么多层出不穷的“伪科学大师”。 另一方面，中国不光“大师”多，伪科学流言也层出不穷，诸如香蕉致癌、微波炉辐射致病、转基因食品让人绝育等，不一而足。这些流言并不仅仅被老百姓拿来聊聊天或者在微博上耸人听闻一把，还登上正规媒体的版面，包括某些发行量极大、隶属于权威党报的媒体。 仅仅用科学素质低这一点很难解释这些精英媒体也被蒙蔽的现象。因为虽然记者可以犯一些科学常识方面的错误，但新闻信息、特别是主流媒体的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本来应该存在多重纠错机制。这么多层纠错机制同时失灵，让那些“香蕉致癌”、“绿豆治病”等错误信息招摇过市，这里面就不仅仅是国民科学素质的问题了。 实际上，科学素质缺失，只是中国社会在科技相关信息流通中所体现出来的劣币驱逐良币机制的一个环节。 信息良币是如何发布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在当代中国伪科学的流言四起、大师遍地呢？信息劣币又是如何驱逐良币的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先来看看重要的科学、健康信息在西方国家是如何传播的。 在信息发布的源头，主流科学界基本上遵循着“nopaper, no news”的原则，也就是说，值得引起公众关注的科学信息，如果不首先在主流科学期刊上以论文形式发表，是不会拿来与媒体交流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科学论文在主流期刊上的发表往往要经过同行评议。论文的发表往往代表着其研究内容被同行所认可。 而在论文发表后，有种种政策和机制鼓励西方科学家将成果与公众交流或者向媒体发布。例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SF）就规定，1%—5%的科研项目经费需要用于包括媒体报道在内的科学传播活动。在这些制度的支持下，西方科学家会将有价值的科研成果写成相对通俗易懂的新闻稿供媒体使用。而这样的新闻稿到了媒体那里，也并非万事大吉。媒体记者不仅仅要对科学新闻的语言表述进行再次编辑，还要请同领域的其他科学家对研究内容做出评价，确保准确性。 但媒体要求发稿时效性该怎么办？西方科学界与科学传播界在多年磨合后，建立了限时禁发制度来解决这一问题。限时禁发（Embargo）指的是学界会事先发布重要研究成果给注册记者以供学习和请同行评议，但媒体不能在论文发表前报道。这一制度解决了新闻时效性与科学知识生产周期之间的矛盾。 在媒体记者按照上述程序完成稿件后，往往还会有非常资深的科学编辑负责把关。如果碰到像“香蕉致癌”这种“重大”问题，媒体通常会请教经常联系的科学家，确保刊登出来的内容的正确性。 上述的科学信息传播机制并不仅限于主动信息发布。当一些并非来自主流科学界的科学性内容确实事关重大、吸引眼球，让媒体不得不报道时，媒体往往要寻求主流科学界的看法，同时在报道中也会明确强调，这些信息并未经过同行评议研究的检验。 2011年美国发生过的一起事件为此提供了鲜明的写照。当时，美国普渡大学一位知名的农业科学家Jon Huber给美国农业部长写信，指出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与一些植物菌病有关。美国经济作物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因此美联社等媒体在报道此事时，引述了多位科学家要求Huber拿出证据的呼吁，但是Huber始终无法提供证据。对此，肯塔基大学作物病原学家Paul Vincelli评论说：“不论Huber说得是对是错，我们都是在谈论极端的论断，最起码也得拿出像样的证据来支持这些论断才行。” 在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中，没有因为这个消息充满眼球效应而仅仅做单方报道，而是力求采访涉事者的多名同行，反应科学共同体在这方面的主流意见。 另外一个案例也值得一提。2011年11月，美国非常有影响力的消费者保护组织消费者联盟指出，多个品牌的苹果汁砷含量超过了饮用水的健康标准。对此，美国主流媒体普遍进行了报道，但首先没有媒体像中国国内媒体遇到此类事件后使用“苹果汁砷含量超标”这样的醒目标题，大部分都使用“某机构发现苹果汁砷含量如何”这样的表述方式，或在“砷含量”超标这样的标题上打上问号。主流媒体的报道都会引述大学中的第三方专家、果汁协会以及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观点，后者认为，“超过饮用水标准不等于果汁有问题，因为并没有果汁砷含量的标准”。 在这些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媒体、科学界以及行业协会，都按照证据支持、同行评议和声音多元化的原则，在向公众发布重要信息的同时，也避免这些信息引起不必要的社会恐慌。 劣币信息驱逐良币 相比之下，中国缺乏的并不仅仅是这些确保信息合理、准确但同时又能反应多元声音的信息流动机制。恰恰相反，我们的整套体系都在促使着恶劣信息驱逐有价值信息。在此过程中，国民科学素质虽然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并不是决定性的。 检讨西方信息传播机制，我们发现，政府、科学界、媒体、以行业协会为代表的产业界，每一个环节都构成了一个独立的信息生产者，按照基于证据、言责自负、同行评议和观点多元化的游戏规则传播信息。对于积极的信息，这一体制会形成层层背书，不断强化传播效力和信息的权威性；而对于劣质信息，虽然不能杜绝其产生——我们在电影《蜘蛛侠》中看到的邪恶科学家，现实中也有可能会存在——但在这一体制下，劣质信息或不确切的信息可能被层层过滤，其在社会上的流传也会被多重“设防”。 经过这等过滤，一些流言还能对政策的改进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上面说的“苹果汁砷含量超过了饮用水标准”，既督促了FDA会同有关科研机构商谈是否需要制定苹果汁砷含量标准，也能提醒公众消费苹果汁时多一个心眼儿，而且还没有造成举国“谈苹果汁色变”的局面。 再看看我们自己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首先，在信息发布的起点，作为信息生产、供给者的科学界，既缺乏面向公众和媒体沟通的动力与激励，也缺少足够的独立性。媒体抽样研究表明，中国科技类新闻信息的供给者，多年来一直是政府一支独大，科学界自主发布信息少之又少。 中国科学界不仅缺乏始发信息的动力，在应对重大科技、健康与环境事件时，绝大多数时候还都给人以附和政府的形象。中国的政府部门固然社会动员力量极为强大，但以来长期缺乏信息透明的传统和对信息封闭的约束，政府官员又并非全知全能，难以在第一时间意识到需要动员各界力量扼杀信息劣币，再来宣传官员们要把有限的时间、精力投入到确保政治方向的宣传运动上，哪有闲工夫去搭理不过是让升斗小民们多吃点绿豆的养生谬见？ 而在中国缺乏信息发布的透明机制，整个社会都充满了官民情绪严重对抗的情况下，科学家往往被形容成政府的附庸，其本来具有的基于科学证据的独立性，以及这种独立性所蕴含的社会中立性往往丧失殆尽。看看在争议问题上载有科学家声音的报道后面动辄数百篇愤怒的网友评论就可见一斑。不要以为这些网民评论多是一些愤青发泄，其所代表的整个社会心态难免不会影响到对记者对不同信源的采用。 而信息劣币——不论是气功大师们的“神迹”还是绿豆保健的“奇效”——则有充分的能量克服中国信息流动机制的种种缺陷。首先，在其发布源头，始作俑者们既有信息发布的动力，又有商业利益的支持，也不会遇到媒体界“无论文，无科研成果”的既定规则的阻击，因为中国媒体压根儿就没有形成这一套基本的规则体系。 这些信息的劣币既然得以发布，往往不需要担心科学家或者权威专家对此“挑三拣四”，因为他们即便知道这类劣质信息很有可能招摇撞骗、贻害民生，但既缺乏动力，也缺乏渠道来仗义执言。 毋庸置疑，缺乏科学素质的大众对此类养生奇迹的拥戴也让它们拥有了市场。但此处不必高估科学素质欠佳的作用，因为公众并不决定这些信息的生产和流动。 那么作为另一个环节的媒体表现如何呢？在基于（论文）证据、多方评议原则的缺失让媒体确保信息准确的能力严重受限的同时，中国官民对立的分化也同样影响了媒体的传播效果。党报媒体虽然在报道信息劣币时往往不会“乱来”，但其在市场上的声音已经非常弱小，它们受命驳斥不良信息时也往往会受困于公众的抵触情绪。 另一方面，很多市场化媒体在把握和消费官民对立情绪的同时，也在恣意挥霍着这种情绪，把一些体现政府管理失误的案例放大数倍，把源于制度惰性的透明度低解读为官员和专家串通一气故意隐瞒。如果说，在一些政治路线或者社会敏感事件上，媒体尚不能尽情消费官民对立的情绪，在事关科技、环境、健康等“边缘”领域，驳斥政府和专家们“真实的谎言”，则往往会带来一片叫好声。 构建良性循环的信息传播体制 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信息发布体制，其形成并非一日之功，要改造也并非一日可就。改造的核心，还在于形成畅通的正面信息发布机制，通过信息生产各环节的自律，形成劣质信息的审核机制。 首先，当政者需要在态度上认识到，科学传播是从事科研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是政府甚至是整个社会信息透明性的重要环节，而并非是处于宣传成绩的需要，也不是为了绥靖民意。在此基础上，应该设立各种奖惩制度来鼓励科技界人士积极投身传播工作者。 其次，尽管传播工作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着传播科技信息的科研机构仅为当政者的附庸。基于证据、基于科学界基本规则的独立性，是科学机构和科技类信息获得权威性和公正性的基本前提。 第三，媒体机构也应当通过培训以实践磨练，引进和确立已经在西方科学新闻领域确立起来的诸多信息生产规则。这些规则并非仅仅适用于来自科学界的科研成果，也同样可以应用在确保公共利益的调查报道上。同时，消费官民对立情绪决不能以牺牲专业性和新闻操守为代价。 第四，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包括微博民意、网络民意在内的公众对科学和科学争议事件的诉求，背后体现了民众真实的关切和对垄断性权力的抵制，具有相当程度的合法性。它们应该超越于官民对立的现实，为奠定理性的科学与公众的对话奠定基础。 在这些制度安排能得以逐渐确立的同时，既定的公民科学素质培育当然必不可少。但这一过程并非静态的公民学习的过程。公民科学素质恰恰应该伴随着科技类信息发布体制上良币驱逐劣币机制的逐渐建立，而得以逐步的提升。 | ||
| 陈祖甲：一位反伪科学的领军人 |
| 作者：陈祖甲 时间：2013-10-09 来源：新民晚报 |
| 一位反伪科学的领军人 ——哀悼于光远同志 陈祖甲 上午我接到电话，得知于光远同志今天（9月26日）早上驾鹤西去的噩耗。我热泪盈眶，不知如何表达我的哀思。国家失去了一位学识深厚、智慧充盈的反伪科学领军人。我又失去一位尊敬的前辈、一位亲近的师长。 我与光远同志在等级上距离比较大，他是高官，我曾经是一名小记者。但我们关系是亲密的、人格是平等的，故而我一直称他为光远同志，即便在当面也如此。在反伪科学问题上，我们站在一条战线上，为了国家的科学发展、弘扬科学精神、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让公众有更高的分辨能力，他领着我们不留情面地进行揭露和批评。 在读大学时，我只知道光远同志在经济学方面造诣很深，有建树，有名气，但我不知道他曾担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作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的最早翻译者、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理事长，亲自出马，带领一些同志反对伪科学。在这个时期，我才认识光远同志。那时伪科学泛滥，我听过光远同志的几次报告，并作了报道，我才知道他受“五四”的影响，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反对科学界混杂“灵学”，1949年时已经得知国外有“超感知觉”（ESP）和“心灵制动”（PK），也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我国出现的“人体特异功能”。我从报告中得知他对这些问题有较深的研究，批评有理有据。 从光远同志批评伪科学的实践中，可以看到他具有较深的科学精神。特异功能倡导者曾以“眼见为实”为理由，向他挑战，要他观看“特异功能人”的表演。他坚决不去。他明白科学试验是不靠看表演的，并明确地说：“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要对你们的一切表演做一番科学检验，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这种验证，但不愿以一个魔术观众的身份被你们利用。”（见《我是于光远》一书）当然，在几位香港友人的邀请下，他盛情难却，决定向当时那个红极一时的特异功能“大师”挑战，并作了充分的科学准备。那个“大师”听说他要到场，吓得不敢出场，同香港朋友失约。由此，光远同志被诬为有“佛眼通”。我也有同样的经历。因为我戳穿“特异功能人”的骗术，使他们失败，那些人诬称我有“特异功能”。那种倒打一耙的逻辑叫我特别反感。 光远同志作为高层领导，却生活简朴，待人平和，没有架子。他多年一直住在北京东城的一处平房里，光线并不好，陈设简单，饮食也简单。 有一次，他作报告，我准备作报道。但是，我的住处离报告会场比较远，而离光远同志的住地还近些。我请求搭他的专车去，他同意了。那天早上七点不到，我就赶到他家里，他刚起床。洗漱完后，我看他吃早餐，仅一杯牛奶、一个鸡蛋、两片面包而已。他匆匆忙忙吃完后，抹抹嘴，我们就出发了。到了会场，我看他没有带秘书，拄着拐杖，想去搀扶一下这位近八十岁的老人，可他却伸手把我推开。 光远同志学术造诣深厚，写作勤快，著作等身。我的书柜里收藏着他近二十本涉及经济学、自然哲学、文学方面的著作，大多是他送我的。 在他九十岁时，为了表示敬仰，我涂了几句算不上诗的话，专门用毛笔写了送给他：“光照万里明世情，远非于公目邃深。长传聪学作孺牛，寿山福海唯求真。” 2009年，我得知他搬到阳光比较充足的新居，便去探访。新居里的摆设并不奢华，但有人为他新塑的雕像却十分显眼。那时他因已经失去了话语的能力，听力也下降。我只得用小黑板写字，同他进行交流。他的话音由夫人老孟翻译。那一次我离开时，他让助手推着轮椅，送我到电梯门口。谁想这次竟是最后一次见面，虽然他住院时，我多次想去探望，都未如愿。 光远同志，您一路走好！ |
| 常识战胜愚昧 |
| ——面向新技术革命的对策研究 |
| 作者：柳红 时间：2009-08-31 来源：经济观察报 |
| 到了1983年，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是追随世界潮流，还是守旧困在愚昧山中？两种理念、两条道路：改革领导集体，借他山之石，抢了一个制高点；保守势力借反对精神污染，拖住改革之舟。 今日国人用电脑、手机是天经地义，岂不知25年前，曾有一场席卷全国的科普运动为后来铺路。即使那时人均收入只有400元，文盲有2亿，还是有人夜郎自大，以陈旧的意识形态对世界作荒诞解读，仿佛“文革”期间，我们吃穿尚不饱暖，却口口声声要解救世界上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三分之二人口。时任上海市科协副主席的刘吉曾引用阿根廷总统庇隆夫人访华后说的话：不敢相信，一个绝大多数有选举权的人都不知道人类已经登上月球的民族，能把人类引向光明的未来。 冷战尚未结束，信息革命已经展开。1981年，旅美作家韩素音和翻译家董乐山分别向《读书》编辑部的朋友介绍1980年出版的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的著作 《第三次浪潮》。不久，书摘在《读书》连载；约翰·奈斯比特的 《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也被介绍进来；新华社记者陆亨俊去美国采访写回一组关于信息革命的报告。所有这些也进入了中国领导人的视野。 1983年10月9日，当时的国务院领导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发表长篇讲话 《应当注意研究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和我们的对策》，谈及奈斯比特《大趋势》：从工业社会转向信息社会；从集中转向分散；从国家经济转向世界经济；谈及托夫勒所言：人类在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两次浪潮后，依靠全新技术、开发全新材料的第三次浪潮即将到来；谈及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不久前访问上海时说：“发展中国家可以跳过某些传统工业的发展阶段，直接采用新技术革命的成果。”国务院领导人说，这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挑战。我们不能亦步亦趋，一切照人家走过的路从头走起。在一些领域，有可能跳过某些传统工业发展阶段，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接着，国务院领导人布署成立了两个小组，国务院一个，上海市一个，研究世界新的技术革命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出对策。国务院小组，由国务院副秘书长、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马洪、国家计委副主任张寿、国家经委副主任朱基、国家科委副主任吴明瑜负责。 胡耀邦很赞赏这样的讲话。他说，有的人以内行自居，对世界上的新鲜事物根本不放在眼里，某些人甚至把当代人类创造出来的新成果当作异端邪说，看成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情况是不是这样呢？如果是，那么经济战线广大干部教育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应当向愚昧作斗争，还是主要向什么所谓“自由化”作斗争呢？ 不能不说，争锋也无时不在。10月11日，便是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不能搞精神污染的问题被提了出来。《红旗》杂志评论说：“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坚决地把清除精神污染的庄严任务担当起来”。又是一场大批判运动。在实际生活中，反精神污染被庸俗化和扩大化。因为燕妮的服装，《马克思传》被视作黄色书籍没收；留烫发和披肩发女士不准进单位；厂党委书记拿着剪刀站在门口，不许穿喇叭裤者进入，或者剪他的裤腿；《第三次浪潮》成为禁书…… 多么强烈的反差！世界和中国、常识和愚昧、进步和守旧等观念同时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上演。 11月5日，北京月坛北街红塔礼堂，马洪主持召开动员大会。2000个座位，坐了1600多人。朱基传达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大家的心被鼓动着。按照布署，“新的世界产业革命与我国对策讨论会”于11月24日开幕。除了领导小组，核心人物还有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童大林，社科院顾问宦乡，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马宾，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员会副主任聂力。马洪在开幕讲话中宣布：“这次讨论将涉及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理论观点，这不能算精神污染。”言者毫无幽默感，可是换了时空，今天我们听来，却那么滑稽，好像是幽默。而一阵好笑略过，又何尝不是酸楚感。 高层对新技术革命的关注，使《第三次浪潮》赶印不及，一度成为凭部级介绍信才能买两册的内部供应书。三联书店累计印数达86万册，其他译本数百万册。书中最后一句“我们的使命注定是创造未来”激动人心。网通总裁田溯宁曾说自己在1983年第一次读《第三次浪潮》时，激动得彻夜未眠。当年《读书》编辑王焱说：“其巨大影响不亚于一个世纪前的《天演论》。”跟着，奈斯比特的《大趋势》也印了千万。二十余年过后，奈斯比特再访中国，来到南开大学，见五十多位教授人手一册各种版本的《大趋势》，有人站起来背诵精彩段落，感动得热泪盈眶。 1984年1月12-25日，朱基邀请十八个部门的总工程师和经济、技术专家集中研究 “传统工业的技术革命”和 “大力发展机械-电子技术”专题。进入3月，中组部、劳动人事部、国家科委、中国科协、中直机关和国家机关党工委联合举办中央党政机关新技术革命知识讲座，培训数万人次。各种读物和研究资料纷纷出版。3月24-30日，第二次对策会在京丰宾馆召开，270人参加讨论修改国务院和上海两个研究小组提出的世界新技术革命对策汇报提纲。共有7个方面：加速发展微电子和计算机产业，光纤通信技术，计算机信息系统，生物技术，材料与材料科学，机械电子技术，传统工业迎接新技术革命和上海市战略对策纲要。大会上，吴明瑜语重心长地说：“人生难得有几次能参加这样的活动。如果我们大家为今后二十年现代化建设做出一点贡献，我们的决策建议被采纳，我们是死而无憾！” 3月30日上午，国务院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扩大会，各部委负责人在座，70余人听取对策小组汇报。汇报的七个问题中有：新兴技术、新兴产业同传统产业的关系；跳跃阶段和缩短差距；改革问题等等。对策小组提出“有限目标，突出重点”，而不是过去“全面赶超”的方针。4月，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了实施对策方案。 多种结合汇聚成一个波澜壮阔的图画：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家、经济工作者相结合；中央决策集团、地方各级政府和专业部委相结合；老、中、青三代人相结合。相形之下，反精神污染势单力薄。一边是大型交响曲，一边是小组唱。比人多势众更厉害的是人心，人心所向。京丰宾馆会务组的张晓彬和一帮年轻人被日新月异的科学燃烧着，大家敞开了幻想：2049年10月1日，用DNA、克隆人再现1949年天安[4.13 -2.13%]门场景…… 也有节外生枝的插曲。朱嘉明和黄江南在3月26日小组会上的发言被《世界经济》等报刊发表，并广泛转载。一位有心人，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吴健(1922-)将他们的论文收藏，寄给钱学森(1911-)。钱学森读罢回信说： “朱嘉明同志和黄江南同志……不加分析的把外国流行的一套破烂货全部或大部接过来，作为他们的概念！……概念当然重要，但脱离实际的概念是唯心的东西，一点用处也没有！……你何不写文章批评？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用历史唯物主义加以提炼才行……请您写文章，参加辩论。” 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秦柳方(1906-2007)也在8月24日给某领导写信： ……有两位青年同志：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朱嘉明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黄江南提出了《论当代世界性的科学技术革命与我国的全球战略》一文，……在估计世界趋势时说：“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还将加强”，“全球性核战争的可能性很小，世界资本主义陷于总危机的判断不准确，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协调性在加强”等。……这篇文章在两个报刊发表以后，已在青年学生中引起了一些影响，例如上海高等院校，“有的学生提出，新的技术革命是否会导致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不断协调、融合，出现一个新世界[11.59 -3.42%]……” 在信的末尾，他提醒这位领导下月三日，青年们将在浙江开莫干山会，而且他们是会议筹备者，“我建议：有关方面要重视对这次学术讨论会的领导”。亏得莫干山会没有什么闪失,原来还有这样一双盯着的眼睛。 “对策小组”的使命完成了，它被改为高技术发展咨询机构，对世界新技术革命动向和趋势进行经常性研究。 凡是经历过1983-1984年对策研究的人都会异口同声：振奋！当时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的鲁志强回忆说：“它宛若一场全国性大科普运动，几乎成了认识世界、了解中国、发展科技的思想大解放。”没有科普怎么反对愚昧？对于中央领导提出的 “机遇与挑战并存”，鲁志强说，“几十年了，还没有找到比这句更贴切传神的断语，以致今天用得太滥，不得不注意避开”，“作为一个政策研究课题，无论对决策和民众观念的影响，还是可操作性及实施结果，都是杰出而影响深远的，即使20多年后的今天评价也是‘少有出其右者’”。 在历史关头，朝野做出了选择：追随世界潮流。那真是摧枯拉朽的力量！常识战胜愚昧。当我沉浸在浩瀚的会议简报、研究资料中，翻阅一本本印数巨大的著作时，耳边回响着：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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