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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如何看待文化的地域差异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2-1 17:11
标题: 如何看待文化的地域差异
如何看待文化的地域差异

——对一种出版现象的批评与思考
作者：周庄

　　最近有朋友送了两本书，一本是《河南人惹谁了》（马说著海南出版社2002年4月版），另一本是《湖南人凭什么》（周兴旺著新华出版社2002年10月版）。据说，为“北京人”、“上海人”说话的书也在陆续印行，甚至还有跟风出版的《河南人谁也没惹》。出版界忽然有了这样大的兴趣，不约而同地从地域出发，讨论中国各处的民风乃至人的性格，个中缘由，显然可以追溯到前一阵国内网络上有关河南人的调侃、讥讽、反驳和论争。从相继出版的这些书来看，其基调，无非是为本乡本土鸣冤叫屈，继而收集各种材料，为自家英烈评功摆好；与此同时，则不免要贬低别处的民风、人品以及人的能力，从而更显出本地的与众不同，激起本地人的自豪感。这种不同地域之间的贬低与捍卫，渐已形成剑拔弩张之势。

　　我们应怎么看待这场悄悄发生、迅速蔓延的风土人情之争呢？其中，参与者普遍存在的乡土情结，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其乡谊、乡愁的因素固然值得同情，但由言词中所暴露的狭隘的地方主义倾向，也是不容置疑的。狭隘地方主义是狭隘民族主义的缩影，它只以本民族本地方的利益或名誉为第一原则，此外几乎没有其他原则。也就是说，一到情绪激烈的时候，就没有任何客观性可言，更谈不上实事求是了。这是一种幼稚的思维，其于己无益，于世无益，任谁都能看出来。所以对此，本文不拟多作讨论，只是希望论战者自己意识到这一点，能加以警惕和反思。也希望各地的出版者不要再借助于这种偏激的情绪大做文章。由如此狭隘而幼稚的思维出发，是不可能编出好书来的。

　　我倒是以为，此中有另一问题需要加以认真思考，那就是：我们今天应如何看待文化的地域差异？如真正解决了这一问题，那狭隘的地方主义一类的问题，也应不难解决了。

　　文化的内涵主要有三方面，宗教、语言（或方言）与风俗。中国人宗教观念较为淡薄，宗耶宗佛，崇儒崇道，在信众间并没有生死攸关的矛盾冲突。方言的差异也不成问题，因为有共通的官话（后来即是普通话）作为交流的工具。虽然如长沙人也有嘲笑湘乡话如同牛叫，上海人也有瞧不起江北话的情况，但语言只是交流的工具，不同方言之间本无高下之分，也构不成重大的矛盾。因此在中国，只有不同地区的风俗之间差异最为引人津津乐道。

　　在风俗里头，民气民情最引人注目，譬如大而言之，中国人常说“北人厚相，南人精明”。小而言之，有“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等说法。另外还存在一些看法的差异。比如一般人都认为上海人很精明，但在上海人看来，潮州人更精明，所以上海有“潮州门槛”这样的话。在中国古代典籍上，也有民情风俗的地域差异的说法。《汉书·地理志》就说过，各地风俗的不同是与水土风气及领袖人物的引导有关的。而且还分析了西汉时的各地风俗，如说洛阳一带的人的缺点是“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不好仕宦。”太原上党地区的人毛病是“以诈办相倾，矜夸功名，报仇过直，嫁娶送死奢靡。”看来中国人很早就注意到这种民情的地域差异。

　　但在民情风俗里头，社会的风气差别更为明显，譬如某地较奢侈，某地较节俭，某地尚文，某地尚武一类。至于人群的性格的差异虽然也是客观存在，但却不是最主要的。一般而言，人性的共同优点与缺点，各地都有，没有那一个地方的人只有高尚的品质，而另一些地方的人却只有卑劣的本性这样的情况。在这里有两点必须注意。一是风俗是会变化的，如秦汉以前江南人是“轻死易发”，是典型的剽悍尚武。六朝以后，这一风气才渐为柔弱温顺所替代。二是风俗与地域的联系是很复杂的，不能简单地认为某种风俗就一定只在某地才有，而另一地就不会有。比如上文提到的婚丧礼仪奢靡的现象，在汉代就不止太原上党地区而已，卫地与关中地区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绝不能将某地的风气说成是惟一的，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更不能认为自古以来该地便有这样亘古不变的风气。

　　尤其是人的性格方面，更不能随意下定论，说某地的人如何高尚，某地的人又如何卑劣。人性在许多方面是共同的，要说优点，见义勇为，助人为乐，许多民族都有，要说缺点，唯利是图，见利忘义，也不是那里的人都能避免。近来有些人注意到各地人的性格差异，写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文章，如易中天的一些随笔，就道出了人所未能道的东西。但话又说回来，对于人性方面的差异决不能强调过分。子曰，过犹不及。如果把某些地方的人说过一钱不值，而把某些地方的人捧到天上去，那都是荒唐的，错误的。

　　话再说回到《河南人惹谁了》和《湖南人凭什么》这两本书。前一本是为河南人辩护的，认为耍奸弄假并非都是河南人所独有。用意虽然不错，但说理却不见得有力。至于后一本，恐怕就有激情过于事实之处。湖南有人材不假，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近代，自湘军出现以来表现得特别明显。这一点的确值得历史学界作深入的探讨。但我们也不能因为湖南人材在近代蜂拥而出，就武断地认为湖南人必定盖过其他省的人物。

　　这里还有两点应该提及：一，利用古代的记述来说明近代的情况需要注意词义的不同。如《湖南人》书中屡屡引用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其中的楚并非指湖南，而更主要的是指湖北，因为战国时期楚国的中心是在今湖北（后来迁往安徽）。二，近现代以来，尤其是当代，中国境内的移民现象十分普遍，各地文化的交流与融汇十分活跃与深入，独一无二的风俗民情也在渐渐失色，地域文化差异越来越小，因此如果仍以过去的地域差异来作今日现实的证明，说服力就嫌不够了。比如过去常说北人厚相，但据说在当前很热闹的跑官要官的潮流中，北人并不见得落伍，某些地区甚且蔚为大观。可见“厚相”就只是“相”而已，实质并不见得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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