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洁非 谈及中国当代文学史，一定躲不开国家的政治、历史、文化背景。治学严谨的作者李洁非在新书中像一个怀有悲悯心的考据家，着眼于当代文学的“当代性”，解读这种在中国当代条件下发生和存在的文学，让人了解它的当代特质。他并不是要主观地告诉读者当代文学是好是坏，而是透过一系列典型的作品或事件来阐释当代文坛的幽微细琐，对于当代文坛的研究和发掘，颇有一番新意。作者考辨源流、知人论事，且笔端常带情感，也让这部被称为“六十年当代文学档案”的著作充满了可读性。
专访作者 李洁非 “我们要拥有确实、可靠的知识”
李洁非谦虚地表示，因为时机未到，没有自信构造一部文学史，现在只是试图确定有关当代文学史的一些“知识”。治学严谨的他，对许多学者针对当代文学史做出的研究不敢苟同，而本部作品不仅从文学的角度可读，甚至从社会历史学同样引人入胜。
本书名为《典型文案》，其实也是对“当代文学”的一种书写，但与“文”有关的内容似乎更多地是充当着一个引子或由头，笔触则更多地集中在思想、政治、心理等问题上，力求还原一个历史的真相。您书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
李洁非：我崇尚一个追求：人生在世，要尽力取得确实、可靠的知识。怎样实现？有三条：多读、多辨、多思。尤其是多读。读书越多，越能辨真假。要知道，知识往往真假羼杂，读书少，很难验真假，有时你以为自己有所知，其实却是片面、靠不住乃至错误的知识。所以借这机会，我呼吁尽量多读书，毕竟，拥有确实、可靠的知识，是一种幸福人生。
说到《典型文案》的初衷，就与此有关。过去我搞文学评论，对文学史没有专门研究，但直觉上有种感觉，当代文学史不管课堂上还是书本所得，有许多靠不住的知识。但具体究竟如何，因为不曾研究，没有发言权。这成了一桩心病，久而实在放不下，终于决心自己动手，勤勉搜读、征考、稽核所能见到的文献，将桩桩件件用自己眼睛看过，从中确定至少在我看来踏踏实实的知识。
所以，《典型文案》的目的并非构造一部文学史，而是试图确定有关当代文学史的一些“知识”。不少学者写过体式完备的当代文学史专著，我无此自信。我觉得，当代文学史的知识基础还不具备，许多基本事实还没有澄清为知识形式，还没让人信任、放心、达到疑无可疑的地步。我认为，这种情况下，既不宜写“史”，也没法写“史”。因为知识不确，则一切都不确；靠得住的知识是前提，然后才谈得上认识和评价，而当代文学史研究似乎把这颠倒了过来。
以往对文艺史的研究作品大都强调主体性，《典型文案》却把重心放在了“关系”的发微、辨析和阐释上。这种突破或者说是创新是您有意为之吗？为什么？
李洁非：这关系到一个问题——当代文学的“当代性”。过去治当代文学史，不注意区分当代文学史与其他文学史的异同，或者说，知其同而不知其异，其实后者才是需要我们研究和发掘的东西。把“当代文学”四个字拆一拆就可明白，“文学”是“同”的一面，“当代”则是“异”的一面。你固然可以说它跟古今中外文学一样，都是文学，但不要忘记，它可不是李白、杜甫时代的文学，也不是鲁迅时代的文学，或美、英、法、德的文学，而是在中国当代政治历史文化条件下发生和存在的非常特殊的文学。这就是“当代性”。研究当代文学史，末了不能让人了解它的当代特质，这种研究虽不能说流于空论，但意义和价值受限。《典型文案》不重主体性而专注于“关系”的发微，只是意识到和能够尊重当代文学的“当代性”而已。
您在书中说到：“过去，作家作品的成败，一般从其自身找原因，而在当代，必须从社会总体找原因，其自身原因都退居次要乃至微不足道。”您觉得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原因何在？
李洁非：虽然严格从理论上讲，作家写作、作品文本生成，都不宜完全归之于个人主体，任何写作都是在前人文本之上形成，即便曹雪芹，若无宋明以来叙事文学大发展，也写不了《红楼梦》。但相比之下，古代作家的写作，以个人原因成分较大，写什么和如何写，尚能主要凭藉个人心志决定其学习、体会、运用和造化的过程。当代文学，尤其是前30年，进入古来所无的文学生产方式，相当程度上，写作是一种“规定动作”，是规则写作家。在这种情况下，仍谈“主体性”，不免就犯文学上的教条主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