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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晚唐茶、诗关系发微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8-30 02:59
标题: 中晚唐茶、诗关系发微
中晚唐茶、诗关系发微

作者：赵睿才

　　内容提要：中唐以后出现的好茶风尚，对中晚唐变革盛唐诗歌进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内敛产生了深刻影响，正如嗜酒风尚之与奔腾的盛唐诗格的形成一样。茶的“清新”与中晚唐诗歌的“变新”，在趋新尚异的时代精神中，在文人与僧道的共同努力下走向融合，使得中晚唐诗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以“清省”、“清寒”为主要特征的审美趣味。因此，当我们以好茶风尚为视角研究中晚唐诗歌的时候，不仅可以看到它与盛唐不同的风貌，而且可以看到尚理主意的宋诗的直接源头。
　　关键词：好茶风尚；清；内敛；尚理
　　《文心雕龙·时序》云，“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唐诗自然也随着“世情”的变化而变化，而关乎唐朝“兴废”的“安史之乱”，不仅影响了李唐王朝的祚运，也使唐人的审美观念发生了变化：初盛唐的生命昂扬之美渐趋于中唐以后理性反省的凝炼沉潜之美，其艺术特质表现出奔腾与内敛的差异——奔腾是指性情率意而行为激越狂烈，内敛则指冷静观照与凝炼内省。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茶渗入唐人生活与诗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正如酒之与盛唐诗风的形成一样。当然，茶与诗的关系是互动的，即茶有助于由奔腾到内敛诗风的转化，而内敛、清新的诗歌有助于茶的禀性的开掘——中唐以后，文人饮茶模式逐渐从禅寺文化的依附中分离出来，形成了独特的形式、品格与内涵，文人的禅悦风尚与僧人的诗悦崇尚在品茗习俗中找到了交接点，茶的特质进一步渗透到诗中，促使诗体、诗材、诗味、诗境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呈现出与盛唐不同的风貌——清、寒、瘦、硬、苦的特性，对宋诗产生了直接影响。
　　一、好茶风尚的形成
　　茶与诗的结合，基本上可以说是盛唐以后的事，因为盛唐以前，文人的饮茶既没有形成普遍风尚，也没有自觉地与文学艺术活动发生密切关系。进入中唐，茶成为城乡贵贱“无异米盐”“难舍须臾”的日常生活饮料，[1]（《唐会要》卷84“杂说”）饮茶之风亦从寺院“刮”到了世间，形成了好茶风尚，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茶会的兴起。起先的茶会是以寺院为地点，以诗僧与文人为主体的，如皎然、陆羽等组织的杼山茶会，实际上是一种大型诗会，后来即使不约集正式的茶会，文人也好与僧人品茗赋诗，并以此为清雅之举，正如李中所说“有进乘兴寻师去，煮茗同吟到日西”，[2]（《赠上都先邺大师》）因为这一活动便于“玄谈兼藻思”。[2]（钱起《过长孙宅与朗上人茶会》）于是，文人的禅悦风尚与僧人的诗悦崇尚在共同的品茗习尚中寻到了交接点，诗客、僧家以茶为轴心，构成了三位一体，即茶禅一味，禅诗一味，诗茶一味。二是大量颇具诗意的茶的别名进入诗人的审美领域。如“瑞草魁”、[2]（杜牧《题茶山》）“甘露”、[3]（陆羽《茶经》引《宋录》）“涤烦子”，[4]（《唐国史补》卷下）都是从典故而得来的别名。而“旗枪”、[2]（齐己《闻道林诸友尝茶因有寄》）“雀舌”、[2]（刘禹锡《病中一二禅客见问》）“鹰嘴”，[2]（刘禹锡《尝茶》）都是从茶叶形状而得的别号。从茶的赞词而得的别号如“云腴”、“云华”、“乳花”等就不在话下了。从这些别名的得来，我们既可看出唐人对茶的喜爱程度及对茶的品味的提高，又可看出茶已成为文人的重要审美意象。三是一批好茶文人雅号的出现，证明唐代的“茶人”已经“成熟”。如陆羽，以其《茶经》首开中国茶道精神而被尊为“茶神”；[4]如白居易，自称是“别茶人”；[2]（《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如卢仝，以其一首“饮茶歌”而获茶中“亚圣”美称，那一至七碗的感受“巧妙地表现了他内心世界的变化。只有感到周身生清风，才能够无己无他，梦幻般地勇进。我们由此可感受到中国人自古所追求的神仙思想，明确了喝茶不是只出自于茶的药用效果”；[5]（Ｐ24）如杜牧，他自称“茶仙”，[2]（《春日茶山病不饮酒因呈宾客》）而其“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落花风”中的“茶烟”，[2]（《题禅院》）即沏茶时茶汤升腾的蒸气，直接影响了宋代的茶道，如苏轼《安国寺寻春》：“病眼不羞云母乱，鬓丝强理茶烟中。”而宋代茶道自然也影响着内敛、尚理的宋诗风格的形成。
　　中晚唐好茶风尚是相对于盛唐嗜酒风尚而言的。作为诗国高潮的唐代，茶、酒与唐诗的关系值得深入研究，而唐代“嗜酒风尚”的形成与“盛唐之音”紧密相随，主要来自士人精神的解放及士人的豪迈性格，即酒能激发他们的高昂热情，酒能孕育他们的奇妙幻想，酒能触发他们的万古情思，也能浇灭他们的“万古愁”，因而，李杜被尊为“酒仙”、“酒圣”不是偶然的。而同样是饮酒，盛唐与中晚唐亦有不同，李杜“酒仙”与“酒圣”的分别就已隐约透出了“盛唐之音”与渐成“秋声”的中唐诗歌的分流，而随着高扬的时代精神的退去，低迷的时代精神的形成，好茶风尚便代嗜酒风尚而起，诗风亦随之变化。
　　酒入盛唐，浇开了浪漫的青春之花，成为“盛唐之音”及其时代精神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李白堪为代表。李白是一个青春的偶像，为青春而生，为青春而死；盛唐造就了李白，李白为盛唐增色——以其自由不羁的本真生命唱出了一曲“酒神颂”，把整个盛唐带上了青春诗意的顶峰；诗因青春的魅力和醇郁的酒香具有了恒久的活力，酒因注满了青春和诗意而获得了生命的品格。然而，当李白的青春、悲壮过后，“盛唐之音”也就消亡了。因为中唐以后，“时代精神已不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不是对人世的征服进取，而是从人世的逃遁退避”。[6]（Ｐ154）（李泽厚《美的历程》）诗人“退避”之后自然亦以酒消解心愁，但更重要的是以茶消遣自适，洞察人生。如白居易在诗、酒、琴、茶中徜徉，特别是经历了“志在兼济，行在兼济”之后，“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志在独善，行在独善”的两个阶段尤其如此。如他那操琴品茗的惬意的享受：“游罢睡一觉，觉来茶一瓯”，“从心到百骸，无一不自由”，[2]（《何处堪避暑》）便是以茶获取“自由”，并以茶陶冶性情，安贫乐道。白氏这种于无奈中表现出的“独善其身”的心闲乐天思想，与李白的“大道青如天，我独不得出”的呐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茶主和谐与酒主愤激的特性的差异,自然造成了盛唐诗歌外拓、天然、昂扬风格向中唐内敛、锻炼、低沉风格的转变；嗜酒到好茶的转变，并不是酒茶两种饮料的简单易位，而是时代精神使然。
　　二、清新与变新
　　清，作为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是由魏晋的人物品评引入诗歌领域的。如钟嵘《诗品》评范云诗“清便宛转”，属柔美；评刘琨、卢谌诗“自有清拔之气”，属壮美。而《文心雕龙·风骨》发展出“风清骨峻”的审美标准。时至唐代，李白以“清水出芙蓉”倡导清新诗风。承盛唐而启中晚唐的杜甫又以“清”或“清新”评论前人或同时代人的诗歌，具有相当强的理论指导意义。如“诗清立意新”、[2]（《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十韵》）“清新庾开府”，[2]（《春日忆李白》）极为重视清新之美。中唐以后，这种清新便同品茶作诗联系在了一起。随着“风俗贵茶”的兴起，茶与诗融合更紧，形成了以清为基调的一系列特征——清寒、清苦、清瘦、清硬等。其中清新是茶的精神和本质，也是诗歌求新发展的催生剂。
　　茶之清新首先表现在其别号上，从中既可看出唐人对茶的喜爱程度及对茶的品味的提高，又可看到时代精神与茶道、诗理的关系。其次表现在对茶之清新的挖掘上。如权德舆不仅咏其清新如朝露，而且饮之能激发出“新诗”。[2]（《伏蒙十七叔寄示喜庆感怀三十韵因献之》）作为“别茶人”的白居易对茶之清新自有深刻的体悟，他不仅直咏“瓯泛茶如乳”，[2]（《江州赴忠州至江陵已来舟中示舍弟五十韵》）而且以“新花”“招客”，[2]（《北亭招客》）又以“新茶”送友人；[2]（《清明日送韦侍御贬虔州》）当他不能赴友人茶会时，便想到了以茶“斗新”的诗情画意：“遥闻境会茶山夜……青娥递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2]（《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想羡欢宴因寄此诗》）其他一些“茶人”的想像亦很奇妙，或喻其斟杯时一刹那的清新景象鲜如“彩霞”，[2]（刘真《七老会诗》）或喻其叶为“琼英”、汤如“钟乳”，[2]（李涉《春山三来》其2）或由茶之清香而添“幽兴”，[2]（郑谷《送吏部曹郎中免官南归》）或以月之清新而衬品茶之清新：“联句逢秋尽，尝茶见月生。”[2]（贾岛《再投李益常侍》）如此等等，茶之清新难以掠尽；诗之清新深寓其中。
　　当然，茶、诗之清新追求是社会心理及生活的折射。新，在中唐是一种具有时代共同性的趋尚。经安史之乱而入中唐，以理性反省为前提的“哲学的突破”，成了其诗歌变新的哲学基础。基于这一基础，中晚唐诗人对诗歌创新是十分敏感的。可是纵观他们的创新努力，主要还是侧重于形式方面，不论是“文变骚人体”，[2]（严维《赠别刘长卿时赴河南严中丞幕府》）还是白居易归结的“诗到元和体变新”，[2]（《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无不如此。因之，这种“变新”首先表现为对诗歌形式的选择与偏爱。文学史告诉我们，中唐的偏于近体，其古体的偏于清新，是中国诗歌体格的一大新变。而律诗体轻，便于弄巧，与茶体清、质清的特质及制茶、烹茶、斗茶、分茶之精巧密切相关，这正与盛唐以酒文化所代表的崇尚醇厚的趣味相反——酒是诸谷酿成，其味厚；茶是嫩叶焙成，其味淡。酒之历史悠久，其厚也“陈”。而茶是近世才大兴的饮料，其淡也“新”——与清、巧相联系的是，茶具有细的特点：芽细、末细、品细……，处处见细，而“细”正是中唐诗歌有别于盛唐诗歌的又一特征，即相对于盛唐诗的豪放、沉郁、醇厚，中唐以后诗味转向淡薄。因为茶以它芳冽、清神的特性，激起文人墨客无穷的雅兴，即如薛能《留题》所云“茶兴复诗心”，这说明茶与诗有着某种微妙的内在联系；茶使人在冷静中反思现实，产生感慨与联想，茶成了激发诗人创作灵感的“女神”；而诗正是这种“灵感”的载体。至此，我们说如果酒之“尚陈”代表了厚重典雅的古典美，则茶之“尚新”代表了浅近轻灵的近世美，这正与盛唐、中唐诗美的转型相对应。
　　三、清灵与苦思
　　茶自进入人类的饮食生活起就被视为神灵之物，上述茶的别号都突出了茶“清灵”的特性——这种特性易于诱发诗思灵感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灵感往往是处心积虑、偶然得之的，这就是苦思。下面从其自然属性及由此而产生的诗思灵感两方面论述。
　　茶的清灵首先表现在其自然属性上，如宋人宋子安《东溪试茶录》云：“庶知茶于草木为灵最矣。”除上述美称外，或被誉为“玉英”，是因为“甘露莹心灵”；[2]（李华《云母泉诗》）或“玉花”，因为它能“救此病劣躬”；[2]（孟郊《凭周况先辈于朝贤乞茶》）或“灵芽”，因为它能“还源荡昏邪”；[2]（柳宗元《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或“草中英”，因为它“能令睡思清”，[2]（郑遨《茶诗》）如此等等。茶之所以具有这种神灵的特性，就在于它的“灵味”、它的“洁性”，它能“涤尘烦”，[2]（韦应物《喜园中茶生》）在于它能“调气”、“伐邪”、“祛老疾”，[2]（包佶《抱疾谢李吏部赠诃黎勒叶》）在于它能“除睡眠”，[2]（李咸用《谢僧寄茶》）在于“祛我疾”……。[2]（皎然《饮茶歌送郑容》）总之，这种清灵的特性不仅有利于身心健康，有助于参禅，更易于诗歌创作灵感的产生。
　　灵感的产生是有许多诱发因素的，自从茶的清灵的特性介入诗歌创作以后，煎茶、品茶的“逸兴”自然就会成为酝酿诗兴的重要手段，日本千宗室对晚唐诗人李中的“新试《茶经》煎有兴，旧婴诗病舍终难”[2]（《赠谦明上人》）是这样解释的：表面上看是写借助《茶经》理论，进行煎茶实践的逸情与雅兴；然而重要的是这两句透出了诗兴与茶兴的关系：“作为酝酿诗兴的精神情趣的手段，茶是非常适宜的，同时还可以认为饮茶所酿成的甚至可以称其为精神上的恍惚状态，便更进一步促进吟诗时的饮茶。”[5]（Ｐ45）由饮茶而产生的这种诗思灵感，中晚唐诗人一般称之为“茶兴”：“更怜茶兴在。”[2]（韩《同中书刘舍人题青龙上房》）这种“茶兴”，不仅使他们因“茶爽”而“添诗句”，[2]（司空图《即事二首》其1）更促使他们“静虑同搜句”，[2]（李中《宿青溪米处士幽居》）甚而“味击诗魔乱，香搜睡思轻”，[1]（齐己《尝茶》）一个“搜”字已透出他们的“苦用心”。
　　因为毕竟是与盛唐的自然浑成、兴象玲珑不同，中晚唐诗人在刻意追求着人工之美。其实，处在转捩点上的杜甫早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苦吟“导夫先路”了。他不仅以“清省”自警，而且以之评论诗人，如评张九龄诗：“诗罢地有余，篇终语清省。”[2]（《八哀诗》）“清省”就是爽朗简练，其影响应是巨大的。如皎然《诗式》一再表达了以修饰丽藻而致高情远韵的艺术追求，这与大历诗人追求自然与丽藻的统一如出一辙，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审美主流。它连同韩孟诗派“笔补造化”的诗学努力，深深影响了中晚唐的多数诗人。而在这一追求过程中，“茶兴”的激发作用当然要大于“酒兴”。
　　什么是“茶兴”？茶能“荡昏寐”，反过来说就是“破睡见茶功”。[2]（白居易《赠东邻王十三》）这一“茶功”能使诗思清晰，如秦韬玉《采茶歌》：“洗我睡中诗思清，鬼神应愁歌欲成。”即说明茶具有使诗思冷静的特点。茶的兴奋与酒不一样：茶是冷性的兴奋，酒是一种热性的兴奋。酒后作诗，诗思如惊风急雨，飘忽无端；茶后作诗，能沉思静虑，安排精密。如李中《宿青溪米处士幽居》：“静虑同搜句，清神旋煮茶。”即是写茶后清神静思去“搜句”的冷静创作状态。由于创作思维的冷静沉潜，故而作诗不是天马行空式的虚浮，而是细致入微，将创作注意力集中到细微处，对句、字悉心琢炼——这种茶兴已是苦思了。怎样苦思？他们或是“新诗酌茗论”，[2]（严维《奉和独孤中丞游云门寺》）或是“吟诗老不倦”，[2]（朱庆馀《夏日题武功姚主簿》）或是“布水宵煎觅句茶”，[2]（杜荀鹤《题衡阳隐士山居》）等等，总之是刻意搜肠刮肚、绞尽脑汁，将诗情、茶兴凑泊在一起：“还是诗心苦，堪消蜡面香。”[2]（齐己《谢湖茶》）一个“诗心苦”算是道破了天机，而苦思的直接结果是诗歌的清寒瘦硬。
　　四、清形与清寒
　　“清形”是茶的主要功能之一，它无疑有助于中晚唐清寒诗格的形成。茶之“清形”表现在中唐人的“茶诗”中尤为明显，那就是惯用一些低调、清寒之词。如戴叔伦“远访山中客，分泉漫煮茶”，访友罢后而归时这样移情于景：“归路逢残雨，沿溪见落花。”[2]（《春日访山人》）他在《题横山寺》诗中也是这样想像：“老衲供茶碗，斜阳送客舟。”孟郊《与王二十一员外涯游昭成寺》诗虽以“游僧步晚磬，话茗含芳春”渲染出几份热意，可是结句一下子又冷了下来：“顾惭余眷下，衰瘵婴残身。”其《宿空侄院寄澹公》也是以“夜坐冷竹声”来衬托“茗碗华举举”，而“茗碗”激起的诗思却是“空愁予”，其人其诗之寒瘦状跃然纸上。而张籍则是以“多病逢迎少”来衬托“茶过卯时煎”，[2]（《夏日闲居》）卢仝也是以“正干枯”之“客身”想像“煎茶厄”，[2]（《萧宅二三子赠答诗二十首·客谢竹》）白居易“夜茶一两杓，秋吟三数声”，[2]（《立秋夕有怀梦得》）正道出了中唐诗的“秋意”。这份“秋意”表现在中唐出现的各流派中，不论是大历十才子的“清气中时露工秀”、[7]（《岘说诗》）“矫入省净一途”，[8]（《唐音癸签》卷7）还是大历江南诗人的清婉柔秀，还是吴中诗派的“清而狂”，还是“郊寒岛瘦”。已入“冬季”的晚唐诗怎样？晚唐之诗已降为寒俭、清弱的形态，如苏轼《书司空图诗》评司空图诗“寒俭有僧态”，“寒俭”，即僧之清，而韩等人尖新清弱的诗形，更宛如女性线条的形制了。而他们的“茶诗”则更显“僧态”，几乎全与僧院、僧人有关；或是以“寒天”、清夜之孤更声及“山茶”状写上人房之寒苦，[2]（周贺《同朱庆馀宿翊西上人房》或以“沈沈”、“一溪月色”、“满洞松声”及“煮茶烟”渲染愿公院之幽僻及“禅心”之凄寒；[2]（杜荀鹤《宿东林寺题愿公院》）或以“茶烟”、“鹤迹”、“孤磬”、“灵山”、“白云”寄托禅人、禅心之清幽，[2]（郑巢《送上人》）或是以“猿苦叫霜枝”透出禅境之清寒[2]（李中《寄庐山白大师》）等。尘世之人眼中的佛界若是，茶无疑深化了其清寒之境。那佛中人借茶而写出的禅境、禅心与诗理当是更深一层，如：“诗虽清到后，人更瘦于前……何时重一见，谈笑有茶烟。”[2]（贯休《归故林后寄二三知己》）其“诗清”、“人瘦”、“茶烟”，便是诗、茶、禅一味而同形的写照——清寒、瘦形。
　　我们知道，安史之乱重创了唐人的心灵，盛唐培育起来的那种豪放的气质、浪潮般的热情、鸿鹄之志、大海般的胸襟都已不再，而转入低落、沉思、内向，那种以开朗豪迈的情怀纵酒狂歌的时代已经逝去，而代之以啜茶品茗、体味人生的时代（他们也饮酒，但伴随的不是放歌，而是悲吟）。而茶之清形渗入诗境，主要表现为清寂与清幽。得此清寂的首先是僧道之人，清人贺贻孙《诗筏》：“唐释子以诗传者数十家……尝见刘梦得云：‘释子诗因定得境，故清’。”“定”，即禅定。定境之清即是清寂、空寂。对空寂清美的崇尚，是中晚唐文人心胸浅狭、崇雅尚格的体现，所谓“诗无僧字格还俗”。[2]（郑谷《自贻》）如贯休《题灵溪畅公墅》之描写：“境清僧格冷，新斩古林开……岚飞黏似雾，茶好碧于苔。但使心清净，从渠岁月催。”其“茶好碧于苔”作为“境清”的一个组成部分，使其禅心“清净”，以其萧条、凄凉之美再现了清寂之境。当然诗人笔下的这种清境的产生都是与茶的禀性的刺激分不开的，所以诗境与茶性是相融通的。
　　皎然在论“取境”时主张“采奇于象外，状飞动之句，写冥奥之思”，[9]（《诗式校注》附录二）这样创造出的境界才是“至苦而无迹”。[9]（卷1）这一美学追求对中晚唐诗歌创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他们为了寻求这一清幽之境，常用“幽”、“闲”、“茶烟”、“茶香”、“竹”、“松”、“云”、“泉”等诗歌意象，而且常常是连用。如：“看画长廊遍，寻僧一径幽。小池兼鹤净，古木带蝉秋。客于茶烟起，禽归讲席收。”[2]（刘禹锡《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池鹤、秋蝉、归禽连同茶烟等意象深化了净幽、清幽之境。直接点出清幽之境的，如“尝茶近竹幽”，[2]（贾岛《雨中怀友人》）而以茶香、竹、泉等塑造清幽之境的，如“茶香竹里泉”、[2]（张乔《题友人林斋》）“坐饮香茶爱此山”。[2]（灵一《与元居士青山潭饮茶》）我们以为，为了塑造这种清幽之境，诗人们惯于使用的这一系列意象，一来可能是妙手偶得，一来深深烙有中晚唐的时代烙印。如权德舆《送灵澈上人庐山回归沃洲序》评价灵澈“静得佳句，然后深入空寂，万虑洗然，则向之境物，又其稗也”，其得失是：“空寂”之境成为中晚唐较普遍的审美追求；然而毕竟失去了盛唐的浑然天成，不是情景交融而是移情于景，所谓“向之境物”，即非好诗了。清寒瘦硬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透出一份酸涩，这是中晚唐人由神圣转入平凡以后苦涩而新鲜的心理体验，闻一多《唐诗杂论》论贾岛说，“他们需要一种清凉，甚至一种酸涩来换换口味”，这种“清凉”“酸涩”就是“酸吟尚极清”，[2]（贾岛《病蝉》）这种“酸吟”的结果必然导致诗歌的清寒瘦硬。
　　五、好茶风尚的影响
　　中唐形成的好茶风尚对晚唐及宋代的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士子、僧侣举行茶会时免不了清谈赋诗，这正是他们争奇斗胜的好时机、好场合，如署名元稹的《一字至七字诗·茶》可能就是茶会上的创作，即七人联句。而联句诗在大历以后的勃兴，特别是鲍防任浙东行军司马时的浙东联唱和颜真卿任湖州刺史时的浙西联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究其原因，除天时、地利、人和之外，与茶会亦有一定的关系，如颜真卿等人的《五言月夜啜茶联句》，便是其自然、放适的生活情趣的写照。而中晚唐的文学团体乃至流派之多恐怕是空前绝后的，它们或多或少与茶会有关，因为茶会本身就带有“诗社”的性质，如晚唐的皮日休、陆龟蒙，共同的好茶兴趣是形成皮陆诗歌流派的重要诱因，皮、陆一唱一和的“茶中杂咏”各十首，便是很好的例证。
　　如果说盛唐诗崇尚情感的自然流露，中晚唐诗则崇尚理趣的着意刻画。而茶是“至灵之物”，是有助于诗人对审美客体的解会与妙悟的，有助于生发出新鲜而具有启示性的趣味的。为了表达理趣，诗人们常以茶与“琴”、“竹”、“松”、“棋”、“鹤”等诗歌意象连用，以增强其清趣。我们知道，这些诗歌意象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中都有其象征意义：或高洁，或挺拔，或清闲，或祥和，洋溢着无限的情趣与理趣。如：“茶烹松火红，酒吸荷杯绿。解佩临清池，抚琴看修竹。”[2]（戴叔伦《南野》）茶、松、琴、竹合用，在二十个字中浓缩这四个意象，可知酒力再大也敌不过一个“清”字，其清趣真耐人寻味。而这种清趣是有助于身心修炼的，所以诗人才直呼“趣无穷”，[2]（刘得仁《夏夜会同人》）才于“茶中见鸟归”，[2]（薛能《寄终南隐者》）才能“千古见清机”。[2]（吴融《和睦州卢中丞题茅堂十韵》）也许，诗人们正是从上述真趣中悟出了人生真谛；因为有茶在，就足以“长生”，无须去“求神仙”了，[2]（卢仝《忆金鹅山沈山人二首》其2）这就是杜荀鹤所说的“悟了然”、[2]（《题德玄上人院》）黄滔所说的“真宰答殊功”。[2]（《和吴学士对春雪献韦令公次韵》）

　　这种崇尚理趣的艺术追求对凝炼沉潜、以理为主的宋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知道中唐“哲学的突破”，主要表现为三教重新被反省与宇宙本质、人的生命意义、历史文化的重新探讨等主题。可是这一突破在中唐并未完成，因为当时的知识阶层在宦官、贵族、藩镇的夹击下流离殒灭，无法构成政治文化上的中心势力，而会昌灭佛又摧毁了突破所依据的部分思想基础。因而真正的突破是由宋初知识分子来完成的——知识阶层的兴起、建立新秩序的要求、传统文化的肯定等，都与贞元、元和情况相似，反省回眸之际特有会心。从宋初的以贾岛为典范到法李商隐的西昆体的出现，再到欧、梅推尊韩、李不谈老杜，再到王安石的推杜抑李，最后老杜定于一尊，宋诗改革正式完成。可是，宋诗虽尊杜甫为“祖”，却往往是通过中晚唐诗人而学之的，已初露尚理尚意倾向的中晚唐诗有助于宋诗特点的形成：它外示枯槁，无风云月露之点缀；它力涉理路，借言论道——呈现出主意主理的创作型态与知性反省的时代精神。当然，宋诗自有它自己的特点，但不可忽视的是：中晚唐出现的茶诗一味、茶诗一理不仅为彼一时代的诗人体悟人生真谛提供了一个易得的法门，而且直接启迪了宋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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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施补华岘说诗[Ａ]清诗话[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8]胡震亨唐音癸签[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9]李壮鹰诗式校注[Ｍ]济南：齐鲁书社，1986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 and Poetry in the Middle and late Tang Dynasty
ZHAO Rui cai ZHANG Zhong gang
(Academy of literature,History and Philosophy,Shangong University,Jinan)

Abstract：Just as the fashion of sot had an influence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untremmelled pattern of portry in the grand Tang Dynasty,the fashion of tea liking had a deep influence on the middle and late Tang Dynasty to change the pattern of poetry of the grand Tang Dynasty and to form its own feature and meaning.When we make a study of the poetry of the middle and late Tang Dynasty in perspective of the fashion of tea liking,we way discover not only its different pattem from that of the grand Tang Dynasty,but also the immediate origin of the poetry of the Song Dynasty which advocating Li and stressing meaning.
Key words：Fashion of tea liking;Qing;Meaning;Advocating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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