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校之间：发展中的“边界困境”
张疼艺 绘
■本报记者 刘磊 通讯员 杨几 家长组织，是由家长代表成立的民间组织，其名称多有不同，如家长委员会、家长同盟会、家长学校、家校共育研究中心，等等。在国外，家长组织林林总总，规模庞大；在国内，家长组织虽然成型较晚，但朝气蓬勃、欣欣向荣。
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颁布，随着教育现代化的发展，家长组织在学校教育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受重视程度也不断提高。
家长组织在现代学校制度发展中的繁荣，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一方面，学校需要家长配合教师，甚至适度地参与学校管理，以扫除传统学校教育的盲区；另一方面，随着家长自身素质的提高，他们参与教育的意识和能力也在增强，他们渴望参与学校管理，以确保自己的孩子接受到理想的教育。
看起来似乎“两厢情愿”的情况却在发展中出现了“难以言说”的困境——家长们发现，自己呕心沥血建立的机构逐渐沦为了学校的附庸，呼之即来，挥之即去；而学校发现，一些家长组织开始渴望深层次介入学校管理，有的甚至干涉起教学活动，这让学校难以忍受。
是家长太蛮横？还是学校观念太陈旧？在现代学校制度发展、新型家校关系建立的过程中，无论是家长还是学校，都面临着诸多挑战。
被利用的“小丑”
2010年7月，陈莉辞去了两级家委会的“兼职工作”，平平静静地回到最初。
她收拾着这几年积攒的与家委会工作有关的材料，一齐塞进了书房的储物箱，又把电脑桌面上所有与家委会工作有关的文档，通通甩进E盘一个命名为“家委会总汇”的文件夹中。
儿子在客厅问道：“妈，我那件白色羽绒服要捐吗？”一声“可以”后，陈莉叹了口气：“希望以后还有机会能用到。”然后，关掉窗口，再关掉电脑。
下午，陈莉带着10岁的儿子到邮局寄捐赠的衣物给四川省甘洛县里克乡中心校。这次活动在网上发起，没有统一收购点，为了让孩子感悟“捐助”，陈莉让孩子参与了从准备、整理到寄出的全过程。
她把刚才收拾物件时翻出来放在桌上的那本笔记递给记者，说道：“这上面写着在家委会期间，我参与组织各项家委会活动的策划和计划书原稿，你可以看看。”然后，便是一阵沉默。
中文系硕士毕业的陈莉称自己是一个爱凑热闹、爱琢磨、爱管事的主。为了照顾孩子，她跳过槽，当过一段时间家庭主妇，这期间，她还完成了一次从“古典文学书呆子”到“半专业半业余教育专家”的华丽转身。
4年前，孩子所在学校的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特意对新生家长说：“家长是一种资源，一旦优化配置，就会焕发出无穷的力量。”陈莉听后很兴奋，也感觉有义务和责任辅助学校对孩子进行教育，“为学校提供资源，也是为孩子的成长打造一个好环境”。
于是，她参加了孩子所在班级的家长委员会，还自告奋勇当“头儿”。甫一上任，陈莉就组织了一次“回归乡野”的活动，地点不远，在距成都市区10公里的三圣乡。
在诸多由陈莉组织的活动中，她觉得最有意义的一次，就是让农村小学的孩子到城里来感受生活。“当时我们开了3辆车去成都郊县金堂接孩子，这些孩子在城里不同的学生家庭借宿，大家都很支持。”陈莉说。
靠着这些有声有色的活动，以及“既肯想办法、又肯做实事”的美誉，陈莉被校方推荐进入了校级家委会，出任家校交流小组组长。
可让人想不到的是，没过多久，她就以在某外贸公司做文职工作这个她自认为“不是理由的理由”向校长请辞，还写了一封信给孩子所在班的班主任。
这封信的电子稿还原了真相——被尊称为“陈姐”的陈莉在家校交流小组很有公信力，所以，家长对学校提出的意见几乎都要通过她转交给校方。而有一次，陈莉向主管家委会的德育处主任提交了一份某班家长期望更换数学老师的联名信后，却迟迟未能获得答复。“我去了德育处，也去了校长办公室，但学校不仅没给予回应，还找到我，希望我去做那个班家长的思想工作。”
原来，家长们写联名信的原因是数学老师太年轻，经过两年多的观望也没能看到进步，所以提出了更换要求。
“班级家委会和校级家委会最大的不同是，校级能够真正发挥向校方提意见的作用。”陈莉把笔记本翻到写有“××校校级家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若干大字的页面，对记者说：“学校的态度让我们很失望。”
但这还不是陈莉请求退出的全部原因。陈莉告诉记者，有一名从事IT工作的校级家委会家长被安排负责家长网站的维护和管理工作，从建站到管理，都是这位家长一人独立完成，网站在投入使用后也确实方便了家校之间的联系，可后来，校方则提出希望接管这个网站。
“建一个网站，管理一个网站，是需要成本的，难道这些成本就该家长无私提供？”在笔记本上，陈莉写下一句感言：“被学校利用的家长委员会，像个小丑。”
换师风波后的思考
陈莉将自己做“半专业半业余教育专家”期间收集的资料在记者面前一一展开，其中有一段是讲“美国家长教师协会”（PTA）的。
“美国家长教师协会”（PTA，即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这是一个为儿童、家长和公立教育鼓与呼的重要组织，它像“FACEBOOK”（一个社交网络平台）那样从学校往城市再往州直至全国范围不断推开。该组织已有100多年的历史，目前有成员650万名。
“它成立的目的是因为母亲们对学校的教学不放心，试图联起手来监督学校。最初，它是学校的敌人，因为家长们总是挑刺。现在，他们与校方和解，成为了朋友。但是，它的监督作用依然没变，有时可能还要帮助老师争取福利，帮老师维权。”陈莉对这个组织有过较深的研究。
在她看来，教育也是家长的一项义务和责任，所以，除开业务分工，家长理应全程参与到教育过程之中。曾经，陈莉也尝试着改变家长组织的从属角色，于是，她在家校交流之间努力发挥“桥梁”作用；但是，诚如此前的换师风波。“家长们有理，学校又有难处，一天推一天，最后不是家长妥协，就是不了了之。”
换师事件并非个案。
前些日，在成都某知名小学的校长办公室内，总是坐着五六名家长，与校长周波相对。
时间再往前，一日，周波正在北京开会，被一通电话扰了心神，会议还没结束，他就匆匆赶回了学校。
该校在成都属于挖掘家长资源、发展家长委员会较为成功的学校之一。这不仅和学校“保护家长积极性”、“提高家长参与度”等家委会发展理念有关，还和家长组成结构有关——该校家长普遍文化知识水平较高，对教育的关注度很高，除了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家校活动外，甚至还有家长无偿提供校园花草的购买经费。
但是，正是这一批被周波认为具有“高素质、高水平”的家长，却闹出一场换师风波。
此次风波缘起一名副校长。据了解，成都市各区县此前都出台文件要求校长除了关注教学外，还要亲自参与上课，因为这位副校长有着扎实过硬的教学技能，学校便安排其继续参与学科授课。
这样的教学安排在学期开学时受到家长的广泛赞誉。但是，这位副校长由于并未脱离行政工作，必须兼顾两头，恰逢这一学期的管理工作繁杂，这位副校长有时甚至连续一周时间不在学校，不得不时常调整课程安排。为了保证教学进度，学校临时招聘了一位老师来承担这个班的教学任务。
“这位兼课老师虽然年轻，但是教学业务功底非常扎实，算得上优秀教师的好苗子。”然而，知情人透露的这句话不偏不倚地道出了这场换师风波的关键所在。
在校方看来，这样的调整是顺势而行，而且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学校非常重视这个“兼课”岗位的招聘工作，甚至由校长亲自过问。但在家长委员会方面看来，这位年轻老师再优秀，也只是初生牛犊，和那位副校长比起来，显然有着很大的差距。
两种截然不同的角度让这场风波自掀起后就困难重重。校方主张，法律赋予了学校依法办学的自主性，学校有权提出管理主见和教育主见并付诸实施，而且，学校的教学安排有着系统性的考虑，不可能因为家长要求就随时更换。不过，学校会通过教学指导和专业培训让兼课老师尽快成长，帮助其能够独当一面。
家长则主张，不愿让自己的孩子成为这位兼课老师的实验品。
回想起此次风波，周波表示，在处理与家长委员会的关系时，除了“保护”、“激发”，还必须重视“引导”。“这个‘引导’需要确立一个程序，家长的意见从收集、处理到反馈，都需要一步一步走，而这个过程中，既要有专门负责某个环节的职能部门负责，也要有多种方式来明确操作的‘度’，不能‘束缚’，也不能‘放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