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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看文人打笔仗真好玩儿！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26 16:07
标题: 看文人打笔仗真好玩儿！
时下的传奇——《来燕榭文存续集》后记■黄裳来源：http://www.douban.com/note/145833625/

《梅兰芳歌曲谱》上的鲁迅手迹真伪难辨

   　　　　一　　　

　《来燕榭文存》于二○○九年出版，迄今两年矣。检箧中新作积稿渐多，倏忽可成一册，因以去年岁末为下限，编为续集。其中除有少量旧作外，以打架文章为多。此种文字一般都视为“论战”，实事求是，不敢掠美，从俗而已。旧编分四辑，今本约略以撰作先后为序，亦未能严格照办。事非得已，读者谅之。

   　　　　新世纪零七年三月，沈某伙同韩石山在其主编之《山西文学》上对我展开声势浩大的人身攻击，连续四月之久。表面上看沈是主攻，韩是帮腔，实际并不尽然。发凡起例、幕后指挥，实皆韩主编为之策划，即文字之恶毒阴狠，二者实亦有上下床之别。    　

　　　我最先拜读的是韩某的《可怜天下黄迷心》，不禁失笑。直感地想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先生“嘘”过的“粪帚文人”又借尸还魂了。不久，又读到该刊发表的反驳谬说的通讯，有理有节，觉得不必多说什么了。通讯中还引用了我在《读书》发表过的两篇《书跋》，可惜没有深论赎还“纫秋山馆”藏书一事发生的确切时间为憾。(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此番重理旧存文件，发现当日匆匆读韩文一过，实未能领会其深意之十一。实有重新学习，加深理解之必要。

   　　　　首先发现的是韩某战术的范本，显然是《新青年》上钱玄同刘半农的双簧信———《答王敬轩先生书》。将旧套路重新组装，由双方对峙改为提线傀儡，虽仍由两人出场，实由韩某一人操纵，从而取得得心应手、任意发挥、捏造诬陷之能事。这是一大进步。

　　　　旧时代“粪帚文人”的主要手法是造谣生事，这一节韩某是全部继承了，而且有了惊人的发展。他将我与文坛大前辈、时任“文学研究所”所长的郑振铎扯在一起，说什么文学所的成立（一九五六年改属中国科学院，据韩某考证），郑先生接任伊始首先做的两件大事是调人和买书。所内虽有何其芳任副所长，实际处理业务，但这两件“大事”，“郑振铎不会不躬亲的。不一定是黄见机钻营，说不定还是郑振铎委托他购书的。”

　　　　按此说，只有在黄郑“反目”之前方有可能（案，“反目”是韩某的用语，我在《西行书简》一文[收《来燕榭文存》315页，二○○九年一月三联版]中的原话是：“西谛对我颇有意见，过从渐少。”并对当时情况少有说明）。按其时已在彼此“反目”之后，何能以此“秘事”相托。

　　　　韩某说我借此机缘卖给文学所大量自藏书，不只《荇溪诗集》一种而已，并对我在原书上写下的“醉后漫书”短跋追寻“用意”，将今日司空见惯的权力寻租现象转移到弊绝风清、政治清明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只是对我也是对郑振铎的恶毒攻击。这都是为了什么！

　　　　韩某肆无忌惮地作了如许“大胆假设”，是否多少拿出些许文字或他种实证来呢？例如黄郑之间“密谋”的函件以及有关人士、朋辈的旁证；文学所购书的时间、来路、价格等，必有详细记录存档，皆可作为实证。可惜的是，一概空空如也。    　　

　　韩石山的嫡祖固然是三十年代的“粪帚文人”，但接受了先辈全部衣钵之余，还有更多青出于蓝的全新创造，到底经过几十年的历练，更加十年动乱的熏陶、示范，因而提升到更高的境界，阴险的暗示、指控继之而出，实不足异。    　

　　　沈某主攻的主题，是赎取郑西谛“纫秋山馆行箧藏书”一案。我有两篇书跋，先在《读书》上发表，后将多篇原跋手迹汇印为《惊鸿集》（二○○八年十月“东方出版中心”版）。两跋所记，有关史事甚重，爰录如下。    　

　　　明抄《吹剑录》《幻迹自警》等    　　　　

嘉业堂书于劫中散出，先有一部归朱嘉宾，后张叔平更巧取豪夺以去。张以事遁香港，久不敢归，其书则由三马路新张之文海书店售出，余获其多种。今所见刘翰怡书之前后有朱张二印者，则皆如此展转以出者也。其抄校本有一目，余录有副本，不尽精而亦有精绝者，亦为南京某君（或云系图书馆）先取一部分去，馀书庋于一弄堂书店之阁楼上，余因为西谛购赎纫秋山馆行箧藏书，得入内纵观所馀，如明抄说郛、国朝典故等皆至佳。而翁方纲四库提要稿本尤为巨观，惜以直昂力有未逮，终乃得此明抄旧抄三数种，以为纪念。此册及吹剑录、幻迹自警，三册皆是也。后韩贾士保以金价微涨，余本已谐价付款，终乃悔约。郑氏藏书终归四川商人李某，捆载入蜀矣。此事不成，甚令憾惜。今日书价益昂，而时世更非，余亦久不收书。灯下无事，辄取旧本翻阅，以遣闷怀，因记数语，时三十八年五月七日夜也。天燠如在仲夏，期人民义师不至，令人闷闷，黄裳。    　　　

　明抄《吹剑录》    　　　

　去岁冬，郑西谛质于某氏之纫秋山馆行箧书，将出售矣。余为谋所以赎归之道，商于文海，以黄金八两议定。付去款一半时，金圆券方暴跌，翌日书贾遂悔前约，其事终未成。余则于文海购取嘉业堂劫馀零种数册以归，此其一也。书为明抄，卷前钤印累累，珍重之至，未经题记。其石湖卢氏家藏一印甚旧，不知谁何。适于铁琴铜剑楼书影中见宋板温国文正公文集后，黄丕烈跋中所记卷中（第八十）后空叶有墨书三行，云国初吴儒徐松云先生收藏温公集八十卷，缺第九卷，雍谨抄补以完书云。弘治乙丑秋九月望日，石湖卢雍谨记。是吴中藏书故家，卷首藏印当即其人也。后又归王雅宜、范承谟、季沧苇、揆文端、叶名澧、结一庐诸家，皆足为是书增重也。今日午后早归无事，爰记此一段故实。天气阴晦，斋居翻书，不觉移晷。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黄裳。

   　　　　两跋均作于一九四九年。议购纫秋山馆书则在“去岁冬”，即一九四八年冬。与书店已议定之书价（并已预付半数）黄金八两。沈某所出集资，黄金一两及十余枚银元，约占全部八分之一强。我因不愿收归已换成金圆券之纸币，与书估商定以几种嘉业堂书抵去已付价款，亦非一次结清，而是陆续选定者。议购之初，只取归西谛手写之书目并跋一册为凭信，并未检阅原书，而此手写书目被沈某取去作为质物，始终未还。当时市场惯例，小额交易、大宗生意，皆使用金圆券，只因保值计，以金价为准而已。沈某所说何不以金银直接交易而必换为金圆券，直同梦呓，实为诬陷也。当议购之初，我坚信这是西谛的藏书，毫未料到这批书早已易主，是由张叔平转手倒卖的。虽然在前面两篇跋中，已提出朱嘉宾、张叔平插手嘉业堂书的疑点。书估如不打出郑西谛的招牌，这批书怕是无人过问的。以研究郑振铎知名的陈福康教授在《新文学史料》（二○○九年第四期）发表《关于郑振铎卖书的一件事》，才多少泄露了此中奥秘。

　　　　陈教授在说明西谛困居沦于敌手的上海时，不得已卖书易米的困窘时说，    　　　　到一九四三年底，他竟不得不考虑出卖一批……明版书了。……现在，他却又得一本本一部部写出书目，供书贾去看了。……一九四四年一月八日，…… 他躲在屋里写了一篇《纫秋山馆行箧书目跋》。……所谓“行箧书”，表明这也是他搬往匿居处随身带的一批书（此外，他还有明刊本约二千多种，因非随身所携，所以未入此目）。

　　　　按这一夹注十分重要。当年我翻阅此目时，就发现西谛藏书精粹所在的明代版画书、戏曲书全不在内，也悟出二千多种明刻本，何以仅索价黄金八两，聚集赎资，尚不十分困难，因此才毅然从事的吧。

　　　　陈教授又从他辛苦辑集的《郑振铎日记全编》、一九四四年台历上的简单记事，就发现有八处说到给张某送书、售书、反复周折，直至取得书款，情事连贯，并论定此张非张叔平莫属，从而断定所售之书即纫秋山馆的行箧书。书估所称郑氏书实际是张叔平的藏书。对此，我是始终被蒙在鼓里的。

　　　　郑西谛困守孤岛，为国家抢救古籍善本，丰功伟绩，人所共知。却放过了嘉业堂藏书不着力争取，转而为张叔平作介价购，陈教授所给的解释，就不免苍白无力了。西谛在两造之间作中证人，直至双方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后，才于一九四三年一月廿九日抽身退出中证。

　　　　关于张叔平与嘉业堂主人之间的种种纠葛，可见刘承幹所撰《壬午让书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历史文献》第八辑）。这位“傻公子”实在被张叔平欺负得够了。这是一篇有根有据的“报告文学”。张叔平到底是什么人？陈福康教授有详细的小传介绍，称之为一位“正人君子”，颇有文化建树，只于结尾处加了这样一段“附记”，    　　

　　“又据说，张叔平在战后曾是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代表，同时又曾在中共秘密战线潘汉年领导下做过一点情报工作。”说来说去，张叔平在各种政治势力转换之际，总不失为一个“正面人物”，绝非刘承幹口中的“声气甚广”的日伪双方都吃得开的特等脚色。“刀笔”运用之妙，可谓出神入化矣。

   　　　　出奇的是，陈教授又提供了一则讯息，郑振铎将他编著的《长乐郑氏汇印传奇》题赠张叔平。书前有手书长题，对张叔平称颂备至，有“古道热肠，助人救世，目不暇给”、“叔平先生愿力弘伟，继此必复将有所刊布也欤”！自然这是对张某助成此书的感谢，但不也说明有些措词失当了么？陈教授为了保护西谛，千方百计地美化张叔平，其实不也是对郑先生的过度美化，适得反效果了么！

　　　　此后，陈教授笔锋一转，回到二○○七年《山西文学》事件上来，将沈某的攻击文字（两篇）钩玄摘要，化为四点，并声明自己是站在《山西文学》一方的一名义勇军，参加战斗了。认为我当时未做答辩，就是“心虚胆怯，或者是默认事实”，自鸣得意，阿Q气盎然。    　

　　　《纫秋书目》到底有多少本，至今仍是个未解之“谜”。大致可分繁简两类。在京部分，可参阅西谛最忠实、最努力的学生吴晓铃所编的《西谛书跋》（文物出版社），有的附有简单的“提要”，都是未成的遗稿。手写附长跋的有两种，都曾在文海书店内，书估并不重视，随手给欲购这批书的人作为宣传品，以示原书的确出于藏书名家。我拿到的一本立即被沈某取去，作为他所出集资的抵押品，后来一直未还，书店也未追问。另一册则归书主李君，今在重庆图书馆。

   　　　　后来我曾作文怀疑曾向西谛借读过的张天如集与《几社壬申合稿》或在此目中，沈某振振有词地加以反驳，说细查《行箧书目》并无此二书。不知沈某为此细事，曾北上京师、南下重庆，察阅原目，还是就近翻阅自己“秘藏”的西谛手写原目，才敢斩钉截铁地下了断语。

　　　　在议赎“行箧书”经书估悔约未成后，我与书估交涉，以已付订金、加上携来待付的余额，作价转购一些嘉业堂书抵消全部书款，以免将书款（金圆券）取归换回硬通货之损失与麻烦。书估自然同意。后来陆续取得书约十种，即沈某所说“十种宋板精本”者。

　　　　沈某发表于《山西文学》的长文———《黄裳：爱书不能这么爱》，确是一篇奇文，“粪帚文人”的又一代表作。其手法之一是无微不至地寻求摘录我的文字，并随宜插注。曲解文意、栽赃诬陷，俱见于此。且全无证据，人往风微，无从质证，只能听其任意编造。如：“按当时（一九四八）实况‘大头’是硬通货，市面通用，无须换成纸币的。”这明明是胡说八道，难道买纸烟、火柴，打瓶酱油，也要用银元交易不成？不像《水浒传》所写，有“散碎银子”可以找零。又如手写本《行箧书目》，沈说“当时他为了取信于我，曾拿书目为证，后即取回”，事实是沈某以书目为质物，取去至今未还。这是属于死赖一类。又如沈某处处以唯一出资人自居，其实占“八两黄金”不过八分之一强耳。又说“而黄裳一日之间就得到宋版精本十种之多”。沈某又称赎归纫秋山馆书，“是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前夕”事，这是别有用心制造伪证（《山西文学》第九页）。    　

　　　沈某对我在《读书》上发表的两篇书跋，视而不见，却引西谛哲嗣郑尔康撰《郑振铎传》说事。引《郑传》说，“一九四九年初，……一天，党派了陈白尘同志来郑振铎家，动员他去解放区。……当时陈白尘同志还问他，你不是欠了不少债么？我们（共产党）替你还吧。……（郑）于是便婉转地对陈白尘同志说， ‘谢谢党的关心，钱我不能要，我自己可以设法解决的。’后来他只得卖掉了一些心爱的藏书，还清了债务，同时也解决了去解放区的路费。……二月十五日一早，他带着女儿小箴乘‘盛京’轮扬帆远航了。”    　

　　　这节描述十分详尽，但不免含糊，如欠债几何，卖去何书，都未指实，自然这是不能要求于作传者的，但却留下了给恶人去钻的空子。且与陈福康教授的考证有明显的矛盾。《郑传》中并未指实所卖之书即为纫秋山馆行箧书，据陈说则在日寇投降前这批书早已转卖给张叔平了。不可能迟至一九四九年初才由郑氏售出。且以市贾估价八两黄金论，以此还债加路费，去事实更远了。

　　　　事实昭然，沈某弄此狡狯，移花接木，将一九四八年事推后一年，无非想颠倒是非，骗去《域外小说集》等书而已。其视而不见我的书跋的缘故也在此。 “……过了几天，他拿来日本东京版《域外小说集》两册和《会稽郡故书杂集》木刻本一册，说是来抵债。”沈某又说为此还去请教了顾廷龙。顾的回答是，“有人花了二元钱淘得《域外小说集》第二册，这三本书，石米的代价足矣。”顾先生已死，无从对证。其口吻确有几分版本学权威之声价、气势。沈某又接着说，“我对黄裳说，这三本书抵第一笔付‘定金’时借去的‘一两黄金和二十枚大头’，他欣然同意了。”

　　　　按沈某极尽妆点的这节话，到底发生在解放后还是一九四八年末，的确值得考证。沈某当年见我藏有鲁迅两书，十分羡慕，向我求借久矣，纠缠不休。最后由沈提出换书条件，交还欠债借条，骗书而去。既已“抵债”，等于抽去集资，此后关于纫秋山馆书事，已无权说三道四。沈某特别写入“第一笔付定金”，是重要的伏笔，照例付定金与付足余额之间时间极短，此后实际与沈某已无经济关系，伏笔暗示他仍与纫秋一案有某种关系与发言权。

　　　　解放后（在五七年后）向我逼债（其还我的借条，早已失去），实为当时政治形势下（于顾廷龙馆长、书估孙实君这些旧熟人的态度可见）对我早已抵消的“旧债”的重复勒索。鲁迅两书，终被骗去。    　　　

　沈某着意收集关于我的信息，不顾真伪，不分时代，无不以为攻击之具，如听到徐平羽对我的批评、陈虞孙对我的“力保”、蒋文杰钦本立对我的“照顾”，时代错杂，混在一起。不知陈虞孙再主文汇报，已在反右展开后，他是执行反右政策来的，蒋、钦等自顾不暇，何从“照顾”。奇怪的是最擅收集文字资料的沈某，竟无“文革”中恶毒“揭发”我的亲笔底稿留底，见有关人士的披露全文，亦无一字摘录，其文品人品可知矣。

   　　　　新时期初，单位将抄去的日记、交代、思想汇报等一并发还，包括据我的日记编成的类似“起居注”的一大捆定稿，领回以后，除几十本日记（也有缺失）以外，即遵嘱全部销毁。

　　　　出乎我的意外，单位仍保存了一批我的档案材料。照沈某的说法，是由于康生的“批示”，“上海市革会文教口”开展了一年左右的外调追查，外调对象有书店从业员、顾廷龙、潘景郑（滂喜斋后裔）、瞿凤起（铁琴铜剑楼主人）等名流。这批没有发还本人的材料，在单位迁往新社前扫数当废纸处理了。后来在旧纸摊上被“有心人”买去，视为奇货，传示多人，要价高至十数万元。我的几位朋友都曾寓目，并以内容见告。沈某当然也见到了这批材料，曾细读两日，也曾先后非法透露过部分内容。最后因兜售不成，这位“有心人”竟打电话给我，被我严词拒绝收购而后已。我断定这批材料无疑都是真品原件，感兴趣的是几位名流的证词是怎么说的。顾君是旧相识，他是如何从我的书跋中发现“以伪乱真”的；潘、瞿两位素未谋面，只通过书店买到过几种他们家传书籍（包括黄丕烈手跋），也不知他们揭发了些什么。

  　　　　至于我于购赎纫秋山馆书不成之后，全权与书估商定以嘉业堂书论价做抵，其时沈某因已骗去《域外小说集》等书，抽去集资，无权再说三道四，其绝大部分集资全出本人及同学、好友，自信有充分权力处理此事。仔细回忆，换得之书凡九种，细目如下：

   　　　　（一）残宋刻《东坡后集》。    　
　　　（二）号称元刻之和尚语录一册，不忆书名，有“寒云秘笈珍藏之印”楷书双行朱文长印。
　　　　（三）《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二十卷，明初刻本，有补版，迟至万历中。徐紫珊旧藏。（一九四八年九月七日收）    　　　
　（四）《山谷大全集》，明刻本，莫友芝批。    　　　　
（五）《世说新语》，嘉靖袁氏嘉趣堂刻，后印，牌记失去。    　　
　　（六）明万历翻宋刻《唐宋诸贤绝妙词选》，有牌记，及天一阁“大司马印”印记。（一九四八年九月二日收）    　
　　　（七）明钞本《吹剑录》，棉纸，无格。旧藏明弘治中石湖卢氏，有藏印。并有王雅宜、季沧苇、范承谟、谦牧堂、叶名澧、结一庐诸家藏印。
　　　　（八）《天顺日录辩诬》，明黑格钞本，写手精甚。
   　　　　（九）《幻迹自警》，明见独山房皮纸钞本，有曹楝亭藏印。
　　　　从此单看，可知当时选书眼光水平。大抵陈于文海书店架上之嘉业堂书，绝少上品，只《东坡后集》残卷为佳，书口有“黄州刊”字样，宋刻本。纸墨俱精。曾见周叔弢丈藏宋黄州刊《东坡先生外制集》三卷，与《后集》刊刻合同，当是一书之失群者。读周藏本后袁克文跋，略云：“《东坡先生后集》残本二十三叶，……缪艺风曾得数卷，……惜未能假缪氏所藏一校正耳。”方知刘氏藏《后集》，中多缺番，当即艺风抽出别售而以残卷售归刘翰怡，刘君固是“傻公子”，为缪氏所愚而不知耳。    　　

　　此外后印又失牌记之《世说》、《杜诗》、《山谷集》等皆曾于《书林清话》中知为名书，一见即不欲失，其不为书估窃笑者几希！至三种明钞，皆戋戋小册，却为此单中白眉。我有手抄刘氏藏钞本目，残失过半，唯跋尚存，文云：    　　　

　三十七年二十月六日，雨，午刻去文海，检所藏钞本，尚存一大橱，此目中大批已去矣。余少选小册零本归，中有《吹剑录》，明棉纸钞，无格，旧藏石湖卢氏，玉兰堂、季沧苇、谦牧堂、结一庐、叶名澧，为最佳。    　　

　　忆这批书藏于附近一小楼上，凡名书巨帙都在此中，并不公开，我因纫秋书事得以入观，并得知得书时日，可知诸书实非一日选得者。

   　　　　我说沈某有“久假不归”的恶习，事在数十年前，记不清楚，姑就回忆所得，聊记其略。

　　　　（一）《金陵杂记》稿本。此余作系列纪游文，原刊于《文汇报》“浮世绘”副刊，因故（沈某有说，待考）半途中止。我有一大册荣宝斋簿子，用毛笔记余稿、素材、零感，后为沈某取去。    　　　
　（二）明万历刊《方氏墨谱》一函四册，棉纸初印。上世纪八十年代，为《读书》作《晚明的版画》一文，偶忆曾藏此书，被沈借去。因而文中未论及明代制墨与雕版关系。    　　　

　（三）《域外小说集》初二编凡二册，东京印。
   　　　　（四）鲁迅自刊木刻本《会稽郡故书杂集》一册。(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以上两种三册，系沈某自承于一九四八年将其赎买纫秋山馆书之全部集资（此后更无经济往来）作为换得此三册书之书值。而解放后拒不承认一九四八年达成之原议，向我逼索全部已作价抵消之旧债。因此，鲁迅两种三册珍籍不能不视为被骗去之赃物，应予归还原主。

   　　　　（五）《周作人回忆录》（此书多有异名，记忆不清）之最初香港三育版。

　　　　（六）唐云旌诗集。书名难以确忆。

　　　　以上两书都是沈某见于我案头方寄到之书，时在一九八零年前后，此最“新”的书账，也已“借去看看”三十年矣。

　　　　（七）郑西谛手写《纫秋山馆行箧书目并跋》一册。

   　　　　沈某为文，表面上看十分啰嗦，杂乱，不分时间先后，拣到篮里都是菜，全可任意歪曲。如鲁迅的《域外小说集》等书的抵数年前旧债一事，发生于一九五七年后就绝无可能，沈某竟含糊其词地企图蒙混过关，篡改真相。这就不是啰嗦、逻辑不清，而是假此掩盖其混淆事实、不可见人的阴谋。驳斥此类奇文，其复杂、繁琐，实不易想象。有如捉臭虫，只能见一只消灭一只，几经努力，也只能捉其大者而消灭之，说得竟全功还差得远。以陈福康教授之高明，也只能拜服于其说教，情愿隶属麾下。至于沈某从我的文字中搜寻故实以为攻击之据，如巴金老人平居闲谈中对我的评论；我以廉价或平价买得的《冬心诗集》、《读书堂诗》、《春融堂集》三书，发还后迄今仍在书架上，并未高价售出；五四年偕内人赴京，梅畹华为预定饭店；上海住所亦非用金条顶入，只以预付半年“压租”条件入住。在沈某笔下，无一而非“罪状”，其用心之恶毒，出乎常情，而仍以“故交”、“黄迷”自诩，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者！    　　　

　二

  　　　　二○○七年秋，有一天得北京友人告知，说刘厚生在打听我的住址，说将有一册大书见赠，初不以为意，不久果然有一册刘曾复先生关于京剧脸谱的著作寄来，还附有刘老的一封信，是很漂亮的写在八行笺上的“手笔”，命我为他的新作撰序。此后笺札往来不断，从信里看出刘老虽已高龄，但思想不失新锐之气，说与吴祖光相熟，曾以我赠吴的一册《黄裳论剧杂文》转赠。刘老高年硕学，是京剧界的老前辈，不敢以无知辞谢，写了一篇《脸谱臆测》应命。奇怪的是刘老从未以北京居址见告，书信往来，全由一位在北京某著名京剧院团的年轻人中转。后来想刘老年高，有位年轻人为之奔走，也在情理之中。这位年轻人殷勤得很，时以该院出版物如孟小冬清唱录音带等寄示，也不以为意。最后引起我注意的是一叠《梅兰芳歌曲谱》的彩色照片。后来这位年轻人也曾携原书见访，可惜那天来客甚多，未能细谈，只翻阅原本一过，匆匆一两分钟而已。    　　　　

《歌曲谱》印制极精，传本绝稀，其为京剧史中珍贵资料，自不待言，尤可注意者为书中题跋传达“五四”诸贤对此传统剧种态度衍变的信息，从最初的全盘否定、“扔进茅厕坑”的断然态度，少少改为参与整理改革（以音乐家刘天华参与制谱、刘半农为之撰序为例）；最后有周作人晚年得读名演员小翠花的回忆录极度欣赏，彻底改变了全盘否定的立场，可以看出知识界对传统戏曲态度之衍化。从刘半农那篇古怪的“跋文”看，似是赠书长题，又吞吞吐吐、欲说还休，也不见受赠对象名字的奇怪姿态，可以约略看出鲁迅与半农交情的变化。尤为难得的是二周不约而同写了同一对象的悼文，不是哪位有通天本领的编者组稿的结果，而纯为自发的写作，两篇都是可以代表作者性情、风格、对死者的态度、评价的名文，也可以看出不同读者不同的感兴。随后根据这样的思路写成了《鲁迅•刘半农•梅兰芳》一文。此文在《读书》编辑部压了很久始得发表，在这中间那位年轻人曾想极力取得此文的副本，被我拒绝了。接下去是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歌曲谱》上拍，而且立即高价拍出了。紧接着就是议论蜂起，不是针对我那篇文章的某一论点，而集中于《歌曲谱》上鲁迅十来个字的真伪。我则因评介了《歌曲谱》负有一定责任，不能不起而应对。首先跟别人绑在一起跳出来的是陈福康教授，他举出了一些有意思的理由，可惜都站不住，最后以洞悉内情人士资格宣布，这是一场骗局，在拍场上无人举牌，为了面子，由自己人高价买回去的。同时还暗示，我对此书的高度评价，为拍卖行起了宣传作用，是得了好处的。历历如绘，说得有趣得紧，可惜没有丝毫凭证，效果只如听了一场“评话”而已。

   　　　　持“伪迹”说者其实也不无惊人奇论。“笔会”副刊曾用大半块版面，复制了《芥子园画谱》书影和鲁迅题于书上的赠景宋诗手迹，伴以论辩长文，以自定的古怪“律令”，断言这部有题赠诗的曲谱不可能是鲁迅自存的珍物。

　　　　此后讨论继续进行，但越说越远，离开了字迹真伪，多少接近鲁迅研究的话题了。我懂得这是专家之学，局外人本不应轻易涉足。但感到鲁迅研究，有渐近于清人考据遗风，且为其末流饾饤之学，而遗其大者。不止此也，有的研究家的研求愈“深”却离鲁迅愈远，有些说法甚至是和鲁迅唱反调的。心以为危，不敢不言。至于鲁迅在书上留下的那几个字的真伪，先生的手迹，原件和印本，已遍天下，为广大读者所习知。那么就留给他们来辨真伪吧。

　　　　正当热闹的争论渐近收梢之际，收到了那位神秘的年轻人一封来信，不是手写，是打字，用的是公家的信封。措词迷离惝恍，索解为难。姑据原件影印如下。

   　　　　黄老您好：
　　　　之前呈示的《歌曲谱》是位朋友再三相求，请我托您与刘老鉴定的。之前也不知竟会上拍。本周在文汇读书报上看到您的文章，我想：有必要向您禀告《歌曲谱》的真实来历。    　　　
　《歌曲谱》是这位朋友花巨资购置了原民族文化研究指导委员会资料室萨空了旧物中的一部藏书。由于牵扯到中间人，他再三要求不要提到民族文化研究指导委员会这个机构（这个机构至今是否还在，不得而知）。他从这批藏书的一个笔记本中得知1963年萨空了带北京京剧团赴港，又知道我刚刚替刘老向您索序之事，便找到我，希望当作我院藏品请您鉴定（其实我院1979年才建院，之前的资料档案极少）。我考虑，您与他素不相识，我贸然请您鉴定也属唐突，就借单位名义请您帮忙看一下，问题也不大（就连讲述藏书来源的信件也是那位朋友事先拟好的，萨空了旧物不假，文化局领导追捧均为托词），不想竟有此风波，后悔莫及。在毫不设防的友情之下被人利用，颇感心酸，尤其给您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备感不安！    　　　
　特致信道歉！请您恕我幼拙！    　　　
　致歉！    　　
　　致歉！    　
　　　晚××谨上
  　　　　2008年9月16日

   　　　　至此，我才悟出，这可能是一件精心策划的骗局，设计周详，绝少漏洞，就连刘老那几封毛笔八行书，可能也是“高人”的代笔。除了刘半农的长“跋” 是无疑的真迹外，疑点多多。我深悔对青年人轻易的信任，更为接受邀请，缺少考虑，轻易为人作序，如刘曾复的新书，序文发表经年，迄未问世，因之陷于骗己同时也骗人（读者）的后果。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得信后我即致函刘老，请求有所解释，先寄此年轻人所在的单位转致，不答。又请京中友人探得刘老工作单位后去信，仍不答。

   　　　　作为此案的余波，有两事可记。    　

　　　在“刘老来信”中说及，祖光曾将我的赠书———《黄裳论剧杂文》转赠一事，言犹在耳，却已出现在拍卖场上，为陈子善兄所得，持以见示，我的题赠确实无疑，何以辗转沦于拍场，何人提供，都是不可解之谜。

　　　　我曾前后三次接到广州周某的来信，内容全同。今以二○一○年四月八日一函为例。开始以双行大字标示，“欢迎对号入座、欢迎诉诸公堂；欢迎跨省追捕、欢迎黑帮暗杀。”以下就是发信人的真实地址、邮编、电话、身份证号码。下面是周某载于“博客”的文章。文题亦大字双行“他比余秋雨更无耻”、“上海文坛大佬黄裳涉嫌勾结拍卖行伪造文物”。文长不录。周文重点与特殊贡献是，《梅兰芳歌曲谱》的上拍，“黄裳为了区区五千块钱的好处费，就涉嫌勾结拍卖行，伪造鲁迅文物进行诈骗。”这并不是“可供一笑”的闲话，周某是认真的、杀气腾腾的。全信（包括信封）都是印刷件，好像决心要寄下去，可惜韧性不足，三次以后就刹车了。但功不可没，比起陈教授来，他到底提供了“好处费”的“实际数字”。    　　

　　三　　　

　这两年与我时有文字纠缠的是“书评人”止庵。但实在又说不上“争论”。止庵曾明确声明过“不算争论吧？我不与人争论的，只是喜好不同而已”。但这不包括在博客上发表“我看黄裳”，在《远书》中大量对我的议论，结论大抵是“立言一贯左，文字喜抒情”，都是要不得的。原来，这些都不属于“争论”。他编印《周作人自编文集》时，使用了夸大、虚假的宣传手法欺骗读者，惊人的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造成错字如麻的“伪劣产品”，经我指出后郑重的回应，仅“有错当改”四个字。此后就再也不见正面的回答，主要采用旁敲侧击、辗转腾挪、“王顾左右”五花八门的游击战术，有机会就抽空子扔来一枚石子，自鸣得意，乐此不疲，如是而已。当然说不上“争论”。    　　　

　不值得浪费过多的篇幅，只能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事例，加以说明。如胡适的“六言诗案”，原是一九四七年顷，国民党导演“国大”，胡适积极参加，写下了他政治生活中突出的“败笔”，连胡适之的忠实徒弟傅斯年都垂涕而道、苦苦谏阻，这时我偶然发现了有名的“六言诗”，我根据的“母本”是军统办的一张小报。六言诗公布后风行海内，很长时期里胡适本人是承认的、没有对诗中字句提出任何异议。可是在六十多年后，止庵却根据我当时不可能读到的“一九三八年十月三十一日胡适日记”、若干年后胡适编定的《尝试后集》以及更晚的两种胡适传记，提出诗中两个字的差异，进行低层次的“考据”，仿佛颇有点“学术味道”的讨论，虽非正面回应，读者是知道攻击所在的。    　

　　　我在一九四七年批评过胡适，但不代表我对胡适的全面评价。好例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上演的举国批胡闹剧，依常例这正是我大出风头的“良机”，但在批胡巨浪中（包括五七年以前所有文艺批判），我身在新闻岗位，未写一字、未发一言。等到八十年代以来，胡适在大陆得到全新的评价，成为当红人物。而在此际，出现了对胡撰六言诗的评价争议，我则是被质疑的对象。此时而提出此一“冷题”大事宣扬，指鄙说为“丐词”，着实得意了一番。从此文可看出止庵窥测时机、选择论题的本领。虽为论战文字，但未点出对方姓名，是“缺席审判”，依旧可以“不算争论”！这是止庵扔过来的一粒较大的石子，也许是鹅卵石吧。

   　　　　止庵见赠的不指名的“批评”，还兼有“不知不觉、或以知觉的口吻作左论、唱高调者”的论定（也见《“六言诗案”及其他》）。    　　

　　止庵曾仿胡适《四十自述》作《五十自述》。对“我”与“我们”之间的区别，说：“所谓‘改造’，归根结底就是把‘我’变成‘我们’。”止庵还对 “陈寅恪热”看不顺眼，其理由是：“以定论为前提，‘独立’与‘自由’充其量不过是别出心裁地为定论作诠释罢了。”止庵还对朱安深感兴趣，前后作《鲁迅与朱安》、《她也是鲁迅的遗物》两文，特别强调鲁迅对朱安的“极端冷漠”，却无一言论及周作人的凉薄。鲁迅刚逝世，周作人就忙不迭地赶办八道湾宅户主变更手续，由鲁迅改归周作人。“冷漠”与“凉薄”之间的差别就存而不论了。    　

　　　止庵作为“书评人”，以“文情俱胜的随笔”赞誉《金性尧全集》的出版，确实是让人吃惊的。止庵接过某论者提出的“周作人传统”说，接下去畅论周的“四大弟子”，并指出“中国现代散文史中，真正有意接受周作人的影响的，乃是四十年代沦陷区的一批作者。其中成绩最大、地位最高的是文载道和纪果庵”。文氏的“代表作”是《风土小记》与《文抄》，是专学知堂“文抄公”路数的，学得也真像，取材、谋篇、议论，无一不像，惟独缺了自己特有的东西。周作人抄书，篇篇都有自己的用意，意在言外，清醒的读者明白，粗疏的读者看到的只是漆黑一团，莫明所以，只好弃置一旁。这是周作人最大的遗憾，其自命“文抄公” 者，真意在此。这当儿忽然发现有忠实的追随者，亦步亦趋，虽然得貌失神，也着实难得了。至于纪果庵，有唯一“名作”《两都集》传世，其当行特色为“衮衮诸公”（周公启明）作“起居注”，文格之卑极矣。止庵以此两位领袖群伦，可谓巨眼。    　　　

　止庵接下去说，“要讲‘周作人传统’，不能忽略这两位。此外，还有柳雨生、周黎庵、谢刚主以及用‘南冠’‘楮冠’之类笔名发表文章———作者后来声明系为了‘从敌人手中取得逃亡的经费’———的黄裳等等。”止庵在与人对谈时透露心中自有合理人选，不过他不说。转而以一连串“次品”充数，值得注意的是，只对我特别“照顾”，加上长长的介绍。这种手法，止庵用过两次，此其一也。好像躲在阴暗角落里，看准时机，扔来一粒石子，也许是板砖，想给我以伤害，自己却在一旁暗笑。这且不言。我在少年时，年轻气盛，常有奇特构想，根本没有反复思虑的打算，贸然实施，往往失败，《纫秋山馆》一案即是好例。只有向《古今》卖文取得旅费一事终于成功。无论有多少人兴趣始终不衰，炒作不已，我自己却始终以冒险奋斗成功而高兴自喜。    　

　　　无论论人论事，止庵持论往往与我相左。如二周同撰纪念刘半农文，止庵说：“我对他（鲁迅）写的《忆刘半农君》尤其反感。……相比之下，知堂的《志摩纪念》、《半农纪念》……有如废名所说‘生死之前（疑误，或当作’间‘）至情乃为尽礼，或许正是其高一头地者乎。”（《远书》十四页）这与鄙见可谓针锋相对矣。    　　　　止庵在《远书》中颇有评论鄙人之处。如：“那篇《真正的书话》……是出版社的一位朋友约我写的，不甚方便说不好听的话，某些地方只得闪烁其辞。譬如黄裳，我说‘读的不多’，其实读的不少，因为总的来说不很喜欢，又不能直说，只好这么讲了。他的书说实话我只觉得两本好，即《清代版刻一隅》和《来燕榭题（当作‘书’）跋》，其余都不大以为然，有时甚至有点儿反感。一是思想上往往很左，一是文字上常常抒情。尝想写‘两论’，关于黄裳与孙犁，后来放弃了。黄裳很有书的学问，但他只有光谈学问时才好，若是说别的则经常是代表集体说的，这时的他也就丧失了自己。”（《远书》第一五九页）

  　　　　一下子就抄了这许多。一是因为这是难得的率直、全面对我的评论，代表了某一群的意见。其中有些“好”听的话本想省略掉，又怕“断章取义”，反而失去了原义，所以抄得多了。止庵说我“很有书的学问”，此言不确，应将“很有”改为“少有”才对。至于他希望我老老实实关在书房里埋头做“学问”，少发 “代表集体”的“左论”，则因自己到底生活在现实社会中，与人们同呼吸、共命运，很难办到做一名“现代陈眉公”，有违雅令了。    　　

　　止庵在同一信中，还提到“贰臣文学”，这本是我杜撰的提法。止庵认为“总之黄裳这番话不仅说得浅了，而且根本就错了”。他的意思是，“所谓‘贰臣文学’，总得包括：第一，作者被迫成为‘贰臣’；第二，他对此有所悔恨。这两点对于周作人都不大对得上号。他是既否认被迫，又不曾悔恨的。”的确，周作人至死也没有一字表示悔恨，可谓以铁杆汉奸赍志以没的。而这正是止庵所剧赏的“汉奸气节”。止庵又说，“何况他不能算是‘贰臣’，他只做过一次官的。” （《远书》一六一页）我不懂这种“论法”逻辑性何在。不禁想起近有论者称张爱玲下嫁胡兰成是“暂时”的、是在胡失掉汪伪宣传部次长职位之后。同为可解人颐的“妙论”。

   　　　　不妨试行回溯一下，周作人落水前后的“思想路径”。

  　　　　自从他在沦陷后的北平出席那个“座谈会”后，立即引起了他意想不到的轩然大波，谴责与惋惜之声并作，而且是全国性的。他受到了沉重的压力，同时也意识到自己在中国文化界的分量，慌忙作出回应，以苏武自命、自解。一开头或不无真实心情流露，但这块“挡箭牌”到底不能长久使用，只好收起，开始了迄一九三九年四月写《玄同纪念》时止的漫长“不说话”时期。如知堂自己所说，“但是我于此破了二年来不说话的戒”，“在我未始不是一个大的决意。”这段日子里没有有关的文字留下，但写有不少“诗”。这些诗集中发表在一九四四年九月作的《苦茶庵打油诗》里，充分流露了他“不说话”时期的变幻激荡心情。“照年代说来，自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至三十二年十月”，这是作者说明这些诗的创作时期。    　　

　　“打油诗”劈头两首就是使人出惊的怀陆放翁之作，“燕山柳色太凄迷”与“家祭年年总是虚”两首。特别是第二首，全为住在日寇铁蹄下沦陷区的故国“遗民”声口、也是苏武的声音，更是与放翁完全一致的心愿。此诗如在写成当时（一九三七年冬）发表，后果不可想象矣。

   　　　　下面的“禹迹寺前春草生”一诗，曾寄沈尹默读之，后得沈的和诗，末联云，“斜阳流水干卿事，未免人间太有情”，显然是知堂向老友商量自己的出处问题的答案，而知堂不能接受，且有所声说，这就不能不想到《玄同纪念》中的许多话，同样是老朋友间商量个人出处、家庭生活这些切身问题，钱玄同的回答也是正面的、实在的，不是不负责任的“高论”，知堂的感受则是“虽或未能悉用而重违其意，恒自警惕，总期勿太使他失望也”。同样也是否定的。可见他对自己的出处问题确曾反复思量找人研究，结果老朋友（必不只一二人）的正确意见都是白说，他还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在“登场做戏”之余，为了“心的平安”，必须找到一种“理论”的支持，即对下水投敌、九死不悔信念的有力支持，此一“理论”，即所谓“道义之事功化”是也。    　　　　
知堂于一九四五年冬撰成长文《道义之事功化》，是对自己落水迄今言行的总结。自知文章写得枝枝节节、杂乱无章，非一次所成，但思想资料是丰富的。读后选其中的“精语”，条列如下。    　　
　　“离开功利没有仁义”（《孟子》与阮元说）；推重立功在德与言之上（颜习斋说）；又引傅青主说，以为“对于国家人民有所尽力”“并不限于殉孝殉忠”；知堂反复赞赏的洪允详语：“要他勿怕死，是要他拼命作事，不是要他一死便了事。”（案知堂引用洪氏此言，前后不下三五次，各有所指。此处重引，意更分明。）“要以道义为宗旨，去求得功利上的实现，以名誉生命为资材，去博得国家人民的福利”；并认定“此为知识阶级最高之任务”！并称以上所论，“可以说是一种革命思想”。并感到了自己思想之危险。可以悬想，写到此处，知堂的思想已达何种境界，手舞足蹈乎？充分的自我安慰、以至昏眩乎？不可知已。

　　　　他最后还不忘霭理斯和佛经。引前者的话后说，“以仁存心，明智的想，勇敢的做，……是即道义之事功化也。”引后者之说后叹道，“我们如能学得千百分之一是光荣，虽然同时也是烦恼。这样想来也就觉得心平气和，不必徒然嗔怒。”知堂是博学的，他援引了许多志士仁人的嘉言懿行，助自己摆脱说不尽的“烦恼”，终于达到了“心平气和”的理想境界。    　
　　　
知堂就是倚靠此种“理论”，坚持其所作所为皆为“道义”化成的“事功”，是辛苦得来的“真理”，值得毕生坚守，决不让步。其艰苦卓绝，又哪里是“软骨头文人”如庾子山、吴梅村等可与相提并论。这就是止庵的据点所在。
　　　　写到这里，竟已浪费了如许纸墨，虽尚有些许话题，也不想说下去了。反正我又没有写“新儒林外史”的任务，那么就暂时到此为止罢。
   　　　　此集收有一两篇旧作，有一篇是六十多年前写的，论资排辈，置之卷首。感谢德明兄，从藏书中发现，复印见寄。不是文章写得好，只因它带有当时自己的文风，一种满溢愤激，却以不正经的笔墨出之。岁月易迁，此种旧日文风不可再得矣。
　　　　我不用电脑，也不上网，所得信息多由朋友供给，得以随意使用，但必确有实据，方以入文。为避烦琐，未能各加附注。好在并非“博士论文”，读者谅之。                                                                   辛卯上元■    　　                                        载2010-4-10《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黄裳先生,这样的藏品你也敢卖了-韩石山 (ZT)

作者：方韶毅提交日期：2007-01-12

他素仰鲁迅，但生不逢时无缘求之，遂致函在台湾执教的鲁迅好友许寿裳先生，恳请他写了两首鲁迅的七律。

（一九四八年）时，他与吴晗是编者与作者关系……便在荣宝斋买了一匣诗笺存在北京吴晗处，京华人文荟萃，吴晗交际又广，常有名士过访，由他托请大家留墨。

为扩大范围，他又请许广平、叶圣陶、俞平伯等襄助。于是社会贤达、专家学者乃至戏曲名伶的手迹都成了他搜罗的对象，宏富得很。

黄裳请张奚若和邓叔存先生握管，张先生高低不肯，又不忍心扫兴，就在笺纸上写一封信充之；邓先生录了岑嘉州的一首诗，属款“钝蛰”。

以上这几句话，见《走近大家》一书中。作者张昌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含有这几句的那篇文章叫《黄裳：书香人和》，在“名流写意”一辑中。据文章中说，作者是去过黄府的。但又看得出，其写作所据的材料，大多出自黄先生的文章中。

黄先生真是个大收藏家呀，动手早，办法妙。张昌华说黄先生的收藏“宏富得很”，是一点也不假的。

但是，现在若有人去黄府，说想看看这些收藏，我敢打保票，你就是拿刀子逼住黄先生的胸口，他也不会让你看一眼的。

太傻了吧，不过是些名人手迹嘛。你或许会这么想，又由不得赞叹，真是高风亮节啊，爱惜自己的收藏，胜过自己的生命。

错了。傻的是你，而不是黄先生。他知道有比生命更可贵的。那就是钱。早在多少年前，他就将这些玩意儿卖了个净光。

卖给了谁？卖给了雅爱收藏的一位老板，或者说是民营企业家。这两个称谓，在中国是一样的。此人确也高雅，买入之后，并不藏之府邸，而是连同此前此后搜罗到的其他同类手迹，挑选百余幅，编为一本精美的画册。2001年5月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名曰《百年文人墨迹——亦孚藏品》。亦孚者，潘姓，温州人氏也。承潘先生不弃，赠我一册。我是先得了潘先生的赠书，后看了张先生的《走近大家》，才明瞭黄先生的这一壮举的。看潘先生的画册时，见这么多名人赠黄先生的手迹，我就有些感慨；看了张先生的书，知道黄先生的这些手迹是怎么来的以后，我的感慨就更重了，目瞪口呆，好一会儿挢舌不下。世人上竟会有这样的人，竟会有这样的事！

且看《墨迹》一书中，收录的原属黄先生的藏品，都是些什么货色。仅以题款中有黄先生名讳者为据：

李宣龚诗笺《园菊得花喜而作》，黄炎培诗笺《七十写怀·阴冻》，许寿裳诗笺《书鲁迅诗》，胡适诗笺《贯酸堂的清江引》，马叙伦诗笺《送茅盾应苏联讲艺诗》，张奚若信笺《与黄裳书》，邓以蛰诗笺《书岑嘉州诗》，容肇祖诗笺《书陆游诗》，周[弓又]（又上有一山字）叔中堂《录黄荛圃题宋本东坡先生诗》，容庚诗笺《书曹子建杂诗》，叶圣陶篆书诗笺《书唐人七绝》，罗根泽诗笺《书义山诗》，唐圭璋诗笺《自作词》，沈从文诗笺《赠黄裳诗》，张充和小横幅《录陶渊明归去来辞》，李广田信笺《与黄裳书》，李一氓条幅《旧友聚饮松鹤楼诗》，曹禺信笺《为黄裳题词》，戈宝权诗笺《自译普希金短诗一首》，汪曾祺信笺《与黄裳书》。

以上共是二十件。

实则不止此数。潘先生在该书《自序》中说，他有意成册出版，“是三年前接手了黄裳先生三十多件文人的字后才开始的”。这里，潘先生用了“接手”二字，我们千万别以为这是黄先生的慷慨赠予。因为，潘先生接下来说，他的这些藏品获得的途径，有拍卖会上购得，有朋友赠送，“也有货款两清、买卖成交的”。黄先生的这批货，当属后者无疑。

感慨不管怎样深，惊异不管怎样大，感情平复之后，我也会设身处地地为黄先生想想。文人也是人，总不能空守着这些名家墨迹喝西北风吧。谁也有个缓急的时候，再值家的东西，到了三餐不继的时候，也会拿出去换几个钱的。当年的辛苦奔走，请人托人，也是费了力气的。先前的付出，正是为了日后的回报。然而，就是真的到了困窘的时候，一点也不念及人间的情谊吗？

至少我认为，有两件东西，黄先生是不应该出手的。

一件是胡适写的《贯酸堂的清江引》，一件是张充和写的《录陶渊明归去来辞》。

倒不是说胡适的名气多大，张充和字多么好，不是的，出手的那么多墨迹中，名气不在胡适之下的，字比张充和好的，都还有；而是说，这两件墨迹得来太不容易了。

胡适那幅字的左下角，有小小的两行字，不注意看的人往往会忽略过去。是这样写的：“黄裳留玩，充和转赠，一九八七年四月”。张充和那幅的末尾，也有两行小字，道是：“应黄裳先生三十年前转托靳以之嘱，一九八一年六月廿三日，时客南德之明兴城”。

这里头有个感人的小故事。张充和题款中说是三十年前，是个约数，实则是当在三十二三年，即大陆解放前夕，张女士还没有出国的时候。张的字是有时名的，黄甚喜爱，曾托靳以求之。不久，张与夫君美国人傅汉思去了美国，沓无音讯。1981年卞之琳访美，见到张，言及故人。张翻出旧信，并为黄写了这幅字。附信说：“奉上拙书一幅，想来你已忘了此事，因靳以信尚在，非了此心愿不可。”三年后，张充和回大陆省亲，在上海与黄晤谈时，黄说他原有一幅胡适题款签名的字，文革中怕惹事将之毁了。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张返美后，便将自己珍藏的胡适的这幅《清江引》寄赠。

多么珍贵的情谊，说撇开就如破鞋似的撇开了。

这么珍贵的物件，不会留下吗？

不行。黄先生不是家里住处逼仄，要腾开空间才卖这些纸头的，就像我们平日处理废旧报刊一样。不是的，他是为了钱。为了钱，就有个能不能攀上价钱的问题。买家又不傻，拿些二流货色搪塞吗，没有那么回事。要攀上价钱，只有把珍贵的东西拿去，还有什么比字迹既可贵，其中又有这样感人的小故事的，更值钱的？于是我们的黄先生就义无反顾地出之于箧中，献之于人前了。

生当今世，对文化人作道德上的过高的要求，我从来就不认为有什么实际的意义。那须是民众的出自真诚的尊崇，而不是文化人一厢情愿的奢求，更不是为政者悬在文化人头上的符咒。有人卖艺，有人卖身，有人卖官，有什么才能卖什么；一个绝不会富到哪儿去的文化人，出卖自己辛苦得来的同类的墨迹，有什么大错呢？但我同时又认为，一个文化人可以因为贫穷而为盗为娼，就是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在道理操守上，也不能出于普通文化人的料想之外，更不能落在普通中国人的道理基线之下。

2007年1月5日于潺湲室

我与黄裳先生的是是非非
韩石山
来源：文学报

　　这篇文章里，我仍称黄裳为黄裳先生。道理先前讲过，我可以不尊重黄的人格，却不能不尊重我的良好的教养。
　　前些年，我主持《山西文学》编务时，就黄裳与沈鹏年之间的纠结，发了几篇文章，有沈鹏年的，也有为黄裳辩护的，我也写了两篇。一为《可怜天下黄迷心》，一为《黄裳：这样的藏品也肯卖》。当时就听人说，黄先生要写文章反驳，不是反驳沈鹏年，是反驳我，叫人劝下了。没想到这股鸟气，在肚里憋了四年之久，还是砰的放出来了。
　　上网一查，不是这么回事，是不值得。黄裳的小朋友安迪有一文，名为《高手》（《深圳商报》2007年8月7日）。说某日忽接黄信，要他有空去坐坐，想跟他谈谈最近“四面树敌”的情况。谈的结果是，对葛剑雄，黄还愿意交手过招，另两位，黄称之为“文坛牛二”，则不屑于出手还击。这里的另两位，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一是沈鹏年，一是韩石山。
　　安迪先生也算是我的朋友，至少我是这么看的，十多年前写《李健吾传》时，曾送我一册有李健吾签名的《福楼拜评传》，至今仍感念难忘。什么时候当上“黄门侍郎”的，我竟不知道。既然是黄府的列班朝臣，上传下达，总不会矫旨行事。那就把我前面的说法订正一下，该是，四年过去了，黄先生的劲儿缓过来了，这回“屑于”了，追着牛二要算旧账了。
　　黄先生当然不会花上钱到山西来，堵门大骂一通。骂得赢骂不赢是一回事，以他的小气，这份钱先就不会出。此人做什么都要算计，算旧账原本就是个算计的事儿，怎能鲁莽从事。算定之后，写了一篇文章，发在家门口一家叫“东方早”的报纸上。时间是2010年4月10日，名为《时下的传奇》，副题为《〈来燕榭文存续集〉后记》。
　　又往外出气，又往回挣钱，想来黄裳先生之得意，不下于欧阳修先生写了篇《醉翁亭记》，只是最后几句要改改，且代为拟之：“安迪小友知从黄裳游而乐，而不知黄裳之乐其乐也。忧而能同谋划，愤而能同跺脚，安迪也；气而能憋四年，恨而能述以文者，老黄也。老黄谓谁？打桩模子黄裳也。”
　　———对不起，一时疏忽，将“打桩模子”四字先期披露出来。既已写出，也不必改了，看下文即明。
　　黄文甚长，发表后黄迷们惊叫，说是新的长篇文章。我约略算了一下，不过万余字，怎么叫长篇文章？有长篇小说，没听说有长篇文章的。这样的字数，在我的写作生涯里，只能说是普通文章。以小说作譬，短篇而已。
　　我也知道，这样的常规，对黄氏是不能用的，他是个只会写“短气”文章的人，偶尔长上一回，自个欣喜不已，众黄迷们也就跟着雀跃不已了。
　　文章看过了，东拉西扯，拖泥带水，实在不怎么样。跟他十多年前的文章没法比，跟我的文章，就更没法比了。好在我不是“重阳节征文”的评委，也不必说文章怎样，只看内容就是了。
　　文中说到我是这样的。说他读了韩某的文章，不禁失笑，直感地想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先生“嘘”过的“粪帚文人”，又借尸还魂了。还有一处，也是这个用典，说“韩石山的嫡祖”固然是三十年代的“粪帚文人”，但接受了先辈全部衣钵之余，还有更多青出于蓝的全新创造，云云。
　　好些人，一批评别人，就扯出鲁迅当枪使。看，鲁迅都说你是这样的人了，还会不是吗？我再蠢也还知道，不管黄裳说得再煞有介事，这是姓黄的在说我而不是姓鲁的在说我。你心中的鲁迅再神，也不会对他死后十年出生的一个乡下人，预支了这样恶毒的批评。
　　就是鲁迅真的这么神，说的“粪帚文人”就是我，我也没什么不好的感觉。在中国，当个“粪帚文人”，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想想文化大革命中，多少名流学者沦落为“粪帚文人”，打扫厕所，擦拭便器，何尝敢有一丝怨尤。杨绛的回忆文章里说，她当年能把厕所擦试得干干净净，躲在里面看书自得其乐而不知其味。
　　黄文中还说，“韩某战术的范本，显然是《新青年》上钱玄同刘半农的双簧信———《答王敬轩先生书》。将旧套路重新组装，由双方对峙改为提线傀儡，虽仍由两人出场，实由韩某一人操纵，从而取得得心应手、任意发挥、捏造诬陷之能事。”这大概也是看《鲁迅全集》的注释记住的。
　　用典，也要用个像样的典故。如此腹笥，还要跟人呕气，未免太贫气了吧。
　　对黄的谩骂，我不打算说什么。我只说事儿。
　　我说过的两件事，都昭昭在人耳目，只要稍加思考，不难断其是非曲直。
　　第一件事情不说了，只说第二件事情。1949年元旦前后，黄裳因仰慕张充和女史的书名，托靳以先生求书法于张。张刚结婚，要与夫君一起赴美，来不及写。但靳以托写的纸条，一直保存着。改革开放后，1981年卞之琳先生赴美讲学，看望张充和，张提起旧事，选了自己的书法精品《归去来辞》，连同托写的纸条，一并让卞带回国内给了黄。过了两三年，张充和回国探亲，在上海见到黄，言谈间，黄说他喜爱胡适的书法，曾有一幅，无奈“文革”中怕惹事焚毁了。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回到美国后，张便将自己珍存的一幅胡适的书法《贯酸堂的清江引》寄给了黄。而黄，竟将这样两件得之不易的珍品，说卖就卖了。
　　对此事，我仍坚持自己原先的看法，是不该卖的。我也知道，黄家的东西，姓黄的怎么处理，都不为过。但是，这得是你什么都悄悄密密地进行，不能说，得到张充和的赠品了，就写一篇《宿诺》，大肆炫耀，待到变卖成钱，装在兜里了，又不让人说。
　　我知道此事，并非得自传闻，手头有一册《百年文人墨迹———亦孚藏品》，上面有这两件珍品的影印件，还有张充和的小字题跋。我眼睛是有些近视，但没有瞎，那几十个汉字全都认识，于是得出了我的看法。这不能叫偷窥了黄家的什么隐私吧？
　　我说黄卖给潘，是有文字根据的。潘在该书《自序》中说，他的这些藏品，有的是拍卖会上购得的，有的是朋友赠送的，“也有货款两清、买卖成交的”。这两幅作品，肯定是这样得到的。我再傻也不会相信，是黄仰慕潘收藏的名声，送给了潘。
　　我说不该卖，与黄自己的心态，完全吻合，并没有过甚其辞。张充和的这幅字，后来在一次拍卖会上，让香港的董桥拍得，董见有黄的名字，又送给了黄，黄写了《答董桥》，其中说“数年前散去之故人书件，至今悔之。潘某商人，陆续将所得付之拍卖……充和书件，竟归尊藏，且将以之见还，感与惭并”。你能说“悔”，说“惭”，我就不能说个不该卖？只是到了这个地步，还不说是卖，而说“散去”，好像他原本攥在手里，不小心掉在地上，叫一个姓潘的捡了去。这不是鬼话吗？
　　此事的前因后果，我还是清楚的。不是现在打听清楚的，早在黄潘成交后不久，就清楚了。我手头的这册《百年文人墨迹———亦孚藏品》，就是购藏者潘亦孚先生寄给我的，上面有潘先生的题词。此事的中介人是谁，如何交易，不敢说多详细，但程序与数额，还是知道的。当时给我的印象，这是一场锱铢必较的商战，件件翻看，讨价还价，最后才达成一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货款两清、买卖成交”。
　　收藏者没有一点错，他就是做生意的，不是代国家收购并保存文物的。不管黄先生怎样为自己辩解，我仍要说，此番卖出的，绝不仅仅是胡张二人的两幅书法珍品，一起卖出的，还有一个文化人的操守与良知，如果他说他还有这些东西的话。
　　然而，黄潘两人，都不曾料到的是，多年之后，一位叫韩石山的人，会将此事翻了出来，且指责黄将张胡的两幅字卖了，多么的不该。潘没什么，你越说这两幅字多么珍贵，他越高兴。难受的是黄。他不说自己做错了事，只是埋怨潘不该在收藏多年后，拿去出书，又拿去拍卖，弄得天下尽人皆知，让他那原本就没光的老脸更其无光。
　　这就是黄先生的不对了。你是卖书买书一辈子的人，总该知道，“货款两清”是什么意思吧。这是一种商业行为，也是一种契约行为。你可以借了沈鹏年先生的金子，过后用几册残旧书抵之，那叫无赖，不是谁都能做出的。普通人在这种事上，从来都是“货款两清”之后，谁再做什么，绝不干涉。要是还不懂，给你打个比方。上海沦陷期间，你给汉奸刊物《古今》写稿，肯定用的是稿纸墨水，你门口南纸店的小老板，追究过你吗？
　　由黄裳贪财而将胡张二人的书法卖给潘亦孚，由黄裳在这件事上的声口，我想到了海派清口演员周立波和他的《打桩模子》。这是周立波早期最著名的段子，我看过好几遍。说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人们要买点舶来品，还要兑换券、侨汇券，而上海的一帮子年轻人，已开始与走私商人串通一起，暗中做万宝路一类高档外烟的生意。这类人，走起路来，小腿不是随大腿踢出，而是随膝盖踢出。身上几个衣兜里，分装不同档次的外烟，有时在咖啡厅里物色买主，有时在大街上踅溜，见了人就靠上去，问：“朋友，要外烟吧？”遇上个要万宝路的，便会大声惊叫：“朋友，大户嘛，绝对大户嘛！”
　　胡张的书法，也是海外“舶”来的，其金贵堪比当年的万宝路。至少“万宝”这个词儿，胡张的书法是当得起的。
　　想来，黄裳初起心卖字画寻顾主时的心理，跟打桩模子在街上叫嚷“朋友，要外烟吧”相仿佛。当然实际上，是不用他自己出门嚷嚷的，自有一般小喽啰去物色。我不知道安迪这位黄门侍郎可曾参与其事，我想不会的，这类大事，至少得“黄门尚书”一级的人才可能经手。
　　寻找主顾不一定亲为，真的有了主顾，那是必定要见了。想老黄初见潘亦孚时，必定心里惊叫：“大户嘛，绝对大户嘛！”他知道，只有这种人肯出大价钱。此时，他是不是想到当初真该多从张充和手里弄两张，就不好瞎猜了。以我的推测，这样的念头是会闪过的，只是想到已不可能，便自个掐灭了。
　　腿儿能不能抖得那么欢，怕不能了，毕竟太老了。抖两下还是会的，毕竟太让人激动了。
　　这样说当年上海滩上的打桩模子们，我心里是有愧的。他们做的是将本求利的生意，只是其时社会环境太严峻，事有无奈，才出此奇招。黄裳则不同，他做的是无本生意，以无本之本，求万金之利。本事是大了许多，人格上可就差得远了，不是什么上下床而分，而是天壤之别。这里借来作喻，仅取其神似而已。
　　黄裳先生，别装什么英雄好汉了，做下卑劣的事，就老老实实当一回卑劣的人。你自己都说“悔”了，“惭”了，别人顶多说了个可耻，仅是人我的感觉不同，并没有质的差异。你的那些前言不搭后语的“黄话”，哄得了几个黄门侍郎，百十个黄迷，绝然哄不了天下的读书人。这把年纪了，没人会把你怎么样的，只是这么说说而已。
　　世上并没有真正的耻辱柱，非得把你绑上去不可。你如果看到了什么，那肯定是你的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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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胆假设"不能离开"小心求证"——给韩石山写封公开信
2007年4月27日 09:28

选稿:上官贤来源:东方网作者:刘绪源

　　石山兄：

　　读了你的新作《可怜天下“黄迷”心》（载《山西文学》2007年第五期），很有一点感想。倒不是因为你对黄裳先生的看法，对人对事，看法如何，各人自可依其心，不必勉强，更不必统一。我只是感到，在治学方法上，你似乎有不小的变化。这使我微有不安。

　　在我的记忆中，你好像说过，写传记要真实，说话一定要有根据。比如，说徐志摩这天心情好，出得门来，对着树上的鸟儿吹了声口哨……如没有根据，这样的写法是不允许的。因为，你必须能肯定，当年这扇门外有树，这一天树上有鸟，而且，徐志摩还确是吹了口哨。要是无从证明，只凭自己的想象，那是写小说，不是传记的写法。我记的是大意，很可能你说的不是志摩而是达夫，也可能不是说树上的鸟而是说水中之鱼，但你说的原则曾给我以深刻的印象，并让我想到，毕竟是学历史出身，不同于学文学的，也让我对你后来的纪实作品产生了一种天然的信任。但你现在好像全变了。你看这篇新作中，说到黄裳的藏书怎么到了社科院，从头至尾，全凭分析和想象，连郑振铎与之翻脸，也是依凭你的断然的猜测。黄是否居中代社科院买过书？买书时是否把自己不要的书夹进去？夹进去的是否真有这一本？郑与黄的关系是否由此走了下坡？这么具体的人和事，居然没有一点材料，全都可以下判断。我实在怀疑这不是你写的，倒更有点像刘心武大谈《红楼梦》，在无需任何材料的情况下自行编排“贾元春之死”（不过那倒还真是小说）。而那位和你对话的朋友，听了你这番武断的分析后，竟还会说：“噢，是这样的呀。虽不中，亦不远矣。”甚至还要“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这朋友一定也是你编出来的吧？这样的治学方法，也许可称之为“大胆假设”。而大胆假设一旦离开了“小心求证”，那会是什么呢？我想，你一定比我更清楚。

　　还有，你对黄裳先生的著作大下断语，认为今后有两种可以传世，一是《关于美国兵》，一是《旧戏新谈》，其余都不行。传不传世，那是将来的事，当然可以猜测，这里不存在小心求证的问题了。然而，我又怀疑，你是否真的细读过黄裳的书？至少，据我了解，以你的兴趣、雅好、思想、观点，如果真读了，恐怕不会下这样的结论。这里且不说黄裳那些精湛的书话、随笔、杂文，因为爱好与否、评价高下，确实是各人的事，不必勉强和统一。但《旧戏新谈》并非你所说的“性情之书”，那其实是一本政治性很强的书，是国共两党斗争的关键时刻，黄裳先生借旧戏为题，嘲骂国民党及其“走狗”的专题杂文合集。是不是因为旧戏对你更具神秘感，文人谈戏另有一番客串之趣，这就让你凭着感觉，唐伯虎点秋香似的，点到了这一本？虽然你自称曾经是“黄迷”，但我估计你对黄裳的作品没有作过系统的研究。如竟让我不幸而言中的话，那么，未经研究径下结论，并对它们的未来信口判断，这是严肃的写作呢，还是有点像那些业余的算命爱好者凭感觉就夸夸其谈？——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要是幸而不言中，那就更好。

　　就说这两条吧。就治学方法而言，我更喜欢过去的“无一字无出处”的你，而不喜欢今日的只剩了“大胆假设”的你。作为多年的老友，我更喜欢在现代文坛史料中潜心钩沉而又并不学究气的你，却不喜欢今日老想着吸引眼球的那位准算命先生。我们几乎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所以就把这点心里话和盘托出，望勿怪罪。即颂

　　撰安

　　弟：绪源

　　2007年4月11日夜12时

韩石山的批评艺术——兼论《文学报》新批评专刊的导向

文/赵化鲁

我从不讳言对韩石山文字的欣赏，一如韩石山不能抹去多年担任中学教员的经历一样。手头一册几年前买的《韩先生言行录》，其中一篇是写中学里事情的。韩石山对京城某中学采用“学生打分，末位教师被淘汰”的办法颇多微词。他大声疾呼：不要再糟践教师了，更不要借学生的名义糟践教师了。当年读罢韩石山仗义执言的文字，身为教育中人，自然十分解气。
一直把韩石山当作比较亲近的作家。一则我们的出生地均属晋南，再则他从山区中学里走上文坛，在其文字里很容易找到共鸣。和韩石山见过面，我还追星似地与之合过影。韩石山不咸不淡的表情，让我明白了彼此的距离。
[size=+0]9月29日出版的《文学报》新批评专刊，用一个版面刊发了韩石山的长文《我与黄裳先生的是是非非》。在这篇数千字的文章里，韩石山论说了自己与一位文坛老人的笔墨纠葛。早几年，韩石山就在其任主编的《山西文学》上发过指摘黄裳先生的文章。黄裳先生大名久闻于耳，先生写散文，做记者，著述甚丰。韩石山指责黄裳先生的人格，看似言之有据。好庋藏善推究的韩先生，质疑一辈子爱书写书藏书者人格有问题，斯人咋能不急眼？黄裳先生在《时下的传奇》一文中，气急败坏地称韩某为“粪帚文人”，捎带还扯上韩某的嫡祖。这下可点了“文坛刀客”的眼药，韩先生锱铢必较地回应：我可以不尊重黄的人格，却不能不尊重我的良好的教养。这不，两个大文人算是真刀真枪地干上了。
[size=+0][size=+0]当年韩先生在《山西文学》上挑起战火，自称是让杂志热闹起来。刊物销量是否见涨不得而知，但激起了黄老先生的怒火却是货真价实的。黄韩二公肯定都读过鲁迅，于是，鲁迅的文章言辞成为两军对垒的暗器。[size=+0]韩之生年，鲁迅已作古十年；黄生于1919年，鲁迅去世时，黄俨然一个青年才俊了。一长一少，口诛笔伐，大有鲁迅先生“一个都不宽恕”的遗风，如先生九泉有知，不知当喜当忧。我也注意到为黄先生开脱者的文字，他们认为，卖藏品是为了给家人治病救急，无可厚非；再说了，收藏出卖是个人的私事，犯得上你韩石山摇旗呐喊地大加挞伐吗？
中国人大多具有围观的毛病，我也不能免俗。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古人一向推崇的做派。看毕《文学报》上韩先生连篇累牍的述说，我再次领略了韩石山批评的艺术。韩一句脏话没有，却让黄有狗血喷头的效果。黄的话语被冠之于“黄话”；黄的长文，韩云之为“重阳节征文”，暗喻黄垂垂老矣；昔日上海滩贪图小利上窜下跳的烟贩子，周立波谓之“打桩模子”，韩毫不客气地把此冠冕赠予了黄……伺弄了大半辈子文字的韩石山，此番出手不可谓不狠。我知道韩石山对遣词造句是颇为考究的。文章开篇，韩把自己当《山西文学》主编说成“主持编务”，很有谦恭之态；而黄时隔数年后的反驳，韩称之为“憋了四年的鸟气”，“砰的放出来”更给人以不雅的想象。
《文学报》不吝篇幅地刊发韩石山有关“文人相争”的宏文，意欲何为？该报负责人陈歆耕的一篇短文透露出了端倪。陈歆耕写道：
新生代刊物在传递给我们的理念中，有几点大概是不应该视而不见的：其一是由于它们要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求发展，因此所有新创刊物，都把明确自身定位特色，寻找独特的受众群放在第一位。等摸准了准备办给谁看，才敢“下水”投入……　其二，新创刊物往往根据定位、受众特点去组织内容、寻找适合的作者群……其三，新生代刊物为了征服读者、提升影响，则会运用多种方式和渠道拓展生存空间，其从业人员是充满忧患意识和危机感的…… （《文学自由谈》2011.5期P65)
也许正是出于以上考虑，《文学报》请出“文坛刀客”韩石山，担纲新批评专刊的特邀策划兼编审，旨在开文学批评风气之先。连续读了几期专刊，觉得《文学报》的苦心经营还是小有收获的。当今文坛，鲜有逆耳之言，倘若两军对垒地厮杀一番，自会喜了看客，当事人也活络活络筋骨，心胸得以舒展。哪怕是“周瑜打黄盖”似的自导自演，也会添沉寂文坛几分生气吧，何乐而不为呢？“刊物总要办给读者看，如果一篇文章或一部作品变成印刷文本后，除了作者关心，编辑和主编因职业性编审需要阅读，就再没有几个读者感兴趣……（老牌期刊）你还有什么优势可言？”（陈歆耕语，出处同上），《文学报》刊发“文人相争”之文，博人眼球，借以增加发行量，不足为怪。
由此就引出了一个办刊导向的话题。像《文学报》这样的纯文学名刊，使出浑身解数争取读者，用心良苦。推出新批评专刊我是双手赞成的，但新批评究竟“新”在哪？是需要细细考究的。笔者僻居乡野，尽管学识浅陋，但心中依然固执认为，文学批评最核心的一点是“讲真话”。关于这一点，巴金老人多有强调。再进一步说，文学批评要有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无论是批评者还是被批评者，如果把持住这两点，我个人认为，他的文字就不会太离谱。
黄裳先生人格的高下，不是本文讨论的关键，我无意也无力辨证其所作所为之高尚与卑劣。单以我对韩石山其人其文的观察，其批评艺术的犀利尖刻，环顾四野，鲜有出其右者。想来韩先生也是花甲老人了，如此气盛地激扬文字，殊为难得。不过，选一个93岁高龄的耄耋老人作为论敌，睚眦必报地相持不下，作为旁观者，实在有些看不下去了。也许有人要说我和稀泥抹光墙了。可我觉得，即使是“说真话”的黄韩二公，倘若心间多些悲悯之气，何至于闹到恶语相加不可开交的地步呢？
韩石山的批评艺术确实高超，可他得理不饶人的刻薄恕我不敢恭维。《文学报》新批评专刊如果这样“坚持真理”而缺乏人文情怀地办下去，新批评固然是“新”了，但离批评的本真恐怕要越来越远了。
2011.10.10晨，

"大胆假设"不能离开"小心求证"——给韩石山写封公开信
2007年4月27日 09:28

选稿:上官贤来源:东方网作者:刘绪源

这件事情该怎么办

(2011-10-16 )

转载▼

这件事情该怎么办

韩石山

黄裳先生在《时下的传奇》一文里，借鲁迅的话，说我是“粪帚文人”，不光我是，我的嫡祖也是。我看了只有好笑，一个写文章写到八九十岁的人，到了还只会引用鲁迅的话糟贱对手，真是够可怜的了。他的文章，我另有回应，这篇不是，是由此而想到了另一个话题。这篇文章里，我仍称之为黄裳先生。我可以不尊重黄先生的人格，却不能不尊重我自己的良好的习惯。
2007年，我在《山西文学》三期上发表《黄裳：这样的藏品也肯卖》，是因为二期上发表了沈鹏年的《黄裳：爱书不能这么爱》，想让刊物热闹一下。我说的是，在一本名为《百年墨迹——亦孚藏品》里，看到二十几幅原属黄裳的书画藏品，据收藏者潘亦孚先生说，是他从黄裳手里买的，货款两清，皆出自愿。其中两幅，我认为是不该卖的，一幅是张充和的书法精品《归去来辞》，一幅是胡适的书法精品《贯酸斋的清江引》。
这两幅书法，都大有来历。1949年元旦前后，黄裳因仰慕张充和的书名，托靳以先生求书法于张。张刚结婚，要与夫君一起赴美，来不及写。但靳以托写的纸条，一直保存着。改革开放后，1981年卞之琳先生赴美讲学，看望张充和，张提起旧事，选了自己的书法精品《归去来辞》，连同托写的纸条，一并让卞带回国内给了黄。过了两三年，张充和回国探亲，在上海见到黄，言谈间，黄说他喜爱胡适的书法，曾有一幅，无奈“文革”中怕惹事焚毁了。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回到美国后，张便将自己珍存的一幅胡适的书法《贯酸斋的清江引》寄给了黄。
事情的经过，不是听谁说的，这两幅书法上，都有张充和的小字跋语。
我不知道别人看了这样的藏品，这样的跋语，会作何想，我的感慨只有一个，就是：这么曲折得之，这么蓄满情感的藏品，怎么能说卖就卖了！
黄先生没有回应。几年间没有动静。得承认，这也是一种态度。事情虽然错了，骨气还是有的，就是不认错，你要怎么样？当今之世，不管是什么骨气，有骨气的人，还是让人敬重的。今年年初，见了黄的《时下的传奇》一文，才知道对我揭示此事，这些年来，黄先生一直憋着一肚子的腌臜气。可见我过去的判断大抵不错。
闲来无事，上网浏览。没想到的是，那幅张充和送给黄，黄卖给潘亦孚的《归去来辞》法书，香港的董桥先生在某次拍卖会上拍下又送给了黄。物归原主，喜不自胜，黄写信给董，表达谢意。这封信，让我一下子释了多年的重负。过去认为黄在此事上，是英雄好汉，背着牛头不认赃，绝不会“赋得一个悔字”。真要那样，神仙也得服气。而信上说，他“悔”了，也“惭”了。我大乐。
现在提出一个问题，若是没有这回事，黄先生会不会悔且惭呢？
我以为是不会的。再悔再惭，又回不来了，悔个什么，惭个什么。徒然让韩石山这样的“粪帚文人”看笑话吗？黄先生再老也不会这样糊涂。
由此推想，若再有一个好事者，拍得胡适的那幅《贯酸斋的清江引》，再送给黄，他还会悔一回惭一回的。一文不值的悔与惭，与现在可卖到十几二十万的胡适法书，孰轻孰重，黄先生老迈并不昏庸，还是能掂出分量的。
这就引出一个话题，黄裳先生该不该收受董桥的馈赠？
我以为是不该的。人不能见猎心喜，不顾名节。
黄先生最好的处置应当是，写上一封信，说完感谢的话之后，再说以下意思的话，我且代为拟之：“文人收藏，及身而散，与隔世而亡，原无差异。楚人失弓，楚人得之，楚人事也；文人失画，文人得之，文人事也。此件在尊府，与在寒斋，有以异乎？庋藏得人，足慰我心。敬谢不敏，想能鉴谅。”
有人说，你这不是胡扯吗，世上哪会有如此风雅之人。
我以为必须这样做。因为此举，不光关乎个人名节，还关乎“大陆格”。
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张充和先生是个恪守信义又注重友情的人。相隔三十多年后，还保存着请托的纸条，还践行了旧约，这是恪守信义。见朋友想得到一幅胡适的字，忍痛割爱，这是注重友情。黄裳先生记述此事的文章，叫《宿诺》，这一宿，就是三十多年，这一诺，千金都不止。二是，张充和先生1949年年1月离大陆赴美，其政治取向，不言自明。几十后仍如此古道热肠，以践前诺，是相信像黄裳这样的文化人，虽迭经艰险，还没有沦落到“洗心革面”的程度，还保持着旧时代文化人的良知良能。
黄先生卖此件，在1990年前后，董桥先生拍得此件在2004年，这期间张充和先生仍健在，此两事，当全都了然。你让张充和先生，如何看待大陆文化人的品格？
从各种记述看，香港先生董桥其人，对张充和的敬仰程度，远胜于黄裳，港美之间的通讯，何其便利。董拍得此件，再回赠黄氏，能不沟通？此中固有侠义的一面，能说没有小觑乃至鄙弃的可能？连贾平凹都知道，见旧书市有自己赠某人之书，遂买下再题字再赠之，这种雕虫小技，董氏能不谙熟？黄氏不察，欣然领命，毁弃的岂仅是一己的人格，能与“大陆格”没有一点关联？
我的“大陆格”一词，系从国格衍化而来，当今世事，只能如此表述。
一想到这儿，我就觉得，当初说黄先生骨气如何，实在是言不及义，风了马牛。他要是真有那么一丁点骨气，也就不会做出卖掉张胡二位法书的事。没有前面的事，也就不会有后面的事。怨不得黄先生，只怨我自己太懵懂，早就应该想到，社会上什么人都有，文化界也不会什么人都没有。

2011年7月17日于潺湲室

刘绪源只会是刘绪源

(2011-09-26 )

转载▼

　　　　　　　　　　 刘绪源只会是刘绪源

——读《今文渊源》给刘绪源先生的信

绪源先生:
　大著《今文渊源》收到有些日子了。收到后曾通过电子邮件告知。知道这是您的一部重要著作，加上去年曾发来电子文本（上编）未能细看，现在出书了，我是定然要认真拜读的。偏巧，就在收到大著的第三天还是第四天，我要住院治疗旧病，每天上午输液，下午和晚上仍在家中；输液一躺就是三四个小时，带本什么书好呢？几乎想都没想，就装上了您的《今文渊源》。起初两天，觉得这是你的幸运，让我有时间从容地领略你的思想与文采，后来方始发现，此乃我的幸运。让我有这么一个整块的时间，系统地学习您对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散文这一文体兴衰得失的研究成果，还有你的缜密的文思，轻灵的笔调。
我是三月十四日（星期一）住院的，今天是三月二十六日（星期六），再一天就两个星期了。初住院的几天，跑来跑去做检查，没顾上多看书，此后每天输液，就有时间专注看书了。可以说，这本书是我平躺着，手举在眼前看完的。我看书有勾划批注的习惯，要勾划或写字了，就侧过身子，像条大虾似的屈起腿，将书本抵在膝盖上划几道子，或是写几个字。几天后看完，隔上三两页就有红笔划的痕迹，和写的批注。现在，就根据我读书时的批注和思考，谈谈我对这本书，亦即你的“谈话风”散文理论的看法。
首先让我感慨不已的是，您的文思之细，写法之新，几乎是在常人做不出学问的地方，做出了学问，还这样的耐人寻味。先说文思之细。“谈话风”，本是新文化运动中，散文写作，尤其是小品文写作的一个文体特征。您把它提炼出来，赋以理论的意义，以之统领这一时期散文写作的整体历程。不是笼统的概括，而是细致的梳理。各种流派，各种风格，都有具体的分析与界定。以流派而论，分作三支，胡适是以学生为对象，鲁迅是以论敌为对象，周作人是以朋友为对象，各有特定的口吻，亦各有特定的路数。对周作人一派，更是深入探究，又有俞平伯和废名两大支派。细细演绎，流风不绝，以至于今日。俞氏浑然圆融的文体风格，当今承其余绪者有金性尧、纪果庵、周劭、鲲西、谷林等辈。废名晦涩凝炼的风格，仿习者则有沈从文、何其芳，还有汪曾祺、林斤澜、阿城、贾平凹、何立伟等人。不管这些人是否真的有这样明确的师承关系，乍看之下，不能不承认这是一幅清晰的现代散文的宗谱图。研究一门学问，建立一个理论，就得这样深文周纳，左右逢源。这是大本事，不佩服不行。
　　再说写法之别致。报刊的专栏文章，时间有限定，字数有约束，而您能将之散漫地写出（下编不无散漫的痕迹），又连缀成谨严的书稿，真是够新奇的了。不止此也，主要的还是，用“谈话风”来写研究“谈话风”的文章。跋文中您说过，您就是要把这本书，写成“轻灵可读，文学性强但又充满学术创见的小型专著”。想到是一回事，做到是另一回事，看完全书，又反复揣摩，我得承认，你是做到了。这是一幅现代散文的宗谱图，也是一部别具特色的现代散文史论，诚如鲲西先生在序文中所说，它本身不是文学史，但它的视点将来必有助于文学史的编写。我还要补充一句，较之那些粗疏庸劣的文学史来说，它本身就是一部精致的文学史！
　　扭回头来，还要说的是，为什么我要说，这是在常人做不出学问的地方，做出了学问。“谈话风”这一文体风格，可说古已有之，我们平日在文章中常见的“如承馨欬”、“娓娓而谈”，不都是说一种文字的风格吗？只是人们在用这些词语时，将之当作一种形容或者说比喻，很少能想到，这是一种时代的风尚，理论的胚胎。您如此郑重的提出，又如此严密地论证，也就使之有了理论色彩了。所以我才说，这是大手笔，大本事。
　　不过，也不是没有我的看法。前面的也是看法，这儿说的看法，是不敢苟同的看法。
　　我以为，按您原来的思路，这本书会更精彩也更严谨，但您受世俗之见的影响（也许不是什么影响，而是您的固执之见），使原本完美的理论框架，有了欹侧之势，甚至有了坍塌之虞。比如由胡适的一清如水、明白晓畅的风格，到周作人的简单而有涩味的风格，脉络是清晰的，说是文体的进步，文字的成熟，没有人敢说不然。而您偏要拉出个鲁迅，将之作为三足鼎立之一足。谈话风的流派区分，是谈话的对象，这一提法极具创见。既将胡适、周作人、鲁迅说成“是中国现代谈话风散文的三大重镇”（第六六页），总得给他找个不同点。一找就找见了，便是：“鲁迅的谈话对象，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就是他的敌人！”（第九一页）
　　请问，跟敌人的交锋，也叫谈话吗？当然也可说是谈话，只是这种谈话的火药味太浓了吧？俗所谓“唇枪舌剑”庶几近之。
   再就是，以我之见，鲁迅的文章，犀利有之，深刻有之，什么什么均有之，独独没有的，恰是这种谈话风。谈话风的底蕴，是感情的亲近，语调的和婉，至少也是诚心把道理说个明明白白。这些要素，都是鲁迅文章不具备的，甚至可以说，他写的就不是真正的白话文。这一点，他自己就供认不讳：“我以为我倘十分努力，大概也还能够博采口语，来改革我的文章。但是因为懒而且忙，至今没有做。”（《写在〈坟〉后面》，您书第八八页引用了）“懒而且忙”自然是谦词，没有做到，或者说没有做到“谈话”的份上，则是确定无疑的。还有，后面谈到“幽默”的成绩时，说了林语堂，说了钱锺书和梁实秋，多周全，多精到，偏偏补上一笔：“如果我们不在讽刺与幽默间划一道鸿沟的话，那么，我以为，真正第一位的幽默家，其实还是鲁迅。”（第一五八页）
   绪源兄，前面我说看书时，我作了许多勾划与批注。您想知道我在这一句旁边批了句什么吗？批的是：“什么都要将鲁迅尊为第一，怕鲁老爷先就不认这个账。”我还想到一句话，没有写在书上，是：“我一下子明白，为什么夏志清是夏志清，而刘绪源只会是刘绪源了。”老兄，我说这话一点也没有挖苦您的意思。当今文化界，像您这样文心细如发，又勤勉如园丁的文化人，实在是太少了，和我有交往的，就更少了。我们都到了这个年龄，实在应当拿出结结实实的学术成果了。怎么能因一时的世俗之念，而玷污乃至毁弃了一个完美的学术成果呢？别说您说的这些，鲁迅不具备，就是有，该不该这样说，还要三思而行呢。毕竟鲁迅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家！
绪源兄，我是很喜欢您这个人，也很喜欢您的这本书的。这么多天看这么薄的一本书，在我，近十年来几乎没有。就是不住院，用不了这么长时间，三天五天，我也会细细地看这本书的。去年说想为你写一篇文章，您已将“谈话风”的几篇发过来了，总不忍心做什么“酷评”，也就没有写。后来将一篇小文改了题目，发在《文学自由谈》上，算是交了差。总觉得欠着老兄什么。写此长信，可说是弥补我先前的过失吧。
此书你精心校对，极少差错，看起来很舒心。仍偶有疏漏。如第二一二页顺数第二行：“我曾本书……”曾后脱一在字。第一九一页倒数第九行，提到《欧阳文忠全集》，我总觉得别扭，怕不确，在网上查了，要么说《欧阳文忠公文集》，要么说“欧阳修的《文忠集》”，不能用这样的书名。还有一处，不敢确定，提出供你参考。第一二九页顺数第五行：“讽刺每趋于酸腐，去酸辣，而达到冲淡心境，便成幽默。”前说“酸腐”，后说“酸辣”，不太协调，是否前者也当是“酸辣”？
　　写的不少了，数了数，已十页。手都痠困了。再说一句，真的敬重您，喜欢这本书，才写这么多，才这么写。不必赌咒发誓了，那不是我们之间说的话，只是希望我的一点建言，能对您以后的学术研究有些微的助益。
　　祝
　　　　春祺
                              韩石山  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2-26 16:08

黄裳和葛剑雄的论战

来源：http://hi.baidu.com/%D1%E0%C9%BD%BE%D3%CA%BF2008/blog/item/d8bc01258f81c83a8644f9a9.html

忆旧之难——并谈一件往事(葛剑雄)
　
　　葛剑雄
　
　　去年读到沈容写的回忆录，其中有一节涉及李慎之夫妇。大意是在延安某次政治运动中，她受到审查，李慎之夫妇落井下石。作者还提到，李慎之与她丈夫李普过从甚密，是她家的常客，她因有此不愉快的经历，始终不愿理睬。
　　
　　这是作者的亲身经历，我们自然没有怀疑的理由。但读到时却不无遗憾，因为作者发表时李慎之已经去世，他的夫人虽还健在，却基本上丧失了记忆和思维能力。如果作者在李慎之在世时，或者在李夫人思维正常时就发表这段往事，如果发表后又得到李氏夫妇的承认（包括默认），那么它的真实性就能得到证实。根据我对晚年李慎之的了解，确信他是敢于面对自己以往的失误和缺陷的。如果从另一方面考虑，当时李慎之不过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参加革命的时间不长，又刚随《新华日报》从重庆撤到延安，是初次接受政治运动的考验，对沈容的态度或许另有隐情，也未可知。在此后的几十年间，特别是在李的晚年，以他们两家的关系，双方本来有很多机会可以沟通，或者弄清事实真相，至少能够给李慎之一个辩白的机会。如果这样，这段历史记录将更真实，更完整。
　　
　　我不敢苛责作者，在旁观者看来举手之劳的事，当事人未必能轻易做到。除了个人感情上的障碍外，还可能面对道义上的责难——都到了这年纪，还要触别人的痛处，揭人家的疮疤？或许作者和当事人就是在犹豫中错过了一次次的机会。
　　
　　十多年前，我在为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撰写传记时，也不止一次遇到过这样的艰难选择。从存史求实的角度考虑，我应该将了解的事实毫无保留地写出来，但在实际上却往往无法做到。例如有人曾在以往的政治运动或文化大革命中扮演过不光彩的角色，今天已被外界视为“德高望重”的名教授。有人曾在无意中卷入某一事件，事过境迁后却不愿意被提及。有人对以往的错误行为毫无忏悔，却以“受害者”的身分继续歪曲事实。如果都秉笔直书，可能会伤害好人的感情，引起无谓的争论，甚至可能被迫应对无休止的、不利的诉讼。因此我只能采取变通办法，在不影响事实真相的前提下，保留受害者的真实姓名，对施害者或其他敏感人物则隐去姓名。与主题关系不大又过于敏感的事，则完全回避。尽管如此小心谨慎，还是被人告上法院，一场官司由杭州打到上海，由区法院打到中级法院，历时两年有余，虽然以我的全胜告终，却耗费了大量时间、精力和感情。
　　
　　正因为如此，对有些自己亲身经历的事要不要写出来公开发表，我也犹豫再三。特别是看到有些回忆文章与事实有很大差异时，我完全有资格说明真相，却因种种原因不能或不敢这样做。等到当事人去世，就更不好说话了。如果我是旁观者，肯定也会提出疑问：“他活着时为什么不说？现在死无对证了，谁会相信？”当然，作为一个普通人，我的经历不过是这段历史中一个极其微小的片断，或者只能作茶余饭后的谈助。但我作为历史研究者也明白，宏大的历史其实离不开这类细节性的片断。所以我准备将一些往事陆续写出来，希望能得到当事人的理解。如果我的记忆有误，也欢迎其他当事人及时指出，说明真相。
　　
　　这次试写的是我在《读书》发表谈冯道的文章引发的争论和余波，遗憾的是，柯灵先生、张中行先生已归道山，不可能对我的回忆置可否了。
　　　
　　1995年2月，我在《读书》杂志发表了一篇讨论冯道的文章《乱世的两难选择——冯道其人其事》。5月间去北京，《读书》主编沈昌文先生按惯例作东，为我邀集京中师友聚餐。平时与我联系的编辑赵丽雅女士告诉我，沈先生也请了张中行先生，因张老看了我这篇文章后，曾在电话中与她谈及，颇为赞许，并表示希望有机会与我见面。17日晚上，我在孔乙己酒店第一次见到张老，主人特意安排我坐在他旁边，以便我们交谈。那天来的还有王蒙、庞朴、雷颐、吴彬、陈玲等人，闲谈中知道张老乔迁新居，在元朝所建土城外。张老对我很亲切，但说话不多，并没有多谈那篇文章。
　　
　　1996年1月9日，我白天有事外出，回家后得知有好几位友人来过电话。我逐一回复，原来都是见到了当天《文汇报》笔会刊登的黄裳先生的文章《第三条道路》，竟是批判我《冯道》一文的观点的。因为我不订《文汇报》，当晚见不到黄文。我不认识黄先生，此前也没有得到《文汇报》方面的消息，不知有何背景。打电话给笔会主编萧关鸿先生，一直没有人接。
　　
　　第二天早上，萧关鸿给我来电话，告诉我发表了黄先生的文章，希望我能作出回应，并准备请张老也写文章发表。我到学校看过《文汇报》，才明白黄先生是看了张老在去年《读书》12期上的一篇文章《有关史识的闲话》作出的批评。他对张老文章中引我《冯道》文中的话“产生了大的疑惑”，并且“浮想联翩”，认为我的话与汪精卫的“高论”“何其相似乃尔”。由于《读书》编辑部给我的赠阅一般要在出版后才寄出，所以当时我还没有看到过张老的文章，不知道他究竟说了什么。如果根据黄先生文章所引，张老的个别话的确说得有点过头，但这与我文章中的意思是两回事，我不知道为什么黄先生要将我也扯进去。但既然黄先生说得那么严重，《笔会》又希望引起争论，我就不得不回应了。
　　
　　当天下午，我为了在2月份召开纪念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学术讨论会的事打电话给王元化先生，请他在会上发言，顺便也谈起了黄先生的文章。他说张中行与我的文章他都没有看过，但如果张老的确是这样说的，他是不赞成的。我说，我不反对黄先生批评张老，但没有必要将我扯进去。如果黄先生真要批评我，至少应该根据我的原文，不应断章取义。王先生表示他会给黄先生打电话，说明我的意思。当天晚上，我针对黄先生的批评写了一篇《可怕的浮想——答黄裳先生》，第二天寄给萧关鸿。
　　
　　几天后一个下午，我接到一位女士（事后得知是柯灵先生的夫人）的电话，告诉我柯灵先生要与我通话。我很惊奇，因为我从未涉足文学界，也没有机会见过这位老前辈。柯老告诉我，他是从其他人那里找到我的电话的，他说：“我看了黄裳的文章，感到很奇怪，也很生气。他在文章中写得那么义正辞严，却不想想自己的过去。我是了解他底细的，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但你们肯定不知道，所以今天要告诉你。孤岛时期汉*办了一本杂志《古今》，受到大家抵制，相约不给它写文章。但黄裳是第一个给它写的，并且写了很多。前几年我在编孤岛文学资料时用了曲笔，我只说‘有人’，但没有点名，这是不应该的。我现在告诉你，这个人就是黄裳。”我对柯老的关心并告诉我这段史实表示感谢，但说明我在回应黄先生的批评时还是就事论事，不能涉及文章以外的事。柯老说他要将这本资料寄给我，并已在书上作了标志。随后柯夫人在电话中问了我的地址，几天后我收到了这本书。
　　
　　《笔会》于1月18日发表了我的文章，并加了编者按语：称黄文发表后“引起读书界的广泛注意和各种反响，今发表葛剑雄先生的答辩文章。我们欢迎各种学术观点的争鸣，以活跃思想，繁荣学术”。
　　
　　1月31日，萧关鸿寄来了黄裳先生的第二篇文章和张老一封信的排样。我觉得，我要说的话都已说过，黄先生的文章并没有提出新的意见，所以给萧打电话，说明我不再奉陪，并建议这场争论可以结束了。萧表示同意，但告诉我又收到了刘梦溪先生批评张老的文章，还收到了其他类似文章。我建议可以发表张老的信作为结束，因为他已明确表示不愿与黄先生等争论。如果要继续讨论，也应由其他人进行，不必再由张、黄与我发表意见。
　　
　　2月间，沈昌文先生来上海，为辽宁教育出版社筹办《万象》杂志。在出版社的宴请时，我第一次见到黄裳先生，在我礼节性的自我介绍后，他说他写文章时没有看过我的文章。
　　
　　我曾与一位相当熟悉情况的朋友谈及柯灵先生告诉我的事，他也隐约知道黄先生给《古今》写稿的事，但黄先生多年来从未提及此事，在黄先生已经出版的文集中也没有收录这些文章。
　　
　　今年张老去世时，我本想写些纪念文字，已从日记中摘出有关内容。我与张老交往有限，要写的话就不能不提这件事，但感到不应该打扰年事已高的黄先生，犹豫再三，还是没有动笔。
　　
　　但此后在《文汇读书周报》读到黄先生为《来燕榭集外文抄》写的自序。这大概是黄先生首次公开谈这段历史。据他说，当时《古今》的一位编辑周黎庵约稿，他又急需筹集去大后方的旅费。到这些文章发表时，他已经离开日伪地区。此书已经出版，其中收录了黄先生发表在《古今》的全部文章。黄先生的自序中谈到，周黎庵就是后来的周劭，晚年与黄先生同在上海，有与他见面及在同一张桌上聚餐的机会。周劭已于2003年8月去世。
黄裳反击文：忆旧不难2007-04-08 14:52
　　编者按：我刊2007年第1期发表了葛剑雄先生的《忆旧之难》一文，黄裳先生对此作了回应，现应黄裳先生之请，一字不改予以刊发。
　　
　　忆旧不难（黄裳）
　　
　　我跟葛剑雄教授见过两回面，说过三五句话。一次是在沈昌文为《读书》召集的座谈茶会上，而非《万象》的宴请。葛教授跑过来递给我一张名片，我告诉他我的文章是批评张中行的。他的论冯道的大文不曾读，迄今也不想重读。又过了年把，这次是真正的宴会了。葛教授来得迟了些，一落座就开始“演讲”，滔滔不绝，谈兴甚豪，旁若无人。我的耳朵不好，始终听不清他说些什么。十分钟过去了，他还没有煞车的意思。这时救星来了，朋友问我可要先回去休息，我立即同意，抽身告退了。我问朋友，这是哪位先生，在席间上大课，才知道又是他。这是仅有的两次对葛教授的感性认识。
　　至于理性认识，又别是一番风景，在报刊上经常碰到葛教授的文字。突出的印象是十之四五开章明义必先抬出他的恩师谭季龙（其骧）先生。整理遗著，撰写传记，确是得传衣钵的得意门生。今天而有如此尊师重道的人物，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就最近发表在一月号《随笔》上的大作《忆旧之难》也绝不例外，照例请季龙先生唱开锣戏。用沈容和李慎之的纠葛引起，说到他为其先师作传时的困惑。据事直书还是“为贤者讳”，着实感到为难。事实也确是如此，困难与为难也一直存在。眼前就有好例，我也有一位先师，在中学教过我的老师章丹枫（巽）先生，也是专攻古地理与中外交通史的，中央大学和复旦大学的教授，就曾与顾颉刚一起研究创始绘制中国历史地图，其最先拿出的成果可能还早于谭季龙。我就在闲谈中听到不少属于《忆旧之难》的例证。因为外行外加少兴趣，许多佚事已成无从追忆的过眼烟云了。
　　其实以上说的都是闲话。《忆旧之难》的主题并不在这里。作为副题的“并谈一件往事”可能倒是真正的主题也说不定。
　　我的《第三条道路》一文是批评张中行的“有关史识的闲话”的。张文引用了葛教授原文中的一段话并就此展开讨论。可见张中行对这段引文的重视与钦服，不独可代表葛氏全文的精萃，并不惜使之成为论证的主干。因此评张文时就躲不开葛文。现在葛教授责我“断章取义”，其实是找错了事主。真正“断章取义”的其实正是张中行。
　　其实辩论并未能展开，也无可展开。所谓“过头话”也抹不掉，张中行写了一封短信，说了些“恭喜发财”之类打哈哈的“淡话”，抽身而退了。葛教授也顺势提议就此了结，不再“纠缠”。
　　事情并未结束，葛剑雄教授又顺便抛出了柯灵不失时机提供给他的一批过期失效的弹药，当时未能利用，虽然有些像杨修猜破曹操的心事——鸡肋，还是觉得弃之可惜，岂不辜负了有心人的苦心。
　　此事说来话长，很早以前就有收集旧报刊的“藏书家”，得到一册《古今》的周年特大号，从编者周黎庵提供的笔名线索，知道我曾在《古今》上发表过文章，不只一篇，而是大量的。以为秘闻，叽喳不已。我都未加理会。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编印六卷本《黄裳文集》，原拟将零星旧作，包括在《古今》上的文字，统统编入。后来觉得篇幅过大，搜索更难，遂变计以已成集出版者为主，也还有六大册，几经抄家，旧作全失。将解放初出版的《新北京》、《一脚踏进朝鲜的泥淖里》两种也漏掉了。古典文学研究诸作也不收。去年在更多热心朋友的帮助下，勉强印出了一册挂一漏万的《集外文钞》，将在《古今》上发表的文字全部收入，包括周黎庵漏记的一篇六十三年前所作的“红学”论文，让读者看到我曾经说过些什么话，有过怎样的观点。又写了一篇颇长的后记，附于书后。这许多葛剑雄教授全都看到了，但仍提供了我未能前知的绝非可以忽视的文坛秘闻，勇敢地踏破了《忆旧之难》，这是不能不使我佩服与感谢的。
　　这就不能不说到我和柯灵的交往始末，是怎样从投稿者与编者的简单关系逐步变为知心朋友、亲密合作者的渐进过程。有一件小事至今未能忘记，一次柯灵为了逃避追捕，躲到我家，脱去西服，换上先父的一袭皮袍从容离去的往事。从《文汇报》的副刊《世纪风》开始，柯灵编过许多副刊，我一直是他的积极供稿者。一九四二年离沪之前，他对我的行止也是完全了解的。《古今》周年特大号出版后，他特地来信向在重庆的我通报，对《古今》编者周黎庵颇加调侃、揶揄，此时他在沦陷的上海编辑《万象》，还不停地向我约稿，我的《锦帆集》里有些篇章就是曾刊于《万象》中的。这和柯灵向葛教授说的“前几年我在编孤岛文学资料时用了曲笔，我只说（有人），但没有点名，这是不应该的。”今昔心事，何其相异如此。偶翻旧作，不免兴概。抗战胜利，唐弢和他在上海创刊《周报》，又不断向我约稿、催稿，我在重庆给《周报》写了不少通讯，《关于美国兵》就是在《周报》上连载的。听说颇引起哄动。但柯灵上世纪八十年代曾撰长文记《周报》始末，表彰其进步立场，不但一字不及《关于美国兵》（此书出版也是柯灵力主“上海出版公司”付印的，同时还有其他我的著作广告。可惜为时已晚，政治局势大变了）。同时在《周报》作者名单中，也删除了我的名字。大概从此时起，在柯灵眼中，我的形象、地位已经大大异于往昔了。
　　什么原因，复杂纷纭，加以人事变换，互为因果，连我也说不清楚。印象较深的是此前他曾与我长谈唐弢，多有攻击，出语甚重。我才知道这两位好朋友，关系已经破裂，只能默坐聆听，无从应对。“文革”中我的几本破书被抄没了。新时期来，国家明令发还抄家物资。有关方面知道我与柯灵的友谊，请他劝我或捐献或作价卖给图书馆，我不想让这些辛苦收集来的书在馆中睡大觉，婉言辞谢了。八十年代以还我写的十来本不像样的小册子，大都取材于此。这就扫了他的面子，使他很不高兴。
　　一九九四年夏，柯灵在《读书》上发表《想起梅兰芳》一文，大肆攻击我的旧作《饯梅兰芳》。这是一支策划周密的“冷箭”。只揭出文章题目而不指明作者，因为我在《读书》上有一个常年不断的专栏，指名不大方便。文章发表后，该刊编者赵丽雅寄来好几封小楷长信，反复解释。说明不知道被攻击的文章是我写的。我相信这是实情，以赵女士的年龄，不能要求她熟知一九四七年报纸上的一篇小文章及其作者。这是属于“君子可欺以其方”范畴之内的。我自然不能甘受诬蔑，只有起而应战，说明道理。
　　《饯梅兰芳》发表的当时，正值国共和谈紧张关头，张家口被国民党军攻下了。蒋介石兴高采烈，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立即宣布召开“国大”，并召集全国名伶作盛大演出，以资庆祝。我说这是一场“祝捷大会”，柯灵力持异议，并提出政治与艺术无关的高论，唱戏归唱戏，管你是谁家“堂会”。如此妙论，不一而足。连人尽皆知的梅畹华与孟小冬的一段关系，我偶尔提起，也被认作对梅的恶毒攻击。为了劝阻梅先生去淌这潭浑水，在当时白色恐怖的言论环境笼罩下，文章也不能不这样写，也被说成是别有用心。据柯灵引作论证的亲临“盛会”者所说，梅还是演出了《御碑亭》。我的小文没能起到所有的作用，失败了。
　　柯灵精心结撰的这篇奇文，企图完成的两项任务是，一、破坏我与《读书》的关系，希望我一怒罢笔，使专栏中断。二、引起梅家对我的恶感，破坏已有的融洽关系。不能说没有多少起到所期的作用。
　　梅兰芳一生历经几重历史变局，交满天下却并未谤满天下。自然人无完人，不能毫无缺失，然就大的方面说，无论做人、从艺，是当得起“德艺双馨”的称誉的。这也是我向他提出自传写作的初意也是奢望。可惜期望过高，结果远离理想。今天“德艺双馨”的徽号颇有满天飞之势，念之不禁令人概然。
　　《忆旧之难》一文的另一卓绝贡献是提供了连我也一直蒙在鼓里的“秘闻”。柯灵在久攻不下之际，忽地发现了绝好的机会，想借论敌之手，给我以致命的伤害。柯灵晚年失聪，还要借重夫人陈校长的帮助，自己则在电话里亲口布置谋略，并送上参考资料。展转联系，颇费周折。可见他对此役期望之殷。不过他提供的炮弹终无大用，而我当时的决策，在今天看来也还是对的。否则我就不可能有走上抗日战争前线的机会。
　　为了一件小事，浪费了三千字的笔墨，看似无聊，实却不然。因为忆旧虽不容易，只要实事求是，认真去做，其实也并不难。
　　
　　二00七.一.二十九.
忆旧还是难

大中小
拙文《忆旧之难》送《随笔》杂志后，编辑曾寄送黄裳先生，据说黄先生表示不想发表意见，因而该刊将拙文在今年第一期上单独发表了。日前收到编辑发来的邮件，附有黄先生回应拙文的大作《忆旧不难》，说明将在第二期发表。拜读之后，我一时分不清黄先生对我是赞扬还是讥讽。要说赞扬，我实在受之有愧；要说讥讽，又觉得不像黄先生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的气度。后辈晚生有什么地方说错了，直截了当批评就是了。要是我不接受，或者强辞夺理，读者自有公论。再说，如果因为我的过错而祸延先师，于我固然是罪上加罪，于黄先生似乎也有失厚道。黄先生说忆旧虽不容易，“只要实事求是，认真做去，其实也并不难”。只是“实事求是”和“认真”本来就不易做到，何况还受到其他诸多局限。拜读黄先生的大作，我倒更觉得忆旧还是难。

首先是记忆未必准确，尤其是一些小事。但要将小事写出来，却又记错了，难免不影响文章的本意。黄先生说他与我的第二次见面是“又过了年把”，显然是记错了，因为第一次是在1996年，而第二次是在去年，即2006年的2月21日，已隔十年。黄先生记得我“来得迟了些”，的确，我赶到巨鹿路私房菜餐馆时已是6点1刻，其他宾客都已到了。作东的仍是辽宁教育出版社方面，到了俞晓群、柳青松、张国际，主宾是来上海参加作家协会会议的王充闾，除黄先生外，其他宾客有沈昌文、钱伯诚、一位我不认识的老先生王勉（鲲西）、陈子善、江晓原、陆灏、王为松。我落座后宴会就开始了，到8点半左右，陆灏问黄先生是否要回去休息了，黄先生先告退，其他人谈兴颇浓，以后才陆续离席。黄先生说我“一落座就开始‘演讲’，滔滔不绝，谈兴甚浓，旁若无人”；“十分钟过去了，他还没有煞车的意思。这时救星来了，朋友问我可要先回去休息，我立即同意，抽身告退了。”如此说来，黄先生那天竟是没有用餐就走了。幸而只是一年前的事，又有那么多人在场，使我不至于承担迫使黄先生罢宴的罪过。看来黄先生是为了突出对别人“滔滔不绝”、“旁若无人”“演讲”的讨厌（尽管他离席后才知道“又是他”，并且“听不清”我在讲什么），以至忘了还得忍受近两个小时才会离开的事实。

同样在事，在我的记忆中，宾主相聚甚欢。记得席间还序了三位八十岁以上老先生的年齿，鲲西先生以九十居首，黄先生其次，钱先生殿后。其他先生非但能容忍我的“演讲”，而且在散席后没有随黄先生告退。黄先生与我究竟是谁记错了？好在同席诸位中既多年富力强而记忆清晰者，又不乏勤于笔耕而每事必录者，若有必要，当不难求证。

其次，忆旧难免不感情用事。黄先生说我在报刊发表的文章，“突出的印象是十之四五开章明义必先抬出他的恩师谭季龙（其骧）先生”；这次写《忆旧之难》，“照例请季龙先生唱开锣戏”。实际上，我每年在报刊发表的文章总有数十上百篇，提到先师的大概不会有十之一二，而且绝不会“开宗明义先抬出”。至于《忆旧之难》一文提及我在为先师作传过程中的两难心境是否是以先师作“开锣戏”，好在原文具在，读者不难判断。既然说了这些话，黄先生大作中那些貌似赞扬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就不言自明了。

如我冒犯了黄先生，那么先生无论如何批评或讥讽，我甘愿领受，但想不到黄先生竟因此而影射先师，实在出乎意料。接着黄先生若隐若现在提了两点，一是他中学时的老师章丹枫（巽）先生，“也是专攻古地理与中外交通史的”，“就曾与顾颉刚一起研究创始绘制中国历史地图，其最先拿出的成果可能还早于谭季龙”。一是他在与章先生的闲谈间听到过“不少属于《忆旧之难》的例证”，尽管“许多佚事已成无从追忆的过眼烟云”，显然都是对先师不利的例子。黄先生大概不知道章丹枫先生也曾是我研究生时的老师，研究室的领导一度还想让我当他的助手。有一阶段我几乎每星期都到章先生家去，受教之余，章先生也给我谈过“属于《忆旧之难》的例证”。黄先生大概也没有看过拙作《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其实其中对谭、章两位先师的关系已说得很明白。简言之，自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复旦大学党委就将谭师定为可以团结、教育的旧知识分子，而将章师定为要加以批判、孤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革期间，谭师被“一批二用”，“结合”为历史系革委会负责人，继续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章师却在批判后被勒令退休。这样不同的境遇决定了他们之间不可能有正常的同事关系，为了避免尴尬，在领导明确我担任谭师的助手后，我就自动疏远章师，不再去他家了。这些都已是白纸黑字，比黄先生的第二点写得明白得多。黄先生如果哪天想到这些“过眼烟云”，又有兴趣写出来，我可以在修订《前传》时补进去，让后人知道老一代学人在极“左”路线的控制下的非正常关系。至于黄先生说的第一点，包括顾颉刚与章师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由谭师校）的事，在《前传》中也写得很清楚。两位先师的学术成就该如何评价，历史地理学界和学术界早有公论，似乎不必由黄先生费心暗示。

黄先生最能实事求是的，自然是拙文的最后部分，即我写出的柯灵先生来电的过程和内容，果然他比较详细地叙述了他与柯灵的恩怨和一些细节。不过我至今还不明白黄先生对我此举的态度，因为他时而称之为拙文的“另一卓绝贡献”，“提供了我未能前知的绝非可以忽视的天坛秘闻，勇敢地踏破了《忆旧之难》，这是不能不使我佩服与感谢的”；时而斥之为“顺便抛出了柯灵不失时机提供给他的一批过期失效的弹药，当时未能利用，虽然有些像杨修猜破曹操的心事——鸡肋还是觉得弃之可惜，岂不辜负了有心人的苦心”。

拙文写得很清楚，1996年我接到柯灵先生的电话时就明确表示，我在回应黄先生文章时不会涉及这些内容，10年来我从未发表。去年之所以要公开此事，是因为黄先生自己已将有关《古今》的事写出并发表。柯灵和张中行两位当事人都已去世，黄先生也九十高龄，如果我再不说，就错失了让唯一的当事人作出反应的机会，旁人会像我批评沈容女士一样批评我。既然黄先生已经详细说明了在古今发表文章的来龙去脉——《古今》确是汉*办的刊物，但黄先生起初并不知情，所写文章也与政治无关，此事还有助于黄先生走上抗战道路——那么我公开柯灵的话就只能说明他对黄先生的指责是出于误解或偏见。按照正常的逻辑，黄先生即使不“佩服与感谢”，也不必如此动肝火吧！拙文究竟是公开事实，还是抛出“一批过期失效的弹药”？大家心里不会没有数。莫非此事只能由黄先生自己说，旁人不得置一词？我不敢随便“浮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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