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语 教育健康发展,仰赖科学决策。科学决策就是按照规律办事。揭示规律要依靠扎实可靠的调查研究。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服务教育改革发展,这是本栏目的使命。 教育是社会事业。全社会都十分关注教育。我们热情欢迎社会各界人士赐稿,字数最好在8000字以内,附有统计分析图表。 ■王善迈 袁连生 田志磊 张雪 我国教育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有了巨大发展。政府宣布,义务教育已经基本全面普及。2010年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82%,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6%。从入学率指标看,我国教育已经达到世界中等水平。 但是,我国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地区之间教育机会、教育质量和教育公平水平差异很大,很不均衡。为了缩小地区之间教育发展的巨大差异,推进教育均衡发展,需要构建科学的教育发展指标,全面、客观地描述地区教育发展水平和差异,为制定和执行缩小地区差异的公共教育政策提供充分、准确的信息。本文试图构建适合我国情况的教育发展指数,并依据这个指数比较分析了2009年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教育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教育的相应发展 提升教育机会、教育质量和教育公平水平,取得社会公众满意的教育成果,是教育发展的主要目标。衡量教育发展总体水平的指标应该包含这4个方面的内容。但是,目前我国教育统计基础比较薄弱,缺乏教育质量统计评价数据,人口大规模流动导致各个地区的人口受教育程度相当程度上脱离了当地教育发展实际。限于现有的统计数据,我们构建了由教育机会指标、教育投入指标和教育公平指标构成的教育发展指数,其中的教育投入指标作为教育质量的替代指标。 教育发展指数=40%×教育机会指数+30%×教育投入指数+30%×教育公平指数 之所以将教育机会指标的权重确定为40%,是由于上述教育发展指数中没有教育成果的内容,且教育机会的高低对教育成果有直接影响,适当增加其权重是期望可以对缺失教育成果指标有所弥补。 根据上述指标,我们使用政府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计算了2009年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教育发展指数(如表1),用于反映各个省份教育发展的总体水平。 ![]() ![]() 表1 表2 从表1可以看到,2009年,教育发展水平最高的是上海、北京、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最低的是贵州、云南、西藏等经济欠发达地区,教育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经济发达的广东省,由于教育公平水平在全国倒数第一,教育投入水平也比较低,教育发展水平排在倒数第6名,远远低于其经济发展水平,说明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教育的相应发展。 一个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是由教育机会水平、教育投入水平和教育公平水平3个方面共同决定的。从各省份教育机会水平(见表2)、教育投入水平(见表3)和教育公平水平(见表4)之间的关系看,全国31个省份大致可以分为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两大类型。 ![]() ![]() 表3 表4 均衡发展类型的省份,构成教育发展指数的3个方面差异不大。属于均衡类型的省份共12个:上海、北京、浙江、黑龙江、陕西、四川、海南、广西、新疆、安徽、甘肃、贵州。其中,上海、北京、浙江属于高水平均衡;黑龙江、陕西、四川、海南、广西属于中等水平均衡;新疆、安徽、甘肃、贵州则属于低水平均衡。 非均衡发展类型的省份,构成教育发展指数的3个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属于非均衡发展类型的省份共有19个:天津、江苏、福建、辽宁、吉林、内蒙古、宁夏、重庆、河北、青海、山西、江西、山东、湖南、河南、湖北、广东、西藏、云南。非均衡发展类型又可分为教育机会相对薄弱型、教育投入相对薄弱型、教育公平相对薄弱型3类。属于教育机会相对薄弱型的省份有吉林、内蒙古、宁夏、青海、西藏、云南,属于教育投入相对薄弱型的省份有河北、山西、江西、河南,属于教育公平相对薄弱型的省份有广东、天津、江苏、福建、辽宁、重庆、山东、湖北。 |
一流高校中寒门子弟比例下降 教育不均拉大差距 |
发表时间: 2012年04月17日 来源:新华网 |
超级中学正垄断一流大学生源,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不断下降。朱慧卿 南京大学历史系讲师梁晨等人的研究结论,与普遍的社会观感形成了反差。2009年1月4日,温家宝总理也曾在科教领导小组的讲话中指出:“有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以下简称“《无声的革命》”)的主要结论如“高考制度本身有利于工农子弟”、“中国教育系统相较于国外为工农子女提供了更多受教育及社会流动的机会”等,在同类研究中也显得颇为另类,许多同类实证研究都得出了与之相反的结论。 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性究竟能否得到保障?寒门子弟是否真离一流高校越来越远了?记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追索。 农村生源离一流大学越来越远是不争的事实 《无声的革命》只研究了1952~2002年之间的数据,也就是说,文中结论是基于那个时间段。作者在后面部分也称:“进入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不平等有不断增长的趋势。” 教育学博士、福建省教育考试院副研究员罗立祝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的实证研究发现,城乡子女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具有明显的层次结构特征。在部属大学中, 农村子女获得的入学机会远低于城市子女;在一般本科高校中,农村子女获得的入学机会略低于城市子女;在高职高专院校中,农村子女获得的入学机会高于城市子女。 他以一所部属大学和一所一般本科高校近10年来招生数据作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城市子女在重点大学、一般本科、专科高校中获得的入学机会分别是农村子女的3.1倍、1.4倍、0.67倍。而且,越是声望地位高的大学,农村子女的入学机会越小,他分析1996~1999年北京大学招生数据发现,农村子女获得的入学机会是城市子女的1/7。 他通过分析厦门大学2004~2008年招生数据发现,农村子女获得的入学机会呈现逐年下降趋势。 事实上,另有诸多数据支持这一观点。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2010级王斯敏等几名本科生在清华2010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那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清华大学招生办的数据也显示,2011年清华录取的新生来自全国近1200所中学,其中县级中学300余所。县级以下中学学生近500人,只占清华当年新生的七分之一左右。 《人民日报》2009年的一篇报道曾指出,教育部直属高校中,农村生源所占比例仅为30%左右,而且有减少的趋势。但是,从全国范围看,农村生源占高校学生的比例则逐年上升,达到50%以上。这意味着高等教育日渐大众化,但精英高等教育中,农村子弟并不占优势。 有趣的是,同样是分析北大的招生数据,不同的研究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等人也统计了1978~2005年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他们发现,1978~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在两成到四成之间,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今,这一比例只在一成至一成五之间。 他们在研究中将教师、知识分子和军人归入“干部”一类,结果发现:“干部出身的新生比例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稳定在50%以上,1998年达到69. 4%的峰值。”这一比例远远高于梁晨等人的近四成。 与梁晨的“生源构成是相对稳定”结论不同的是,刘云杉认为招生就是个零和游戏,农村生源所占比例减少了,城市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就要受益。 刘云杉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梁晨等人从一个较长的时间段来考察,得出了比较乐观的结论,但她没那么乐观,且对标题中“革命”的提法有异议,“教育的革命没有像经济等领域的革命那么明显,相反,教育的改革是滞后的”。 北京大学李文胜教授在其专著中提供的数据显示,北大新生中农村生源所占比例从1985年的27.3%下降到1996年的19.6%,10年间下降了近8个百分点。 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农村生源所占比例下降可能有城市化的影响。近年来,中国城市化速度非常快,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2社会蓝皮书指出,我国将近三成的农业户籍人口已经居住在城镇,2011年,城市人口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乡村人口,而199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才有18.9%。 但李文胜教授认为,抛开城市化因素,基于中小学教育的城乡不均衡等原因,农村生源越来越少仍将是大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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