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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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MC^2| 走近黄永玉 |
| 宋庄 |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07-04-13 第07版 ) | ||
都是传闻，一笑而已。我见过黄先生，还是２００２年的８月，黄先生７８岁寿辰，又逢《黄永玉大画水浒》（作家出版社）出版。５年时间，他只是变得稍微瘦削，仍然戴一顶深蓝色的贝雷帽，叼一支咖啡色烟斗。 是的，斜戴的贝雷帽和烟斗，永远是黄永玉先生的标志。 万荷堂是一处错落有致的房子，在细雨中变得朦胧而有诗意。院墙上垂下干枯的藤蔓，四周则是悄然萌生绿意的树木。门口伫立着一座小亭子，听说是黄永玉特意花钱建造的，将亭子取名为“侃亭”，并亲自题字做匾，希望路人、村民能到此歇息、闲聊。不想“侃亭”字匾不久就被人偷走了，“侃亭”成为了“无字亭”。 黑色的铁大门紧闭着，从下面的门缝中，隐约可见两只大狗闲适地静卧。 终于有人走来，先牵了狗圈起来，又引我们走入院子。院落里那数十株梅树，据说都是清代乾隆和嘉庆年间栽的，每一株至少都有上百年的历史；几尊铜像雕塑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两个活泼可爱的胖嘟嘟的孩子，女孩儿双手托在男孩的背上，双脚飞起来，喜眉笑眼的样子——仅这一尊雕塑，似乎就能隐约想见黄先生风趣童真的性格。 沿着排成七列的石甬路前行，西侧十几米处就是先生的客厅。 迎面六根柱子，上面写着夸张的象形字，部分被下面摆放的花花草草遮住了，看不出个所以然，只认清上面写有来自缅甸字样。西侧墙上是黄永玉自己题的一幅字：一个活了８４岁的老人，身体还过得去，头脑又清楚，再不承认自己是个老奸巨滑的家伙，那就太谦虚了。 我们落座的桌椅，都是从非洲运来的。来自非洲并不稀奇，但是这样大的重达１万斤的木头怎样来到中国，又如何完全地没有遭到任何破坏，放到客厅里居然没有损坏门窗，这就令人惊讶。 低处又是一套喝茶的大茶几，全是敦实的木头，红色漆面黑色底，显得很和谐。 然而摆设又有些杂乱，有作为标本的鹿，有慈眉善目的观音，有若干的出土文物，地上还摆着几坛用竹篾做套的酒坛子。 这样的天气，室内显然有点阴冷。在四处弥漫着水仙等植物的香气氤氲中，大家窃窃交谈，感到一切都很新奇。等到黄永玉先生走进来，屋里便立刻充满了欢乐的气氛。 说说中国画 黄先生一入座，便兴致勃勃地畅谈起当代中国画。他说，中国画的说法有点特别，一般讲，画分中国画、外国画，或者叫西洋画，这是上世纪初的提法。“我没有觉得画还要分好多种，因为我什么也没学过，中国画、西洋画都没学过。我来谈中国画实际上不够格，也没有正式的老师。我不是正统的学画的，不是延安来的，也不是徐悲鸿的学生，我就用自己的方法画。” 他回忆自己在干校三年时间，每天排着队，拿着农具走１６里地去劳动，还得唱着歌，表示高兴。那时是不准画画的。“我就在心里画。我当时说我大概以后不会刻木刻了。有人说你不刻怎么生活。我说画画。他就冷笑。他不知道我其实每天就在心里画画。回来后用纸画。那时房子没有现在的桌子大，我画大画，先用棍子卷起一边，画一点，就放一点。” 他的画画实际跟苦难结合在一起，诚惶诚恐地度过了漫长的苦难的时代。现在，黄永玉看到现代人画得这么好，感到很开心。因为他几乎能在每本杂志里都发现很精彩的画。他说：“不是少数，是普遍开花，中国很多年轻人都画得好。我曾经给胡永凯的画册写过一个长序，他的创作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体系。人家说建立什么派、什么画风。这我不理解，我理解画家建立自己的体系，是从小就形成的，有了体系，就成为一种风格。不是今天没风格，明天找个风格可以来做做。胡永凯早年就做研究，是一个整体、立体的东西，逐步形成了风格。他的画很讲究，我欣赏。现在的很多画，认识的不认识的，叫我惊叹。” 他又谈及前卫画。因为他不止一个朋友，国画画得好，忽然要画前卫画，结果一塌糊涂。黄先生说：“我告诉他，前卫画是另外的一种东西，是很难画的。我不讲历史发展，讲本身结构，前卫画也需要基础，需要很好的修养来画，才画得好。比如素描，素描的修养好，前卫画才会更细腻，更好看，前卫画的构成就是元素的构成，光的色彩，粗细快慢，各种各样的东西，抓一个来表现，即使有整体形象，也要表现距离关系。” 对艺术首先要快乐 黄永玉最早的时候学习漫画，然后是木刻，靠木刻为生过了几十年。他谦虚地说：“唐玄奘去印度取经花了１９年，到２００３年，我木刻花了３个１９年。唐玄奘把经取回了，我到现在什么经也没取回。” 他认为，对艺术首先要快乐，要赤诚。有了画，他就忘记了其他，忘了困难，忘了生活中的忧伤。“文革”中，有个批斗黄永玉的人指着他说：“你这个人创作上从来不严肃，从来都是玩。”黄永玉说：“我当时低着头想：你这个老小子，平时你这么说我一定请你吃西餐。画画心里不快乐，画什么画呢？我心想你说的是艺术最重要的东西。” 有一次黄永玉画了一幅画，有两个记者很感兴趣，问他：你在创作时在想什么？ 黄永玉回答：就想着赶快把它画完。 记者觉得他的回答并不令人满意。可是黄永玉很坚持：工作时一边想一边画，还能画画吗？这是工作，要快乐要开心。他表示，文学上有伤痕文学，人们不能光靠受伤受苦过日子，画画要开拓创新，用快乐的胸怀，开心地画锐新世界。“我这个人是这样，痛苦的年月太长，我在痛苦的日子里，也很开心。” 有人说黄永玉画的不是中国画。朋友特别生气，比黄永玉自己还生气。黄永玉对他说：“你告诉他，他再说我是中国画我告他去！” ５０年代批判印象派，艾青曾说：“人应该画美好的东西，想方设法表现新鲜的东西……”黄永玉很认同：“我们只能在艺术里、绘画里，开心地画画。” 不停地后悔不停地画画 黄先生身后，正有一幅他未完成的画。我问他现在有多少时间用在画画上？他说：“现在我有两样事情。一是读书，没一天不读书；二是工作，没有长时间不画画。一时高兴就画画，画完就悔，赶紧画第二幅填补后悔；不停地后悔，不停地画画。”他的话引来一阵大笑。 又追问他在看什么书？他说：“我一辈子不停地看书，看书的毛病就是记不得。学问家看书，但是他们家里的书不多。我问钱钟书：你的书呢？他说书在图书馆。我看马克思《资本论》，从来不记得，但是陈寅恪读了都能记住。我们画画的人读书是读感觉，都读了，你说哪件事我知道，画画不是大学问家，显示书本的学问干什么？因为读了书，所以画画会用感觉鉴别。我们是在书本上滚过来的。” 那么，做学问的人和画画的人，这两种不同的读书方式，哪种更好？他“不客气”地说：“当然是我们的好！我是这一行的么！一天到晚像学问家那样读书，还能画画吗？” 黄先生说，他有个计划，准备开个书画展，他说，现代语言很丰富，用现代语言画一些画，比如“上当上当，当当不一样”。他说：“我不是搞书画革命，是丰富。” 似乎每一句话，经黄先生一说，都成了趣说。前几天经过北京火车站去同仁医院看病，别人问：怎么这么久？黄先生回答：“让全中国不守交通规则的精英挡住了。” 作为一位热爱自然的画家，他也同样关注环境变化。“越落后的越先进，越是没有开放的地区，绿色越多，环境越好。２００４年，我的家乡有个化工厂，把废料倒进寒洞，洞里废物流到河流，污染了河流，都已经中毒了，政府也没办法。我们几个人商量着：怎么办？打他一顿吧！我们几个人准备好棍子，去他办公室砸他一顿——真打了！结果没过几天，这事儿就解决了。所以有些事要用一点技巧。”他说，爱护自然要像讲卫生一样自觉。 “自然，贴着地过日子，开开心心的，别认为自己有多么了不起。”这是黄先生崇尚的生活。宋代王观有《红芍药》词：“人生百岁，七十稀少。更除十年孩童小，又十年昏老。都来五十载，一半被睡魔分了。那二十五载之中，宁无些个烦恼。”这也是黄永玉老头在时间里的喟叹。故事一串串，像挂在树梢尖上的冬天凋零的干果，已经痛苦得提不起来了。而他与他所怀念的那些比他还老的老头老太，都配得上叶芝写的那首《随时间而来的真理》：虽然枝条很多／根却只有一条；穿过我青春的所有说谎的日子／我在阳光下抖掉我的枝叶和花朵；现在我可以枯萎而进入真理！ | |||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07-04-13 第07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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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永玉：愈老愈纯真(图) | ||||||||
南方人物周刊 | ||||||||
  自称湘西老刁民 图/曾忆城  荷花无言  1950年代的黄永玉夫妇  小孩子黄永玉，老头儿齐白石 图/李可染 现在的黄永玉，在意大利、北京、香港和湘西的故乡凤凰游走，意大利世界著名画家达·芬奇故居隔壁，就是他的别墅。北京占地数十亩的“万荷堂”里，有他的狗和满堂的荷叶荷花，这个愈老愈纯真的老人，感受着童年般的快乐。他在艺术领域，过着纸醉笔醉的奢侈生活 本刊记者 江华
“黄永玉八十”画展在广东美术馆开展的前一天，广州大酒店18楼，一个豪华套间。 刚刚午睡过后的黄永玉，像一个黑社会大佬，被人们簇拥着。老人脸上泛起的红晕让人想起他笔下的荷花。黄老随意地坐着，笑眯眯地用他几千烟斗中的一个抽着烟，身边放着自己打造的“黄家”专用的茶杯。他的每句话，都让屋子里的人哄堂大笑。 这简直不是接受专访，简直是一个可爱老头在哄大家乐。 记者请他起身照相，他斜着眼犹豫片刻，那片刻让人看到这个80岁老人不愿被人摆布的倨傲。终于决定要照相了。高楼顶上，手衔烟斗，一手插腰，一副气壮山河的样子。 诗歌、散文、杂文、小说，文学顽童。水墨、雕塑、木刻、版画，丹青怪杰。凤凰、北京、香港、意大利，处处为家。人们几乎很难界定到底哪种身份更适合他。 “搞艺术创作不容易，年轻人靠的是本事，像我这样的老人，就只有靠牌子了。”黄永玉笑呵呵地说，搞不清是自嘲还是自夸——不论如何，他都有资格这样。 少小离开凤凰、中学时各科成绩总和100分，到远离科班教条，自成画派一宗；被过去的时代狂扁，被当下的时代狂捧，老头却将这一切轻松化解，称自己为刁民。与岁月互为表里的黄永玉将自己的一生作为，总结为或轻松或尖刻的幽默历程。被他轻轻一抖，便满地生花。 言谈中，他放不下的，是变得越来越认不出来的故乡凤凰。手持烟斗的老人在追问下，竟对此刻的凤凰“古城”，顾左右而言他。 留级大王和天价艺术家 1924年出生于湖南常德，半岁后随父母回凤凰老家。入凤凰县岩脑坡县立模范小学，入福建厦门集美中学。在这里，变成了一个著名的留级大王。一个人，竟然有几百个同班同学。 1938 年参加金华野夫、金逢孙二先生主持的中国东南木刻协会。1939年 木刻《下场》发表在福建永安宋秉恒先生主持的《大众木刻》月刊上，得到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稿费。1947年后，参加中华全国木刻协会，从事木刻运动与创作活动，刻反饥饿、反内战的木刻传单及其他木刻。先后任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理事、常务理事。参加上海美术作家协会。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举办第一次个人画展。 1977-1991年，步出“文革”炼狱的黄永玉，等到了他的黄金时期：他创作设计的金猴邮票成为目前炙手可热的珍藏；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举办个人画展；获意大利总统颁发的最高司令勋章……1999年，在香港大学博物馆举办《流光五十年》个人画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 2003年7月，荣获第二届美术金彩奖。 黄永玉，现在他的一纸书法的草稿，也许就会让人的眼睛发出绿光。1986年他的画作拍卖价格在5万元以下，3年后达到13万元；1990年他的一幅《春图》卖到16.5万元；1992年他的《好鹤图》拍到19万元；2001年他的一件作品在嘉德拍卖会上拍到了77万元。 苦难只是一碗汤中多加点盐 2004年秋天，黄永玉回忆一生时，最刻骨而且乐道的，却是毁了他以及他表叔沈从文等人大好时光的“反右”和“文化大革命”。 “文革”时期，几千个著名的文化人被关在京城郊外一个叫“社会主义学院”的地方，那些被黄永玉称为“爷爷、叔叔、伯伯”的人们中间，有夏衍、田汉、周扬等等。 音乐家马思聪在那里与黄永玉相邻而居，每天会有人给马思聪送《参考消息》，于是黄永玉沾了他的光，每天早晨从他那里要过来看，晚上马思聪又从黄永玉这里把《参考消息》拿走，就这样来来往往，日子悄无声息。 突然有一天，黄永玉被告知：不要学马思聪。黄永玉暗自犯嘀咕：学马思聪？学得了吗？人家可是大音乐家！后来有传言说马思聪全家逃到巴黎去了。黄永玉怎么也想不明白，这怎么可能？ “嘿——他还真去了！”黄永玉仍然吃惊地对记者说。 “那个时候我心里在拼命琢磨他究竟是怎么跑的。有什么办法跑呢？而且全家都跑了，这是多么奇妙啊！要我一个人跑我肯定不会跑，全家少半个人跑我都不干。但要是全家人能一起跑掉，那可真是精彩啦！哈哈！他们让我不要学他，嘿嘿，我心里可真想学啊！可就是学不了啊！” “牛鬼蛇神”的岁月，屈辱与迫害，在黄永玉眼中只是“一碗汤中盐的多少问题”。“老舍和马思聪当然会受不了。对我就像喝汤，咸了一点，皱一下眉还是能喝下去。” 彼时的黄永玉在中央美术学院教书，没有太多的大是非，“革命”的风暴刮起来之后，他的教学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教学方法”，黄永玉觉得“这在当时的环境下也能理解”。同样的道理在其表叔沈从文身上也有同样的演绎：沈从文从一开始就没从时代的变迁中得到厚遇，“文革”到来后的惨淡生活，也就没有引起他过分的心理失衡。 但是到了老舍那里，一切就相反了：“他那碗汤天天调得非常妙，忽然多加了点盐他就受不了了，再加一调羹盐，他就死了。”黄永玉回忆老舍的离世时，瞪大了眼睛。 黄永玉挨打的那天正逢他的生日，回到家，脱下衣服，贴身的背心被血牢牢粘在身上，用温水焐了以后，才脱下来。“文革”开始后，黄永玉执意要回北京，这样的境遇之下，黄太太所有的抱怨和辛酸只成了一句话：“唉，那时叫你不要回来你都不相信！”然而黄永玉的回答是：“不是这样的，将来不会永远这样的！”听起来像临危不惧的口号。 黄永玉心里很清楚：“那个时候逞英雄肯定是死路一条，早被打死了。” “四人帮”垮台后，廖承志询问黄永玉是如何同“四人帮”斗的。黄永玉说：“我哪还敢跟他们斗争啊，他们不想斗我就不错了！” “文革”后黄永玉找到了曾经动手打他的人，他的朋友表示要帮黄永玉“收拾”他们，他拒绝了：“全国人民家家都在遭遇不幸，你打他没有用。要使全国每家都幸福，那可能更难一点，但让全国每一家都痛苦也不容易，而那时就是家家都痛苦的。年轻人是不会了解我们的痛恨的，就像我奶奶和我讲她小时候怎么痛恨太平天国一样，说他们当街强奸妇女，抢东西杀人，但我们听起来是不会有切身体会的。和我们现在讲‘文革’一样，年轻人不一定能理解，到了将来就更不懂了。” 金庸太浪费自己了 与黄永玉一同在历史波涛中起起伏伏的“武林高手”金庸和梁羽生，在黄永玉的嘴里说出来，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意味。 “直到现在，我还认为他们不是写这个东西(武侠小说)的料。”黄永玉评价说。 作为旧时同事，金庸在黄永玉的眼中是个“普普通通”的“杰出人物”，不爱说话。初中时金庸就可以编写出流通全国的会考指南，梦想着从事外交事业，终未遂愿，只得从事武侠创作的“旁门左道”。 这个名字在黄永玉的记忆里显然有着无限可惜：“好几次，他送我书，我看一两页就不看了。他怎么能写武侠小说呢？！人才这样浪费太可惜了！但他认为他并不可惜啊，觉得自己成就很大呢！” 梁羽生矮矮瘦瘦，是个戴着两圈“瓶底眼镜”的文弱书生，“吹弹得破”。因为报纸销路不畅，只能通过武侠来吸引读者，于是梁羽生才抄起武侠的笔杆。黄永玉很戏谑地说起梁羽生：“他还没开始写，大家就嘲笑他了。” 站在痛苦和欢乐的外头 “不管痛苦和欢乐，都要站在痛苦和欢乐的外头。”黄永玉说。 上世纪40年代末，黄永玉经野夫、李桦、陈烟桥、章西厓介绍，在上海参加了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先后任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理事、常务理事。在这些人的影响下，黄永玉和他们“团结得像一个人”。“后来说的团结得像一个人，那都是靠不住的。” 在全国青年“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中，黄永玉被召集去刻传单，几个人用毯子把窗子钉起来，通宵达旦地干，心里想的是：如果被国民党抓去，是绝对不会求饶的。有人笑他们说：你们不钉毯子人家可能不注意，突然钉了个毯子，人家就知道你们肯定不是在做好事。黄永玉和当时任何一个有志青年一样，满怀神圣的使命感，生活充实得一塌糊涂。 初到上海，黄永玉依靠刻木刻维持着紧巴巴的生活，5块钱一张木刻，一个月刻10张用来交房租。 “如果那时候我一个月能有100元的收入就好了，50交房租，还有50零用！”那些前辈们总在帮助这个年轻人。黄永玉拿着自己的木刻叩开了臧克家和唐弢的门。“他们看着我的木刻就说：这5张，我拿去找他们，你就不要管了，钱我就先垫吧。现在到哪里再去找这么好的老头啊！” 穿梭了80个春秋之后，黄永玉依然心存迷惘：“解放前，党的领导就像我们的叔叔伯伯爷爷一样亲切，凡事只需一声令下，我们便奋不顾身，马上去做，而且衣食住行都是自己管；解放后，有吃有住有房子了，我们反倒觉得压抑了，连叔叔伯伯爷爷也挨整了，为什么要这样子呢？现在‘四人帮’垮了，改革开放了，但是大家又都散了——奋斗的目标、人与人的交往都把钱摆在了前头。” 现在的黄永玉，在意大利、北京、香港和湘西的故乡凤凰游走，意大利画家达·芬奇故居隔壁，就是他的别墅。北京数十亩占地的“万荷堂”里有他的狗和满堂的荷叶荷花，愈老愈纯真的老人，感受着童年般的快乐。 “所以如果我死了，我的墓碑上应该刻这几个字：爱、怜悯、感恩。” 黄永玉透彻地看过历史和现实，他是否真正地轻松和快乐，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人物周刊：什么样的人是最不幽默的？ 黄永玉 ：官做得长了、做大了之后，就不会幽默，也经受不住幽默。 人物周刊：您的绘画和写作，您对哪一个比较满意？ 黄永玉：很难说满意不满意，写东西对我是比较容易做的，写起来也快活。但画画更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卖钱，可以赚钱请朋友吃饭，可以玩。 人物周刊：您胃口很好，对吃怎么看？ 黄永玉：到了不能吃的时候我就不得不停下了。好多东西平常我都能吃，吃饱为止。但是不要一天到晚想吃好东西，一天到晚想吃好东西会死得快，和我一样年纪的画家都死了，因为他们吃好东西，喝酒，都死了。(大笑) 人物周刊：您都80了，身体还这么好。 黄永玉：养身之道就是多吃饭。打乒乓球啦，画画啦。拳击现在不能打了，最多打打沙包。 人物周刊：行走天下，口味还是地域主义吗？ 黄永玉：用鼻子吃辣椒不行，用嘴巴就行。你说广州人的口味怎么样？天下的口味都一样，我干校都去过，还有什么口味挑？ 人物周刊：您在干校“洗澡”的时候都干些什么？那是您生命的旺盛期。 黄永玉：每天上工走16里去种地，再走16里回来，要唱歌表示高兴。不许画画。25年啊，25年搞运动，下乡，“文革”。我现在80岁，睡觉睡了一半，小的那段十几二十岁不算，去掉；真正干活也就10年。我怎么一下子就80岁了？好像抽奖抽到的。这么有意思的时光给耽误了，我们也不是懒惰的人，愿意工作。我要是现在50岁，多好啊！ 人物周刊：除了盖大房子、画画、写书，有什么业余爱好？ 黄永玉：弹钢琴的水平和我日文差不多，只懂中国字的那部分。再就是看电视剧，不管好坏。有的故事很糟糕，看着骂着还要看。《还珠格格》、乾隆、康熙啦，《走向共和》都看。电影院是不去了，我家里有上千影碟。《十面埋伏》看了，那是张艺谋最失败的东西了，张艺谋不学好。不过张艺谋拍《图兰朵》，公主穿的那件衣服我在意大利买了。那个公主很胖，非常胖，不是普通的胖，衣服做到第4次才合适。那件衣服非常漂亮。 人物周刊：您曾写过，人在狗的眼睛里是长得比较奇怪的狗，您在凤凰、北京有一个狗的联合国，您觉得人有哪些地方比不上狗？ 黄永玉 ：狗单纯得多啦，人太复杂。人会说：我想我喜欢的人一定天天在想我，事实上他想不想你你也不知道。但狗它可真是在天天想你，你要回家的话，一进门，狗都会过来。每只狗有每只狗的脾气，有的狗真的喜欢你就用嘴巴咬你；真的喜欢你，有的就拿脸去贴你……它们表达感情的方式都不一样。我有一只老狗在北京，我这次要离开它的时候，那只狗就一直拿脸贴啊贴啊，他知道我要走了他就贴我。我在凤凰的那只狗呢，看到我就咬我，到处咬，它是这么来表达感情。狗的最大特点，就是它不会嫌家贫，讨饭人的狗也一直跟着他，有钱人把它买了，让它跟着有钱人，它不会的。人就不要说了。狗没有那么多利害关系，没那么复杂。 人物周刊：它们之间的利害关系也有啊。不同的狗和人一样，也要打架啊。 黄永玉：会打的，但是只有一次，就是争领导权的时候。成功了就不打了。现在家里领头的狗是一条意大利的大狗，但很快他会没有领导权了，大约再过一年就不行了。另外那只竞争的高加索的狗，很大。 人物周刊：您似乎是个全才。 黄永玉：你不要在我面前讲我是全才，你背后去讲好了。(笑)我喜欢文学。 人物周刊：但您年轻时没有发展写作，老了却妙笔生花。 黄永玉 ：那会儿写作就成右派啦！我敢写吗？一些讨好的文章我也写过。汪曾祺他没有写，他敢写吗？他没有写就变“右派”了，就只讲了一句话。 人物周刊：您好像说，在“文革”的时候，有个人攻击过您，后来您把他打了一顿？ 黄永玉 ：没有。不敢。他们打过我，两个人拿皮带打，打了240下，我受不了了，那是真的。 人物周刊：您的性格是怎么形成的？天生的吗？您和沈从文先生的区别呢？ 黄永玉：他是在文字里头长大的，我是在江湖长大的，不一样。他的文化是很纯粹的，从小写字，听老人家们谈文学。老人家抽鸦片烟，他在旁边伺候着，老人家讲话他在听，听到好点的东西就去学。就是在旁边逐步逐步听老人家嘴里流露出来的东西，连他的名字沈从文三个字都是一个姓萧的老人家给他取的，说“你喜欢文学就叫从文吧”。钱钟书先生有次对我谈起他，说，“从文这个人，你不要认为他总是温文典雅。骨子里很硬。不想干的事，你强迫他试试！” 人物周刊：您现在80岁，您怎么看待您年轻时候做的这些事情？ 黄永玉：我觉得很可爱的！ 人物周刊：您觉得您自己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黄永玉 ：(沉默)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也想过这个问题。我看到人们生活上的差别这么大，有的人这么苦，有的人用一百多万买一个月饼，一公斤黄金才十一万多。所以就不能不想这个问题。但想有什么用啊？你当了毛主席也救不了了啊。 我的人生意义容易些，就是别嚣张。 有人说活着太没有意思了，我说还可以啦，死了有什么意思啊？鲁迅说，任何一个人不活在人的心上，他就真正地死了。 我对死有几个方案，一是把骨灰放在抽水马桶里面，请一个尊敬的老先生拉一下。我的爱人反对，说会塞住水管的，还要找人来修，多麻烦，那就说明第一个不能用；第二个方案就是一小包一小包地包起来栽花，送给朋友。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这个朋友晚上睡觉的时候知道骨灰在花盆里，会害怕，睡不着觉。那也没有意思。我说，那只好让朋友永远痛恨我，咬牙切齿地骂我。我把骨灰糅在面粉里头，包饺子给大家吃。哈哈！——完了宣布：你们刚才吃的是黄永玉的骨灰！(大笑) (广东美术馆对此文提供帮助) |
黄永玉 一个关于天才的艺术与爱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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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活着的过程就是漂泊的过程。思想有多远，漂泊就会有多远。黄永玉，这个自称无愁河边的浪荡汉子，他从沱江走来，淌过江河，漂过洞庭，奔向大海。他带着凤凰的气息游走于外面的世界，又带着对世界的认识回到凤凰，出走与归来，似乎涵盖了他人生的全部。在不断的漂泊中，他见证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化史的变迁。这个艺术的精灵在漂泊中成长，在和异质文化的碰撞中走向艺术和人生的深处，在大雅大俗间成就艺术的个性，在悲喜缄默中缔造智慧的人生。这是一个来自凤凰青山绿水间，时刻处于变化当中的艺术鬼才，一个不老的老头。 黄永玉的父母是凤凰第一对自由恋爱的新式夫妻，他们分别担任男校和女校的校长。毕业于省第二师范的母亲杨光蕙有很多新的风尚，在凤凰城里她是第一个剪短发、穿短裙的女性，而且还敢带着学生跳现代舞，被县里保守的行政长官认为“有伤风化”。父亲黄玉书会画画，爱音乐，能弹一手全凤凰独一无二的风琴。据说两人的结合就是风琴为媒。在父母的熏陶下， 黄永玉从小就喜欢艺术。 80年前的凤凰是湘西地区最繁华的小城，东来西往的商人穿行于老街古巷。对于还是孩子的黄永玉来说，凤凰城里好看东西实在太多了：大傀儡戏、傩园戏、划龙船、重阳登高、元宵舞狮、清明挂坟、放风筝……这些层出不穷的节目，几乎让他的每天都成了快乐的节日。黄永玉很小的时候，就经常喜欢在这些青石板小巷里闲逛。他最爱去的是边街，那里是各式各样的民间艺人的天地。有一家姓侯的风筝画得最漂亮，他常常站在这家店铺前，一看就是半天，这间作坊也就成了黄永玉逃学的庇护所。即使坐在教室里，心仍在铺子里，想象着不同木雕的模样。正是在这些充满了艺术气息的街巷里，他看到了在别处从未看到过的完整的民间文化。在他童年的记忆中，纸扎的风筝和边街的菩萨，就如同母亲在远古呼唤他还睡在摇篮时期的感情。凤凰天然而成的艺术气质就这样一点一滴地融入到了黄永玉的血液之中。多年以后，这样的文化环境给了黄永玉丰富的创作源泉。 在湘西王陈渠珍的统治下，湘西有些落寞却又怡然自得地维持着一种偏安一隅的局面。但学校的老师们依旧感受到了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他们订阅了大量进步的书刊互相传阅，黄永玉从那里发现了书本以外和县城以外的世界，最让他受益的是《上海漫画》和《时代漫画》，这两本读物成为黄永玉绘画人生最初的启蒙老师。很快，学校的壁报里出现了大量从《上海漫画》和《时代漫画》改头换面的摹仿品，嘲讽凤凰的一些社会现象和开学校的玩笑。这其中就有一些黄永玉的作品。 在小群落里的自我得意，巩固了黄永玉一种终生从事艺术的勇气和毫不含糊的嘲讽眼光。1936年的儿童节，父亲的礼物是一本《漫画小事典》，受这本书的启发，黄永玉给父亲的一位朋友画了一张像，一脸的麻子。方麻子叔叔看了以后追着他到处跑，满院子鸡飞狗跳。父亲看了以后说：“不能只是像，要象张乐平的三毛一样，有神。” 黄永玉家有一棵奇大无比的椿树，诗意盎然的“古椿书屋”也因此而得名。正在黄永玉沉缅于画画的时候，曾在凤凰城显赫一时的黄家开始中落。祖父黄镜铭过世，父亲黄玉书也不再担任校长的事务，一人远赴外地谋生。几代相传的“古椿书屋”不再有往日风琴低回中的欢歌笑语。黄永玉决定去长沙寻找父亲黄玉书。然而，在长沙军队里做参谋的父亲过得并不如意，不久就离开长沙去沅江的青浪滩做了一个驳船站的站长。黄永玉则跟着他的一个远房叔叔去了福建的集美学校，这是他漂泊人生的第一站。那一年，黄永玉十二岁，从此远离“古椿书屋”的温暖，独自一人开始新的生活。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集美这所由华侨陈嘉庚创办的学校，是当时全国师资最好的，集中了一批在各个门类都出类拔萃的老师。据说，陈嘉庚吸引优秀师资的方法，是用最好的待遇邀请一些著名学者去执行终身教学。黄永玉1936年成为集美的一名学生时，他的名字是黄永裕。后来，熟谙中国文化的表叔沈从文认为，“裕”是开布店的，建议他改名成了今天的黄永玉。 在集美，黄永玉的生活过得很苦。开学第一天，他就把领来的新书卖了，换钱买袜子和肥皂。上课的时候没有书，他就泡在图书馆。由于不安心学习，黄永玉一共留了五次级，他成了集美同学最多的学生，前不久他回到厦门，请他吃饭的同学有两百多人。尽管学习成绩很差，但集美“兼收并蓄”的氛围还是让黄永玉找到了自由生长的空间，学校所有的图画老师都成了他的“好友”。 学校还有一个毕业于中央大学美术系的朱成淦先生，他成了黄永玉正式的美术教师。在他的帮助下，黄永玉参加了野夫负责的东南木刻协会。他按照野夫写的一本《怎样学习木刻》的书，开始了一生中最早的艺术实践。很快，黄永玉从木刻中找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与兴奋，他开始临摹投稿。这是他和美术真正结缘的开始。黄永玉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他此后７０％的时间都花在了木刻上。 1937年，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国破后的山河哀鸿遍野，到处是流离失所的人们。来到集美还不到一年的黄永玉，不得不跟随学校转移到了离厦门一百多公里的山区小城安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黄永玉，如同回到了家乡的凤凰，他经常和同窗的好友逃课到那条穿城而过的小河边游玩。对于黄永玉来说，再好的学校也是牢笼。学校和社会相比，知识和有趣范围的悬殊是显而易见的。由于糟糕的学习成绩，还帮别人打架，多次留级的黄永玉不得不中止学业离开集美。 离开集美后，为了谋生，黄永玉来到德化一个瓷场做小工。德化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山城，在历史上，却是著名的瓷器产地。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那些还没有烧制的陶胚上画上一些花花草草。这对于黄永玉来说，这不是在工作，简直就是在享受，所以有没有工资他也不在意，老板给他三顿水平极差的伙食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抗战期间，美术青年们组织木刻、漫画学习小组蔚然成风。黄永玉和一个木箱雕刻工、一个小学教员三个十多岁的青年也成立了一个木刻小组，合用一盒简陋的木刻刀。当他们把完成的木刻作品寄给一位报纸的编辑时，却收到了一封强烈的鄙视和嘲笑的回信，说他们寄去的东西简直是“安徒生的童话”。唯一安慰的是，让他们和安徒生排在一起。后来，在朱成淦先生的推荐下，《大众木刻》月刊上发表了黄永玉的木刻《下场》，15岁的黄永玉领到了他有生以来的第一笔稿费。 告别瓷场小工的生活，黄永玉到一个码头上干过苦力。一天，他在码头上偶然遇到中学时的军训教官，这个教官把他介绍到军队里成了一名司书。这是一份很轻闲的工作，每天只是抄写几篇公文，一个月收入8块钱。这在当时是一份令人羡慕的俸禄。偏偏他不是个会享清福的人，抄完公文后嫌它呆板无趣，闲着没事把它加以美化。结果惹得长官大发雷霆。 16岁的小司书上任没几天，就失去了这份美差，黄永玉只好重新开始流浪生涯。后来，又有好心人为他介绍了一个“肥缺”，去税务机关当股长。工作之余，别人喝茶聊天，他却致力于木刻创作，又是刻又是印，把机关办公室变成了木刻作坊。看在介绍人的面子上，上司奉送了两个月的薪水后请他“另谋高就”。 在以后漫长的日子，黄永玉和大多数的美术青年一样，揽着木板和刻刀，到处流浪，不停地认识新朋友，又不停地离别。1941年，离家五载的黄永玉来到泉州，在一个战地服务团做美工。一天，他在一座寺庙游玩时，看到院子里盛开的玉兰花，忍不住摘了几枝。过了两天，当他再去庙里摘花的时候，一个老和尚劝阻了他。让他惊讶的是，这个不起眼的和尚竟然是他最尊敬的丰子恺的老师。四天后，老和尚给黄永玉留下了“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条幅就过世了。 这次缘悭一面的交往，给黄永玉传奇般的艺术生涯抺上了一层神秘而忧伤的色彩。老和尚叫李叔同，一位盛极一时的艺术和佛学大师，他被人记住的是他的法名弘一，还有那曲传唱经年的“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送别》 。 六十年后，黄永玉回忆起这一段因缘时说，其实只是一次让人慨叹的偶遇，被一些好心人渲染成了一个合乎常情的大师如何启迪顽童在艺术上开窍的故事。 战地服务团其实是一个剧团，是抗战时期文艺青年的沙龙。黄永玉来到这里做了美工，画布景，写海报，但有时也得串演一两次不太重要的角色。直到有一次，两句排了两个月的台词，居然在上千的观众面前卡了壳，剧团才决定永远不要黄永玉这个美工上台，如果大家实在忙不过来，就让他拉幕。此后，他完成本行的工作后，就沉迷在书本和刻刀的世界里。 1942年，因为逃避战乱，十九岁的黄永玉来到了江西的信丰。在这里，他遭遇了人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爱情。信丰是一个距离赣州不远的小县城，黄永玉在民众教育馆里找到了工作，碰巧广东姑娘张梅溪也因战乱来到了这里。张梅溪父亲是一位很有钱的将军，她在家庭的影响下 从小就酷爱艺术和文学。 当时年轻漂亮的张梅溪有很多追求者，其中有一个航空站的青年，人长得英俊潇洒。这个青年知道张梅溪很喜欢骑马，还牵了一匹马来。也许，黄永玉听说过父亲黄玉书用风琴吸引了母亲杨光蕙的往事，他如法炮制：大清早见张梅溪从老远冉冉而来，他便吹起小法国号欢迎。后来他的同事们也都逐渐明白了，原来张梅溪的上班跟他的号声大有牵连。 张梅溪最终选择了只会吹小号却会刻木刻的黄永玉。那时候的日子，黄永玉过得十分拮据。一次，他手里的八角钱在理发还是买他看中的木刻板时出现了矛盾，把木刻看得比吃饭都重要的他，宁可蓬着头发也不肯放弃木板，但他又不愿以这样的形象在出现在心爱的姑娘面前。最后，在张梅溪答应送他一块梨木板后，黄永玉才去理了发。 尽管赢得了姑娘的爱情，但这个穷且漂泊的流浪汉却没有得到张梅溪家人的认可。他们把张梅溪关在家里，也不让她回信。外表柔弱的张梅溪作出了一个她一生中最重大的决定：跟着黄永玉私奔。结婚后，两人在《赣州日报》登了了则结婚启事，算是对张梅溪的家庭作了个简短汇报。 当年毅然决然的选择，在今天看来，无疑是张梅溪人生中最正确的重大决定。六十年来，两人不离不弃，从南到北，从解放到文化大革命，历经风雨亦历经苦难，他们的爱情始终如一。1970年，黄永玉在动荡的岁月里给夫人张梅溪写了一首情诗。诗中说：“我们在孩提时代的梦中早就相识，我们是洪荒时代，在太空互相寻找的星星，我们相爱已经十万年。 抗战时期的信丰，有很多逃避战乱的作家和诗人，其中有野曼，林紫群等人。因为战乱，他们才留在信丰做编辑。在野曼的介绍下，黄永玉开始为这些写诗人和作家做木刻插画。慢慢地，黄永玉和这些报纸的编辑成了好朋友。后来，给了黄永玉艺术摇篮的大漫画家张乐平也来到了这里。 抗日战争胜利后，黄永玉只身来到上海，生活相当困难。他先寄居在版画家李桦家里，后来弟弟黄永光也来投靠，更增添了生活的压力。为了生存，黄永玉每三天刻制一幅木刻。二十一岁的青年，已经有了一双沧桑的手，满是胀鼓鼓的青筋，厚厚的老茧。 现实生活的压力和艺术的真诚就这样经常发生矛盾。后来，他搬到了一座庙里，然后在一家中学教音乐和美术课。每到周末，黄永玉就带着一些刻好的木刻和油画，去给一些老一辈的画家和朋友看。有一次不小心，还把辛苦了几个晚上的油画遗落在了公共汽车上。不少前辈总是一手接过他的木刻稿，一手就交出了预垫的稿费。 楼世夷也是黄永玉常去“骚扰”的对象。在拥挤不堪的《时代日报》编辑部，他不但要给黄永玉安排投稿的计划，给介绍木刻拓片的欣赏者和买主，有时还步行带领去看一些前辈。 1947年的上海，左翼民主运动风起去涌，声势高涨。和大多数的热血青年一样，黄永玉也一起加入到了这场“反内战、反饥饿、反压迫”大游行的洪流中。他和其他的一些木刻家躲在一间小屋里，刻了两个通宵，创作特殊的地下传单。 在一些前辈画家和楼适夷、臧克家等人的提携与鼓励中，黄永玉的木刻技巧有了很大的进步，逐渐有了属于自己的风格。 1948年，黄永玉的作品在“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在上海的一次展览中展出。一对年轻的夫妇买下了黄永玉的部分作品，男的叫黄苖子，是国民党财政部的要人，女的叫郁风，是郁达夫的侄女。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黄永玉一直没有收到稿费，他在好友王琦的陪同下，去南京郁风家上门“收帐”。 1948年，参加了左翼运动的黄永玉，为了逃避迫害，不得不离开上海远赴香港。在这个陌生而充满竞争的城市，他一边给电影公司写剧本，一边坚持刻木刻。在萧乾等人的帮助下，24岁的黄永玉在香港大学的冯平山图书馆举办了他人生中第一个正式的个人画展。 画展后不久，黄永玉进入《大公报》担任美术编辑。非常凑巧的是，后来因写武侠小说而在华人文化中影响深远的金庸也在这里担任评论员。两个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传奇人物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1952年，祖国大陆沉浸在刚刚解放的喜悦中。 此时，身在香港的黄永玉，生活的压力仍然很大。《大公报》的薪水在交了房租后已所剩无几，他还得靠刻木刻、画速写、写点散文投稿过日子。尽管生活依旧清苦，但黄永玉总是一个善于发现快乐的人。他居住的屋子很窄很小，但窗口很大，他骄傲地称这个栖身之所为“破落美丽的天堂”。 一封来自北京的信让这个美丽的窗口又成了一个过渡，表叔沈从文在信中告诉了他明天的窗口：回国工作。不久以后，黄永玉从这里踌躇满志地踏上了北归的路。 1952年，《大公报》美术编辑黄永玉接到了表叔沈从文的来信，信中说：你应速回，排除一切干忧杂念速回，参加这一人类历史未有过又值得为之献身的工作。 1953年早春的二月，黄永玉和张梅溪带着七个月大的孩子坐火车来到了北京，又从北京火车站坐着古典的马车到了沈从文的四合院。 “啊！北京，我要来征服你了。”二十八岁的黄永玉豪情万丈。 从孩提时代那次短暂会面后，黄永玉再没有见过表叔沈从文，但两人一直保持着某种精神的共鸣。1947年，沈从文在一篇谈到黄永玉家世的文章中，道尽了旧时代小知识分子与小山城相互依存、哀哀欲绝的悲惨命运。还在大上海的黄永玉，在大街上买到了发表这篇文章的报纸，就着昏黄的街灯，他一遍一遍读着自己的故事，泪流满面。 两个山城长大的孩子，在少年时代远离了故乡的山水，却在异乡的城市装着同一个温暖的旧梦。在那个梦里，也许是一间残破的小屋，一只古旧的渡船，或许真有一个在渡口永远守望的翠翠，而他们就是那个从此远行，永在漂泊，也许明天回来，也许永不回来的傩送。有了它，所有的痛苦与辛酸才有了依托，有了它，每一个未知的明天才不至于灰暗和冷酷。 凤凰，就这样由沈从文铺排成诗意浓郁的世界，经黄永玉倾泻为光彩夺目的画卷。 回国后，黄永玉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工作。五十年代初期的中央美术学院精英荟萃，院长是徐悲鸿。这里曾经是黄永玉梦想中的天堂，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在他28岁的这一年，他居然成了这里最年轻的教授。黄永玉在教学的同时，也在不断吸取各种艺术流派的长处。 就在同一年，他被中央美院派到荣宝斋学习“木版水印”的传统绝活，“木版水印”是一种完全依靠手工技艺印制中国绘画的雕版印刷技术，可以和原作书画一样秀润生动。黄永玉很快掌握了彩印木刻这一技艺并将它发扬光大。 1956年，黄永玉的木刻艺术进入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创作了中国版画史上的经典之作《阿诗玛》。黄永玉以美丽的撒尼族姑娘为原型，用十幅木刻讲述了阿诗玛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与崇尚用黑白两色的传统木刻画不同的是，他大胆添加了丰富的色彩。这是中国版画史上创新的一页，那一年他才32岁。 也许是受到这一次创作的启发，黄永玉的中国画也慢慢形成了水彩与水墨结合而相得益彰的一种新风格，正因为如此，曾经有一段时间，一些人认为黄永玉的作品“离经叛道”。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画。 1966年3月，在河北邢台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而在此之前，黄永玉一直呆在那里搞“四清”运动。闲闷之余，他写了一些“动物短句”来消遣时光。一位同去的朋友看了觉得很有意思，甚至笑不可抑。 也就在这一年，给中华大地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中央美术学院也未能幸免，学院的门口挂出了一张颇有份量的大字报，内容是揭发黄永玉在邢台写的“动物短句”。其中有一只飞蛾说了一句：人们，记住我的教训，别把一盏小油灯当作太阳。让他意外的是，那位笑不可抑的朋友站在大字报前微笑着说：“你这是攻击革命领袖”。 黄永玉没有想到，一样的微笑，会和蒙娜丽莎有着千差万别。 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八十多个“动物短句”成了黄永玉沉重的十字架。一位艺术大师的黄金岁月就这样被无情掠夺。因为这张大字报，黄永玉被关进了牛棚，并被毒打了一顿。那是一个暗无天日的年代，但在牛棚里的黄永玉坚守着内心的光明，信奉着自己的真理。相信总有一天他会走下那个让他背负多时的十字架。 也就在这时，表叔沈从文下乡了。走之前，他把积留下来的一点点现金，分给所有的孩子，黄永玉也得到了一份。 这是一个悲壮的骊歌。沈从文已经相信，再也不可能回到多年生活过的京华了。但到了湖北的咸宁后，尽管天各一方，在那多雨泥泞的地方，他还给远在河北“五七干校”的黄永玉写信互相鼓励。 1969年的秋天，对于黄永玉来说太过萧瑟。在北京和沈从文分手后不久，他自己也被送往河北磁县的“五七干校”改造。 在那样动荡的岁月里，家人的担心是可想而知的。为了让妻子忘却暂时的艰辛，黄永玉回忆起近三十年来的爱情，那些刻下了美丽伤痕的岁月，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写下了长诗《老婆呀，不要哭》，以此来鼓舞和慰藉心情懊丧的张梅溪，让她得以排遣那段难解的哀愁。 你深远的眼睛驯服我来自山乡的野性 岁月往复 我们已习惯于波希米亚式的漂泊 我们永远欢歌破落美丽的天堂 1999年，在北京举办的黄永玉个人画展上出现了唯一一个剪彩的嘉宾，也是历次画展中唯一的一次。他叫李复友，是一个花匠。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黄永玉黑画事件的艰难岁月里，两人结下了患难与共的友谊。 1974年，周恩来总理把黄永玉、李可染等当时一批所谓下放的画家，都请回来为刚建好的北京饭店做装修、配画。黄永玉终于又可以拿起放下多时的笔了。一次偶然的机会，经一个朋友介绍，黄永玉给别人随笔画了一只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快过年的时候，黄永玉和吴冠中等人去了重庆写生、设计，听人说“北京不得了，现在批黑画了，有个人画了个猫头鹰，结果出了大事”。他不以为然地说：“画个猫头鹰有什么了不起呢？我也画过。”大家也不知道就是在批他。回到北京后，他自己跑去看展览。一看，他的猫头鹰挂在中间，批得最大的一个就是他。 这就是有名的黑画事件。黄永玉再一次开始了他的艰难岁月。 1976年早春，周恩来总理没能看到窗外枝头初萌的春意，一个伟大的灵魂就这样永远地沉睡了。 走在十里长街上的黄永玉，他看到了哭泣的老人，流泪的战士，还有广场上拿着花圈的少女，一切都是那么悲伤。回到家里的黄永玉为总理刻下了一幅画像，写下了《哭泣的墙 》： 警卫员同志 让我们进去 和总理告别吧 警卫员用沉默回答少女的要求 却肃立着和少女们一起哭泣 警卫员象一堵哭泣的墙 哭泣的少女趴在墙上 文革十年的风雨，让黄永玉遍尝人间的冷暖悲欢。漫长的苦难，如同一出起伏跌宕的戏剧，让人遗憾的是所有的人都付出了高昂的票价，多少光阴、生命、血、眼泪，还有青春和梦想。但他坚持着，也坚信着，风雨过后的彩虹会更加绚烂。终于盼到神州大地雨过天晴之后，一度被摧残得百花凋零的艺术之花重新恢复生机。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的是，黄永玉在文革后不久就举办了一次个人画展，不论艺术理念，还是创作手法，黄永玉都有了相当大胆的突破。 走过那段泥泞的岁月，黄永玉又重新焕发了青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个电视摄制组要拍摄一部《鬼才黄永玉》的纪录片，跟随黄永玉来到了凤凰。此时的黄永玉彻底放下了那个沉重的十字架，他似乎忘记了过去十年的风雨和磨难，又回到了遥远的孩提时代。 八十年代中期，黄永玉再次来到香港。这座城市在时隔三十多年后再次包容了他。在这个宽容的城市，他有了新的创作，也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这时的他已在凤凰之外漂泊了60年。新家位于太平山的半山腰，所以取名为“山之半居”。号称“香江四大才子”的黄霑曾是这里的常客。有一次，黄霑失恋了，黄永玉为了安慰他，在一幅送给他和画上写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失恋是一件有诗意的事。这个因《沧海一声笑》而让人熟知的才子词人说：你这个浮沉随浪的江湖客只谈了一次恋爱，不懂失恋。（用《沧海一声笑》音乐） "玉氏山房"强调的是一种恢弘的气势。仅主楼的两扇铜门就重达两吨，而大厅的面积则超过了六百平方米。大厅的中央最具特色的是一棵从三峡运来的阴沉木，要三四个人才能合抱，重达八吨，有1100多年的历史了。"玉氏山房" 就是以它为轴心建造的。而在此之前，黄永玉已经在凤凰建造了小巧别致的“夺翠楼”。 每个人都有自己灵魂的故乡，地理意义上的故乡可能千差万别，但精神上的故乡却都一样，永远都散发出生命最初的气息，成为生死不移的眷恋与诱惑。生长在沱江边的黄永玉，童年时代有过很多离奇的梦想，其中之一就是要在沱江边造一所美丽的房子。在黄永玉童年的梦中，“夺翠楼”所在的清沙湾总是带着忧伤而肃穆的诗意。在他建房子之前，那里只是一个废弃的斜坡。一处不起眼的地方，最终被黄永玉雕琢成了一座具有艺术气息的建筑作品。 黄永玉继“夺翠楼”之后兴建了又一座具有古建筑风格的宅院——北京东郊的“万荷堂”。 “万荷堂”坐北朝南，分成两个跨院。西侧的院子是黄永玉平常起居和进行创作的地方。东侧院子的中心是一个面积将近两亩的荷塘，四周回廊环绕，点缀着一些楼阁，可以供客人们居住。和“夺翠楼”一样，“万荷堂”没有过多的粉饰和雕琢，却又在细节之处显示了黄永玉在建筑设计方面的独具匠心。黄永玉将这些风格各异的建筑，视作是自己艺术创作的延伸。 难以想象，如果黄永玉没有漂泊，而漂泊中的黄永玉没有总在夜里入梦的故乡，是否依旧有这许多美丽与哀愁的故事。这两年，黄永玉在创作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他借写自己的一生，把这个时代的各个侧面勾画出来：故乡的民俗、童年的影子、还有如烟的往事。 这是 一次漫长的晚年漫步。 在给夫人张梅溪的一首诗中黄永玉说： 我们有过悲伤， 但我们蔑视悲伤， 她只是偶尔轻轻飘在我们发尖上的游丝， 不经意地又随风飘去。 我们有太多的欢笑， 在我们每一颗劳动的汗珠里， 都充满笑容 去年底， 黄永玉获“第二届中国美术金彩奖——成就奖”，但今天的黄永玉依旧笔耕不辍，上午写书稿，下午画画。这就是黄永玉，一个不老的的老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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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黄永玉写荷精品欣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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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06月21日 | ||
黄永玉自学美术、文学，为一代“鬼才”，他设计的猴票和酒鬼酒包装家喻户晓。其人博学多识，诗书画俱佳，亦是诗、杂文、散文、小说、剧本的大家，写过、出版老祖宗多种画册，还有《永玉六记》、《吴世茫论坛》、《老婆呀，不要哭》、《这些忧郁的碎屑》、《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太阳下的风景》、《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等书。画过《阿诗玛》、生肖邮票《猴》和毛主席纪念堂山水画等。在澳大亚、德国、意大利和中国内地、香港开过画展，其美术成就曾获意大利总司令奖。在海内外享誉甚高。 十万狂花入梦眠 有的人认为中国画的精髓在于水墨山水，一种很清雅的、表现文人出世的气质，但黄永玉的画却大多数是浓墨重彩的，所以也曾经有人说他的国画不正宗。对此，黄永玉说，谁再说我是中国画我就告他。当然这只是一种玩笑话。 在他的绘画题材里，荷花是一个非常具有风格的主题，但是荷花中国的文人也画了上千年了，各种流派的，比如说像明末清初的朱耷画的那种残荷就有一种孤傲于世的感觉。但是黄永玉画的荷花，没有给人那种非常清高、出世的感觉，而是一种很绚丽、很灿烂的气质。黄永玉开玩笑说荷花从哪儿长的，从污泥里面长的，什么是污泥呢？就是土地掺了水的那个叫做污泥，是充满养料的那种土。从土地母亲那里长出来的，回头再来骂它是污泥，这叫忘本。朱敦儒说“出污泥而不染”，这是一种说法，某一种情况底下的一种说法。 小时候到外婆家去，外婆那个城门外就是一个荷塘，小黄永玉出了什么事了、调皮了，外婆要找他算账的时候，他就把一个高大的脚盆滚到荷塘，自己躲在里头。小时候个儿不高，看着荷花像房顶那么高，一动不动地呆两三个钟头之后，青蛙过来了，水蛇过来了，他仔细地观察它们。荷花底下有很多的苔、草，那种光的反映、色彩的关系，非常丰富。后来他开始画荷花，大部分都是从根底下这个角度来看荷花，画的就是当年外婆家池塘里头给他的那种感觉。 如今在北京家中万荷塘的池水里，黄永玉已经种下了来自山东、湖南、广东、北京的各色莲花。实际上画了这么多年的莲花，它们的形态与精神已经烂熟于心，即使睡觉的时候也有“十万狂花入梦寐”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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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永玉：严酷下坚守的纯真 |
| 2007-11-21 |
| 夏榆 |
| 黄永玉耳背，跟他说话需要放大声音。 他只有对感兴趣的事情侧耳倾听，闲杂事情在他那里遭遇的就是漠然。 晚年的黄永玉大多时间住在北京东郊的“万荷堂”。除去偶尔出门会友人，更多的时间用来作画，那些画作经过各种渠道流转欧美和东南亚被鉴赏者所购买收藏。 2007年2月10日下午，我去访问黄永玉。 晚冬的北京东郊天色铅灰。“万荷堂”园林也是枝叶枯寂，一片萧索。 进入“老子居”广阔的厅堂，却是鸟语花香生机盎然。头戴黑呢帽，身穿中式衣褂牛仔裤的黄永玉手持烟斗，躺在太师椅上沉思。老子居的厅堂里成排悬挂着鸟笼，那些鸟儿不时发出“你好”，“再见”的声音。 黄永玉爱动物，所爱动物里最受宠的是狗。在北京的“万荷堂”，黄永玉像将军一样驯养着一群外国名犬。大狗芬奇，产地意大利，高大威猛，形如马驹。小狗“矮大”，是来自英国的小猎犬。众狗形态各异，性情各异，来处各异，但忠诚是所有的狗受到黄永玉宠爱的理由。爱狗缘自童年，小时候逃学时，一条狗形影不离。舅舅喜欢打猎，每次出门必带猎枪两把，猎狗三只，顽童一个——黄永玉。 黄永玉自画像的题词就是：“女不嫌爷丑，狗不嫌家贫。” 黄永玉被很多朋友看作是“纯真的人”——在严酷的时代保持了纯真品格的人。 黄永玉自己则说：“我是个受尽斯巴达式精神折磨和锻炼的人。并非纯真，只是经得起打熬而已。剖开胸膛，创伤无数。” “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身轻白虎堂”，咏林冲的两句诗成了黄永玉悲欢的写照。 1924年黄永玉出生于湘西凤凰的一座山城。1937年以前的凤凰人，自由、放荡、将幻想和生活上最现实的部分糅合。湘西那个小小山城不知什么原因，常常令孩子们产生奔赴他乡献身的幻想，以致黄永玉和表叔沈从文都是在十二三岁时背着小小包袱，顺着小河，穿过洞庭去“翻阅另一本大书”。 受表叔沈从文的影响，黄永玉穿过洞庭去闯荡世界，江西、福建、上海、香港、台湾，辗转飘零；1953年受表叔沈从文的召唤从香港回到大陆，开始他命运多蹇的生之旅途。 1953年，黄永玉和妻子梅溪、儿子黑蛮一起从香港回北京，时年黄永玉28岁，儿子7个月。 促使黄永玉回北京参加工作的除了自己的意愿，还有就是表叔沈从文。 受到沈从文召唤，黄永玉从北京老火车站坐着马车到沈从文在北新桥的大头条寓所，那是座宽敞的四合院。但北新桥的生活其实从物质到精神都是慌乱的。其时，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每日上千种文物过手，每日用毛笔写数百标签说明。沈从文每天按时上下班，看他神色，兴奋之余似乎有些惶恐。 回到北京工作的最初日子要松动得多，对沈从文和黄永玉来说都不算难过。真正使他们受到考验的是1957年之后的岁月。 “反右了。反右这个东西，我初以为是对付青面獠牙的某种人物，没料到罩住我许多熟人、我心目中的老师和长者、好友、学生。我只敢在心里伤痛和惋惜。在我有限的生活认识颤抖。”黄永玉说。 2007年新岁来临，83岁的黄永玉宣布戒掉画画，开始续写自传体小说《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其时也是黄永玉的随笔集《比我老的老头》增补再版之时。《比我老的老头》讲述的是17位文化老人在1957年之后所遭受的精神苦情。写沈从文的《这些忧郁的碎屑》，写钱锺书的《北向之痛》，写李可染的《大雅宝胡同甲2号安魂祭》，写聂绀弩的《往事和散宜生诗集》，写陆志庠的《不用眼泪哭》，或感伤，或沉郁，或愤怒，或达观，或超脱。黄永玉以炽热、痛楚而悲悯的心为师友画像。 “为什么人都要在自己亲身受到磨难后才清醒过来呢？如果不受到磨难还有这种清醒的可能吗？”他问自己，也问他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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