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度散文家：徐晓 |
| 授奖辞 徐晓的文字谦逊、沧桑而沉痛。她的写作，因为来自命运的私语、人心的呢喃、灵魂的召唤，而深具理想主义的光泽。她记忆中那些悲欣交集的断片人生，经她冷静而理性的处理之后，依然洋溢着痛彻心腑的感人力量，而她浩大的悲悯和同情，也不时地挣脱时代的边界扑面而来。她以生命的专注领会疼痛，以往事的灿烂化解苦楚，以自己的静默成功地反抗了遗忘和失忆。她出版于二OO五年度的《半生为人》，作为一种个人史的表达，关乎的却是整整一代人的往事和随想。她的坦然和承担，使她面对命运的各种馈赠时，既不躲闪，也不逞强，既不夸饰，也不渲染。她所描述的那些庄严的人生，不求活得更好，只求活得更多，这样的生命绝响，在今天这个时代，不仅难以重现，甚至它的价值也只能为少数人所分享。 徐晓获奖演说：写作给我生活的力量 亲爱的朋友们： 我很荣幸，在广州这个陌生的城市，获得这一虽然年轻、却被写作者向往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首先，设立这一奖项的《南方都市报》的从业者们，以最大的可能遵循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精神，因而得到了同行和公众的尊敬。 其次，虽然这一奖项的历史短暂，但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出，与另一些看起来更有权威性的奖项相比，它更加强调文学的文学性。我试图用“文学性”这个词区别于“纯文学”。后者更加强调文学的形式感，而前者更加强调文学本质的属性。有人注意到这个奖所具有的倾向性。但是，仅就我们这一代所经历过的生活来说，我甚至认为仅仅有“倾向”是远远不够的；或者说，仅就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现状来说，有倾向已经是难能可贵。技巧永远不是文学的全部。 另外，这个奖的名单中已经有了一些我熟悉的名字。他们是：我的朋友也是我在散文写作上默默追随的史铁生；恰好是我的散文中所记述的那个群体中的诗人多多；曾经与我同事多年的林白，以及在出版业的合作伙伴李亚伟：我的名字排在他们后面，就像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突然遇上了一群老朋友，让我既兴奋又深感安慰。 是的，文学始终既是我热爱的也是我特别陌生的。时至今日，站在这个讲台上，我感到意外甚至惭愧。我写得那么少，《半生为人》是我十年来陆陆续续写成的散文合集，也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本书。 早在七十年代，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很偶然地闯入了一片令我着迷的天地，后来，这一圈子被说成是对中国文学的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群体。当亲历者沉默的时候，神话便应运而生。而事实上，事件对历史的意义与对个人的意义常常完全不同。真正对我产生影响的并非事件，不管那事件是否被载入史册，或者是否真正成为历史的财富。在事件中活动着的始终是活生生的个人，他们是历史脉管里流动的血液。这些人经历时间的波浪，有的成为历史的符号被反复地提起，有的默默无闻，有的从来不为人知。 我记录下这些人，我的亲人，我的难友，我的同道，我爱过的和爱过我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不只是我描述的对象，也许我真正要表达的是我自己，我的生活在与他们的关联中展开，也可以说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自传。 我回忆过去，过去的遭遇，过去的理想，过去的人与事。正如人不可能蹚过同一条河一样，人也不可能哪怕一刻占有完全摒弃过去的现在。健忘常常出于自卫的本能。如果说我的回忆是怀理想主义之旧，是对遗忘的拒绝和反抗，那么，不管我的努力是否成功，我仍然要说：越是拒绝，越是反抗，就越是生活在现实之中。 论者和读者在谈论我的散文时，常常提到“真实”二字。我并不试图书写历史，虽然有不少读者谈到，这些文字把他们带回了八十年代的精神氛围。准确、条理与全面不是我的写作标准。相反，我的书写是零星的，无序的，极为个人化的。我想，真实在文学中并不等同于真相，在写作之前，你也许并不知道真实的边际在哪里。这是一个寻找的过程，穿过幽暗，抵达灵魂，触摸疼痛——此前，伤也在那里，但你感受不到那疼痛，同时也不能真正懂得幸福、绝望、遗憾这些词汇的含义，反而会抱怨生活的无聊与平庸。而此刻，你拥有了一片精神的天空。通向精神之路需要的不是才华，不是教养，不是学识，而是真诚的态度，然后才是还原与呈现真实的勇气与能力。 所以，写作对我来说不只是兴趣，或爱好，而是一种需要，它给我生活的力量！ 谢谢主办方！谢谢评委！谢谢在座的所有听众！ |
| 徐曉走出五月結咀嚼《半生為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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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79年時就見過徐曉，那年夏天，《中國青年》雜志與《今天》編輯部對話，我是《中國青年》文藝部的編輯。但應該說，真正從內心認識她，就因為那篇《永遠的五月》，那已經是15年后的1994年。那年我已經離開《人民文學》，在三聯書店編《愛樂》，但創造一本一流文學刊物的心還是不死。這一年我與李陀在一起策劃，想編一本《藝術》，拓展關於藝術的內延外延。除小說與詩，我們想到了民俗研究、社會學報告、類似花布圖案的實用藝術設計，更重要的是要有感人的紀實或回憶。在與史鐵生聊這本刊物設想時，他說徐曉想寫對她故去丈夫老周的記憶。我沒有見過周英，但曾不知多少次聽鐵生敘述這個人平凡中的肅然起敬，他死於那一年5月，當時他去世剛半年多。 於是我第一次走進徐曉家，記得那是個刮大風、陽光孱弱的冬日。那時她住在西壩河一座塔樓的底層，屋裡暗而不暖和。周英好像還留在這家裡，徐曉不斷提醒我的是那台音響，他說老周最喜歡古典音樂，但自從買回這音響，他就住了院。我覺得她的情感就凝固在與他在一起的那些追憶與追悔裡，憑我直覺，她想以她的文字，把她的心刻成那樣一塊足以凝固成堅硬的墓志銘。 之后打過幾次電話，無非就是催稿。她的稿子寫成，是送到我家裡來的，我流著眼淚讀完那些密集纏繞著要強加予我的悲傷，那是一種被攪拌成濃厚得無法撕裂又無法排遣的傷情，一個女人對她職責無休止的追究使我震顫，我無法穿透那竭盡心力淤積在那裡的懺悔，那絕對是一種沉重到使脆弱者無法承受的壓迫。我想我當時是在這無法掙脫中才給她打了一個電話，我說，謝謝你寫了一篇好稿子。我當時沒說的是，謝謝你讓我觸摸到了一種崇高，這崇高其實就自然在那撕心裂肺、肝膽相撞之間。 為此我專門又去了一趟她家裡，不知道為什麼，也許就為表達對這樣一個逝者、這樣一個為那生命曾堅毅過的女人，抑或對這樣一個家庭的一種朴素的敬意？那天他留下的音響裡播放著巴赫的《馬太受難曲》，那是一種將黑色苦難都轉化為玫瑰色溫暖的音樂，那音樂綿延不絕。她就把自己包裹在這音樂裡，她說，那是他最喜歡的音樂，通過這音樂，她好像就深情地在緩緩撫摸著他的苦難。 現在回頭再讀這篇《永遠的五月》，我才明白了它為什麼如此揪心：她敘述的是一種生死間無能為力的悲壯——這死的緣起就因為一次誤診，一次誤診引發一場長達30年的苦難。讓一個不願麻煩別人的人越來越喪失自理能力，讓一個最節儉的人承擔必須每天耗費幾百元維持生命的折磨，更要命的是這一切連環著全是悲劇因果——不僅是他自己浸泡在煉獄中，他妻子越是以自己的意志要去衛護這生命，就越是降臨給他一次次失敗和一次次更深的痛苦。她以她的意志要求他的生，他的生是他無法擺脫的對痛苦抗爭的折磨。要活著還是要痛苦？她必須以犧牲她自己來拯救那生命，她說她天經地義隻有為他選擇生的權力，所以無從選擇，一種善良與另一種善良之間永遠是沖突的。這一切實在太過殘酷：好像真就變成了兩顆善良心靈的受難過程，在受難中才有了真實而催人淚下的崇高。 這是徐曉擠出她的血濃濃的傾訴，遺憾的是它沒能經我的手發表——《藝術》編成后，經過兩個出版社而流產——他們都不看好它的商業前景。於是，稿子隻能作鳥獸散，《北京文學》和《天涯》同時搶到了它的發表權。 后來，前年冬天，我為顧城去世10周年寫一篇文章而打電話給徐曉，她告訴我，在《永遠的五月》后，她又寫了一篇續，一直沒有自信，忐忑而不敢拿出來給朋友們看。我們約定下班后在三聯書店對面的一家食府見面，她答應將寫好的文字發給我，前提是隻能我自己閱讀，不能傳播。這就是《愛一個人能有多久》，這是徐曉在“五月”后深一步對自己的拷問。在我讀到的這篇文字，記敘那悲劇中一個更真實的女人——感人的不僅是為了讓他能活下去，她那種甘願泯滅自己的瘋狂。一個人活著的價值在這個人所維系的尊嚴，尊嚴究竟是什麼？他被病痛摧殘的瘦弱與丑陋后是一種尊嚴，她為獲得那脂肪乳因一杯咖啡的價格離開那酒店、在廠門口像上訪者一樣攔截轎車，那般蓬頭垢面、忍辱負重當然也是一種尊嚴。她以她全部的力抵抗在他的生死之間，這種意志力，用最簡單的回答，就是愛。那麼除了愛還有什麼？還有懺悔。除了懺悔還有什麼？她說是他成全了她，使她能擁擠出所有女性的能量，而她所有被榨出來的力變成一種她的意志壓倒他的意志，在這意志關系中，他又變成了一個被動而被她意志控制而強加的弱者。更折磨人的是，她守護他3年，他最痛苦的時候她卻恰恰缺失了。 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其實是不能追問的，追問的結果隻能是越來越給自己強加痛苦，可徐曉偏偏就是要追問。她追問自己最冷酷的問題是：愛一個人能有多久？在她給我看的那個原稿中，最痛苦的自責是她面對他病體時曾產生過那種本能的抗拒，心理排斥與他睡在一起。我以世俗觀點理解她的痛苦，這可能完全否決她對他愛的所有努力，她無法躲避這追問中對她自己的傷害。因為這追問，她更恐懼她對他的情感所凝鑄成的思戀究竟能有多久－－她期望他永遠是她精神的全部，寄托的全部。 冷靜下來想，這樣執拗的拷問為什麼不是一種更真實的崇高？有朋友哀嘆說徐曉執拗在那五月中活得不好，我卻覺得，正因為有了那樣沉重的過去，或許她隻能活在那已經過去了的溫馨中。那就像是一堆溫暖的篝火，在這篝火的感覺中，享有這一份凝固了的財富是幸福的。因為被凝固后，一切都變成了鏡子，她與他在記憶中依然無悔無恨地生活在一起，那樣一種寧靜不會被任何污濁的東西所侵擾，擁有這樣無窮無盡的回味本身也值得人羨慕。 |
| 來源：光明網 |
| 徐晓：把遗憾延续下去,直到死亡 |
| 时间：2006年04月1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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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很有可能，读过北岛诗歌的人，或者仅仅是知道北岛这个名字的人，都会想读读他的散文。长久以来，作为八十年代中国所谓蒙胧诗的代表人物，他一直以符号的方式存在于大多数人的视野背景之中。当然，根据个人的喜好，每个人还可以在他之后填上其他人的名字，比如芒克，比如多多，比如顾城，比如舒婷，等等。尽管在世界甚至仅仅是在中国的文学历史上，无论如何都不能说这是一份值得炫耀的名单，但是，能有这样一份名单，作为同时代人，我们已经可以为此而骄傲了。不同的是，或者因为传奇的消息，或者因为耸人听闻的新闻，或者因为频繁在媒体出现，其中有些人已经被公众熟知，变得不那么神秘了，而北岛却因为他本人的缺席而更加扑溯迷离。他从我们的视线消失，更准确地说，他从来就没有正式出现过，这成为他如今向着我们走来的前提。 神秘带来的可能是光环，也可能是阴影，那么对于北岛来说是什么呢？我们巴不得通过对于他个人言行举止的报道来了解他的生活、创作和个性，但遗憾的是，读者并没能得到满足。虽然就我个人来说，对于媒体总是持有怀疑和保留，但是不能否认，大多数人宁愿通过第二手资料来判断一个作家，而不愿意花点力气从作品下手。如今北岛散文集《失败之书》的出版，使我们终于有机会通过他本人进入他的世界。 近十年以来，散文，当然还有界定极其广泛的随笔，几乎取代了小说，成为最重要的文学体裁，挤满了每一个书籍热爱者的书架。散文写作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的非虚构性，虽然从写作的角度，我们不能说虚构一定比非虚构更好或者更难，但从阅读的角度来说，它的确是更直接，因而也更轻松。有人说，这意味着中国作家创造力的衰退和中国读者的懒惰。这显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在我看来并不是问题的实质。我更加倾向于认为，非虚构的文字往往更加纯粹，不能掺水，更不能滥竽充数，不像有些小说家，把短篇抻成中篇，把中篇抻成长篇。而纯粹正是文学之所以吸引作者和读者的最重要的品质。另一方面，在我看来也是更重要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实用的甚至是急功近利的现实之中，对于书籍，趣味和情调的功能在很大的程度上被实用所取代。起码，当你想了解一个作家的时候，比起小说，散文更加“文如其人”，更别说与抽象而隐晦的诗歌相比了。 二 想知道北岛在国外的日常生活，只需看看《失败之书》第三辑中的篇章。从搬家到赌博，从朗诵到喝酒，像是豁出去了，北岛把自己一锅端了。我们仿佛听到他自言自语地说，是什么样儿就写成什么样，朴实和自然就行！于是，我们看到了他家的后院，像灯一样突然熄灭的玫瑰，巨大的蚂蚁王国，多少有点像哲学家的蜘蛛…… （《后院》）知道他曾经在六年内搬了七个国家十五次家，在一无所有地漂流的日子里，旅行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总是处于出发和抵达之间……（《搬家记》）还知道他是个酒胆比酒量大的饮者，只要旁边有沙发，他就敢连干三杯，事实上，除了喝酒这一个嗜好，北岛是我见过的最不像诗人的诗人，他最不敢冷落的是酒，这个最忠实的朋友，陪他打发那漫漫的长夜（《饮酒记》）。通过这些琐屑的细节，北岛把个性带进了散文，其中穿插着一些好笑的遗闻轶事和意味深长的思考。 《失败之书》第一辑中的文章，或许是读者最感兴趣的部分。北岛把帕斯、特朗斯特罗姆等等国际知名的作家带进了我们的视野。这是他的得天独厚之处，正是由于他个人在国际诗歌界的地位，使得他可以像当年与芒克、多多这样的哥们儿一样与这些名人交往和相处。但是，他写名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被世人颂扬；他写逝者（不只是死者）并不是因为他们再也不能与他一道站在舞台上朗诵。北岛写他们的癖性，写他们个性上的可爱之处，真实之处，因为他知道，仅仅高尚、博学和才气，并不意味着能够成为一个可爱的人，或一个能够被人记住的人。其中写得最传神的，是“垮掉的一代”之父艾伦·金丝堡。北岛写道：艾伦像个仆人似地亦步亦趋、点头哈腰地跟在纽约袜子大王身后，因为这个肥胖而傲慢的老女人是他的赞助人，艾伦许多诗歌活动的经费都是她从袜子里变出来的。这或许会让我们的诗人感叹，中国的袜子大王，或者胸罩大王、卫生巾大王、方便面大王、房地产大王们，什么时候也能变出点艺术活动来呢？北岛还写道：艾伦用一只眼睛看你，用另一只眼睛想心事。在描述了作为摄影家的艾伦的一幅自拍照之后，作者发问：“他想借此看清自己吗？或看清自己的消失？” “自己的消失”在这里显得暧昧而晦涩。这篇文章的结尾是，“我在人群中寻找艾伦。”而事实上艾伦已经在九天前死了。这种表述在文中比比皆是，我们可以把这看成是北岛散文的诗性，也可以看成是他在偷懒。相对于诗歌来说，散文是加法，当他使用减法的时候，他又折回到了诗人。 《失败之书》的第四辑写了几个城市，巴黎、纽约、布拉格，以及他生活了近十年的加州小城戴维斯。那不是地理意义上的，也不是旅游意义上的城市，而是作家的城市，是诗人艺术家们活动着的城市。地铁，街灯，鸽子，航空港，出租车，死去的卡夫卡，活跃着的桑塔格，还有新知与故交，行色匆匆的北岛在其间穿行，一会儿吃地道的上海菜，一会儿喝匈牙利牛肉汤；有时候是英文，有时候是中文；和某些人擦肩而过，和另一些人狭路相逢。 这使我想起三年前和北岛在纽约见面的情形。本来我在纽约的日程只有五天，到了第四天北岛才从欧洲回到纽约。有趣的是，和十几年前在街上分别时一样，重逢是在纽约图书馆门口的露天咖啡亭。陪我同去的甘琦像是得救了，把我丢给北岛，跑到世贸大厦去会自己的朋友。我不知道是该为没有错过和北岛的约会而庆幸，还是该为错过了一次历史性的观光而遗憾。我返回中国的第三天，发生了 9.11事件。北岛在本书《纽约变奏》一文中这样描述这次事件：“两只金属大鸟先后插进曼哈顿两栋最高的大厦，引发了一场大火，巨响和热浪，让栖息在楼顶的鸽子惊呆了，它们呼拉拉起飞，在空中盘旋。”事实是，如同美国人不可能复制同一座世贸大厦一样，我也不可能复制同一次约会；虽然，以后我可能无数次地再见北岛，却不可能再走进一座已经不复存在的建筑。我们常说，什么改变了什么，或谁改变了谁，比如说，北岛改变了我的行程，本来第二天是要到宾州的老宋家，却被北岛带到了新泽西，见到了我大学时代的朋友。我列举惟一一次与北岛在国外的相遇，是想说明，北岛的生活中多是这种前无来处、后无去向的际遇。一个“在路上”的人，行程永远是不确定的，像是剪接后的蒙太奇，有场景而没剧情。 三 评价一个作者，或者评价一种文学现象，一定得在比较中进行。就说散文随笔，同样是拿历史说事儿，吴思对历史思考的力度和穿透性无疑比余秋雨不止高出一筹；王蒙与高尔泰具有相似的背景和遭遇，但他们的回忆文章所透露出的氛围，已经清晰地看清了两种截然不同甚至是相反的性格和人格。同样是写人生，哲学界人周国平成了偶像散文家，而文学界人史铁生则用散文架构哲学。更明显的是两本同样畅销的书的作者，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与杨绛的《我们仨》之间的差别是一目了然的。拿杨绛本人的散文比较，毫不夸张地说，出版于八十年代的《干校六记》，那种在现实生活的基调上散发出来的超然的人生境界，时至今日仍然几乎没有人能够达到。仅凭这一本几万字的小书，杨绛当之无愧地成为重要的散文作家。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到了《我们仨》，在通篇刻意渲染的散淡之中，却若隐若现地透露出一种犬儒的气息。联想到在这本书出版之前，被大小报纸炒得沸沸扬扬的她们一家与同事兼邻居在文革中几乎大打出手的恩怨，我怀疑，她真的是个散淡之人，还是迷失在了自己营造的游戏氛围之中，自以为是个散淡之人？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家家户户所经历过的黑暗，老老少少所承受的痛苦，男男女女所面临的软弱，怎么惟独在她的自传体散文中连一点影子都没有呢？ 说远了。再回到北岛。 正如人们总是情不自禁地把他前期的诗和他近期的诗加以比较，得出哪些好或者哪些不好的结论一样，有些人又会不由自主地把他的诗和他的散文加以比较，得出哪个深刻或者哪个肤浅的结论。因此，《失败之书》出版之后，有些读者有不满足之感。这部分读者认为，他的题材过于狭小，叙事也过于琐碎，与原本印象和期待中思想深刻并且富于哲理的北岛有些许落差。 一个写作者，无论如何都有一群假定的受众，当鼠标一点，这些文字发到编辑的电子邮箱之后，他应该知道，在稍后的某一天，它们将与作者的名字一起出现在报刊的某一版或某一页，出现在订阅者的案头或者床头。正因为如此，虽然每一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独特的题材，独特的写作方式，独特的语言习惯，但他们在写作时都自然而然地意识着特定的读者的存在。 我想，问题正是出在这里。我们原本并不是作者的假定受众！一个每天操着英语却要用中文写作的人，他意识中存在着的，即不是可能成为他对手的读者，也不是可以与之倾诉肺腑之言的读者，北岛曾坦言：“在海外的生活，虚无的压力大于生存的压力”，正是所谓“虚无的压力”使他处于一种缺乏张力的、失重的状态之中。在漂泊的日子里他的心理支柱是什么？这些是我们特别想知道的，但这并不一定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完全生活在不同处境中的人是不容易进入的。从这一角度来说，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说，北岛的散文是好看的或不好看的，可读性强的或不强的。另一方面，不是每个诗人都喜欢成为思想家，说一个诗人有思想也不一定是他最愿意接受的赞美。没有谁说芒克思想深刻，但没有谁不承认芒克是天才诗人，如果你指责一个天才诗人没思想他一定不会抗议，但如果你说他是思想家，说不定他反倒会和你急。我们可以把北岛写散文，是诗人自己给自己放假，或者是写作疲倦后的散步。我愿意将其称之为“写作外的写作”。他散文中的幽默、调侃与自嘲，掩盖不了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无可奈何的落寞。正如萨特所言,那种“忧郁”好比是对人的状况的觉醒，进而积极地“在忧郁中建立的平衡”。所以我们不可能在北岛的散文中寻找到宁静的、从容的温情或者夸张的、专注的激情，温情与激情都还在，但却是淡淡的、琐碎的。他自己声称，写散文只是为了养家糊口，这一交易行为与他的作品一道，构成他的生活境遇。北岛与许多与他处境相似的人相比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从来不强调作为一个诗人的特权，却从来不放弃作为一个人生活的特权，他用生活换取生活。我甚至认为，他之所以将它们结集出版，正是对于人们期许中的那个思想者的北岛的反动。他希望以一种平常之心回到家乡，与久讳了的读者重逢。 起码有一点是可以从正面来评价的：正因为北岛回避了宏大的题材，所以避免了云山雾罩的空话和神气活现的大话。就现代汉语的现状来说，这绝不是一个低标准。史铁生曾经给一个少年这样的建议：任何领域排在前十位的人写的散文都可以读。这个标准果然简单而准确，自然科学家如费曼，政治家如邱吉尔，都写过有趣而睿智的散文。这也不难解释，相对于微妙的物理世界或复杂的国家政治，散文应该算是减法。权且使用史铁生这个标准，北岛在诗歌这一行当里是位居前十位的中国诗人是没有争议的，选择他的散文来读应该是不会错的。况且，仅就作文之道来说，北岛散文无疑堪称优秀。 四 这本书的书名也是读者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为什么是“失败之书”？北岛试图以他的一句诗诠释这一命名：失败之书博大精深。不看全诗，仅就这一句表面的意思，“失败”一词在这里显然是太通俗了。作为编者我并没有被这个解释所说服。我曾试图说服他用他早期著名的《一切》中的第一句——“一切都是命运”为本书命名，同样我也没能说服他。 北岛是以失败来概括他文中的人物吗？还是以失败自况？失败有两种含意，一是世俗意义上的失败，文学史上如卡夫卡、波特莱尔、本雅明等等都是现实世界中的失败者，更准确地说，他们都主动地选择了失败，他们一错到底，所以一败到底也无怨无悔，并以失败获得了艺术上的永恒；另一种是精神意义上的失败，比如海明威，他本来是个成功者，但最终却是因为不能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更大的成功而自杀身亡。我相信，有更多因为惧怕失败而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失败者。 从这两个意义上，都不能说北岛是一个绝对的失败者。我更愿意接受欧阳江河在回答《南方周末》记者王寅的采访时的说法——这个书名相对于这本书来说太重了。 《失败之书》的附录部分收入了《书城》杂志记者2002年在波士顿对他进行的专访，当记者问他如何看待早期诗歌时，北岛回答说：“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会觉得惭愧，我对那类诗基本持否定态度。”我以为，这是他的美学追求，也是他一贯的追求。如果有谁因此而对他失望，要怪只能怪自己一直以来对他的误读。但我们应该分清，对他的误读并不意味着对他的作品的误读，作品一旦发表，作者便丧失了发言权。北岛早期的诗歌之所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绝不是作者一厢情愿的结果，而是由于特定的社会现实和历史背景决定的。我不知道北岛本人是否意识到了，虽然看起来产生和传播那些诗歌的社会现实和历史背景似乎已经不存在了，但实际上并没有根本的改变，而是更加深刻地存在着。因此，那些诗歌的重要性也依然存在着。所以，如同我们没有权力责备北岛对早期诗歌的自我的否定一样，北岛也没有权力要求我们放弃对早期诗歌的肯定。当然，不放弃评价其重要与否的同时，一点也不妨碍有人对他的近期诗歌或者散文进行好与否的评价。如果说，惟美，惟思想，惟技巧，都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那么，一个作家、诗人该如何为社会提供思想资源，同时也为读者提供艺术享受呢？我没有能力就此自圆其说，这是留给理论家们干的活儿。 好在，北岛的否定是有限定的，他否定自己的早期诗歌，是因为“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有语言暴力的倾向”。虽然不能说我们已经找到了一种有效地与意识形态话语对抗的语言，但北岛这种自觉性是非常可贵的，正如他在同一篇访谈中所说：“摆脱革命话语的影响，是我们这代人一辈子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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