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之祸,不患在朝之多小人,而患在野之无君子。不患上之无政,而患下之无学。祸之灼然切肤一国所共见者,得豪杰之士,犹可弭也。独其中于无形发于隐微之地者,为学术人心之大忧。履霜坚冰,驯致其道,辨之不早辨,则人欲横流,天理将废。呜呼,吾为此惧矣。夫天理终不可灭,人心终不可亡,此确然可信者。然其间必赖学术以维系之。不然者,几何不相率以渐而入于兽也。今之炫文者去经术,尚口者綟躬行,贪功者矜货利,鹜名者贼廉耻。人人皆欲有所凭借以求逞。循此以往,人与人相食,不待异族之噬而吾属尽矣。诸君子果欲以济民物为己任,安可不于此加之意乎。古之君子,其立身有本末,其出言有物有序,夫而后可以行远有信。诸君子信能以道谊自任,其中纯然不杂以功利之私,使浮持三寸弱翰竭其所欲言,助诸君子张目,以尽匹夫之责,亦所固愿。【14】马一浮认为国家的最大问题在学术人心,而不是那些人人得而见之的社会弊端,因为社会弊端一旦有能人出来,就可以解决。但天理和人心则需要学术来维系,如果不及早着手,后果不堪设想。他对于抛弃儒家经典、不重视知行合一、不顾及道德廉耻的现状,非常忧虑。他说如果诸君子能够以道谊为己任,做事情不杂以功利之心,我愿意助一臂之力,可以写文章讲我的看法,也算尽了匹夫之责。但如果不是这样,我写文章有什么用呢?不如“刊落声华,沈潜味道,不欲以文自显”。
时人议论称引,不出异域皮革之书,此灭学之征也。昔之论职官者,犹知考《周礼》,讲刑法者,犹知准《唐律》。今则抱日本法规以议百世之制度,执西方名学以御天下之事理。动色相矜,以为管葛所不能窥,董贾所不能谕。及察其研覈是非,敷陈得失,则徒连犿缴绕,非真有幽妙宏阔之思,确乎不拔之哩也。以此论道经邦,日以滋乱。【17】他的正面主张是:“吾党今日唯当反身修德,致明遂志,尽其在己,存天理,去人欲,而后患难夷狄之纷乘乃有自主而不为所动。”【18】简言之也就是“穷理尽性”,而且是“循乎天性之自然”,并不是被迫才这样做。
承欲以浮备讲大学,窃揽手书申喻之笃,良不敢以虚词逊谢。其所以不至者,盖为平日所学,颇与时贤异撰。今学官所立,昭在令甲。师儒之守,当务适时,不贵遗世之德、虚玄之辩。若浮者,固不宜取焉。甚愧不能徇教,孤远伫之勤。幸值自由之世,人皆获求其志。委巷穷居,或免刑僇。亦将罄其愚虑,幽赞微言,稽之群伦,敬俟来哲。研悦方始,统类犹乏,以云博喻,实病未能。若使敷席而讲,则不及终篇而诟诤至矣。谢无量淹贯众学,理无不融,浮不能及。先生若为诸生择师,此其人也。化民成俗,固将望诸师友;穷理尽性,亦当敕之在躬。道并行而不悖,以先生之宏达,傥不疾其固耶。方春时育,惟慎徽令典,多士响风,克隆肇新之化。不具。浮再拜。丙辰十二月二十四日。【20】蔡先生固是马一浮所敬佩之人,所以信中诚恳地讲明了不能赴命的理由。主要是他感到自己的学问追求,与当时的潮流不相吻合,如果侧席讲筵,不及讲完就可能遭至批评。不如有所分别,“化民成俗”的事情由别的学者来做,他自己则甘愿以“穷理尽性”为事。
久谢人徒,遂成疏逖。迩者陈君百年以讲学见招,亦既电辞。未蒙省察,乃劳手书申譬,殊愧无以堪任。夫学有诸己,岂不欲转喻诸人。然义在应机,亦非一概。故道逢尹喜,始出五千;退老西河,乃传六艺。感然后应,信然从后。是知教化所由兴,不必尽在明堂辟雍也。今儒术方见绌于时,玄言亦非世所亟,乃欲与之扬邹鲁之风,析夷夏之致。偭规改错,则教不由诚;称性而谈,则闻者恐卧。以是犹疑未敢遽应。虽荷敦勉之切,虑难仰称所期。与其不能解蔽于一时,吾宁俟悬解于千载耳。希为善谢陈君,别求睿哲,无以师儒责之固陋。”【21】婉辞的理由仍是学理及学问态度不同,因为儒术为主流学术思潮所排斥,玄言义理之学也不见重于当时,马一浮感到无法“称性而谈”,不如其已,宁可“俟悬解于千载”。这就是马一浮追求“穷理尽性”而不苟于时的学问态度。
群言淆乱而无所折衷,实今日学子之大患也。若只泛言国学,譬之万宝全书、百货商店,虽多亦奚以为?且非弟之所能及也。此意竺君如以为然,能喻之学生,使有相当了解,然后乃可与议。否则圆凿方枘,不能收教学相长之效。与竺君想见两次,所谈未能尽意。在竺君或以为弟已肯定,然弟实疑而未敢自任。不欲令种子断绝,此天下学子所同然。虽有嘉谷,投之石田,亦不能发荣滋长。故讲即不辞,实恐解人难得。昔沈寐叟有言,今时少年未曾读过四书者,与吾辈言语不能相通。此言殊有意味。弟每与人言,引经语不能喻,则多方为之翻译。日日学大众语,亦是苦事,故在祖国而有居夷之感。处今日而讲学,其难实倍于古人。师严而后道尊,道尊而后民知敬学,亦难责之于今。乐则行之,忧则违之,吾行吾素而已。竺君不以弟为迂阔,欲使诸生于学校科目之外更从弟学,大似教外别传,实为特殊办法。弟之所言,或恐未足副竺君之望、餍诸生之求。其能相契,亦未始非弟素愿。若无悦学用力之人,则语之而不知,虽舍之可也。此当视诸生之资质如何,是否可与共学,非弟所能预必,非如普通教授有一定程序可计日而毕也。故讲论欲极自由,久暂亦无限制,乃可奉命,否则敬谢不敏。此意当先声明,并希代致竺君谅察为菏。【24】这里马先生不仅申明了自己的学术理念和学问态度,关于讲学的理念他也作了说明。他希望讲论是极自由的,讲论的时间也不做限制,不要视他为浙大的一般教授,讲论的内容也是在现有科目之外。如此要求能否得到满足,他没有把握(“非弟所能预必”)。当然还有学生是否能听得懂的问题,也是马先生迟迟不能做出决定的原因。他平生最佩服的学人是沈曾植(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所以引其语以为佐证。故马先生学问,自是别有宗趣,别有归宿,与大学文科教育殊科异撰。
“承力学好问,励志进修,甚善甚善。至以求道之切,乃于浮有见师之意,此非鄙陋所敢任也。《学记》曰:‘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没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论语》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二者浮皆不能有之。平日于记问之学,犹有所不及,曷敢抗颜而为足下之师乎。且师者非徒以多闻博识而已,必其道德已立,言行皆仪法,然后学者心悦诚服,严事而不倍焉。如浮者何足以拟于是。苟如来书之言,不惟遗浮以近妄之失,亦使足下蒙不择之嫌,故期期不敢奉命。若夫先圣之教,备在经籍,德性之本,具于一心,为仁由己,不假外求。读书穷理,实有余师。乐取于人,咸资淑艾。深之以思绎,益之以讲贯,谨之于微隐,笃之于践履,其日进于道也夫孰御之。”【27】马先生虽然未接受宗白华的拜师之请,但此信已经把进道之方法完完全全地告诉给对方。“读书穷理,实有余师”。即“读书穷理”就是进入道的最重要的途径。“德性之本,具于一心,为仁由己,不假外求”,这是马一浮学问方法的基本理念。
大凡一切学术,皆由思考而起,故曰学原於思。思考所得,必用名言,始能诠表。名言即是文字,名是能诠,思是所诠。凡安立一种名言,必使本身所含摄之义理明白昭晰,使人能喻,谓之教体。必先喻诸已,而后能喻诸人。因人所已喻,而告之以其所未喻,才明彼,即晓此,因喻甲事而及乙事,辗转开通,可以助发增长人之思考力,方名为学。故学必读书穷理,书是名言,即是能诠,理是所诠,亦曰“格物致知”。物是一切事物之理,知即思考之功。《易·系辞传》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换言之,即是於一切事物表里洞然,更无睽隔,说与他人,亦使各各互相晓了,如是乃可通天下之志,如是方名为学。【34】马先生所阐释的“学”,自是通人之学,因此必须辗转开通,表里洞然,然后可“通天下之志”。如果学而不通,在马一浮看来,就不能称其为“学”了。“学”之义既如是,那么“学问”二字又该作何解释?
须知“敬”之一字,实为入德之门,此是圣贤血脉所系,人人自己本具。德性之知,元无欠少,不可囿于闻见之知遂以为足,而置德性之知任其隐覆,却成自己孤负自己也。圣人动容周旋莫不中礼,酬酢万变而实无为,皆居敬之功也。常人“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起灭不停,妄想为病,皆不敬之过也。程子有破屋御寇之喻,略谓前后左右,驱去还来,只缘空虚,作不得主,中有主则外患自不能入。此喻最切。主者何?敬也。故唯敬可以胜私,唯敬可以息妄。私欲尽则天理纯全,妄心息则真心显现。尊德性而道问学,必先以涵养为始基。及其成德,亦只是一敬,别无他道。故曰:敬也者,所以成始而成终也。【40】在中国学术史上,马一浮是继宋儒之后,第一个对“敬”这一范畴做如此系统深微阐释的学人。“敬”作为传统哲学、伦理学的一个概念,宋儒特别是“二程”而尤以伊川(程颐)讲得最多,朱熹亦多所提及,盖由于吾国思想传统,宗教观念薄弱,信仰的庄严性未能依宗教来建立,故伊川、晦庵诸大师欲以“敬”的范畴补而救之。马一浮深明此理,特提出“主敬为涵养之要”的思想,并烦引前哲往圣之言,对此一范畴给以循环阐释,祈图为我民族人格精神之完善建立理念传承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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