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舞蹈艺术先驱者戴爱莲生平简介 风华正茂的戴爱莲 1916年，戴爱莲出生在中美洲加勒比海向风群岛最南的岛屿——5128平方公里的特立尼达岛。那是个富庶的热带岛屿，农牧业及石油产业均极为发达，与相邻的多巴哥岛一起同为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海外领地。酷爱舞蹈艺术的戴爱莲在14岁那年，由母亲陪同来到伦敦。 上世纪30年代在英国学习舞蹈时戴爱莲认识了她的初恋情人、雕塑家威利.苏考普。当年她作为苏考普的模特儿勤工俭学，两个人思想、经历有很多共同之处，虽然在一起只有两周的时间，威利就成为了她的初恋情人。无奈威利已经与一位银行家的女儿西蒙订婚，而戴爱莲又很快离开了英国，所以恋情没有继续。这段恋情发生在短短的两周中，却影响了她的一生。 1940年初，戴爱莲乘坐的英国邮轮终于驶达了香港，正在香港的宋庆龄迅即派她的秘书廖梦醒前去约见这位著名的青年舞蹈家。在香港，戴爱莲生平第一次接触到国内如此众多的文艺界名人，而叶浅予、冯亦代、马国良、丁聪等著名画家亦纷纷为她作画。戴爱莲认识了相貌英俊而又画艺高超的青年画家叶浅予。一周后他们就开始了恋爱，一次募捐义演活动后，戴爱莲和叶浅予在宋庆龄办公室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婚礼，两颗年轻的心在艺术激情的撞击下结合在一起，宋庆龄高兴地做了他们的主婚人。其间，叶浅予创作了很多舞蹈题材的作品。他们的婚姻持续了十年，在后来谈到离婚的事时，戴爱莲还是感到后悔。 由于希望自己有幸福的家庭生活，戴爱莲在排演《和平鸽》时与同事丁宁合作融洽，并认为在工作中能相互合作，生活也会幸福。于是1956年和丁宁结婚了，但不久也离婚了。 1979年，戴爱莲应邀参加英国伦敦举办的“拉班百年诞辰纪念”的国际会议，40年后再度与威利重逢，她和威利的家人成为了好朋友。1994年威利的妻子去世后的一年，独居的威利轻度中风。在得到子女的同意后，戴爱莲才公开的和威利相处，照顾他的生活，直到1995年威利去世。同年，叶浅予也在北京病逝。－－－－－－－－－－－－－－－－－－－－－－－－－－－－－－－－－人淡如菊:戴爱莲的情感人生 中新社记者 应妮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当代舞蹈艺术先驱者和奠基人之一、著名舞蹈艺术家、舞蹈教育家、中国舞蹈家协会名誉主席戴爱莲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06年2月9日17时34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图为戴爱莲生前图片) 作者：徐曦弋 北京大批作家艺术家曾经到门头沟煤矿进行访问并作慰问演出，图为戴爱莲（右）和京剧演员杜近芳（左）同井下电工荣长琴（右二）、测量员郭佩玉（左二）合影。（资料图片）作者：中新社稿 客厅里满满的菊花百合，黑色与黄色的挽带交织，“音容宛在”四个白底墨字透着哀婉的氛围――戴爱莲老人怀抱一束鲜花在花丛中开怀地笑着…… 二月九日戴老因骨结核辞别人世，噩耗传来，中国舞蹈界不禁为之震惊。这位将自己一生献给舞蹈事业的老人走完了九十年美丽人生，也成为“中国当代舞蹈艺术先驱者和奠基人之一”(讣告语)。 在老人的书房里，记者看到了各式各样海内外各种民间舞蹈的木偶，以及一座主人的纤维雕头像，这是著名雕塑家维利·索科普的精心之作的复制品。原作则被安置在英国皇家舞蹈学院大厅，这是英国舞蹈界给她的殊荣。 一九一六年生于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岛，祖辈四代皆为华商之家，祖籍广东新会。三十年代赴英国伦敦学习舞蹈，后入尤斯-雷德舞蹈学校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戴爱莲作为归侨，义无反顾回到中国。 “尽管生在国外，接受的教育也完全是西方教育，但是老人心中一直非常明确自己是中国人”，女儿叶明明说。 “七七事变”后，戴爱莲在英国参加了以爱国抗日为宗旨的“援华运动委员会”，并辗转于一九四0年回到香港。在宋庆龄的安排下，她创作排演抗日募捐演出，并在这里邂逅了她的丈夫――著名画家叶浅予，尽管这段婚姻仅持续了十年，而老人生前也曾表示这是她一生中最后悔的一件事。 另一段让老人牵肠挂肚的恋情是在英国，正是给她做雕像的维利，这也是老人的初恋，因种种缘由二人没能牵手。回国后的戴即和维利完全丧失了联系，直到改革开放后在朋友的帮助下再度联络。 老人的女婿金正平至今还能回忆起戴爱莲对维利的怀念。“文革时候她下放北郊养猪，每次回来住在我们家。她总是泡一杯茶、抽着香烟，对我倾诉她对维利的感情。” 一九九五年，维利和叶浅予相继撒手人寰，“老人曾说过，同一年失去了生命中两个最重要的人”，金正平说。 一幅周恩来总理的画像悬挂在老人书房的醒目之处，纸色已经发黄。金正平解释，“老人和周总理、邓颖超的感情很深。从一九四二年戴老回到重庆，周总理当时就接见过她，后来一直关心她的舞蹈，也有很多合影”。 “老人烟瘾很大，每天至少一包烟。每天晚上睡得很晚，看书看报的，老人最喜欢看网球，无论多晚都会守着电视，经常三四点才睡；第二天中午才起床。然后饮食习惯也比较西式，常常是两片面包一碟小菜就打发了”，金正平回忆，“这大概也是老人身体突然恶化的原因吧。” 历任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团长，中央歌舞团副团长，北京舞蹈学校校长，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团团长、副院长，中央芭蕾舞团艺术指导、顾问以及中国舞蹈家协会、中国文联的职务，戴爱莲以毕生经历将西方舞蹈精髓介绍到中国，成为沟通中西舞蹈文化的使者。老人不顾高龄奔忙于各国舞蹈界，直到二00四年八十八岁时最后一次赴加拿大访问。她生前捐出全部私人存款和房子，中芭拟以戴老的名字设立一个基金会。 戴爱莲一生桃李遍天下，据工作人员告知，台湾舞蹈界泰斗刘凤学博士曾为其学生，在得知戴老过世后，坚持以八十三岁高龄赴京参加追悼会。 拳拳爱国之心、凄美爱恋之情、敬业为人师表，戴爱莲九十载情感路，令人扼腕痛惜，让人肃然起敬。 －－－－－－－－－－－－－－－－－－－－－－－－－－－－－－－－－－－－－－－“终生的舞者”——戴爱莲侧记 戴爱莲 舞蹈艺术家。1916年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曾三次荣获国际奖。1996年被香港演艺学院授予“高级院士”称号，2001年获美国俄亥俄舞蹈协会“终生成就奖”，2002年文化部授予她“造型表演艺术创作研究成就奖”。 那是一个美丽、安详、幽静的院落。鲜花摇曳，树影婆娑，就仿佛一组组美人盘旋起舞在阳光下；鸟儿轻盈地游戏于花前树下，它们生怕惊扰了居住在这里的主人——我悄然走入这神话般的意境：四壁上悬挂有名人字画，大厅里摆放着线条优美、造型独特、花纹细致的钢琴，还有色泽虽已斑驳但质地依旧光润的地板，这都表明着居所主人的不同凡响。不错，这里居住着中国舞蹈的创始人，拉班舞谱的引进与继承者，中国中央芭蕾舞团艺术顾问，中国舞蹈家协会名誉主席戴爱莲先生。 戴爱莲先生虽已88岁高龄，但她的脸上依然洋溢着不倦的神采和发自内心的喜悦。她娇小且轻盈的身材、柳叶般的弯眉和月牙似的笑眼透着仁慈与纯真的魅力，这魅力也为我们的谈话营造出了一个轻松而美好的氛围。 戴爱莲出生于三代华商之家，自幼学习芭蕾舞和钢琴。1931年随母亲定居伦敦,在著名舞蹈家安东·道林、玛格利特·克拉斯和玛利·兰伯特等名流的指导下学习古典芭蕾舞。1936年考入莱斯里主办的舞蹈工作室研习现代舞；又系统学习了舞蹈理论家拉班的感情表现方法、舞蹈技术理论和拉班舞谱。 1937年，戴爱莲参加了英国援华委员会组织的义演，为中国抗日集资。1940年春天回到了祖国，在抗日战争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她不仅对中国舞蹈进行研究，还教授舞蹈，登台演出。随后又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学习了少数民族传统歌舞，成为整理民族民间舞并将其加工为舞台艺术的先驱者。她创作了《思乡曲》、《空袭》、《游击队的故事》、《瑶人之鼓》等舞蹈作品，和她的学生以及少数民族朋友一道在重庆举行了“边疆舞蹈大会”，并在上海举办了“综合舞蹈晚会”，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由于政治运动的干扰和牵连，戴爱莲先生曾中断了对舞蹈的研究。1954年，她被任命为北京舞蹈学校校长，重又继续研究古典芭蕾。在她的倡导下，学校除了对学生们进行芭蕾舞和中国舞蹈的教学外，还创办了传授亚洲舞蹈的东方舞班。她认为，不能光从书本上学习舞蹈理论，艺术还应该从生活中来。艺术是没有第一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路。艺术没有标准，尤其是民族舞蹈，它们都有自己的特点。 戴爱莲先生集众家之所长，善于吸收各艺术门类的优点。她学习安徽花鼓灯，看过梅兰芳所有的演出剧目。在她的家里，展示着著名画家吴作人、黄永玉和叶浅予的美术作品。她的艺术境界里融汇着多种艺术形式：古典、现代、东方、西方、高雅、通俗、宫廷、民间…… 戴爱莲先生说：“如果音乐没有乐谱，贝多芬、肖邦的音乐就不可能传下来，舞谱的作用也是如此。”她称舞蹈理论之父拉班为外公，因为她是拉班舞谱的第三代传人，并将之引进中国。1959年，她被任命为中央芭蕾舞团团长后创立了拉班舞谱委员会，利用拉班舞谱记录中国的民族舞蹈，并以拉班理论指导工作。明年，她将被邀请赴伦敦参观皇家芭蕾舞团、参加艺术研讨会。还有一项使命，就是准备出版以拉班舞谱记录的《八个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精选》一书。 戴爱莲先生在舞蹈界享有很高的威望,经常担任国内和国际性芭蕾舞比赛的评委工作。她的舞蹈作品《春游》、《荷花舞》、《飞天》先后在国际上获奖。她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个舞蹈团团长、第一任全国舞协主席、第一任舞蹈学校校长、第一任中国芭蕾舞团团长。1939年，英国皇家院士威利·苏考普为戴爱莲雕塑的头像，被分别放置在伦敦的英国皇家舞蹈学院大厅和瑞典舞蹈博物馆里。 采访结束后我为她拍照，希望她笑一笑，因为我觉得她笑起来特别迷人。而她却说：“不一定要笑，自然也是一种美。”（文/梁宾宾） 《光明日报》 2004年10月20日－－－－－－－－－－－－－－－－－－－－－－－－－－－－－－－－－－－－－－戴爱莲九十人生追忆  戴爱莲灿烂的笑容 戴爱莲,一个在中国舞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名字,一个在中国艺术界备受尊敬的名字。当她于2006年2月9日17时34分走完她90年人生道路时,我们更加感到了她的分量。在新华社的讣告中,她被称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当代舞蹈艺术先驱者和奠基人之一、著名舞蹈艺术家、舞蹈教育家”,所有这些,她当之无愧。 她是中国当代舞蹈教育的开拓者 提起中国当代舞蹈艺术,有两个人是必须首先提起的,那就是吴晓邦(1906—1995)和戴爱莲,他们同为20世纪中国新舞蹈艺术的开拓者。 20世纪30年代,14岁的戴爱莲从她出生的西印度群岛特立尼达来到英国学习舞蹈,先后师从著名芭蕾舞蹈家安东·道林和现代舞蹈之父鲁道夫·拉班以及现代舞大师玛丽·魏格曼,学习芭蕾舞和现代舞。她当时就不把自己局限于某一艺术门户之中,而是兼收博采,在学习严格的古典芭蕾表演技术的同时,倾心于拉班更加自由的情感表现方法。 40年代,她回到祖国,投身于抗日洪流,将炽热的爱国激情融入舞蹈艺术的探索之中。在香港,她在宋庆龄领导下举行专场义演,她创作的《警醒》、《游击队的故事》、《东江》等一批反映中国抗日军民战斗风貌的舞蹈,使观众为之动容。在重庆,她深切关注社会现实和民生苦难,创作了舞蹈《空袭》、《思乡曲》、《卖》,有力地控诉了日军罪行,倾诉了沦陷区难民的满腔悲愤。她和著名舞蹈家吴晓邦、盛婕等一起,举行了“舞蹈发表会”,用他们创编的舞蹈控诉日本军国主义暴行,歌颂爱国军民的战斗精神。 在这个时期,戴爱莲开始了她在祖国的舞蹈教育拓荒工作。她先到国立歌剧学校和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任教,后来出于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钦佩,应邀到陶行知育才学校开办舞蹈课,与师生同吃发霉的米,同在露天舞台上课。戴爱莲教育孩子们如何做人,如何爱国,尽心尽力地培养着中国未来的舞蹈人才。 新中国成立以后,戴爱莲的艺术生涯进入了辉煌期。她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舞蹈演员(华北大学文艺学院舞蹈队);她组建了新中国第一个舞蹈团——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中央歌舞团前身);她主持了新中国第一个舞蹈学校——北京舞蹈学校(后为北京舞蹈学院);她担任了新中国第一个芭蕾舞团——中央芭蕾舞团的领导。戴爱莲还担任过中国舞协第一届主席、二至五届副主席、中国文联委员、国际拉班舞谱学会副主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舞蹈理事会副主席、中国舞蹈家协会名誉主席。 她是民族艺术之根的追寻者 终其一生,戴爱莲的英语始终比汉语说得流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她的中国文化之根不深。相反,她是舞蹈界公认的中国民族舞蹈艺术的奠基人。 她的学生、今年同样90岁高龄的舞蹈学院教授彭松说:“她当年回国,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追寻中华文化之根。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在向西方学习,而她却从西方跑回来,一头扎进民族民间文化中汲取营养。” 20世纪40年代初期,中国战乱频仍,生活艰苦,戴爱莲一方面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一方面苦苦寻觅中华民族舞蹈之根。她以极高的热情汲取着中华传统文化,同时,她研究民族学,继而追索到人类学,她发现,中华民族舞蹈之根存在于各民族之中,于是,她踏上了舞蹈寻根之旅。先是瑶山,后来是川北、西康,甚至大西北新疆。她回忆说:“当时去西康地区,山间的道路既狭窄又湿滑,不时有山石坍塌,而旁边就是万丈悬崖,一不留神就会跌下去摔个粉身碎骨。”然而戴爱莲没有退缩,她的舞蹈理念告诉她,艺术的源泉存在于人民之中,只有得到这样鲜活的滋养,艺术的生命才能永不枯竭。在瑶族、彝族、苗族、藏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地区,她潜心采风、学习,记录了大量少数民族的原生态舞蹈。她用拉班舞谱记录的八个藏族舞蹈,已经永久珍藏于美国纽约舞蹈中心图书馆和英国伦敦舞蹈中心图书馆。 近三年对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采集、整理、研究,使戴爱莲创作激情犹如火山喷涌,她将散见于民众中自然传衍的舞蹈加工为舞台艺术。1946年3月,“边疆音乐舞蹈大会”在重庆公演,她带领学生们演出了她创作的瑶族舞蹈《瑶人之鼓》、根据桂剧《哑子背疯》改编的《老背少》、融入昆曲身段的《思乡曲》、彝族舞蹈《倮倮情歌》、苗族舞蹈《苗家月》、藏族舞蹈《巴安弦子》及《甘孜古舞》、维吾尔族舞蹈《马车夫之歌》等,这些过去不被人重视的民族民间舞蹈登上了大雅之堂,一时风靡大后方,满城皆说戴爱莲,在重庆青年宫一演就是十几场。接着,戴爱莲又带领她的育才学校师生在上海连续演出四场,这股清新、健康的民族舞蹈之风一扫当时旧上海的靡靡之音,青年学生们纷纷效仿学习。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从此登上了现代艺术舞台。1946年秋天,戴爱莲应邀访问美国介绍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由于没有乐团随行,便由同行的画家丁聪吹竹笛伴奏。新颖的舞蹈同样使美国公众耳目一新,引起轰动,加深了中美两个二战盟国之间在文化艺术上的沟通与了解。 新中国成立以后,戴爱莲虽然担任了繁忙的领导工作,但她丝毫没有放松对民族民间舞蹈艺术的挖掘与创新。她以高超的编舞技法对流传于陇东、陕北的民间舞“荷花灯”进行再创造,创作了《荷花舞》;她取材敦煌壁画、借鉴京剧中的长绸舞,创作了双人舞《飞天》。1953年,《荷花舞》在柏林世界青年联欢节参赛并获奖;1955年,《飞天》在华沙世界青年联欢节参赛并获奖。这两个舞蹈都被公认为“20世纪经典”,成为传世之作。 舞蹈家、舞蹈理论家、《飞天》首演的主演之一资华筠说:“戴先生虽然从小受的是西方教育,但她对民族艺术和东方审美非常热爱,她80多岁还坐着拖拉机到云南村寨学习舞蹈。她对大众的创造力非常尊重,对民间艺术有很强的提炼和升华能力,能够准确把握不同民族舞蹈的审美特质。她真心向民众学习,绝不像有些人蜻蜓点水般体验生活。她一生虽然没有写书,但她的舞蹈理念全部贯穿于她的作品之中,清晰而坚定。” 舞蹈评论家于平认为:戴爱莲从不把舞蹈看成一门封闭的少数人的艺术,相反,她多年来倡导学习拉班舞蹈理论方法,认为应该发扬更自然更合理的人体动作。她在主持舞蹈学院工作时提出:不能搞“学院派”,不能搞一个模子、一个标准,特别是民族艺术,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的特点;她在主持中央芭蕾舞团的工作时,力倡中国特色芭蕾的形成。她认为舞蹈者应该追求至善大美的境界。她对中国原生态的舞蹈始终怀有一份深深的敬意,并身体力行地崇尚实践着返璞归真的舞蹈风气。 在英国皇家舞蹈学院的大厅里,陈列着世界上四位杰出女性舞蹈艺术家的塑像,其中之一便是著名雕塑家维利·索科普为戴爱莲而作的塑像。这是世界舞蹈界对她艺术成就的肯定。而每当人们问到她这个问题时,她总是说:我是中国人,荣誉属于我的祖国。 她是党的事业的终生实践者 去年12月26日,在北京协和医院高干病房区的会议室里挂起了一面中国共产党党旗,这是中央芭蕾舞团党委在这里为病中戴爱莲举行的特殊的入党仪式。下午,文化部党组书记、部长孙家正以及中央芭蕾舞团团长赵汝蘅等来到了会议室,专门为戴爱莲主持一个不同寻常的入党仪式。那天,戴爱莲化了淡妆,打起精神坐起来,完全不像一个久病的老人。孙家正部长握着她的手说:“你追求进步,几十年如一日,我很高兴做你的入党介绍人,而且黄华同志也欣然同意做你的入党介绍人。”此时,戴爱莲的眼中闪烁着幸福的目光。在赵汝蘅团长的带领下,她举起右手,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年迈体弱的戴爱莲,此时一字一句,坚定有力,将她一生的信仰都融入这短短的誓言中。在场的人,无不为这位九旬老人对理想的不懈追求而肃然起敬。宣誓之后,戴爱莲再一次回忆起了她的青年时代,她说:“当我还在国外的时候,就受到了党的影响。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中国唯一的希望就是中国共产党。我很幸运,看到了繁荣的今天!” 其实,戴爱莲早在英国留学时期,就信仰共产主义,加入了英国共产党。她回国后,曾经天真地问周恩来同志能否自动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她得知一切都得重新开始时,她从未后悔,也没动摇过,而是以她实践党的事业的一生,证明了自己不愧为一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接触过戴爱莲的人都对她有这样的印象:率真、坦荡;正如她的舞蹈,美丽、质朴而单纯。她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她的一生,演出了经典的舞蹈,活出了精彩的人生! |
运动的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