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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学兼四部的国学大师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1-28 12:44
标题: 学兼四部的国学大师

学兼四部的国学大师

张舜徽先生百年诞辰述感

刘梦溪

今年，2011年，是张舜徽先生诞生一百周年。他1911年8月5日生于湖南省沅江县，没有进过学校，完全靠刻苦自学，成为淹贯博通、著作等身的一代通儒。我曾说章太炎先生是天字第一号的国学大师。章的弟子黄侃，也是当时后世向无异词的国学大师。章黄之后，如果还有国学大师的话，钱宾四先生和张舜徽先生最当之无愧。

一代通儒

钱和张为学的特点，都是学兼四部，而根基则在史学。但同为史学，钱张亦有不同，钱为文化史学，张则是文献史学。古人论学，标举才学识三目，又以义理、考据、辞章分解之。义理可知识见深浅，考据可明积学厚薄，辞章可观才性高下。学者为学，三者能得其二，士林即可称雅，兼具则难矣。盖天生烝民，鲜得其全，偏一者多，博通者寡。三者之中，识最难，亦更可贵。无识则学不能成其大，才亦无所指归。张先生的识见是第一流的，每为一学，均有创辟胜解，这有他的《周秦道论发微》可证。

道为先秦各家泛用之名词，但取义各有界说。儒门论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性与天道，孔子罕言。韩非论道，则云明法制，去私恩，而以儒家之圣言为“劝饭之说”（《韩非子·八说》）。管夷吾论道，无外无内，无根无茎，万物之要。老聃论道，强名曰大，道法自然。庄生论道，无为无形，可生天地。先秦诸家之道说，异同异是，释解缤纷。而《荀子·解蔽》“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一语，尤为历来研究心性之学者所乐道。《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虽出自“伪古文”，亦堪称中国思想的语词精要，至有被称作“十六字真传”者。

然张舜徽先生别出机杼，曰：“余尝博考群书，穷日夜之力以思之，恍然始悟先秦诸子之所谓‘道’，皆所以阐明‘主术’；而‘危微精一’之义，实为临民驭下之方，初无涉于心性。”（《道论通说》）经过博考群书、日夜思之，而认为先秦诸家之道论，乃帝王驭民之术，亦即统治术，这是张先生对于先秦思想文化史的一项极大判断。此判可否为的论？思想史学者必不然。但在张先生，足可成一家之言。因为它的立说，是建立在精密比堪抽绎诸家文本基础之上的，以诸子解诸子，旁征博引，巨细靡遗。即如道和一的关系，老云“抱一”，庄云“通一”，韩非云“用一”，管子云“执一”，《吕览》云“得一”。此何为言说？张先生写道：“皆指君道而言，犹云执道、抱道、通道、用道、得道也。‘道’之所以别名曰‘一’者，《韩非·扬权篇》曰：‘道不同于万物，德不同于阴阳，衡不同于轻重，绳不同于出入，和不同于燥湿，君不同于群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道无双，故曰一。’韩非此解，盖为周秦时尽人而知之常识，故诸子立言，率好以‘一’代‘道’之名，无嫌也。”（同前）不能不承认纂解有据，而绝非腹笥空空之贸论也。

张舜徽先生的独断之识，见于他所有著述，凡所涉猎的领域与问题，均有融会贯通之解。以本人阅读张著之印象，他似乎没有留下材料之义理空白。他的学主要表现为对中国固有典籍烂熟于胸，随手牵引，无不贯通。如果以考索之功例之，则张氏之学，重在典籍之文本的考据比堪。义宁之学的诗文证史，古典今情，宜非其所长。但二百万言的《说文解字约注》，又纯是清儒《说文段注》一系的详博考据功夫。《约注》一书，可见舜徽先生积学之厚。至于文法词章，置诸20世纪人文大师之列，他也是可圈可点的佼佼者。他文气丰沛，引古释古，顺流而下，自成气象。为文笔力之厚，语词得位适节，断判出乎自然，五十年代后之文史学人，鲜有出其右者。这既得力于他的学养深厚，也和年轻时熟读汉唐大家之文有关。他尝着意诵读贾谊《过秦论》、《陈政事疏》等长篇有力之文，以培养文气。虽然，张先生长于为文，却不善诗词韵语，或未得文体之全，但亦因此使张学无纤毫文人之气，实现了《史通》作者刘知几说的“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的“宏愿”。

学兼四部

古人为学所谓通，或明天人，或通古今，或淹通文史，或学兼四部。诸科域博会全通，则未有也。张先生于通人和专家之分别，规判甚严。他说以汉事为例，则司马迁、班固、刘向、扬雄、许慎、郑玄之俦，为通人之学；而那些专精一经一家之说的“博士”们，固是专家之学也。对清代乾嘉学者，他也有明确分野，指戴震、钱大昕、汪中、章学诚、阮元诸家为通人之学；而惠栋、张惠言、陈奂之、胡培翚、陈立、刘文淇，以治《易》、《毛诗》、《仪礼》、《公羊》、《左氏传》等专学名家，则为专家之学。即以张先生界定之标准，我也敢于说，他是真正的通儒，所为学直是通人之学。

张先生为学之通，首在四部兼通。他受清儒影响，从小学入手，即从文字、声韵、训诂开始，此即清儒所谓“读书必先识字”。再经由小学而进入经学。先生所治经，以郑学为圭臬，可知其起点之高。汉代经学发达，有五经博士之设。然家法成习，碎义逃难，终至经学为经说所蔽。逮汉末大儒郑康成出，打破今古文之壁垒，遍注群经，遂为“六艺之学“立一新范。故张先生之《郑学丛著》一书，未可轻看。此书正是他由小学而经学的显例。书中《郑学叙录》、《郑氏校雠学发微》、《郑氏经注释例》三章，尤为后学启发门径。但张先生虽治经，却不宗经，以经为史、经子并提，是他为学的习惯。要之许（慎）郑（玄）二学，实为先生为学之宗基，故能得其大，积其厚，博洽而涯岸可寻。张之洞《书目答问》谓“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已由张先生为学次第得到证明。至于子学，《周秦道论发微》为其代表，前已略及。明清思想学术，亦为先生所爱重，则《顾亭林学记》、《清代扬州学记》两书，是总其成者。集部则《清代文集别录》（上下册）、《清人笔记条辨》，识趣高远，宜为典要。

当然张先生学问大厦的纹理结构还是乙部之学，也可以说以文献史学为其显色。斯部之学，其所著《汉书艺文志通释》，《史学三书评议》、《广校雠略》、《中国文献学》、《中国古代史籍举要》、《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等，均堪称导夫先路之作。所以然者，因先生一直自悬一独修通史之计划，终因年事，未克如愿。晚年则有创体变例之《中华人民通史》的撰写。一人之力，字谕百万，艰苦卓绝，自不待言。仅第六部分“人物编”，政治人物21人、军事11人、英杰12人、哲学19人、教育15人、医学15人、科学18人、工艺技术10人、文字学7人、文学16人、史学12人、文献学8人、地理学8人、宗教4人、书法12人、绘画12人。各领域人物共得200人，逐一介绍，直是大史家功力，其嘉惠读者也大矣。而史标“人民”，复以“广大人民”为阅读对象，用心不谓不良苦。但以舜徽先生之史识史才，倘不如此预设界域，也许是书之修撰，其学术价值更未可限量。

沾溉后学

张舜徽先生一生为学，无论环境顺逆，条件优劣，从未中辍。每天都早起用功，又读又抄。抄是为了加深记忆。小学的根底，得其家传，是自幼打下的。十五六岁，已读完《说文段注》。中岁以后益增自觉，竟以十年之功，将三千二百五十九卷的“二十四史”通读一过。晚年，学益勤。至20世纪八十年代，先生已年逾七旬，仍勤奋为学，孜孜不倦——

天热，就在桌旁放一盆冷水，把湿毛巾垫在胳膊下；汗流入眼睛，就用毛巾檫一下再写。天冷，手冻僵了，就在暖水袋上捂一下，继续写下去。雨天房子漏水，就用面盆接住；水从室外灌进屋里，就整天穿上胶鞋写作。每晨四点起床，晚上睡的很晚。就是这样，经过十年苦干，整理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张君和编《张舜徽学术论著选》，页635）

意志、勇气和毅力，是张先生为学成功的秘诀。他认为“才赋于天，学成于己”。识则一半在天，一半在己。勤奋努力与否，至为关键。为将己身之经验传递给后学，1992年初冬，当其八十一岁之时，还撰写《自学成才论》上下篇，交拙编《中国文化》刊载，此距他不幸逝世，仅两周时间。

《自学成才论》之上篇写道：“自隋唐以至清末，行科举之制达一千三百余年之久，而事实昭示于世：科举可以选拔人才，而人才不一定出于科举。以高才异能，不屑就范，而所遗者犹多也。清末废科举，兴学校，迄于今将百年矣。而事实昭示于世：学校可以培育人才，而人才不一定出于学校。以出类拔萃之士，不必皆肄业于学校，而奋起自学以成其才者济济也。”又说：“自来豪杰之士，固未有为当时制度所困者，此其所以可贵也。”更标举孟子“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之义，提出“虽无学校犹兴”才是廓然开朗、有志有为的“伟丈夫”。

张舜徽先生本人，就是“虽无文王犹兴”的豪杰之士，也是廓然开朗、有志有为的“伟丈夫”。《自学成才论》下篇，叙列王艮、汪绂、汪中等孤贫志坚的学术大家，开篇即云：“自来魁奇之士，鲜不为造物所厄。值其尚未得志之时，身处逆境，不为之动，且能顺应而忍受之。志不挫则气不馁，志与气足以御困而致亨，此大人之事也。盖天之于人，凡所以屈抑而挫折之者，将有所成，非有所忌也。其或感奋以兴，或忧伤以死，则视所禀之坚脆，能受此屈抑挫折与否耳。”所陈义固是先生一生为学经历之总结，深切著明，气势磅礴，字有万钧。“自来豪杰之士，固未有为当时制度所困”、“自来魁奇之士，鲜不为造物所厄”，屈抑和挫折预示着“将有所成”。试想，这些论断，是何等气魄，何等气象！真非经过者不知也。

张舜徽先生为学的这种大气象和真精神，垂范示典，最能沾溉后学。所谓学问之大，无非公心公器也。学者有公心，方能蓄大德；视学术为公器，才能生出大智慧。我与先生南北揆隔，未获就学于门墙之内。然我生何幸，当先生晚年董理平生著述之际，得与书信往还，受教请益，非复一端。八十年代末，《中国文化》杂志筹办之始，即经由先生弟子傅道彬先生联系，函请担任学术顾问一职，蒙俯允并惠赐大稿《中华人民通史》序，刊于《中国文化》创刊之第一期。九十年代初，拙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启动，尝以初选诸家之列目呈请教正，先生很快作复，其中一节写道：

细览来示所拟六十余人名单，搜罗已广，极见精思。鄙意近世对中国文化贡献较大者，尚有二人不可遗。一为张元济，一为罗振玉。张之学行俱高，早为儒林所推重，实清末民初，大开风气之重要人物，解放前一直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其著述多种，商务印书馆陆续整理出版。罗于古文字、古器物之学，探究广博，其传布、搜集、刊印文献资料之功特伟，而著述亦伟博精深，为王国维所钦服。王之成就，实赖罗之启迪、资助以玉成之，故名单中有王则必有罗，名次宜在王前。罗虽晚节为人所嗤，要不可以人废言也（六十余人中，节行可议者尚多）。聊贡愚忱，以供参考。闻月底即可与出版社签下合同，则选目必须早定。此时合同未立，暂不向外宣扬。如已订好合同，则望以细则见示。愚夫千虑，或可效一得之微也。京中多士如云，不无高识卓见之学者，先生就近咨访，收获必丰，亦有异闻益我乎？盼详以见告为祷。

张先生对罗振玉和张元济的推重，自是有见。我接受他的意见，罗后来列入了，但张未能复先生命。张先生此信写于1991年5月23日。至次年1月16日，仍有手教询问《丛书》之进展情形。而当我告知近况之后，张先生喜慰非常，又重申宜包括张元济的理据。现将张先生这封写于1992年4月13日的来示抄录如下，以资纪念，并饗读者。

梦溪先生大鉴：
得三月二十五日惠书，藉悉《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之编纂，布置就绪，安排得体，以贤者雄心毅力为之，必可早望出书，甚幸事也！承嘱补苴遗漏，经熟思之后，则张菊生先生（元济）为百年内中国文化界之重要人物，而其一生学问博大，识见通达，贡献于文化事业之功绩，尤为中外所推崇。其遗书近由商务整理出版甚多，可否收入，请加斟酌。往年胡适亟尊重之，故中央研究院开会，必特请其莅临也。承示《中国文化》第五期即可出书，此刊得贤者主持，为中外所瞩目，影响于学术界者至深且远，我虽年迈，犹愿竭绵薄以贡余热也。兹录呈近作二篇，请收入第六期，同时发表。好在文字不多，占篇幅不多，并请指正！专复，即叩
近安

张舜徽上
四月十三日

此可见张舜徽先生对《经典丛书》的悉心关切。可惜他未及看到丛书出版，就于1992年11月27日遽归道山，终年八十一岁。他其实还在学术的盛期。他走得太早了。张先生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落款时间为1992年11月9日，距离他逝世仅十八天。

辛卯端午后七日于京城之东塾

原刊2011年6月20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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