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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当代杰出青年学者朱中原网络文汇[季超辑录] [打印本页]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08-8-31 11:21
标题: 当代杰出青年学者朱中原网络文汇[季超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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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08-8-31 11:24
朱中原《我说老管》我说老管
| | □ 朱中原 | 老管是管季超。秃头，矮个，带个眼镜，一不留神还以为他是个“人模狗样”的大学教授，但是不是教授，你得问问他自己才知道。
在我所结识的人当中，老管是一个很特殊的人。是个真正的文人，在现代社会中，这种人是“稀有动物”，因其稀有，所以很难得。
老管是个没有经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教育者，也是个文化工作者，他涉猎的很多，古今中外的经典都读过不少，而且读了还能给人扯出一大串来，这就不简单。他的经典名言是“扯淡，一扯一大串”。我看这的确是他的真实写照。所以，他考虑问题绝对不像那些学院派教授那样死板、暮气沉沉，他的思维方式是绝对独立绝对自我的。当然，他又对学院充满着极度地向往。在我看来，很多学院中人对某些问题的思考未必及他，只不过他没有那些学院中人的幸运机会罢了。
严格来说，老管不是书法圈中人，也只能算半个硬笔圈中人，他处于书法与文化的边缘状态。因而，他的立场和思维方式也是边缘的。但，正是他的这种边缘状态，才使得他更有价值，更值得一说。处于核心地位的人未必就具有核心文化价值，自古至今皆如此。
老管是个狂狷之士，一如古之阮籍、嵇康之类的，但老管没有阮、嵇那样的超逸情怀与高古精神，他毕竟身在下层，更多的是充满了江湖气，甚至有点痞子气，地地道道的民间分子，一如我等，身处边缘，壮志难酬。但正因如此，才成就了一个人的气节与精神。没有别人过得滋润，并不等于他自己没本事，有本事的人未必有机会，有机会的人未必有本事，这在中国自古皆然。因此，老管的现状不能只怪老管。何况，在我看来，他活得够潇洒的，穷开心，穷潇洒，正如我的父母一样，虽然漏屋破瓦，但穷且欢。很多有钱有权有势有位的人，未必有这种状态。
我跟老管正面接触不多，但算得上是神交。人与人之间的交情未必要见面，见了面的也未必就等于有交情了。我和很多人都是如此。神交有时比直接交往好多了，心有灵犀的人不需要客套。这一点，老管和我一样，不客套，不矫饰，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怎么说的就怎么做，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不必因身份地位名气而有羁绊。老管这样的性格，天生就是个搞艺术的料，而且说不定未来蹦出个大家也未可知，遗憾的是，老管没有把握住，我估摸着是年轻的时候没把这玩意太当回事，另外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多家财去弄书法这东西。个中原因，还得继续与他沟通了才知道。
老管有一个观点与我颇为相类：不要把书法太不当回事了，但也不要把书法太当回事了。太不当回事就会以为书法那么好玩，随便一写就是书法家了，太当回事恰恰会陷入另一种误区：以为自己是书法家就了不起了。书法家没什么了不起的。在我看来，当今那些所谓的专业书法家，是所有知识分子里面最没有知识的，是所有文化人里面最没有文化的（权且把书法家也当成文化人来看吧）。
2008-03-04 于京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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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08-8-31 11:49
朱中原，男，1981年生。四川人。独立学者、批评家。专栏作家。曾任经济日报报业集团编辑、《中国报道》编辑部主任等职。研究横跨多个领域，包括：宪政民主、社会转轨、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土地制度、房地产、艺术批评等。专著有《中国艺术品市场与投资战略研究》等。现任职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改革杂志社。E-mail：zhongyuanzhu2008@yahoo.com.cn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08-8-31 11:52
标题: 朱文2
难得的对话 (2008-08-31 00:38:52)
难得的对话
昨夜与《中国书画》杂志社社长康守永一起驱车去拜会他的一个陕北同乡画家张九千。相约在“老陕人家”饭馆吃陕西风味菜。
张九千长头发，人豪爽，名字有意思，人比名有意思。画也有意思。说起话来更有意思。我与他颇对路，一吃饭就说个不停。戏称他为“九千岁”。
康嘱我为其写一篇评论。我说，我写评论，首先要找感觉，要不断和对方聊。此前刚为陕西作家高建群书画写过一篇文章。高是我比较欣赏的陕西作家，他的小说具有大历史感。说来也巧，都是陕西人，康给我高建群书画作品光碟的时候，我正巧在看他的《最后一个匈奴》。我比较喜欢这部书，前后看了几遍了。里面涉及到许多历史问题，包括陕北红军刘志丹与毛泽东的中央红军的一些恩怨的问题。我认为，高建群是一个敢于直面历史的作家，敢于反思的作家。我们很多人，就是不敢面对历史，惨淡的历史。
话再转回来。“九千岁”一看和康就是两类人。康做秘书出身，做事严谨细密周到，一看就是干行政工作的料。“九千岁”则恰好相反，一看就是玩艺术的，大玩家。他的很多看法与我颇为接近。他对什么事都很超然、淡然，阅世颇多，所以对很多事之态度与常人颇为不类。我欣赏他的这种态度。我认为这是作为一个艺术家和文化人的最重要的素质。
饭毕，又驱车去他一个地产商朋友那开的一个茶道馆吃茶。呵呵，我也学贾平凹，文雅一下，管喝茶叫“吃茶”。那茶确实好，还有一个妙龄女子专门端坐于旁边侍弄茶艺。
起初是我们三人一起“吃”，神吹乱侃，后来“九千岁”的那位地产商朋友才姗姗而来，再后来，又有一位《外滩画报》的美女记者来了，还有“九千岁”的一个画家朋友易峰也来了。这下更热闹。
都是玩家。这位地产商朋友叫乔某某，管他“乔总”，在百子湾艺术区那一片玩。又投资了一个《当代艺术》杂志，“九千岁”说，他这个茶艺馆那就是玩儿的，不赚钱。这有钱人就是把钱不当钱。让我目瞪口呆。乔总似乎不是一般玩家。看谈吐，也非一般商人。后来一说，原来还玩艺术品，我戏称他是“商业场上的艺术玩家，艺术圈里的商业玩家。”这家伙，两头都占了。
乔总一来，我就和他缠上了。他最初是玩古代书画，后来才玩当代艺术。古今中外艺术品，他似乎都玩过。玩家嘛，不一定要对艺术品绝对内行，但一定要有自己的判断才行。他说他现在还是喜欢玩当代艺术，对古代书画似乎贬斥颇多，能入他法眼的不多啊。他的观点绝对新奇，一般人绝对受不了。我跟他扯于右任、扯谢无量、扯米芾、扯张大千、傅抱石、石涛、八大，等等等等。这之中，似乎只有董其昌、石涛、谢无量等才可入他法眼。他的观点我不一定都赞同，但我觉得他的确很有艺术眼力的。高明的艺术家，绝对和一般人不同。你可以说他的判断很荒唐，但说实话，高明的人说的话在一般人看来就是很荒唐。艺术家绝对不能人云亦云。
后来就扯得更远了，扯到了崔如琢、文怀沙、范曾、崔自默、张贤亮等人头上去了。我说，张贤亮是文化人，但他的脑袋绝对好用，把那么荒凉的一个“镇北堡”开发成了影视城，出卖了“荒凉”，这就是眼力。看样子，艺术家、文化人在某种程度上和商人是相通的。搞艺术、搞文化需要独特的思想和感情，绝对不能别人说什么你就说什么，别人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要填空白，而商业也同样如此啊。搞商业那就是要填空白嘛。“是不是，乔总？”我问乔总。
“不对。”乔总说，“在中国，经商不是这样的。在中国经商恰恰与你所说的相反。”
完了，“看来我这是班门弄斧了，闹大笑话了。”我笑着说。
“不过。你说的也对。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商业逻辑就是你所说的那样，唯独中国不是这样。”
众人一听哈哈大笑。其实，道理归道理，现实归现实。别把现实当道理，道理当现实。所以，这里面就永远有一个差距和矛盾。
说到“矛盾”，“九千岁”来劲了。他说，这个世界本就是矛盾的。艺术更是需要创造矛盾。艺术的本质就是创造矛盾。
“书画艺术其实和文学、戏剧一样，都需要创造矛盾。”我说。
“那当然，这样才波澜起伏嘛。其实矛盾在推动着世界和人前进。”九千岁说。
“但是，很多人一遇到矛盾就完了。他跳不出来了。”九千岁说，“其实，人人都会遇到困境，但文学家、艺术家对待矛盾和困境的态度不同。超然的。”
“苏东坡就是这样。他把困境和苦难当情趣。”我说。
“我也一样啊。我小的时候吃过不少苦，但对艺术一直没有放弃。”九千岁开始历数自己的苦难了。
“但这并不是说每一个人想当艺术家和文化人，都要去人为地制造苦难。很多人对这个可能会误解。”我接着说。
“那是。不是要创造苦难，而是面对苦难的人生态度要超然。这样才能成就艺术。”
关于矛盾和苦难这个话题，九千岁谈得很多。
“九千岁”意犹未尽，康说都快12点了，大家才散去。其实，如果康不提议，我估计这帮人一两点都还没个完。
说实话，这样的聊天我很喜欢，很放松，尽管是吹牛，但吹牛不是吹嘘，不是浮夸。这就是艺术。艺术就是玩，放松。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08-8-31 11:54
标题: 朱文3
关于吴冠中与鲁迅 (2008-08-16 00:00:24)
关于吴冠中与鲁迅
关于吴冠中，关于鲁迅，很多人已经谈得够多了，此前我也谈过不少。今天偶尔看到一篇写吴冠中对鲁迅误解太深的文章，觉得有些价值，文章对鲁迅的评价是比较中肯的，但文章中又对吴冠中及吴冠中对鲁迅的认识误解太深。所以我就在这篇文章的后面简单谈了点我个人的评价和看法。本不想再探讨此话题的，但我觉得世人确实有些对吴误解太深，故有此简要一说。供诸位方家批评。
论学养、识见及地位，吴冠中先生当然不及鲁迅。毕竟，吴冠中只是一个画家而已。然而，吴冠中先生的精神与鲁迅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却是高度契合的。你文章中说得对，鲁迅对传统文化确实是研究得很深，爱之深，责之切，同样的，我觉得你对吴冠中先生的认识也有一些误解，即：吴冠中先生绝不是否定传统，而只是批判传统，正如鲁迅先生也强烈地反叛传统一样，但这并不代表他全盘否定传统。此二者性质是不同的。
事实上，我们从吴冠中先生的水墨画和油画里，也能看到他的中国文化情结，他的精神本质是中国的，不是西方的。但吴冠中与中国传统文人所不同的是，他具有一般中国文人所不具备的那种西方知识分子所独具的独立精神品格。
至于吴冠中所说的“笔墨等于零。”这句话吴冠中先生曾经解释过，他原话的意思是，“脱离了具体语境的孤立的笔墨等于零。”这句话，当年我在编《中国书画》杂志时是他亲自说的。当然，在表述一个观念时，吴冠中先生没有必要说得这么长，所以就说“笔墨等于零。”从吴冠中先生的表述及当年的访谈来看，吴当然不是否定传统笔墨的，而只是用此语激烈批判当代画坛的一味师古之风及缺乏独立艺术精神。从这个角度说，吴冠中的这个观点我认为不但不是偏激的，反而是极度深刻的，当然越是深刻的思想，由于表述及其他种种原因，往往也可能被认为是偏激的思想，鲁迅也如此。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必惊诧。这丝毫不抹杀其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地位。
我们可以说吴冠中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及笔墨精神的理解还不是很深刻，还不是很到位，但却不能说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及笔墨精神是全盘否定的。对传统文化之批判，恰恰在于其对传统文化之清醒认识与体悟。作为一国之真正知识者与文化人，对传统文化恰恰均是持此态度的。莫说鲁迅，即便如胡适之之如此偏爱西方民主自由价值及文化者，其对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是全盘否定的，更别说其他诸君了。
中国文化有其之固有体系与脉络，循此而历经千年不变，必有其可取之处，然而正因其历经千年而未变，才使得其固有体系内痼疾丛生，因而必得寻求进新突围之路，如此，则必须有有识见者去批判和省视，寻求新生，没有批判和省视，无以进新和突围，如此，则只会使得固有文化体系越来越走向没落。从这个角度说，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对传统固有文化持尖锐激烈批判醒思者，均不是其全盘否定者，而恰恰相反，是其爱护者、持守者，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对外来文化又持绝对的排斥。对西化的吸纳与喜好并不意味着就对东方文化的全盘否定，反之亦然。很多人为什么在看问题时老是出现偏激的状况呢？就是因为他没有一种融通和包容的视野，所以导致非此即彼的结论和观点出现，从而引发很多无为的无休无止的徒劳争论。
原文：
鲁迅被吴冠中误解太深
—— 鲁迅对待文化传统不易被人注意的态度
李钧长
当前中国的艺术和文化情境下，在对待文化传统问题的态度上，虚心的“取”远远比盲目的“舍”更为要紧和迫切，任何因不深知传统而奢谈所谓的“舍”都是不足道和不清醒的，因为中国人在对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已“舍”了100多年了，早已经“舍”的找不着“北”了。而“舍”的结果也直接造成了中国文化在现当代的巨大断裂，这一文化断裂的幽深鸿沟至今亦无力平复和弥合。我们当代在艺术文化的建设上远远得不偿失。
在人们记忆或印象中，鲁迅先生的形象往往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传统的斗士”。实际上这是一个不小的误读和错觉。许多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者好谈鲁迅，传统虚无论者也好以鲁迅来自我标榜，其实他们并不真正了解鲁迅。如果我们对鲁迅先生做过一番全面深入的研究，我们就会改变以往的片面看法。
事实上鲁迅本人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研究花得气力是很大的。鲁迅对古典文学、古文字、雕刻、美术等诸方面均有长期深入的研究，甚至研究传统以至成癖。这一点是吴冠中先生所不知也远未做到的地方。鲁迅的“批传统”是“爱之愈深，而责之愈切”，所以当代人看到的大多是鲁迅“否定传统糟粕”的文章，却极少真正关注和留意鲁迅先生高度肯定和提倡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面。所以一叶障目，不能见森林。这就遮蔽了人们正确认中国文化传统的真正价值的深远视野，也遮蔽了人们正确认识鲁迅先生挚爱中国传统的深沉的精神内里，这是对鲁迅先生思想的最大的误读和歪曲。也恰是吴冠中对鲁迅的深层思想有极大误解的地方，必然会浅层次地误认为鲁迅只是“反传统的斗士”。
“知而否之”和“不知而否”，其意义有天壤之别。鲁迅的爱国之切是“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评论传统文化也是辟鞭入里、入木三分，但鲁迅却绝未曾说过用西方文化来取代中国文化，这正是鲁迅和吴冠中的最大和本质区别。谁又能说吴冠中先生的传统学养能与鲁迅相提并论？别的更不必论，单看“简单”技艺层面的书法艺术，吴冠中先生的“书法”境界能否与鲁迅先生写的“字”作同日语？这一点不必多说，明眼人一望便知。因此吴冠中先生若以鲁迅来自况，是其不能自明和自知之处，吴冠中言“一百个齐白石也比不上一个鲁迅”，则更见荒诞。齐白石和鲁迅皆是一代文化巨擘和高峰，互不能取代。鲁迅对文化传统是因深知之而有选择的“否之”，会有针对性，有弃有扬，抱得是积极的建设性的态度。而吴冠中对中国文化传统则实属“不知而否”，吴先生对中国文化传统能否理直气壮地以知者自许？因其对中国文化传统并未做过深透扎实地钻研和实践，所以“不知而否”必会不得要领，必然会胡来，就完全成了消极的破坏了。看得出，吴冠中先生的本意是很希望建设的，但实际上起到的却完全是消极破坏的作用。
吴冠中先生借鲁迅自喻，当代也极需要像吴冠中先生这样有声望又敢于讲话且能讲话的人来鞭辟时弊，尤其是一针见血的指出艺术界存在的机制性弊病，这方面吴冠中先生往往不乏真知灼见和很突出的建设性观点，也是吴冠中先生最令人敬重和佩服的地方。但吴冠中先生的话并非句句都是真理，他说“笔墨等于零”，则纯属因不知而无敬畏之心，这可以理解。这是由他的知识结构的缺陷而造成的巨大局限性。因而，吴冠中先生对中国艺术文化的传统深入不够，理解不透，所以由他这个中国文化外行和“笔墨”外行来谈“笔墨”问题，必然是隔靴搔痒，不得要点，不能痛快。吴冠中先生是西画先入为主的知识结构，同时又是很有影响的画家，所以他的一些有极大局限性的言论也最容易造成更大的破坏作用和误导。尤其对于今天受传统断裂教育的几代人的副作用就更明显。这种纯粹和彻底出于无知的破坏，走得是一条对中国艺术文化毁灭性之路。
凡是稍有一些中国文化传统常识的人，皆知章太炎和王国维先生都是以治国学而著称的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二人也可以说是研究中国文化传统的典范与代表。下面略举几例鲁迅对待二位国学家和文化传统不易被人注意的态度，供同道们参考。以助我们真正洞悉鲁迅先生对待中国文化传统之深层心迹。
○ 鲁迅谈章太炎先生
杭车中遇未生，言章师（指章太炎先生）在外，亦颇困顿。浙图书馆原议以六千金雇匠人刻《章氏丛书》，字皆仿宋，物美而价廉。比来两遭议会质问，谓此书何以当刻，事遂不能进行。国人识见如此，相向三叹！ 见《鲁迅书信集•致许寿裳》（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九日）
○ 归途过大马路，见文明书局方廉价出售旧书，进而一观，则见太炎先生手写影印之《文始》四本，黯淡垢污，在无聊之群书中，定价每本三角，为之慨然，得二本而出，兄不知有此书否，否则当以一部奉呈，亦一纪念也。 《鲁迅书信集•致许寿裳》（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二日）
○ 鲁迅谈王国维先生
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热风•不懂的音译》（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六日）
○ 王国维的著作，分为四集，名《王忠悫公？遗书？》或《观堂遗书》，我买了二三四共三集，初集因较贵未买，现在上海一时没有了。
《鲁迅书信集•致章廷谦》（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 鲁迅谈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按：古典小说《儒林外史》也是传统文化一脉）
《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之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象不永久，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
《且介亭杂文二集•叶紫作〈丰收〉序》（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
○ 鲁迅先生对魏晋文学亦研究颇深，关于“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鲁迅就著有《嵇康集》序、《嵇康集》跋、《嵇康集》逸文考、《嵇康集》考、《嵇康集》著录考等数篇。足见鲁迅治学之认真和研究之谨细。
上面几例，鲁迅先生挚爱中国文化传统之真性情已跃然纸上，足以看出鲁迅先生对两位国学家的景仰程度，也反映了其对待中国文化传统之深层思想。鲁迅先生的这些吉光片羽的观点，很值得我们今天来深入吟味和思考。显而易见，吴冠中先生对鲁迅先生误解和曲解之深。
“笔墨”精神代表着中国文化传统的精髓。对于处在文化断裂带上的当代来说，吴冠中谬说“笔墨等于零”，无异于说 “中国文化等于零”、“中国等于零”，因此对于吴先生的个别“新观点”，我们实在应该报以理性和审慎的态度，应该观点鲜明地有所扬弃，因为吴先生的知识结构必定不同于鲁迅先生。而犀利深刻的鲁迅先生也断然讲不出吴冠中这样的肤表之谈的。
另一点在这里顺带需要厘清的是，吴冠中先生对“风格”和“大师”的关系问题也有一定程度的误解。吴冠中先生说：“大师就是风格”。这是他把艺术文化看得太简单、太肤浅了。笔者认为，准确地说，“风格”即 “习气”。习气越重，风格越突出。因为吴冠中先生忽视了艺术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屡经大浪淘沙而尘埃落定沉淀下来的高度凝炼的具有一定共性因素的文化精髓，这是中国文化中最不可思议也是最难以学到手的东西。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风格”正是作者自我设定的窠臼樊篱和局限性所在。人人皆有习气，艺术家形成风格容易，而成就一代令人高山仰止的大师极难。关键在于作品的格调品位高不高，所达到的高度、深度的程度如何。而绝非像吴冠中先生所说的“大师就是风格”这么表面和简单。大师必有风格，但有风格未必就能成大师。目前来看，吴冠中先生的国画作品有风格是丝毫无疑问的，但在高度、深度上尚欠缺太多。当然，这是按中国本体艺术文化价值品评标准做出的结论。
论者按：
笔者对吴冠中先生除了谈国画和“笔墨”以外的其他言论一直是抱以十分欣赏和敬重的态度。然近年吴先生关于中国画“笔墨”的系列极具误导性的荒唐文字仍在以讹传讹，笔者深感问题的严重性，认为对这些大是大非的文化与学术问题必须加以澄清。或许追求和弘扬真理才是对吴先生最大的尊敬。并望诸位方家们多多指正。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08-8-31 12:00
标题: 朱文3
又一个“奥运书法家”诞生了 (2008-08-10 22:37:53)
又一个“奥运书法家”诞生了
今日收到一朋友发来的超级短信：
由某某、某某策划，奥运书法家某某某手书的“福”字被作为国礼赠送给参加第29届北京奥运会的各国元首。新华社以“书法家为出席奥运的各国元首送福”为题面向全球播发了通稿。
请各位再看看下面一则消息：
新华社北京８月５日专电（记者某某某）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知名书法家某某某近日表示，他已创作百余幅“福”字书法作品，即日起通过各国驻华大使馆，送给出席第２９届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及相关活动的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某某某是某代书法家某某某后裔。今年春节前夕，他曾为全球奥运圣火传递的１３０多个城市赠送“福”字书法作品。（为了给我这位朋友、这位书画家以及新华社的面子，里面所涉姓名全部隐去）
看到上面这两条消息，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又一个忽悠老外、糟蹋书法的“奥运书法家”诞生了。
事实上，类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也早已见惯不惊了。奥运临近，各大刊物、各个媒体都在用显著版面与书画家一起，共同做奥运文章。据我一个朋友介绍，《北京日报》就在这几天利用头条位置，刊登介绍当代著名书画家，一个书画家的版面费是10万元。有市场的就出作品，没市场的就出钱，一分也不少，还有很多人排着队呢。10万元实际上是一个小数目了，很多书画家都巴不得利用这个机会大做文章，拼命炒作。
现在的书画界乱成一锅粥。谁都可以是著名的、大师级的人物。就如我上面所提到的这位书画家，圈内人根本就不知道此君为谁、何方人氏，然而，其照样是书画大师。你跟圈外人谈这些，他会跟你说：你是书画评论家，竟然连这样的大师都不知道？问得我还真有点哑口无言。
服了这些人的炒作功夫。
很多三流或压根就不入流的书画家，利用老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写一些乱七八糟的字画来忽悠他们，让他们拍手称快，还美其名曰“文化输出”，这简直就是糟蹋中国的传统文化。如果让这些书画家长久得势，那中国的传统文化真的完蛋了。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08-8-31 12:03
标题: 朱文4
盛夏读史 (2008-08-05 18:29:02)
盛夏读史
古有盛世修史之传统，我不知今日是否盛世，但此时却是盛夏。盛夏好读书，好读史！
盛夏之来，酷热无比。本以为南方奇热，不想京城亦热。加之奥运临近，使此繁华之地更加浮躁。
书法界名利昏昏，皆为名利二字而往来，遂不如读书。
读书乃人生之一大乐趣，而读史则为读书之一大乐趣。
我现在读书，有三不：不读写当下之书，不读今人所著之书，不读世俗和实用之书。余下的，也只有史著能吸引我心了。
古人所著史书，艰涩难读，如司马氏之《史记》者寥寥；今人所著之书，口号太多，喜引用西人之说，辞藻泛滥；书法学术界之史著，太多考证。考证本为吾国学术之精粹，然今人考证之学，往往只见树木，难见森林。如今人黄惇之二三弟子，为书法考证之学，但考证来考证去，却考证出徐渭作品大多为赝，考证出某某大书家是末流、某某古代不知名的书家为当朝第一之说，此等考证，方法论全乱套，实在是贻笑大方。
现代人太功利，基本不读书，即使读书，也是读工具书和励志书，很少读文史书。这些人读书要的是能立马见效，立马能够对他有用，甚至产生经济效益。在他们眼里，书中就是有黄金屋。而即使读文史之书，也是读小说，很少读史学之书。于此可见其读书之功利性。书法家就更不用说了。当今书法家别说读书，就是读报刊的也很少。哪种情况下才读报刊呢？只有在刊登了他自己的宣传报道专题的时候他才读，读也是只读他自己的专题。自我欣赏。更遑论读书法史学著作了。
今人刘正成所编著之《中国书法全集》，我相信很少有人能完整读下去，更别说书法家了。
这几日翻来覆去读史，读余英时、读钱穆、读梁启超、读胡适、读顾颉刚、读陈寅恪、读许倬云，读完之后，顿有醍醐灌顶之感，真乃大家也。若治史学和传统之学，则我以为，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不可不读，钱穆之《国史大纲》、《中国三百年学术史》不可不读，梁启超《近三百年学术史》不可不读，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不可不读，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朱熹的历史世界》不可不读。这是治理国学的一个学术脉络。我以为，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国学大师。很多搞书画艺术的人往往动辄高谈国学和传统文化，其实很多人压根就不知道什么是传统文化，什么是国学，以为喊几句口号就是在倡导传统文化了。
前一阵与文化学者李廷华先生短信聊天，言及读书及知识人之事，颇多感慨。每次聊天，他都在忙，不是忙应酬，而是忙读书，读什么书呢？都在读史。好家伙，跟我习性颇近。他近读苏东坡，说感慨颇多，苏东坡那种超然之精神是中国知识人中少有的。也正因如此，我喜欢苏东坡的人格与书法。
廷华先生是半个书法圈人，自称为边缘人士，然而他的耐寂寞与毅力却是书画界少有人能及的，只可惜他半途从书，艺有气象，然早年荒废太多，否则俨然一书法大家矣！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08-8-31 12:05
标题: 朱文5
也说陈传席 (2008-08-01 00:17:07)
也说陈传席
今天和一个艺术编辑聊天，无意中聊到了书法和书法圈，并聊到了陈传席，他说他采访过陈传席，说崇拜他的人很多。我说陈传席是个做学术的好手，而且是个大才子，可惜现在也开始忽悠了，而且忽悠得越来越大。
除此之外，还有人说陈架子还很大。他在给《美术报》写的一篇文章中就直接说出了自己当年被美术报邀请去参加一个美术报的成立大会的事，然后就说对方如何如何给他多高的车马费，然后开幕式的时候他又跑到别的地方去看画展了，然后主办方又到处找他，等到了台前，主办方邀请他上主席台，然后他又如何如何不上去，而且他在文章里还明确写到了除非是亲自拉他上台，否则是不会上主席台之类的话。言下之意，只有亲自请他他才能上台。
是不是架子大，我相信读者不难判断。
我只知道二三十年代一些颇有风骨的老学者他们的“架子”。这种“架子”是不参加应酬、不参加世俗的活动、不讲排场、不讲座次。这样的“架子”是值得后人效仿的。然而再看看我们陈教授的架子，压根就没有一点学者、文人的风骨，而是摆架子给圈外人看，还得主办方和主持人亲自去拉他。这显然不是在显清高，而是要在别人面前摆谱。
如果真是一个什么大明星倒也无可厚非，可是，陈传席先生是什么大名人呢？大名鼎鼎的美术史论家。可是，仔细一想，这大名鼎鼎的美术史论家又算得上有多大名气呢？当然，陈先生是写了许多部大名鼎鼎的厚厚的学术专著的大学者，而且到现在为止，我也还在阅读他的大作。可是，这毕竟是过去，而不是现在。过去不能代表现在，现在也不能代表过去。
在我的心目中，过去的陈传席早已死了，而现在的陈传席是一个靠说大话、胡话、瞎话的陈传席。他的那本让他成名的《画坛点将录》，说实话，其中对很多大师级画家的评价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不敢苟同，无非是想一鸣惊人而已。
他关于书法的言论，就更为离谱了。远的不说，其前一段时间在《美术报》上发表的关于“兰亭序不是天下第一行书”的言论就很无聊透顶。“兰亭序是天下第一行书”这是古人的评价，这不过是一个相对的结论罢了，而陈传席却不知厚薄深浅，非要将颜真卿的〈祭侄稿〉和〈兰亭序〉的地位颠倒一下。硬要重新排个座次。这样评论其历史地位有什么意思呢？陈传席是搞美术史论的，说实话他对书法可以说基本不懂（当然他以及拥护他的人也可以说我不懂），又何谈评定〈兰亭序〉历史地位的高低呢？
实际上还不仅仅是这些，他的比较出格的言论多了去了。大都能一鸣惊人。
说实话，在中国的美术史论家里，水准和实力排在陈之前的也不是没有，比如邵大箴、薛永年、郎绍君、水天中、栗宪庭、陈绶祥等等。尽管这些人的名气未必有陈的大，但其学术水准却未必就比陈的低。
陈传席以批判名家和大师著称，但我以为他本身是缺乏真正的批评精神的。他对中国的书画体制、文艺体制有过真正的批评吗？他对中国的美术界有过发人肺腑的批评吗？陈传席所谓的批评就是盯住历史上的大师，向他们发难，高谈阔论，批吴冠中、批黄宾虹、批齐白石等等。其实每个艺术家都有缺陷，不是不能批评，但你真要去批判甚至否定他，却不是那么容易的。
此外，陈传席给人写评论开价高达10万元的事，我相信在圈内人中已经不是什么新闻和传言了。这可是陈教授很早之前就亲自放出的话。说实话，我是为之而欣慰的。因为，至少在书画界，搞文字的还能靠这种稿费而生存。这说明这是对艺术评论家地位的重视。书法家卖字，画家卖画，作家卖文，评论家卖评论，这自然是天经地义的事，不必大惊小怪。起码文人不必再在钞票上遮掩和斯文了。只是，如此之高的开价，这里面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的“艺术评论”呢？
我和陈打过几次照面。我当然和他没有任何私人恩怨，只是觉得他的一些做派和言论有些不妥之处，故指出来。当然，我在批评他的时候，可能也会被他和别人批评，但这无妨。批评家也要接受批评嘛。如此而已。
附：陈传席应〈美术报〉之约写的原文：
有缘和无缘之间
――我与《美术报》
□ 陈传席
一想起《美术报》，我就想起《红楼梦》第五回的《枉凝眉》曲中两句：“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话？”
《美术报》成立之前，有关人员就多次向我征求意见。《美术报》成立大会那天，他们还约我参加成立大会，对我是相当厚遇的。开会前，我住在当时浙江美院的招待所，上午来大车接我们去开会，车开到大门口，又退回来了，因为要等一个人，暂退到大门内。我最怕坐在车里等人，便下车。潘耀昌叫我上车，说马上就要走，估计要等五分钟左右。我就去设在大门南一个展厅里看画展，展出的画皆佳，吸引了我，我看了二十多分钟，出来再看车已走了，我也便到西湖、灵隐去触景怀古了。所以说，我和《美术报》的关系在有缘和无缘之间，若说没奇缘，为何人家邀请了我；若说有奇缘，如何中途掉了我。但我并没有因此“泪珠儿……秋流到冬，春流到夏。”当时一笑了之。会后，潘耀昌找到我，说：“当时到处找你，你跑哪里去了。”我反过来埋怨他为什么不等我，他说：“开会时间到了，到处找不到你……”几个人还说：“地址都告诉你，你为什么不打的赶去，你不去，双方都损失。”我的做人风格，是从来不在人前摆架子，即使见到讨饭乞丐，也是很有礼貌的；但是在开会上主席台等方面，我又是架子特别大，你不请我，我不会去，你请了我，不硬拉我上台，我也不会去。前时一个大型画展，主持人亲自到我家，邀请我（并送来很高车马费）开幕那天一定去，一定上主席台，一定讲话、剪彩；开幕那天，他们又来车接我（虽然已付车马费），到了之后，他们交待我先在贵宾室坐一会，等会上主席台，剪彩等等，但我又出去看画了。开幕式开始了，很多没有安排上主席台的人，都主动上了主席台，主持人报上主席台名单时，没有报他们姓名，后来又示意人家补报了。我在看画，有人拉我上主席台，因主持人没有拉我，我仍然拒绝上主席台，这是我做人的原则，所以，那天他们指责我为什么不打的赶去，我笑了说：“你们不拉我去，我自己赶去？那太没意思了吧。”浙美几个朋友说：“这就叫文人的穷酸味……”我说：“莫说你们《美术报》成立大会，就是开国大典，你不拉我上台，我也不会去。”几个人说：“你这个味，也上不了开国大典。”大家又是一笑。
总之，《美术报》成立大会，邀请了我，据我所知，浙江以外的学者，只有我一人被邀请。我已从南京到了杭州，且上了车，但最后没有参加那次历史性会议，这就奠定了我和《美术报》的有缘和无缘之间的基础。
后来，《美术报》几位负责人对我都不错，重要的会议和活动，都邀请我，而且对我都特别关照。我这个人，天天希望有好事落到我头上，而《美术报》有好事都能想到我，也经常转载我的文章。我的文章在《美术报》转载后，影响都超过了原刊载的影响。后来，王平对我有意见，说我没有专门给《美术报》写过文章。我便为《美术报》专门写了几篇，发表后，自觉没有认真写，后来我认真写了一篇，但因电脑出事故，全丢失了。我想这也是“有缘和无缘”的一个表现吧。
最使我感动的，我在马来西亚办了一次画展，《美术报》为我作了大篇幅的报道，也刊登了我的画。不过那次马来西亚的画展，也出乎我的意料，我去前，马来西亚的7家英文报和5家中文报，都作了多次且长篇报道，把我吹嘘成“国家级”，并刊登了我的照片，对我作了很多介绍。展出之日，中国总领事馆总领事及几位领事、东马的首领、市长都出席了开幕式，并都作了十分认真的讲话。电视台、各报纸都作了大篇报道。刘大为知道后，还以中国美协的名义发了祝贺电……《美术报》又为我作了报道，我十分满意。
我的著作出版后，《美术报》也都作了报道，如人美出版的《中国绘画美学史》（上下），三联出版的《画坛点将录》，中华书局出版的《悔晚斋臆语》等等，很多读者都是从《美术报》的报道中得知而购买的。
最近，我写的《兰亭序》不能称天下第一行书，《祭侄稿》才是天下第一行书，在《美术报》上发表后，还引起争论……
不过《美术报》也有对不起我的时候，其实就是使我不满意的时候，对不起我的地方，大约有10％，对得起我的地方占90％，但在庆祝《美术报》十五周年的时候，这对不起我的地方，就不直说啦。再说，世界上的事哪有百分之百满意的呢？这又应了“我与《美术报》在有缘和无缘之间”，有缘占90％，无缘占10％，但无缘地方我会略去，有缘和有恩于我的地方，我会永远怀念，就感情而论，我对《美术报》是最深的，祝愿《美术报》永远办下来，越办越好。
2008年7月于中国人民大学（美术报 2008-07-19）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08-8-31 12:08
标题: 朱文5
边缘与主流——关于知识分子和艺术家 (2008-07-27 11:51:47)
边缘与主流
朱中原
载《美术报》08年8月16日
边缘与主流，于文化、艺术而言，是一个亘古的主题。这个主题，我已思考很久了，也切身感受过许久了，只是一直难以启齿。关于此，我想，古往今来，许多大艺术家、知识分子均有切身体悟，而我，只不过将其拎出来而已。
我是在2006年度就入选了“百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然而事实上，自那以后，对于公共问题，我就很少发言。对于艺术而言，我认为我没有资格向任何一位艺术家喊话，唯一能做的，只有内心的自我叩问。对于一名公共知识分子而言，这是我的失职，深感惭愧。
在我看来，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首先必须要是一名真正的知识分子。而作为一名真正的知识分子，首先必须独立，他只能对自己的言论负责。
鲁迅先生曾说：“真正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厉害的，如果想到种种厉害那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只是假知识阶级的寿命倒比较长一点。像今天发表这个主张，明天发表那个意见的人，思想似乎天天在进步；只是真的知识阶级的进步，决不能如此快的。”鲁迅不愧为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的话可谓戳到了知识分子的痛处。就像当今中国的某些知识人或所谓的学者一样，整天叫嚣、贩卖自己的知识和主张，实际上根本就不是知识分子。这样的现象在书法界同样存在，很多占据主流话语权的所谓书法理论家，天天喊口号、提主张，主义、观点一大堆，却没有一个是中用的，成了伪知识分子、伪理论家。
维斯（Psul Weiss）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没有团体，而且也没有什么朋友。
赫钦士（Robert Hutchins）认为，一个知识分子是试行追求真理的人。
哈耶克认为，典型的知识分子不一定必须有专门的知识，也不一定必须特别有聪明才智来传播观念。一个人之所以够资格叫做知识分子，是因为他博学多闻，能说能写，而且他对新观念的接受比一般人来的快。
殷海光认为，知识分子为了真理而与整个时代背离不算稀奇。
如果将上述著名知识分子关于知识分子的描述和标准来衡量当今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我认为，在书画界，当今中国基本上没有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有些是具备了独立性，但技法不够；有些是具备了技法，但独立性不够；还有一些是二者兼具，但尚欠火候。那些在当下活跃在舞台上的风风火火的人，那些整天风风光光的人，不管其位有多高，名有多显，本质上不是艺术家，不是知识分子。今天风风光光，明天就可能成为边缘人物，甚至被遗忘；今天冷落孤清，明天就可能会成为历史的主流，而永远被历史铭记，甚至引领整个艺术史。
因此，我经常跟人说，不要以为现在有一些居于主流的人物很风光，你根本就不必将他们当作艺术家看待，他们是艺术政客或艺术混子。这些人之所以受到世人的追捧，那根本不是源于其艺术水准，而是其艺术水准之外的东西。你可以认为他是一个很牛很风光很能干或者说很会混的人，但你绝不可以把他当作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仅此而已。
古往今来，举凡处于艺术史文化史思想史核心地位者，在其生前几乎都处于边缘状态。屈原当时是被楚国流放、遗弃的人，然而其千古之《离骚》却占据了中国文学史之核心地位；司马迁写《史记》时，被汉朝皇帝极度边缘化，甚至受尽宫刑，然而其《史记》却居于中国文学史之千古名篇；以阮籍、嵇康等为代表的“竹林七贤”在魏晋被主流政治所压制、排斥，然而其在整个文化史上却成为魏晋风度的坐标；苏东坡当时在政治和地位上曾经由核心退居边缘，甚至一度遭到排挤、打压、流放，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政治平民，然而其在中国文学史、书法史和文化史上，却成为一个永久的核心人物；徐渭生前，在政治上几度受挫，在当时的文学、戏曲、书画地位上，都是一个绝对的不合时宜的边缘人物，远不及当时的“吴门书派”，然而在整个晚明艺术史和中国书法史上，徐渭却成为一个坐标式的人物。清初以石涛、八大等为代表的“四僧画派”在当时被以“四王”为代表的正统画派排斥于主流之外，然而几百年以后，“四僧画派”却成为中国绘画史的主流，而“四王画派”的地位则受到质疑；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在当时是尽人皆唾的禁书，然而几十年以后，却成为伟大的世界名著，红学也成为当今国际显学；鲁迅生前四处碰壁，甚至几乎到了没有一个朋友的地步，然而死后却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最热闹的文学家和思想家；齐白石生前之画，在地摊上几乎随处可见，即便是百十来块钱一幅，也无人问津，然而几十年后之今日，却成为中国画市场上最为耀眼的“明星”之一；黄宾虹生前曾放言：“吾之画作须在五十年后方可成名。”事实印证了其预言；郭沫若曾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居于主流和核心地位，然而死后几十年，其地位则在逐渐边缘化；专写红色文学的著名作家浩然曾经在1950-1970年代红极一时，歌颂当时的“极左”路线，居于当时文坛之主流，然而时至今日，其地位不但一落千丈，其人其文甚至还受到诸多批判和否定，浩然在今日中国之文学史中，已经成为一个绝对的边缘人物；在90年代的中国文坛，余秋雨可算是一个红得发紫的核心人物，然而在短短十年后的今日，却被遗忘在了人们的视线之外。
以上是对中国文学史、文化史和艺术史上核心人物生前与历史地位之概览。实际上，在艺术思想、艺术风格和学术流派上，同样如此。以儒家为例，先秦时代，学术思想上可谓百家争鸣，秦一统天下后，则百家淡出，独尊儒法；汉承秦制，经董仲舒、桑弘羊等官方儒学学者的阐发，儒学官方化，渐而形成“外儒内法”之正统思想格局，儒学成为专制统治的意识形态；汉末魏晋时代，政治极度昏暗，朝代更替频繁，礼法大乱，儒学淡出，居于末流，而道家玄学复兴，至魏晋之际进入了人的觉醒和“文艺复兴”时代；至唐宋之际，儒学又大盛，渐次形成以宋代程颐、程颢、朱熹等为代表的“程朱新理学”和以明代王阳明等为代表的“阳明心学”。而晚明至清初，宋明理学又日渐式微，以顾炎武、黄宗羲等为代表的学人开始反思宋明理学之积弊，倡导“经世致用”之实用学风，但这仍然可以看作是儒学的创化和新拓展；此后则儒学日渐式微，至清代中晚期，朴学、考据学和金石学大盛，再加上近代科学之兴起，遂于1910年代“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际儒学全面退却，并掀起传统保守派与激进派之文化大论战。然而至此并未结束。20世纪以来，围绕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折中主义之争一直持续不断，至19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又重新抬头，甚至在全国掀起新儒学风潮，“读经运动”风起云涌。因此，纵观儒学三千年兴衰之变局，可谓历经风云，沧桑变幻，所谓盛极而衰，衰极而盛是也。学术思想之颠倒反复，其地位在核心与边缘之间颠倒反复。
再以书法史为例。中国书法史若从大的时代划分，大致可分四个时代：一为上古书法史。上古书法史与上古文字的演进是密不可分的，因之，上古的书法史几乎就等同于文字史。此一时代，是书法的萌芽时代，以锲刻符号为主。汉字的书写工具基本都是硬性的。这个时代可以体现出中国书法及文字起源的原始审美特征；二为秦汉至魏晋时代，为中国书法的觉醒时期。此一时代，既是中国文字逐渐完善、发达和简化的时期，也是中国书法逐渐审美化、书写情趣化和人格化的时代，是由锲刻时代走向书写时代的重要转折点；三为魏晋至晚明的中古时代，为中国的“中古时期”，是中国书法的全面复兴时期，也是中国书法文人化流变的时期。这一时期，帖学书法全面兴盛、碑学日益边缘化。至晚明时期，帖学发展至巅峰，以致自此之后，帖学日渐呈式微之局，这就导致第四个时期即从清代中叶开始一直到今天的碑学复兴、碑帖融合、民间书法勃兴的晚近时期。从整个中国书法史的演变历程可知，中国书法史演进经历了碑学、帖学、民间书法盛衰更替之规律。
也就是说，无论是艺术家，还是艺术流派和艺术风格，其在艺术史上的地位，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往往是两极错位的。当一个艺术家从中心走向边缘的时候，恰恰就可能是另一个艺术家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时候；当一种艺术思潮从中心走向边缘的时候，恰恰也可能是另一种艺术思潮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时候。历史往往就在这种两极颠倒中前行，而很多人都被历史迷惑了双眼。只有能贯通大历史的人，才能看清真面目。
当然，我并非是说原先处于核心地位的艺术思潮或艺术家，现在就完全被推翻或者否定了，而是说，各种艺术思潮之间的此消彼长规律，是自始至终都存在着的。比如，以王羲之为例，自魏晋以降到现在，王羲之都曾在各个书法历史时段中居于核心地位，在当今中国仍然如是。并不是说当今中国碑学发达、民间书法发达了，王羲之就被遗忘了，而是说，在当今多元化审美的时代，其他艺术思潮也可能会和王羲之一样，共同成为核心和主流，共同主导书法审美。
海外史家余英时先生曾经在其《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全面考察过中国古代士人对于中国文化体系的构建、维系与掣肘。在他看来，中国自古以来的封建政治和文官体系，造就了大量的士人群体和文人体系，而正是这个士人群体，使得中国文化体系得以长期的延续和维系，然而，正是这种稳固的文化体系，往往又使得其内里渐渐生长了诸多毒瘤和痼疾，这些毒瘤和痼疾，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恶化、变异，从而导致内在机理坏死。因此，这种表面的稳固，恰恰也是中国文化体系得以崩塌的征兆。
按照余英时的说法，实际上，也正是这个士人和文人群体，使得中国书法体系得以维系。然而，与文化史不同的是，中国这个固有的书法体系起码在中古时期并未遭致巨大的崩塌，其原因乃在于，在正统的书法体系之外，尚有一个民间的书法体系存在，这个民间的书法体系与士人和文人本无多大关联，然而当民间的书法体系渐次发育成长完善之后，被文人加以改造和利用，并逐渐走向主流，成为原有正统书法体系的有益补充，正因如此，才使得原有本来已积累诸多弊病的正统书法体系不至于遭致大的崩塌。这就好比人的身体机理一样，好的机理可以使人的身体保持长期的稳定状态，不至于疾病缠身，然而，再好的机理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慢慢衰老、退化，以至发生病变，这样，就可能使人的身体慢慢染上疾病，以至于在某个时刻器官突然衰竭而致死。而如果不时地注入新鲜的元素，则尽管有可能会使人的身体染上病症，但却不容易导致人体的突发病变和猝然死亡，因为新鲜的元素和旧有的元素会相生相克，互相节制和平衡，这样恰恰会缓和矛盾。
从这里，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主流和边缘的某种此消彼长和相生相克。
熟悉欧洲中古史和中国中古史的学者都会知道，欧洲中古史和中国中古史存在着一较大差别。即欧洲中古史历经宗教运动、科技革命、文艺复兴等思潮，使得欧洲的国家和社会形态产生剧变，尤其是宗教运动的兴起，使得新教与旧教之间的斗争影响到了整个政治社会层面，新教的产生使得支撑欧洲人意识的旧有宗教体系全面崩塌，从而导致政治与社会运动的爆发，社会形态发生嬗变。因此，我们说，欧洲中古史变大于常。而中国中古史，由于始终有一个儒学思想体系和士人群体作支撑，这样，尽管中国历经朝代和王权更替，但却始终能保持封建社会形态得以维系千年而不变，也使得中国的文化体系相对稳固。表面看来，中国的文化体系相较于欧洲，是比较优越的稳固的，而实际上，这个文化体系，却早已痼疾丛生，因而在晚近以来发生剧烈崩塌，以至于到今日，我们的文化体系还仍然处于混乱格局。
艺术是孤傲的，文化是孤傲的，真正的艺术家和文化人都是孤独的。没有不孤独的艺术家。就艺术来说，掌握真理的人，恰恰可能是少数人甚至个别人，而不是群体。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由于受到主流政治的排斥，远离祖国，漂泊海外，被国内民众深恶痛绝，然而，索尔仁尼琴却是一个身居海外而真正爱国的具有伟大俄罗斯民族精神的艺术家。他的孤独和痛苦，是常人和庸俗之人所无法体会得到的。
真正的艺术家不会为了赢得群体的捧场而去刻意迎合大众，而那种能在短时间内赢得大众艳羡的艺术家，往往不会在艺术史上占据核心地位。我们今天那么多主席、理事和院长，他们在当下可能占据着艺术的核心资源和核心地位，然而他们所生产出来的，恰恰可能全都是垃圾！
我们的书法史逻辑，已经越来越官僚化、体制化和行政化了。我们的艺术思想，已经越来越大众化、庸俗化和低级化了。而这些庸俗化的制造者，大都是我们时常所称谓的主流人物甚至是核心人物。他们的作品越卖越多，市场价格越卖越高，追捧的人越来越多。在一个身居高位的艺术家身后，往往簇拥着一大群“跟屁虫”。有些不太知名的书画家，专以结交权贵、结交名人而沾沾自喜，甚至很多书画家一见到权贵人物连骨头都软了，恨不得在人家面前跪下来，这样的书画家，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不可能进入艺术史的主流和核心。
我可以肯定地说，今天在各个买家手里不断流进流出的所谓当代的名人字画，80%以上都是垃圾。我相信不到五十年时间，这些垃圾都将通通进入废纸堆！
当代书坛和画坛，一片欢呼之声，一片吹捧之声，莺歌燕舞，一派勃勃生机，然而内里却痼疾丛生。我甚至认为，当代书画是中国艺术史上最活跃的时代，然而也是最糟糕的时代。这不是战国时代，不是百家争鸣时代，而是一家争鸣、百家争利时代。当代艺术界的利益纷争达到了空前盛况，我认为已经进入了书画创作高产的“大跃进时代”。虽不像五十年代的全民炼钢，但书画家和书画作品的数量却是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大师满天飞，博士满街走。进入了所谓主流的，拼命的抬高润格，未进入主流的，疯狂的炒作。不但现在的书画专业刊物成了他们的阵地，连一些综合性的新闻刊物也成了他们的阵地。
当今书坛，几乎没有绝对的主流，也没有绝对的边缘。谁都可以是主流，谁都可以是权威。主流的书法家自然是主流，非主流的书法家几个人伙在一起，抱成一团，也可以把自己塑造成主流。走江湖卖艺的也可以把自己吹成是主流。你不把我当主流，我就把你贬低为边缘，人人脸上都长着一张嘴，人人的嘴都会说话，都会为自我辩护，反正也没有一个统一标准。
边缘和中心、主流和非主流实际上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真理往往可能掌握在被边缘化了的比较有知识分子气质的那部分人手中。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宗教是主流，强烈地压制科学观念的发展，后来科学成了主流。然而后来，人们对科学的崇拜变成了叫做“科学主义”的东西，并据此替代宗教或其他力量，全面的普及和极端的发展，继而压制所有的非科学主义的文明等等。300多年来如此，当今更甚。只有一技之长的博士院士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依靠力量，这些人中，有知识分子素质者不多。这些“庙堂翰林”难道可以称之为主流吗？完全无有知识分子的任何气象。这才是当被边缘化的。
当然，知识分子被边缘化不足为奇，古往今来莫不如此。但是，知识分子如果一直被边缘化就绝非正常了。正如中国古代的“士”一直都是主流群体一样，封建社会，虽然专制统治比较酷烈，然而其对待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制度和政策却是相对宽松的，使得许多有识见的文人和艺术家不至于一直被边缘化。然而，当今中国，社会形态发生改变，社会观念也发生改变，技术理性、工具理性和商业意识至上的今天，真正的知识分子、文化人和艺术家却被严重的边缘化了。真正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不再受重视，而只有与体制比较紧密的文化人和艺术家才受到重视。在这种严酷的学术评价和知识评价体制下，真正有识见、有良知的文化人和艺术家被排斥，而被一些垃圾所占据。这样，真正的艺术家的平台、资源和活动空间越来越狭小，也正因如此，我们的知识不再严肃，文化不再优雅，艺术不再崇高，使得书法“低俗化运动”愈演愈烈。
中国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不能独立，有知识分子自身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与知识分子所处的体制和制度有关，还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有关。从历史层面来说，古代中国，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依附型的，依附于官僚体制，他们一方面是士人，一方面是文人，一方面又是艺术家，是三种身份的合一，这个传统延续了很长时间，甚至到今天也仍未根本改变，只不过是具体的形式有所变化而已。今日中国之艺术家的身份依附绝不亚于古代，尤其是1980年代以降，各种协会、画院、美院等等建立之后，艺术家的这种身份依附性更为突出了。当然，现代中国与古代中国所不同之处在于，市场经济的勃兴，使得一部分文人艺术家能够逐渐脱离传统的体制，从而依靠市场来生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获得独立性。但其前提是，文人艺术家必须要能够依靠市场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否则独立性便仍无从谈起。此其一。其二，尽管当今中国，市场经济勃兴，文人艺术家可以脱离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今中国的文艺体制就完美无缺了，而恰恰是存在着诸多弊端。尤其是各种官办协会团体的衙门化、行政化现象越来越突出，使得真正的文人艺术家无法进入谋事，即使进入，也被各种潜规则和明规则所淘汰掉。这就形成了一个荒谬的现象：真正的艺术家其身份被越来越边缘化，而伪艺术家其身份则越来越主流化。也就是说，艺术家身份与艺术品质之间恰好错位了，本该主流的未被主流，不该主流的反而被主流了；本该边缘的未被边缘，不该边缘的反而被边缘了。再加上中国民众自古即存在的那种从众意识、跟风意识和拍马屁意识的作祟，使得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以至于整个艺术界好坏不分、优劣不分，艺术审美判断严重扭曲。
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在朝”的艺术家都是非主流的，所有“在野”的艺术家就都是主流的。我只是想指出，一个好的制度能够让伪劣的艺术家被淘汰出局，逐渐边缘化，而让优秀的艺术家进入主流；而一个坏的制度则恰恰相反，让伪劣艺术家主流化，让优秀艺术家边缘化。实际上，我们在看问题的时候，自然不能绝对化。“在朝”与“在野”，不过是一种形式体现而已。也并不是艺术家一“入朝”就庸俗了，而一“在野”就高雅了。实际上，古往今来苏东坡、文征明、王铎等人的艺术与政治实践已经证明，真正优秀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并不会因为在朝而变得庸俗化。
2008年7月26日匆就于京华书屋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08-8-31 12:10
标题: 朱中原简介
朱中原简介
朱中原，四川人。书法家，艺术批评家，专栏作家。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编辑部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书法委员会学术委员、成都市青年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硬笔书协会员。曾任《中国书画》杂志编辑、《中国报道》杂志编辑部主任等职。现任职于国家发改委中国改革杂志。
研究领域涉及：书法批评、艺术史学、文化史学、宪政转型、知识分子问题等。所提出的“书坛潜规则”、“书法非常道”、“书法社会学”等理论曾在学术界引起反响。倡导“文人书法”，以宋人为尚。
曾应邀出席“兰亭论坛”、“2007北京国际书法学术论坛”、“首届中国（西安）文人书法展暨文人书法高峰论坛”、“首届中国（山西）荀子文化节暨荀子文化高峰论坛”等全国书画、文化及政治类学术研讨会，并应邀赴全国多所院校讲授书法理论及当代社会经济问题。2006年入选“百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书法作品应邀赴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展出，并被多家艺术机构收藏。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08-8-31 12:13
标题: 朱文6
当代书法的低俗化运动 (2008-01-16 01:21:20)
按：此文在专业报刊发表后，曾引起巨大反响，讨论不绝如缕，今以博客形式贴出，乃告知于社会大众及艺术品投资者，当心被当今的低俗书画艺术所蒙骗。
当代书法的低俗化运动
低俗化并不是东方艺术的特例，也不是中国书法的特例，当然更不是当代书法的特例，古代书画中，也多有低俗之作。古人评价书法低俗的用语也不少，如“恶俗”、“恶癞”、“媚俗”、“俚俗”、江湖气、市井气等等。就即便连乾隆皇帝这样览阅成千上万卷古代法书经典的帝王，其书作也多有恶俗之处，更何况今人呢？然而，古代书法虽有低俗之作，但低俗并未成为一种影响整个书坛格局的普遍的风气与观念，也没有一种导致低俗之风的制度存在，而当今书坛，低俗之风盛行，甚至成为一种掩盖正统书风和经典书风的邪气。“俗书”的甚嚣尘上，显然已经成为一种普遍性的风气，而这种普遍性的风气的背后，则蕴涵着一种制度化规则。低俗本身并不可怕，只要有高水平的人识破它就行了，可怕的是低俗取代了经典，低俗书风被误当成了经典书风和精英书风。更为可怕的是，导致低俗书风形成的制度性因素和群体性蒙昧。
当低俗成为一种普遍化、制度化的规则的时候，低俗就不仅仅是一种现象了，而成为了一种群体化的蒙昧运动。
这就是本文为什么要用“低俗化运动”而不用“低俗化现象”或其他术语来描述这种趋势的原因。“低俗化”已经成了整个时代的一种群体性运动，是一个时代的症候，而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也就是说，“低俗化”成了当代书法发展的一种“合法性”存在，当“低俗化”具有了“合法性”之后，当代书法的发展方向就被扭曲了，一种原有的书法审美方式被取代了，因为其既然具有“合法性”，那么谁都认可它，谁都买它的账，明明知道它是一幅低俗恶俗之作，却还偏要出高价买它炒它，这本身也误导了书法市场的良性发展。
在低俗化的误导之下，书法审美已不仅仅是一种个人性的审美，而成了一个群体的表决方式，而这种群体的表决又是在权力异化之下的一种扭曲的审美表决。也就是说，通过现代这种海选式的书法评选模式，它让一个书法家获得了群体性的认知。在这种机制下，一个人说你好那不能算好，专家说你好也不能算好，而只有经过评委评审过的作品，说你好才能算好，才能获得群体性的认知。而事实上，这个群体性认知是被阉割了的，只不过是由少数权势人物所代表的群体而已。
有人据此可能会认为我是在否定展览，认为是展览导致了低俗化的存在。事实上我并非是在否定展览本身，而是批评由展览机制所引申出来的现代评选模式，也即刘正成先生所说的“竞技书法”。我认为，“竞技书法”是导致书法平庸化、职业化和低俗化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这里是评选机制的问题，而不是展览的问题，即我们不能笼统地认为是展览这种模式导致了书法的低俗化，也就是说，不是展览化运动直接导致了书法低俗化运动，而是竞技导致了书法的低俗化运动。因为，展览作为一种艺术表达模式，是个中性词，本身无所谓好坏，它只不过是一种审美表现方式而已，无论是古代的在手上把玩也好，还是明代的厅堂式巨作也好，抑或是现代西方的展览机制也好，都是艺术的审美表现模式，尤其是当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传统的文人文化语境已经消失，书法就必须要从传统的手札把玩式表现模式进入到现代展厅模式，它所要求的只不过是具体书法幅式大小和形制的变化，而不是书法格调的变化。而关键在于，主导这种现代展览模式背后的评选机制，也即背后的竞技性。竞技意味着规则，在规则支持下，竞技当然会更公平、合理，然而，这仅仅是从政治学角度而言的。而当代书法的发展远不止是公平层面的问题，而更是艺术拓展的问题。
这种经过竞技而产生的海选模式，从政治学上说，它具备了现代民主法治原则，而从艺术学上说，则丧失了艺术本身的属性。艺术不是选出来的，用海选选出来的艺术和艺术家，这本身就是要大打折扣的，更何况选举和评审本身还有不民主的呢。
因此，可以这样说，是大量的由竞技式书法主导下的海选运动导致了书法的“低俗化运动”。
评选活动只能选出在技艺上相对出色的选手，这就像体育比赛一样，一个合理的评选机制和裁判机制是一场比赛合法性的关键，也决定了是否能够选出真正优秀的运动员，然而书法评选与体育比赛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即使我们假定这种评选活动是完全遵循民主机制的，那么，也只能在一个层面上进行选择，而不能选择艺术家本身。一个优秀的艺术家不是评选出来的，他也不屑于参加评选，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自然生长出来的。即便是通过评选出来的书法家在技法上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也只能说他在技法上胜过其他人，但并不能是否是一个优秀艺术家的主要依据。而且，这种依靠展览和竞技来成名成家的书法体制使得书法成了一种技艺工具，成了一种供选拔的比赛工具，而丧失了其作为一门艺术的艺术性价值。艺术是个性的、个体化的，而不是群体性的，艺术创作也完全是个体化的，而不是一个集体的意志，每一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理念，这个艺术理念不是通过展览和评选来获得的。如果谁要说通过展览和评选机制，使得某一个艺术家获得了自己创作的艺术理念，那么这种说法是非常可笑的。
实际上，独特的艺术理念的丧失正是艺术走向低俗化运动的开始。正是现代的技术化的海选机制使得艺术理念趋于趋同化，而这种趋同化本身也就代表着艺术理念的消失。如果大家都来遵守同一种艺术理念的话，那么这是一种非常荒谬的创作机制。规则可以遵守，唯独理念不能遵守，遵守规则才有合法性，而遵守理念则恰恰丧失了艺术的合法性。在古代，也有因为理念相同而形成一个艺术流派的，但他们只是在大的理念上追求某种一致性，而每个人则又有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而且，古代的艺术流派或团体并没有一种强制性的机制，要强制其成员必须得遵守某一种艺术风格，并没有出现趋同化现象，如明末清初在书画和文学上就形成了许多的艺术流派和学术团体，如以文征明、沈周等为代表的“明四家”，以郑板桥、高凤翰、罗聘等为代表的“扬州八怪”，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代表的“公安派”（文学流派），以李攀龙、王世贞等为代表的“前后七子”（文学流派），以顾宪成等为代表的“东林党”（当然，“东林党”比较特殊，它是一个具有强烈政治倾向的文学团体组织），以石涛、八大等为代表的“四僧画派”，以戴震、章学诚等为代表的“乾嘉学派”等，这些文学、艺术和学术团体，他们也有共同的艺术和学术理念，但是，这种小团体本身并不是通过海选机制选拔出来的，而是通过文人艺术家自身的性格、机趣和艺术理念而自发走到一起的，本身并没有强制性，他们不是具有权力色彩的帮会团体或政治组织，因此，他们与现在的各种书法社团组织完全是不同性质的，因而尽管他们有相同的理念，但却不会导致其艺术创作或学术旨趣的低俗化和平庸化，而相反，却恰恰传承了其艺术血脉和学术传统。艺术团体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是完全可以的，这其实并不影响其自身的发展与艺术水准的提高，但是，艺术团体却绝对不能有政治权力性质，如果艺术团体权力化、帮会化，那么所面对的将是艺术的异化、扁平化和低俗化。一当政治和权力介入艺术，就必然使得艺术非艺术化，学术非学术化，文化非文化化。
刘正成先生曾经在其2007年题为《中国书坛的昨天今天与明天》的长篇演讲中，说过这样几句非常精彩而且意味深长的话，他将“中青展”的历史意义与历史局限大致概括为几点，其中两点是：一是从名人书法转换到竞技书法的展厅审美模式，二是形成了以评委和获奖书家为主的代表性书家群。
严格地说，中青展并不是从名人书法转换到竞技书法，而是从传统的精英书法转换到了现代竞技书法。他将过去的书法审美模式概括为名人书法，有其合理性，但我觉得似乎不是十分妥当，容易引起误解。因为当代也有名人，只不过是异化了的名人，我觉得过去的书法审美模式应该是自发式的文人书法或精英书法，而现在则是一种竞技书法主导下的展厅书法。那么这个到底是历史性的进步还是历史性的倒退呢？恐怕不能简单地下定论。从社会学角度说，这的确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而从艺术学角度说，我认为这恰恰是书法精英性、文人性和经典性品格的消褪。就前者来说，因为，传统语境下的书法竞争模式基本是处于自发状态的，书法并没有成为专门的行业和学科，尽管传统社会有书法家一职业，但书法家并未在社会行业中得到官方的合法性认可，也就是说，传统语境下的书法发展状态基本是文人范畴，属于文人职业的一种附庸，而书法的这种文人性附庸保证了其文人色彩和文化品格，这说明它是一种雅化的艺术；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书法的这种文人性附庸决定了书法职业的边缘化，书法在诸种行业和技能中只能算是比较末的一种了，另外就是它决定了只有文人甚至是有钱有势且有闲情的人才能从事书法艺术，而一般老百姓与书法基本无缘。比如苏东坡，他在黄州的时候，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甚至是“空疱煮寒菜”了，也仍然有那么浓的诗性，挥笔写下了《黄州寒食诗帖》这样的千古书法杰作，我们想想，如果苏轼是一个普通小老百姓，在这种环境下，他还能有这样的雅兴和条件写书法吗？根本是不可能的。可以说，正是因为苏轼的文人身份，决定了他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也仍然能舞文弄墨，甚至留下千古杰作，这是苏轼之幸。也就是说，在传统社会中，在严酷的流动体制束缚之下，下层人如果光靠书法，基本上很难向上层流动，下层通往上层的路径基本被阻断了，起码光靠书法是起不了作用的，虽然唐朝在科举考试的时候，要看你写的字如何，但是这只能是最起码的标准而已，不能将其作为选拔的基本参考。而现代展览机制却打破了传统的流通机制，它打开了一条下层依靠书法通往上层的流动通道，很多人从事书法的人获得了一夜成名的机会。从这个角度说，“中青展”也好，国展也好，的确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
然而，从另一个层面说，在展览机制面前，传统书法的表达方式被现代展览的竞技性所取代，这样，书法家就只能靠竞技走向上层，尽管通往上层的路被打开了，然而却异化了书法艺术，由文人艺术转变为了竞技艺术，这本身就是对艺术的通俗化。
尽管刘正成先生也说“中青展”形成了以评委和获奖书家为主的代表性书家群，但这种负面意义同样是不可低估的。因为它从客观上形成了以评委和获奖书家为主的代表性书风，而这种书风往往引领甚至误导了一大批后来的跟风者，它使整个书坛在不断地复制着同样一种书法风气，比如后来的“流行书风”就是如此。书风的雷同，这本身就是一种低俗化。艺术风格绝对不能重复，重复就等于死亡。对于这一点，刘正成先生自己也看得很清楚，可能当时他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局势不是他一个人所能控制的，历史潮流也决定了这种展览模式确实是新时期中国书法的最好审美表现模式。
事实上，自1980年代书协成立开始，中国书法的审美表现模式就已经发生正式转变了（1980年代以前也有一些零星的体现，但不是整体性的），以后历次的国展、中青展以及各种各样官方的非官方的展览都在沿袭着这种模式，这种模式当然也助推了当代书法的发展，甚至演变成了一种展览化运动，以展览成名、以展览而晋升高位已经成了当代书法家获得自我身份认同的一种普遍手段了，而与之相伴随的，则是中国书法的低俗化运动。当然，这里的低俗还仅仅只是书法圈子里的低俗，它起码还证明了书法家在专业上的功底和功夫，至少还是在走正道，只不过是其艺术格调和艺术才情被不知不觉地抹杀了。
当竞技成为一种书法家成名成家的主要甚至是唯一阶梯之后，它恰恰削弱的是书法家自身的艺术创造性。我们从历年来的国展、中青展获奖、入展者当中就可知道，很多以前的获奖作者，现在除了还在获奖、入展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创造性可言，甚至还停留在几年以前的老水平老风格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这种风格已经得到了公众和市场的认可了，市场认定他，这个书家就是写这样风格的，如果他写别的，人家就不认帐，所以他当然不愿意改变了。据说当年的刘炳森先生就是这样的。刘炳森先生是聪明人，他不会不知道自己的艺术水准停留在什么地步，而是深深清楚，一旦获得市场认可的风格，不能轻易改变，如果改变了，就会被市场所冷淡。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刘先生百年之后，其市场优势却已风光不再，可见，市场最终还是公平的，也是无情的。只不过，中间有一些小插曲而已。
市场和历史一样，有时也会向大众开开玩笑。它可能会在一个时间段内，让高雅的远离群众、远离市场，而让低俗的接近大众、靠近市场，但经过无数波折之后，它又会显出原形——让高雅的优秀的艺术彰显出其真正的市场价值，而让低俗的失去市场。
而为了解决书法在艺术和市场之间的脱节问题，有些书法家谈到了雅俗共赏的问题，认为书法如果“雅俗共赏”，便能够即保持其艺术性，又不失其公众性和市场价值。“雅俗共赏”当然是一个褒义词。在我看来，雅俗共赏这本身是很好的。如果书法真的像文学、音乐等艺术那样能够做到雅俗共赏，那当然是好事，但问题的关键是，这可能吗？我们有时候看问题往往是一厢情愿，以为书法雅俗共赏了，就能让老百姓看懂了，可殊不知，有些书法家一旦稍微俗一点，向老百姓靠拢一点，就失去其艺术价值了，甚至彻底演变为“俗书”了。书法与文学是不同的，书法是抽象的，文学是形象的，文学为什么可以做到“雅俗共赏”呢？因为文学可以在具体的文学表达语言和表现手法上更通俗一点，比如小说就是以现代白话文的形式体现，但其内涵和所表达的文学主题仍然必须是高雅的、深刻的，否则就会被人认为是一部很差劲的作品。但书法不行。书法当然也有书法的语言，包括形式语言，但书法语言究竟怎么才能通俗一点呢？是将古代的竖式书写变成现代的横式书写就算是通俗化了吗？当然，也可以这么说。但除此之外呢？无论怎样与现代人接近，也还有一个书法线条的问题。书法线条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书法传统的问题。当代文学可以不按照古代的文学样式来写，但当代书法却不能不没有传统，如果你连帖都不临，你能说你的书法作品是书法吗？就即便你去写没有任何传统元素的“现代书法”，老百姓也只能会更看不懂。所以，某些同志谈所谓的书法“雅俗共赏”，这只能是他个人的一种美好的愿望，而根本不适合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体现出来。如果体现出来，就很有可能走向真正的低俗化，以至于误导大众。
据此，有人问我对当代的书法发展究竟是乐观还是悲观的，我的回答是：基本上是悲观的，起码现阶段是悲观的。因为，有些东西是整体性的、制度性的、风气性的因素造成的，而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领导的问题。书法人通过展览和海选机制，在圈内建立了一种规则，然而，这个规则又时常被人破坏，很多人在遵守这个规则，而在遵守的同时，也在破坏这个规则。我们确立了展览规则，确立了海选规则，退一步来说，就即便我们认为这种规则是好的，但是这种好的规则在每一次的执行中，往往又被人为地破坏了。这就是悲剧，也是潜规则。因为破坏规则的往往不是专业的书法人，而是控制着书法人的非书法人。
当然，以上还只是针对书法圈内来说的，而在书法圈外，则存在着大量的根本就没有规则的人。这些人纯粹就是靠忽悠不懂书法的老百姓来成名。当代书法家的市场润格，就连启功这样的一流书法家，每平尺最多也不过两三万吧，而有些忽悠的书法家，一平尺则卖到了10万甚至更多。这种书法家当然得不到圈内人的认可，但他们仍然有着大量的市场，因为他们能够忽悠老百姓。他们的存在，破坏了市场规则，更为可怕的是，他们的书法作品为市场提供了大量的粗制滥造的低俗恶劣之作，他们在破坏市场规则的同时，也在破坏着当代大众的书法审美准则。
无论怎样，建立规则总比没有规则要好得多，哪怕这个规则是坏的规则。当有了规则的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如何来规避规则的负面效应，如何规避那些破坏规则的行为。比如，当展览机制和海选机制成为当代书法审美表现模式的一种必然的时候，我们当然不是去回避这种模式，而是探索如何规避，比如，海选式的竞技书法如何更能回归其精英性，规避其低俗性。展览和海选不是不可以，关键的是要回归主导这种展览和海选的社团组织的民间性，社团组织的“去行政化”是当代书法发展的唯一途径。
现贴几幅低俗和高雅的书法作品以示区别：
前四幅为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书法作品，为高雅之作；后两幅为今人钱清贵作品，此人自称为大师，而其书法作品却为低劣恶俗之作：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08-8-31 12:16
标题: 朱文6
关于书法创作 (2008-01-16 00:48:24)
书法创作感言
这几幅是今天刚在不到10平米的居室内挥就的，算不上真正的书法创作。
我的书法以二王为宗，得益于米芾、苏轼、黄庭坚、张瑞图及现代张大千诸家，以帖学为基，适当辅以碑学元素，融入现代笔墨元素，追求文人书法的效果。
我用的是小楷毛笔，抓起来就写，不考虑外部环境。
古人写书法讲究随心适性，因之，绝不刻意追求一笔一划之完美与形式之雕琢，故内中有诸多删改之痕迹；而今人写书法乃为创作，为展览和获奖而创作，故追求笔笔不苟，要没有一个错别字。事实上，一幅体现书家自我性情的书法作品，不可能达到笔笔完美、笔笔无错的。书法创作，追求的是整体气韵而非局部完美。只要你细看古人作品，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书法作品都是繁简字并用，而且还有很多错别字。今人很聪明，不把古人的错别字当错别字，理由是古人是大家，但今人就不允许有错别字了。这个结论很正确，但辩驳的理由却十分荒唐。在这个理由支配下，古人写错了字那是高明，而今人写错了字那是愚蠢。也正因如此很多高水平的作品因为错别字而未能入展。
下面贴一些今天刚写的“傅雷论艺及傅雷致画家黄宾虹信函”的一个系列作品：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08-8-31 12:17
标题: 7
话说批评家 (2006-12-28 13:43:48)
作为一个评论家，虽涉猎书法评论未久，亦未有多大收获，但也有一些或多或少的想法。可能更多的是尴尬、无奈和苦楚。我本非书法人，也从不把自己当书法家看待。只因书界部分人士之抬爱，才能得以施展一二。 书法评论家有很多的尴尬和无奈，这些尴尬和无奈，外人是无法真正体会到的。搞得不好，两面都不是人。有些书法家就认为，书法评论家天生下来就应该是为书法家无偿服务的，也就是说，搞书法评论的人本来就应该吹捧书法家。书法家、画家可以天天卖字、卖画，而评论家却不能够卖文，因为评论家一卖文，人家就说你俗了，没有道德良知了云云。而另一些书法家则恰恰相反，他们看不惯现在的一些书法评论家成天吹捧别人，功利心太强了。这两种想法，我都予以理解并一定程度上的认同。作为一个真正的书法评论家，他的职责和任务本来就是要无偿地去发现真正的书法高手，也就是说，在批评的同时，也要赞扬和认同一些人，而所有这些，都应该是非功利的。关于这一点，我认为我做得不是很够。也就是说，批评得多，但褒扬得少；破的多，立的少。这是我的缺陷。应该予以检讨。此其一。 其二。作为一个书法批评者，在批评的同时，我当然也自然地在“吹捧”一些人。在这里，我不愿意说“褒扬”了，因为说“褒扬”，反而可能被亵渎，与其用“褒扬”，不如用“吹捧”来得更实在。老实说，我吹捧得多一些的书法家，除了学者书法家、文人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以外，职业的书法家我吹捧得不多。而且当今中国，学者和文人并无多少钱财，我去“吹捧”他们，也并没有得到什么润笔费。 书法家卖字，画家卖画，演员卖艺，作家、评论家卖文，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就正如我不反对书法家、画家卖作品维生一样，我同样不反对作家、评论家、文人也要靠卖文维生。但是，就正如我反对书法家、画家通过各种不正当手段去肆意地抬高、炒作自己一样，我同样反对作家、评论家和文人为了几个铜板而出卖自己的良知。我是搞经济学的，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我并不反对知识分子进入市场。我认为，现代市场经济恰恰就是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大量的机遇，这是摆脱“官本位”传统和专制集权体制的一个根本之道。古代文人要通过做官和入仕来获得生存的机会，而当代文人不必通过这个途径了，因为现代市场经济为现代知识分子提供了大量的机会。这是经济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逻辑点。当然，知识分子进入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就是要昧着良心去赚黑心钱。这是最起码的规范。 在我的眼中，当代大部分书法家、画家都已经不能算作文人了，而且他们比商人还商人。相比之下，我倒对商人并无恶感，因为商人有商人之道，商人有商人之德，即使是赚钱，但真正的商人必有商人的规则和逻辑。但是，现在有些书法家、画家甚至比商人都还不如。他们一方面打着弘扬传统人文精神的旗号，另一方面，却又做着蝇营狗苟的勾当，甚至还为了几幅破字、破画到处招摇撞骗，勾心斗角，甚至发生权力争斗。实在是让人大失所望。 因为爱写点评论，所以自然就被人奉为书法评论家。也接到过不少书法家、画家写评论的邀请。但是，我一贯写惯了批评文章，一时写起评论文章（准确地说应该是吹捧文章）来，还真有点不习惯。生怕写得不好，得罪了这些大人。所以有时就干脆不写，懒于应承。自然而然地，因为这种态度，就受到了某些人的诟病，说我无知、轻狂、不知天高地厚，云云。当然，作为好言相劝，我是百般接受的，而且真诚感激。但是有些说法却是居心叵测。 每一个评论家都有自己的原则，我的原则是：一、一般不主动找别人写评论，也不主动问着给别人写评论；二、人品艺品俱佳且对拙文中意的，可以主动写，但不主动索要润笔费；二、人品好但艺品稍差者，可以应承；三、人品好艺品好而且与之相甚洽者，可以主动应承；四、艺品好但人品差者，拒不应承；五、人品书品俱差者，不但概不理会，而且还要撰文批评之。 说到写评论，还要说一点。最近遇到三两个事情，就是要我写评论的。某日某小书家要我为其写评论，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吧，认识此人之前，其人名书名我均不得知，而且最主要的是，其作品只能纳入书法爱好者之流，更为关键的是，此人品性值得怀疑，恕未能应承。孰料此人却故生事端，四处造谣，到处说我坏话。 另外一个事情却恰恰相反。某地有一书家说是仰慕我已久，很想让我为他写一篇文章，但是我却老是推脱，每次提及都是因为太忙，或者没心情，怕写不好，故尔作罢。但是他不但不介意，反而还经常说些为我开脱的话，让我很是过意不去。而且更让我过意不去的是，他经常来京出差，而且每次来都主动请我吃饭，还笑着说，要让我先把感觉找到了再写不迟。深感愧疚。 前后对比，人品立马见分晓。 有人可能会认为我比较高调。在此我要对我提出意见者深表感谢！我深知道我有很多不足，很多浅薄之处，而且写文章、说话多了，必有过失。当然，在这里，我还是想把我的一些想法说出来与大家分享，以供各位批评。我所理解的高调的意思大概就是，发言、说话过多，导致外人有意见有想法。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有意见有想法是对的。说实话，有一个道理我们必须明白：言多必失。这是每一个人都可能面临的。人非圣人，孰能无过？谁又能保证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没有错呢？如果说怕因为说话产生失误而不说的话，那么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一种虚伪！我以前曾在一篇文章中说，作为一个批评家，该说的话而不能说，不该说的话而非要说，让你说话但又不让你说自己的真心话，这于我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种痛苦。与其怕言多必失，惹火上身，不如怕内心不能表达而痛苦万分。是非就由人去论说吧。如果一个批评家，说话时既要考虑自己的后果，又要考虑别人的看法的话，难免瞻前顾后，如此做人，实在是一种大失败！ 对于一个靠文字来寄托的人来说，不让他说话，简直比杀了他都更可悲。 有法学专家说，中国已经进入了“第四代人权”了，就是“和谐权”，我感到很搞笑，人家西方人追求了几百年的人权，还停留在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人权上，中国的人权就已经进入第四代了。简直是“超英赶美”。连言论自由权都缺少，又何谈和谐权呢？ 书界小人太多，对于小人，唯一一个字就是——躲！小人防不胜防，你要去理会他，你是理会不起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理会他。但是对小人只有尽量地防。余秋雨曾说，小人牵着大师走，大师牵着历史走。但是我要说，有时候，小人恰恰是牵着历史走的。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08-8-31 12:20
标题: 8
世间乱象——某些中国人的非正常生存（一） (2006-12-25 17:02:10)
世间乱象——某些中国人的非正常生存（一）
有时发生的事太多了，就自然出现了乱象。
我给余世存开了个专栏名叫“世存言世”。不是“言事”，而是“言世”。“世”比“事”大多了。我希望在世存那里，看到更多的关于世间乱象的表述。然而，我还是不满足。事实上，就我所看到听到的世间乱世，也太多太多了。用一句话表述就是：“中国人的非正常生活”。
这一段时间连续发生的事太多了。多得让人无法喘息。尽管有大小之别，但总是心头一块肉。
当然，对于这些事，我是没有多少感觉了，似乎也早都预料到了。然而，事实还是比我预料的要坏得多、或者要好得多。
工作已经换了三茬了，但仍然不是很满意，当然相对于以往，还是一步步在满意。但现在又想回到《中国书画》。那边也有让我回去的意思，但因为高层斗争，目前回去仍有阻力。现在这个单位虽没有高层斗争，但都是一帮文人，感觉文人与文人在一起，反而越来越文气了，这样不好。前面一个单位现在想来就恶心，差不多都快要垮掉了，人一个一个走掉了，差不多还剩我的一个哥们和一个主编，光杆儿司令。现在回头想来，那个杂志简直就是在骗，上面骗下面，下面再骗下面，记者骗钱财，编辑骗稿子。整个单位上上下下成了一个忽悠和骗局。当然，事实或许并没有我所描述的这么惨，但是却不能不让人这么想。
昨天和经济日报社原社长武春河先生聊了一下午。晚上一起去麦当劳吃饭。我是武一手提携的，自来京城之后，恐怕第一个要感谢的便是武。武很赏识我在艺术上的才华，但是我人年轻，不太听他的话，老是想做点其它事。武为此经常批评我。到了晚上，他叫他老婆一个人在家里吃饭，和我一起外出去了麦当劳。昨日恰好是圣诞节前夕——平安夜。走了好几个餐馆，都是人满为患，后来干脆去了麦当劳。武笑咪咪地跟我说，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进麦当劳。我笑着说对他说，这里面除了你之外，其余都是年轻小屁孩儿。武随后掏出200块钱要去柜台，我赶忙上去顶着，让他找个地方坐着。柜台人太多，我边在那买东西边朝他那儿看，却发现他做在那专心致志地发短信，把我笑死了。人家看我们俩一老一小地，还以为我是他孙子呢。
人的命运有时是控制在自己手里的，有时真的不是自己能掌握的。
人与人之间有时并不是那么纯粹的、表面化的。
有时表面慷慨大方的，恰恰就可能是个吝啬鬼；有时表面对你很好的，恰恰就可能是个对你使坏的人；有时表面是个正人君子，其实恰恰就是个小人；有时表面对你冷言冷语的，其实恰恰就是对你很好的。。。。
有人总是会出现的。不仅是历史的产物，也是现实的存在。小人牵着大师走，大师牵着历史走。这是余秋雨说的话。但我要说，小人有时恰恰可能牵着历史走。
正人君子在小人面前总是防不胜防，唯一的办法只有一个字——躲。
小人在你发现他是小人之前，他比正人君子还正人君子；小人并不等于坏人。坏人有时是相对的，坏人即使是做坏事那也是有限度、有对象之分的，而且坏人做坏事是光明正大，但小人做坏事却是躲躲藏藏；小人可能比正常人生活得都正常，在他暗算人之前，可能对任何人都很好。小人也会做好事，但小人做好事是有目的的。坏人做坏事也是有目的的，但坏人做的坏事有时是可以让人理解的。
先不说了，忙事之余，乱说了一通，以后接着写。
还有好几个会议要准备发言材料，都没来得及。来不及的就推掉算了。。。。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08-8-31 12:21
标题: 8
我一生下来就把自己交给了国家 (2006-12-12 17:41:56)
我一生下来就被交给了国家
据说，每个人都有好几条命的。当然，我也有好几条命。我常常感觉到，我的这条命死了，那条命还活着。于是，我和其他同样的人一样，就往往感觉自己似乎已经死了，然而又还活着。忽生忽死，忽死忽生。尽管有好几条命，但是，我的命全都被别人控制着。我没有主宰自己命运的本事，于是，就只能被迫交给国家。据说，国家往往能管理一个人的性命。于是，公民就在这样的谎言之下，堂而皇之地将自己的命交给了国家、社会和集体。
我们常常感觉，我们生活在一个具有高度国家主义的温暖的大家庭、大集体中，是国家、是企业、是有钱的老板养活了你，不但养活了你，而且还养活了我，养活了他，养活了几乎所有想吃饭的人。我们常常听一个大老板说，看，我的公司养活了多少人，这些人，都得靠我而活着；甚至也有老板说，看，我的企业养活了整个市、整个省、甚至整个地区的财政：我们为某某市、某某县、某某省、甚至整个中国的财政收入贡献了多少GDP。
在他们的声音里，从来就是他们养活了多少人，救助了多少人，为多少人发了工资，解决了多少人的吃饭问题，然而，却从来不曾想到，有多少人在为他们服务，有多少人在被他们当作奴隶甚至是狗一样的趋势着。
常常有人拿中国式的管理和制度来教训我们。说，你应当怎么怎么样，不应当怎么怎么样。翻遍中国所有国营、民营企业的所有规章制度，我们从来不会发现一条是对公司老板和管理人员的约束和规定，而几乎都是对公司员工的规定。而这样的所谓规定，其实就是强制措施，而不是管理制度。但是，竟然仍然会有那么多的傻逼仍然乐呵呵地认为，这就是最好的制度，最棒的管理制度，最强硬的管理制度。而在这样的制度之下，他唯一要做的其实就只有两件事：一件事是完成任务，一件事是拿工资。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其中完成任务的原因是要拿工资。当然，这样简单的生存逻辑，决定了他们的头脑和做法都是极为简单的。
其实算下来，人从一生下来到死，几乎大部分都在为别人而活着。当然，有好些人可能会辩白说，我就是为自己活着。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当他或她把自己的精力都交给了所谓的国家、社会、公司和集体时，他自己是根本不可能感知到的。他唯一能感知到的就是，国家、社会和集体给了他工资了，他能吃饭了，能活命了。
中国人的逻辑其实很简单，也很现实。没有什么超验主义的，中国没有几个人是真正相信康德、相信尼采、相信上帝的。中国人所相信的，其实无非就是三种：钱、权和关系。钱能买到所有的物质和精神享受，权能趋势所有人，能使自己高高在上，关系能让自己获得所有资源，当然最主要的是钱和权。中国人满口伦理道德，其实这所有的伦理和道德都是在围绕着自己转的；中国人满口的正义、坚强和反抗精神，其实，在中国人的行动上，压根儿就是被奴役，在别人脸色下行事。因为这样的话，能够委屈求全地得到钱、权和所有关系、生存资源。中国人本能是不喜欢被人奴役的，但是为能使自己得到一些更大的东西，往往不得不被奴役。中国人有没有精神？当然有，但是，这个精神是享受的精神，体验愉悦的精神，而不是悲苦的精神。我们所谓的精神，其实严格说来是精神享受。如此而已。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08-8-31 12:23
标题: 9
一个人的书坛——关于当下书法的记忆与思考 (2006-05-10 13:27:17)
一个人的书坛j{X]E
——关于当下书法的记忆与思考n4no\!9
朱中原OWdzKUy%+HJ
曾经，一个在书坛很有盛名的书法家对我说，他几乎从不与书法界的人打交道，这话虽然夸张,但是至少反映了他的一种心态。艺术家都有点狂劲。在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书坛，书坛更多的，可能并不是实际存在的书坛，而是心目中的书坛。艺术家都是有个性的艺术家，艺术家的独立与个性决定了艺术家不应该服从于书法江湖。Ilu|]I\k
我也不太喜欢和当代的书法家打交道，确切地说，是不太喜欢与书法圈子里的人有太多的来往，圈子里的书法家太多痞子气、江湖气。古代的书法家大都是文人，当代的书法家大多都是伪文人、假文人，甚至根本不是文人。=RLh
独立于江湖而不横行于江湖，这是作为一个书法家与艺术家的重要价值旨归之所在。然而，当代的书法家却恰恰相反，既屈从于江湖，又横行于江湖。屈从于江湖是其委曲求全人格之写照，横行于江湖是其贪赎名利思想之写照。当代书坛，有的人既要位尊而多金，又要委曲求全，既要做婊子，又想立牌坊。相比之下，我更喜欢陈丹青。我喜欢的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陈丹青，而不是作为艺术家的陈丹青。陈丹青尽管难免有失偏激和愤慨，甚至有炒作之嫌，但是，他那种特立独行、拒不服从的叛逆性格却实在让人折服。陈丹青有些关于艺术史及艺术审美、艺术市场的论断都是很荒谬的，但是，他对于当代艺术界及知识界、社会界的洞察却是其他艺术家所不能及的。S[4Fv
很多人以为我只会写理论文章而不会搞创作。我会不会创作不便我去论说，自有公论。我经常笑着说，我本来就不是书法家嘛，随便写写字，玩玩而已。现代学术大家马一浮并不以书法名世，但是他的书法却诸体皆精，甚至比现在那些所谓的一流的书法家都要好得多。书法于他来说，简直就是余事的余事了，学者书法是典型的以学养书，它并不注重技法的雕琢，但是却能于书法之中贯注文雅之气、学养之气。1yNT+q#CJ,7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书坛中人，因为，在我看来，书坛地盘本来就不大，我一个人去占个地盘，又会妨碍他人。后来我转行从事新闻与学术了，当然并不是说放弃书法了，只不过是离书坛稍微远了一点。有人对我离开《中国书画》而进入新闻界和学术界，觉得很纳闷。很多人都问我，说你为什么要离开书法界呢？我笑笑。其实我原本就不是书坛中人，我只不过是当代书坛的一个观察者和记录者而已，又何谈进入与离开呢？其实，在现代社会中，每一个人的身份都是边缘的，多重的，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是不确定的。谁又能说他就是什么家什么家呢？很多自以为是书法家的人，其实对书法却是狗屁不通。我们都不要太自以为是了，每一个人的能量都是有限的，对于那些书法家来说，当你拿起毛笔并写出了好书法作品的时候，你才是书法家，当你放下毛笔的时候，你就和普通人一样。这就像那些政治家一样，当你站在政治舞台上并在从事着为你的人民的政治事业的时候，你才是政治家，而当你回到家和老婆孩子一起吃饭的时候，你就是一个普通人。不要把书法看得太轻了，也不要把书法看得太重了。看得太轻会以为写书法是那么容易的事，看得太重会以为书法家真的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书法自古是文人的余事，至今也是文人的余事，当然书法也可以成为非文人的余事。文人不文人都可以从事书法。但是如果把书法当成了职业，当成了赚钱的工具，就真的可能陷进去而出不来了。R^q!8N*J
职业化是书法现代化发展的进新之路，但是，职业化也恰恰可能成为书法现代化发展的制肘与弊端。书法的职业化是与中国书协的成立密不可分的。没有职业化，书法无法现代化，但是过于强调职业化，则可能使书法越来越脱离大众，脱离底层，甚至脱离其原有的文化生态，而成为了一种纯技能化的行业了。同时，突出书法的职业化，同样也本能地排除了另外一些从事书法的群体。它使得书法圈子越来越小，越来越窄，以至于窄得谁稍微打一下喷嚏书坛人就能知晓，这样，整个书坛便没有神秘性可言了。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一方面，专业书法圈子越来越窄，但另一方面，非专业书法圈子或准书法圈子却越来越大，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靠近书法但不懂得书法的人开始利用书法，大肆捞取钱财，他们用那种随意涂抹的笔调，书写着胡乱构想的线条，去蒙骗大众。这些所谓的书法家，本来自己都不懂得书法，也不可能是专业书家，他们也不想进入职业书家行业，但是却自命不凡地把自己定位为书法家甚至书法大师。这里面有一个猫腻：那就是，他们根本不必在书法专业圈里混，而专在书法圈外混，他们向不懂得书法的大众推销自己的书法，其实，他们对书法真的是一窍不通。因为他们深知道，如果他们在专业书法圈里混，肯定会被识破庐山真面目，被职业书法家踢出来，而如果他们在专业书法圈以外的非专业书法圈或准书法圈混，他们就能获得广泛的资源，价格可以随便定，也可以在非书法专业媒体上大肆炒作。前不久，我一个朋友拿了他朋友的一张字画来让我评价，他说这个人是很有名气的书法家，我看了看他的字，是一个斗大的“虎”字，还好，没有用左手写，也没有倒着写，他想用飞白、焦墨来表现那种大行草的凌厉气势与力度，只是遗憾笔法用错了，最后一竖的飞白拉得很长很长，是用颤笔写就的，抖抖索索写下来，整个“虎”字还真有点像那么回事，只是我看了很难受，让我作评价更难受。看完之后他问我怎么样。我反问他怎么样。他说，这个人的水平是全国第一流的。我说是吗？他说听听我的看法。我说这样“一流”水平的“书法家”我见得太多了，难道中国真的有一流书法大师了？我这人爱说实话，不说实话心里憋得难受，然后就跟他说，实话跟你说吧，这字还没有入门。他一惊，怎么会没入门呢？我就跟他一五一十地讲书法常识，他很纳闷，说，可是他的字卖得很火呀，前不久卖给一台湾老板，二十多万元呢。我说，对了，卖不到二十多万元才是不正常。他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感到很困惑。我说，不单你感到困惑，很多人都感到困惑。我只跟他简单说了一句：艺术品的市场价格不能与艺术水准完全划等号。这句话像句废话。但是却的确是一句有用的废话。他又说，你说他没有水平，可是他的字大众却喜欢啊。我说，不是这样的，大众喜欢书法，但是大众不一定懂书法。现在买字画的人大多是不懂字画的外行人。大众喜欢的书法不一定是好书法。我这个朋友以前是个搞诗歌的，他又举了文学创作为例来证明说，难道你能说大众喜欢读的文学作品都是没有水平的吗？我说不是这样。我又反问道：难道像《三国演义》、《红楼梦》、《战争与和平》这样的经典文学作品不是畅销书吗？不受到大众喜欢吗？也就是说，高雅的东西大众同样可以接受，同样可以有很好的市场。他听了连连点头。我又说，书法和文学有相通之处，但是书法和文学还不太一样。书法的受众毕竟要比文学小得多。他最后又提到了一个艺术审美标准不同的问题，说，同样一幅字，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评价，我说，你说得对，但也不全对。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艺术审美确实存在着不同的标准，不同的审美标准会导致不同的审美判断；二是艺术审美水准也有个高下的问题。用艺术审美标准的不同来替代艺术审美水准的高下，是绝对错误的。这完全是两回事，不能混同。同样，上面这个书法家的书法作品，根本不存在别人对它审美判断标准的差异的问题，而是审美水准的低下。]:YB*R'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08-8-31 12:25
标题: 10
我的思想立场——兼及当代中国思想界的流派划分状况 (2006-04-03 11:59:36)
我的思想立场
——兼及当代中国思想界的流派划分状况
朱中原
在国内思想界和学术界，很多人往往按照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来划分其思想立场和思想流派，这其实是不准确的。如按这样划分的话，那么我将属于为宪政主义者，但是这仅仅只是我的一个政治理念而非思想立场，事实上，我的政治理念还有很多，当然，宪政主义是我的一个最为根本、最为关键的一个政治理念，但是这并不能完全说明我的政治立场和思想立场。
在对待和区分政治立场和思想立场的时候，国内思想界往往显得比较混乱，这种混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思想者本身思想立场和政治立场的混乱，如冼岩、康晓光、萧功秦、何新等人，二是思想者在对别人进行思想立场与政治立场划分的时候，常常陷入混乱状态。这一点如冼岩等人，冼岩等人在给别人划分思想派别的时候经常乱扣帽子，动不动就用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给别人扣上。在冼岩的言说里，似乎只有“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分，而且这两派也是水火不容的。而相反，另一思想者王思睿先生的划分则显得相对理性得多，也符合客观事实。在冼岩式的论调里，凡是追求宪政民主、追求自由价值观、追求市场化论调、追求效率至上的都属于“新自由主义”派，而凡是代表底层民众、追求社会公平、维护当下政治现状的人都属于“新左派”。这样，无论是追求市场化和经济自由化的吴敬琏、厉以宁、茅于轼、汪丁丁等人，还是持新保守主义立场的何新，以及持自由主义言说的李慎之、王思睿、刘军宁、朱学勤、王怡等人，都通通属于“新自由主义”派别。当然，冼岩这样划分的时候，也将自己归入了“新左派”之列。而事实上，无论是从学理上讲还是从当下中国的现实上讲，“新自由主义”都没有冼岩所涵括的那样广泛，“新自由主义”仅仅是一个经济学派别，它是西方欧陆自由主义及奥地利古典政治经济经济学派的一个现代变种，它本身与政治层面没有多大的指涉。当然，西方古典经济学实际上本身也包含了政治学的东西，但是，我们在对待西方古典经济学的信徒时，不能够将其经济理念与政治理念挂钩。具体到中国的现实主张来说，“新自由主义”在当下中国主要表现为经济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是强调经济自由化、市场化改革，而反对国家主义、政府主义。这是1980年代以后中国精英阶层的经济诉求，当然也隐含着其政治诉求。但是，这一经济诉求并不能代表其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
在对我的思想与政治立场进行划分之前，我先将中国的思想状况进行一个总体的概括。前面已经讲到了“新自由主义”。我再针对中国思想界的总体状况，简要论述一下中国的思想派别。从大的方面来划分，主要划分为两大派：左派、中派、右派。这是最简单最笼统的划分，如果再细化一下，那么威权主义、新权威主义、新威权主义、新保守主义等，都应该归入右派范畴，而经济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宪政主义、自由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都应该归入中派这一范畴，国家主义、民粹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等属于“左派”或“新左派”一类。当然，我上述的划分只是按思想界的一贯划分，实质上这种划分并不严格。而在上述这左、中、右三大派别划分中，国内思想界又主要表现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两大阵营。自由主义本身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自由主义包括经济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自由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新自由主义（或市场学派）等，狭义的自由主义仅指政治层面的自由主义。而我们一般所说的自由主义主要是指政治自由主义，不包括新自由主义，而“新左派”所则往往将纯粹的政治自由主义者混入到新自由主义当中去，这是有其目的性的划分。
那么，在上述这种划分思路下，作为纯粹的自由主义（也即政治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就应该包括李慎之、朱学勤、刘军宁、秦晖、徐友渔、许纪霖等，以及非学院派的王思睿、王怡、何家栋等人。而诸如吴敬琏、厉以宁、茅于轼、汪丁丁等市场经济学派等则显然不属于自由主义派；“左派”以及“新左派”则主要以汪晖、韩 海、萧功秦、何新、崔之元、冼岩、甘阳、康晓光、王绍光等人为代表，当然，在“自由主义”和“新左派”这两派阵营中，里面也有一些人其本身的政治思想立场是有一些变化的，比如何新在1990年代前后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1990年代以前的何新是属于新启蒙主义派，而1990年代以后的何新则成为了新保守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代表，其政治立场显然由右或中右转向了左或中左。
在论述了国内思想界的大致状况之后，再谈一谈我的思想政治立场。严格来说，我既不属于左派，也不属于右派，若按照王思睿先生的具体划分，我应该属于中派，或是中派偏右。因为，在我的政治思想里，第一我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的立场就是第一追求政治自由、政治民主、宪政民主，具体一点就是追求宪政民主条件下的自由的公民权利，此是其一；第二我的社会思想首要一条就是追求社会公平，这与主流经济学家的追求市场化反对社会公平的经济学思想是背道而驰的，在我看来，追求自由民主与追求社会公平是完全可以调和的，而并不是如左派和右派所说的那样绝对对立。因为，一个宪政民主和自由理念的国家和政府本身就是社会公平的裁判者和协调者，而一个追求自由主义的思想者本身也是社会公平、公民权利与社会自由的呼吁者，如果连社会公平这一最起码的社会价值尺度都没有做到的话，又何谈自由主义呢？自由主义者所要建构的就是一个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的国家和社会，而如果只有效率，而没有平等，又何谈自由呢？所以，无论是某些右派的坚持自由主义就无法坚持公平也好，还是某些左派所说的自由主义者拒绝坚持公平也好，总之一点，我是自由与平等的坚定拥护者与呼吁者。其三、从经济思想角度说，我坚持市场化，坚持经济自由化，特别是坚持土地私有化、市场化，反对国家化、反对公有化，尤其是反对那种打着公有化和国家化的旗号大肆剥夺公民社会权利与财富的做法，中国所谓的国家化、集体化和公有化实质上并不是真正的国家化、集体化和公有化了，而是打着国家化、公有化和集体化的旗号的一种私人化分赃（请注意：私人化和私有化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指社会财富为少数人所拥有的一种社会制度，而后者是指社会财富为社会全体公民个体所拥有的一种社会制度）。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所坚持的市场化和自由化不是无限制的市场化和自由化，而是宪政民主思想和法治思想指导和规范下的市场化，无论是房市还是股市，乃至于其他市场，都需要宪政民主思想及法治的规范与引导。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既与吴敬琏、厉以宁、汪丁丁等市场学派经济学家的观点和立场一致，但是又不属于纯粹的市场学派，或许，我与英年早逝的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更为吻合，即倡导宪政主义规范下的市场经济。当然，我的立场除了坚持社会公平这一基本原则与“左派”和“新左派”相同之外，基本上与“左派”和“新左派”背道而驰。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第一、我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第二、我是一个坚定的宪政主义者；第三、我是一个坚定的市场化改革的拥护者；第四、我是一个坚定的社会公平呼吁者。自由、民主是我的最基本的思想诉求，宪政民主是我的最基本的政治诉求，市场化改革是我的最基本的经济诉求，社会公平是我的最基本的社会诉求。在政治立场上，我既不是一个政治保守主义者，也不是一个政治激进主义者，而是倡导在现行的政治伦理及现行的政治语境下，推行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并行的“渐进式改革模式”，反对暴力革命，推崇法治主义原则，确立法治主义原则规范下的市场经济模式。在政治理念上，我坚决反对以康晓光等人为代表的儒家“仁政”指导下的教化式的国家主义政治伦理，坚决反对极权政治和威权政治，但是在文化路向上，我赞成回归传统文化，强调以传统文化为纲来整合现代文化资源，以重新建构新型的文化形态，所以，在文化上，我属于“文化新保守主义”一派。
原载《世纪中国》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08-8-31 12:27
标题: 11
博客：“精英”与“草根”的文化对接 (2006-04-03 12:03:17)
全球化的时代，互联网的出现缩小了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距离，网络的兴盛，使得各个阶层、各种群体、各种不同价值观、不同信仰之间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成为可能。网络博客，是一种新兴的写作手段，也是一种新兴的文字交流手段和文化交流手段，从某种程度上说，对博客的消费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消费。网络博客使得整个社会的私人化与公共化主题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它让私人化的主题变得公共化起来，也让公共化的主题也变得私人化起来。全民共享博客文化，不仅意味着“精英”与“草根”之间的文化对接成为可能，而且意味着现代新兴群体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体验方式有了全新的改变。
“超女”的盛行，使得中国进入了全民娱乐狂欢的时代，也使得草根阶层的娱乐文化进入社会主流，“韩剧”的流行，使得中国进入了全民“哈韩”的时代，“无极”与“馒头”的对决，使得中国的娱乐文化呈现出了一种新型的方式，而国学的复兴，则使传统文化与本土文化重新成为我们的记忆。所有这些，都被记录在了用以记录中国宏观文化进程与中国个体文化进程的网络博客之中。1990年代以后，中国的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分化，两极化、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当少数城市新贵已经在体验“后现代”文化方式的洗礼的时候，中国还有另一部分群体挣扎在贫困的边缘，他们还处于“前现代”的文化状态之中，这种文化生活方式的决裂使得各个阶层与群体的交流与沟通障碍重重。对于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在增加了GDP的同时，也改变了这个社会的财富分配方式，由于种种种种的原因，它在使一部分人获得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在使另一部分人失去社会财富。于是，两极分化现象出现了，物质财富与社会地位的两极化现象的存在，也造成了文化地位与文化价值观的两极现象的存在。这种两极文化现象的存在，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各种社会群体之间的文化裂痕，在缺少合理沟通媒介的情况下，短时间内是很难得以弥补的。然而，互联网的出现却逐渐改变了这一切，但是，互联网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宽泛的平台，互联网的价值要得以完整呈现，它必须在其内部自发生长出一种新兴的互联网交流平台，这个平台可以表现为很多种方式：比如电子邮件、QQ、MSN、网络论坛、网络博客等。电子邮件改变了过去那种通过纸质信封交流表达的通讯方式，实现了异地网络交流的现代化通讯方式，但是电子邮件仍然不能最大层面的实现社会各个阶层、各种不同文化身份之间的群体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因为电子邮件仍然是一种私人性的交流方式，它本身不具有公开性和公共性，而且所交流的话题也仅限于私人话题，很少涉及公共话题。QQ则纳粹是一种私人化的东西，它的娱乐功能往往大于交流、对话功能，而且QQ它本身也不具有太多的文化传递与文化沟通色彩，网络论坛相比于QQ，更加具有一种开放性和公共性，而且它的人文色彩和文化传递色彩也更加突出，一般来说，网络论坛都汇聚了这个行业和领域内的众多高手参与，中国的很多文化名人、思想界名人也经常泡在论坛上，不断灌水，或对于公共事件发表公共言论，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充当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但是，网络论坛的成员仍然良莠不齐、高低不一，甚至还有一批通过网络论坛捞取名利的庸碌之辈。但是博客却不同，博客的出现改变了上述网络载体所存在的缺陷。博客的出现不仅实现了社会各阶层的最大化沟通，而且实现了各种文化、各种社会价值观、各种社会领域的人群的沟通、对话与交流。网络博客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个社会，它使得一切文化交流成为可能，它让那些平等的不平等的理性的非理性的合理的不合理的和谐的不和谐的交流均成为可能，尤其使得处于两极状态的文化群体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我们似乎完全可以说，博客改变了中国人的文化方式，是中国人现代文化交流的一次重大“革命”。
从目前来看，我们似乎可以说中国人正在走向博客化生活的时代。说“全民写博”或许有点夸张，但是，在新兴一代的文化群体当中，却几乎百分之百地实现了博客化的生存。博客的出现，在我看来，至少引起了以下几个重大变化：
一是改变了中国人的文化生活方式，实现了“精英群体”与“草根群体”的文化对接。文化生活是一个国家、社会和民族在某个时代所特有的生活方式的文化汇集。当前的文化本身是一种多元文化，多元的文化生活方式和多维的文化视野同时并存，这种多元和多维一方面抑制了那种一元文化思维的垄断性的出现，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文化的泛化和混杂，多元可能稍微往前走近一步就成了多极和混杂。那么，在这种多元的文化视野中，我们必须融入进一种主流的文化方式和文化形态来引领潮流，这个任务无疑交给了我们这个社会中的文化精英，但是文化精英在文化传播手段和媒介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发挥多大作用的。而博客却恰好承担了文化精英进行文化启蒙与文化引导的功能。写博已经成为了众多文化精英与思想精英进行文化传播与文化启蒙的必备任务。通过博客，写作者可以最便捷最迅速地了解社会大势与文化走向，通过写博，文化人可以以最便捷最迅速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文化理念，同时以最快的方式将自己的文字发表于个人博客，公之于众。而从社会公众角度说，处于不同文化层次和不同文化视角的社会公众，尤其是“草根”群体，当他对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文化现象无法释怀、无法解决时，他就可以通过浏览社会精英的博客，并在博客上自由地留言、评论和交流。这种交流方式是没有任何限制的，他想了解谁的思想和文化，他就可以直接搜索那个人的博客。而且，博客文章所讨论的话题也相对比较集中，公众可以针对某一个热点问题和焦点话题，集中讨论和交流。在这里，我们看到，博客真正实现了讨论无禁区、言论无阻塞的理想交流方式。
二是改变了社会各阶层文化群体的文化状态。文化状态是一个社会的社会群体整体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文化形态。当前，整个社会的文化形态是多元的，也可以说是分散化的、碎片化的，整个社会的各个文化群体之间在相当程度上处于封闭、阻塞状态，文化不能在最大程度上实现自由地传播与扩散。“草根”群体无法通过合理渠道直接与“精英”群体沟通，即使是了解了一些重大社会事件，但是也仅仅是停留于问题的表面，而无法获得关于社会文化现象与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而“精英”群体也无法通过合理渠道将自己的文化思考与文化观察输送到社会公众，通过传统媒体那种发表文章的方式不但限制极大，而且极为缓慢，而且，即使是能够发表，能够公之于众，但也无法得到充分地反馈与交流。“草根”群体是很难在较短时间内通过纸媒来表达自己的心声的。那么，博客的出现就正好弥补了这种技术化的缺陷。博客文化的到来，改变了整个社会的文化状态，它使得一部分本来属于“草根”群体的人，也通过博客写作与思考，进而跃进“精英”群体之列。这说明，任何一个社会的文化群体，只要通过一定的媒介与渠道，是完全可能改变自身的文化与地位身份的。最典型的莫过于木子美、流氓燕和芙蓉姐姐了，尽管这三个人是以负面文化现象出现的，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正是因为网络博客的出现，才使得她们能够一夜走红，进而为全社会所关注。
三是博客的出现，为公民社会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公民社会是一个法制化、民主化、市场化的社会，公民社会的出现，将意味着每一个社会公民都可以通过正当渠道，表达自己的合法化、正当化言论，申诉自己的合法化权利。公民权利的申诉是公民社会的最大特征。但是，由于我国还处于转型社会，各种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可能会或多或少地出现，而且，各种文化价值观、文化群体可能也会出现相互博弈的状况，那么，如何保证博弈的顺利进行呢？光靠政策平台、法治平台和经济平台是无法解决的，还必须通过文化平台。如果说政策平台、法治平台和经济平台是一种刚性的手段的话，那么，文化平台则是一种柔性的手段，它能最大可能地调和处于两极或多极文化状态中的文化群体。转型中国，“草根”群体相对来说是一个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群体，那么，“草根”群体的权利申诉就变得尤为重要。但问题的关键是，“草根”群体如何通过正当、合理、便捷的方式和渠道，来申诉自己的公民权利呢？而“精英”群体又通过何种渠道和手段，去和“草根”群体进行文化上的交流与对接呢？当国家的重大政治决策、经济决策和文化决策的下达出现障碍时，我们就必须要思考一种新型的文化推进方式，有时候，国家的重大决策可能用那种刚性的手段方式无法推进，但是用那种柔性的手段方式却往往可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博客文化是一种新型的文化传播方式，它的出现，为推进社会交流、社会和谐与文化对接，推进公民社会的成型，提供了文化平台。当博客刚刚开始的时候，或许，它仅仅扮演着一种技术化的铺垫作用，但是，当博客被大多数社会群体所接触、接受和认可的时候，它就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方式。由技术化的方式而文化的方式，由技术化的功能而文化的功能，由技术平台而文化平台，由技术理念而文化理念，这是一个质的飞跃。技术的变迁是一种局部的变迁，而文化的变迁则是一种社会的变迁。
博客文化的到来，人为地消除了那种等级、体制、身份与平台的局限，消费博客文化，不仅仅是属于哪一个人的专利，也不仅仅是属于哪一类人的专利，而是属于处于网络消费中的全体社会公民。现在，年老的人也好，年轻的也好，文化精英也好，“草根”群体也好，政府官员也好，平头百姓也好，甚至娱乐明星、社会名流都热衷于写博。
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就经常通过博客直接与社会公众交流，社会公众可以从孙立平先生的博客里获得关于中国社会问题的深度思考；
一些时尚杂志的群博客上，众多网友咨询编辑们化妆、服饰搭配等时尚话题；
在张靓颖和徐静蕾的明星博客上，粉丝们向偶像表达着各自的祝福和期待；
在巴金先生去世当天，巴金纪念专题博客也同时推出，不少网友还有著名作家、文学家纷纷在专题博客上追忆巴金老人生前事迹，哀悼老人辞世；
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说：“人们喜欢网上的交流胜过现实生活中的交往。而博客，就好比网上的房子，是个栖息盘桓的个人空间，因此博客不得不建设。”
载《中国报道》2006.4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08-8-31 12:29
标题: 12
王岳川二三事（一） (2006-04-03 14:05:10)
王岳川二三事（一）
朱中原
王岳川是学者，很知名的学者，但也是个非常好玩的人。
王是我都是四川人，他安岳我资中，邻县，以前都属内江管。我和王交往不长，但他却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我24，他50，可以说是神交。我所交往的朋友中，大部分都是高龄朋友。
王岳川虽五十开外，但面皮白净，脸色红润，看上去只有三十来岁的样子，是个小白脸。我曾开玩笑说，你可以去做男性护肤品的形象代言人了。他嘿嘿一笑。
王岳川说话声音很苍老，听起来像个七、八十岁的老头，特别是刚睡了觉起来更为明显。他曾说，有一次他在早上睡觉时，迷迷糊糊中接到一个老头的电话，老头说我找王教授。王岳川说我就是，老头劈头就说王教授我很崇拜你。王岳川听得一愣一愣的，说，哦，哦，没啥值得崇拜的。老头又说王教授我啥时能拜访你？王岳川说下午吧。果然，没过多久老头就真的来了，见了面，老头见眼前的这个人分明就是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嘛，于是就问，你父亲在吗？王岳川又一愣。我父亲？我父亲，他在四川乡下呀？他来这干嘛？老头又干脆说，你干脆叫王教授出来吧。王岳川说我就是啊。老头把眼前这个人上上下下打量一番，说，小子，你快把你父亲叫出来吧，这年头冒充什么的我都见过，但就是还没见过有冒充教授的。王岳川感到莫名其妙，说，我没冒充啊。老头说，不对，我读过王教授的文字，看年龄，至少也是个五六十岁的人吧，怎么会是你？王岳川说你要不信，那你就先和王岳川的儿子——我谈谈话吧。谈了一阵话之后，老头才猛然发觉，眼前这个人真的是王岳川。
这就是学问与年龄的差异。生活中经常发生这样的事。
王岳川是学者，但不是一般的学者，是个好玩的学者。他身上好玩的故事特别多。
有一次王给我发短信说第二天去北大喝酒。我真的第二天就去了，结果去了给他发短信，他却说，我说的是后天啊。我当时气得慌，我大老远从宣武门跑到北大，坐车都要坐两三个小时，来回一趟就要花半天时间，他却这样“耍”我。王给我发短信说：“我现在还在长沙，我说的是后天啊”。我不服气，于是就把那天他给我发的短信又给他发了过去，作为证据。然后补充了一句：“少喝酒，多看美女。呵呵。”王随后回了一信：“酒后写错，明晚补过。”
王岳川酒量大，不是一般的大，十来个人轮番攻击弄不倒他。他喝啤酒就如喝白开水一样。王岳川是个东方主义者，喝酒也不输给外国人。有一次他和两个韩国人喝酒，韩国人也想在中国人面前摆阔，于是两人就联手对付王岳川。不想他们哪里知道王的厉害。三两下就被灌趴下了，一个在地上滚来滚去撒泼，一个倒在车里就起不来了。王经常和日本人喝酒，日本人也是很要面子的，永远不服输的。但是，日本人经常在王面前吃败仗。说起喝酒，王也有一段趣事，但也是惊险事。他曾经和一个搞语言学（可能不是很准确）的老教授喝酒，老教授也是不服输，再说了又遇到了老朋友，一喝就喝上劲了，结果却喝得没气了，当时就人事不醒。把王岳川给吓坏了，以为这一生都要完了。到处找人求救也没办法，最后王灵机一动，干脆自己充当起医生来，给他掐人中，又是掐虎口，最后又用烟屁股烧他的人中，最后终于醒来了。这事王岳川现在看来也仍然记忆犹新。
喝醉了酒王做任何事胆量都大了起来。有一次他喝醉了酒，夜晚开着车在三环路上飞奔了起来。车虽然在开，人却早已没了控制，开着开着车速就已经超过了180迈，当时坐在他副驾驶座上的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正好是交警部门的，这位老兄当时吓得缩着头，双手紧紧抱住王岳川。后来王问那位老兄说，你抱着我干嘛？那位老兄说，我的天哪，你自己看看你的车速，都超过180迈了，车都已经跑得飞起来了。王恍然大悟（未完待续）
注：以上所记纯属私人之言谈，不牵涉任何人际利害。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08-8-31 12:31
王岳川二三事（二） (2006-04-12 20:16:31)
王岳川二三事（二）
生命中的相似与相识
王岳川是学者，既然是学者，那立身行事就得要做学问。
做学问的方式有很多种。但王岳川的学问方式很特别。
有些人做学问是在用身体做学问，有些人是在用金钱和钞票做学问，有些人是在用精神和灵魂做学问，有些人是在用生命做学问。
王岳川的学问做得好与不好自有公论，无须我赘述。但是王的确是在用生命做学问。
他老跟我说，说不定哪天就心脏病突发，猝死。我一听，吓了一身冷汗。
有时候，我就觉得我像个女人一样，整天在他面前唠唠叨叨的，叫他不要太累要注意休息，可是，他却给我诉苦，没办法呀。既得做书生，还得做民工。王的本行是做学术，可是近几年却做起书法来，我这里所说的做书法不是说搞书法创作，而是做书法事业。即操劳北大书法研究所。北大对于艺术来说，本身就是一个烂摊子，多年的断层和隔阂，使得北大离艺术尤其是书法已经很远很远了，就即便是北大那些一流的中文系学者如钱理群、严家炎、温儒敏等都觉得书法是小技、小道，但是王岳川偏不信狠，四川人的脾气都是很倔的，王的脾气尤其倔强，倔强得连十头牛都拉不回来。他认定了的事，无论如何也要做。为了操办北大书法所，王曾经多次找过中文系领导商谈事宜，希望能把书法所挂靠于中文系，本来书法就与中文最为接近。但是却无果而终。最后他又找到艺术学系的叶朗，叶朗是搞美学的，老资格的教授。现在是艺术学系主任，最后叶朗同意了。
严格来说，王仅仅是个学者，书生。不是书法界中人，书法界很混乱，虽然林子不大，但却什么鸟都有。书法界的一帮人多半不是书生和文人，而是混混，不是混混，就是政客官僚。王当然不屑于与此类人为伍。但是正因为王不是此林中人，却遭到林中人的非议。非议有很多种形式，有人说他字写得不好，有人说他做学问太浮躁，有人说他本来是学界中人，却非要来书法界横插一手，还有人说王是做学问不行了，便想在书法界出名。对于所有这类非议，我要说，你们都错了。完全是胡说八道。王的字写得不是很好这一点我认同。但是正因为王以一个业余书法家的身份来从事书法事业，其用心才更显可贵。王很多时候是费力不讨好。王曾经对我说，他要把这几年的心血都花在书法所上，我说，算了吧，书法所这个烂摊子，杂事多，还是用在学术上吧。王说忙完这一段就出去清静清静。我说你别把身体不当回事。王说没事，我现在身体好得很，我经常锻炼，年轻的时候，游泳、长跑我都是冠军，现在每天睡觉之前都做50个俯卧抻，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出去长跑。
王的睡眠时间极短，只有五六个小时。他一般上午睡觉，下午会客、工作，晚上写作、阅读。所以很多人上午一般找不到他。我经常看到他睡眼惺忪，说话声苍老。他完全是在玩命。
为了能够保证他每晚能够早点回家休息，我故意给他短信骚扰他， 有一次我看他深夜12点了都还未归，就给他短信，我说你早点回去吧。他说一会就回去了。我说好，那我等你。结果等了一会他还没回去，我又给他短信说，我说你怎么还没回去？你快回去吧，我有紧急事跟你说，短信说不方便，回去我打你座机慢慢说。我以为他没当回事，结果，不到15分钟，他果然乖乖地回去了，他一接电话说有什么事？我嘿嘿一笑说，没事，就这事。他说到底什么事？我说没事，就是要你早点回去。他嘿嘿一笑说，你小子骗我呀。放心，我又不会在外面干坏事你那么担忧干啥？我说，你干坏事我不管，你身体坏了我就要管了。
说起身体，王的身体很不好，经常感冒，一感冒就闹得很严重。王曾经在九十年代初期的时候，因为感冒差点丢了命。那一段时期他在集中精力编一本50多万字的《书法文化大观》，结果弄得严重高烧。后来弄到北大医院去抢救，王那时也是北京市跨世纪工程骨干学者了，按理说身份也不低了。但是却被弄在一个普通的病房，亲人朋友都不在，没人来照顾。而护士也不是很负责，哪管病人的死活。王后来说，当时他听护士说，他高烧得整个脸庞都肿得扁平了，脉搏逐渐变慢，甚至连心跳也快停止了，当时他只迷迷糊糊地听护士说，王教授你要挺住，你会好起来的。其实护士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个人的生命快要完结了，那仅仅是一句安慰的话。王当时感觉自己真的到了生命的边缘。他说后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结果不曾想，第二天醒来，竟然奇迹般地活过来了。
后来他又听说，那天晚上，就在隔壁病房，北大中文系一个老教授停止了呼吸。
这事想来很后怕。
王对生命有一种很独特的感觉，他对于生命本体论之超验体验，可以说是尤为深刻。因之，他做学问，能贯注生命之真髓。
人的生命是很脆弱的。小的时候，他放牛，爱骑在牛背上玩，结果一不小心从牛背上摔了下来，当场就晕过去了，差一点丢命。后来牛却给他舔伤口，他又慢慢醒过来了。
这种偶然的生命际遇，所带给人的，往往是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王的经历和我的经历有点相似。我也是一个体验过生命完结的人，或者说曾经死去过，只不过后来阎王爷又把我放回来了。人在快要死去的时候，往往自己是能感知到的。当年我在医院里就感到自己的生命快要完结了，那个时候还小，当时，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然后脑子里又像放电影一样，迅速地把以前的各种生活片断都一一放了出来，我想到了很多很多人，很多很多事，很多很多场景，那个时候我知道，我快要死了。然后就心里发荒，我一个劲地喊我父亲的名字，我父亲连连答应，说我在我在。我又一个劲地喊我母亲的名字，我母亲也说我在我在。后来我又喊别人的名字，几乎每一个我熟悉的人的名字我都喊遍了，后来就没有知觉了，再后来，我是怎样醒过来的，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曾经死去过，最后又活过来了。
生命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其实都太脆弱。只不过有的人感知到了，有的人没有感知到而已。（未完待续）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08-8-31 12:34
标题: 13
西安行（一） (2006-06-19 17:21:06)
西安行（一）
机场
此次西安之行是去参加一次关于文人书法的高峰论坛。论坛由著名作家陈忠实所在的白鹿书院主办，名为“白鹿书院.首届中国文人书画展及文人书画论坛”。论坛的参加者主要由文学界及书法界、学术界的20余名人士参加，我有幸忝列其中。文学界的参加者有著名作家陈忠实、贾平凹（因故未到）、余秋雨（因故未到）、张贤亮（因故未到）、熊召政、孙见喜、方英文、陈源斌等，书法界及学术界的有刘正成、王岳川、张铁林、斯舜威（美术报原总编辑）、胡传海（《书法》杂志副主编）、吴振锋（陕西书协学术委员）、陈新亚（因故未到）以及我本人等。
去那天，刘正成、张铁林、我及书法在线斑竹李飙由北京出发。王岳川因回成都探母，由成都出发。
6月16日中午，刘正成、我及李飙三人匆匆赶到机场，张铁林另行到。我们三人先到，张后到。路上，刘公嘱托李飙事先联系张铁林，但打了好几个电话均未接。其时离飞机起飞只有三十分钟，当时我们估计张可能还在睡觉，担心赶不上飞机。故一连打了好几个电话催促，但一个未接。刘、李都急了。不想正在不可开交的时候，张终于接电话了，李飙问张出发没有。张说还没有，马上出发。
到达机场时，离飞机起飞时间只有二十分钟左右。由于张的票还在我们手上，所以必须要等到他来才能换票上。到达机场之后。我们又给张去电。不想一连去了五六个电话也未接，我们都猜测着他未接电话的可能。一种可能是他知道这个事情，所以就不必接，第二种可能是路上汽汽笛声大，听不到；第三种可能是张根本就还未出发，说不定他在等下一班机呢。第四种可能就是他未带手机。最后利用排除法，首先排除了第二种可能，因为车窗门是关着的，手机一般都能听见，随既第三种可能也排除了，因为如果张要赶下一班机的话，至少应该跟我们说一声啊。那么，剩下的就只有第一种情况了，因为张是大牌演员，像这种事遇得多了，不到万不得已，他是根本不会慌的。但是问题的关键是离飞机起飞只有几分钟时间了啊。种种可能越猜越迷惑，甚至连第一种可能也开始站不住脚了。后来才知道，其实以上我们所猜测的三种情况都不是。张后来说，他因为拍戏，需要同声传译，故把手机铃声关了，一直听不到。听到的那一次仅仅是个偶然。“真相”至此终于大白。刚开始时只有李飙及我着急，刘公并不着急，刘说，不忙，他知道的。可是等到只剩十分钟时间的时候，刘也开始急了。最后的时候，刘也一连给张拨了几遍电话，仍然没有回应。
急人自有天象。正在忙不所措的时候，张一脚踏进机场。右手提一个大箱子，左手手提带里装着两幅字画。李飙及我赶紧冲过去，接过行李。行李交由我看管，李去帮张换票，然而晚了。售票处提前5分钟就已停止售票，而且电脑已经关闭，电脑关闭，均无法售票。无奈，张又找到了那里的管事的，但无济于事；随后，刘又给民航总局局长打电话，那边回话说电脑已关闭，无法售票，只得改签。
于是，2：15分的飞机被迫只得改签到3：15分。推迟一个小时。
改签换票之后，我们一行四人到候机室咖啡厅小坐闲聊。
张一进咖啡厅，就被一群人“盯”上了，纷纷走过来要张签名。柜台的一个服务小姐从张进来的那一刻，两只眼睛就一直在那呆呆地看，一直盯着。她看了看张，又疑惑地看了看我们，张坐定之后，那服务小姐似乎又在用疑问的眼神问我那人是不是张铁林，我一眼就看出了她的心思，故意笑着不答话，但实际上已经在暗示她了。后来，服务小姐在给张送去咖啡的时候，就带了一个小本子和一支笔，要张签名了。张签名很搞笑，很有风度，把硬笔当作毛笔使，看得那服务小姐都呆了。张签完之后，服务小姐估计是紧张得不得了了，回去的时候差点碰翻东西，弄得人家心情好不平静。
西安之行路上就遇到了这么一段小小的插曲。本以为上飞机之后插曲就已结束，然而插曲并未结束。
到达西安咸阳机场之后，李飙扛行李，我拿着相机准备拍照，一下飞机，我就提着相机冲出出口处。一眼就见到了在那等候的此次活动的操办者之一、文化学者李廷华先生及在西安驻扎的包总（网名九斤老太）。我和李廷华先生素未谋面，只见过他的照片，但我一出去就认出了是他，他也一眼认出了我，而且九斤老太还不停地朝我挥手。当时我扛着相机慌了，以为他们几人早已出来了，但我们找了好久也未见人影，几个出口都找了，也不见人影，情急之中，才发现他们几个人还在里面。
出来之后，一连拍了好几张照片，有好些张的粉丝也过来凑热闹，捡个照。
正在我们下飞机不久，恰好自成都而来的王岳川先生的飞机也赶到。当时也是找了找半天才找到大名鼎鼎的王学者。王学者一下飞机就笑眯着眼睛对我说：“中原，你又瘦了。”弄得我好自卑。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08-8-31 17:59
标题: 我与邵华泽先生的忘年之交
我与邵华泽先生的忘年之交
朱中原
算起来，我与邵华泽先生的交往已有两年了。
和邵老认识时，我刚好24岁，他74岁。整整差50岁。那一年，我刚踏上书坛刚不久，也是刚参加工作不久。
和邵华泽先生的交往很是巧合，或许是上天的安排。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机缘吧。邵老后来说：“没想到你这么年轻。”
2005年年末，我应《美术报》编辑斯舜威先生之约，写了一篇关于书坛的年终观察文章《2005：中国书坛的民间话语阵痛》。对影响中国书坛的10个年度人物进行了独立的评论。文章在《美术报》用了三个整版同时刊登，文章刊出之后，反响巨大。据斯舜威先生当时反映，文章发出来之后，打电话询问的不绝如缕，他说当时电话都打爆了，说是很多人都在打听我的名字和我这个人。有人以为我肯定是个中年以上的人，也有人认为我这个人肯定是个有很深背景的人，不然说话不会这么大胆。而在这所有的询问者当中，其中有一位老人便是人民日报社原社长、著名书法家邵华泽先生。
邵华泽先生说，他和斯舜威先生是老朋友，每期的《美术报》他都从头到尾一一细读，尤其喜欢看那些评论当代书坛的批评文章。他盛赞《美术报》是一个敢言媒体。当时斯舜威先生跟我说，邵华泽先生读到我的文章后，便向他打听我这个人。斯舜威先生对邵华泽先生说，作者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小伙子，现在好像是在天津的《中国书画报》工作。邵华泽先生便立即打电话到了天津的《中国书画报》，而当时接电话的一个编辑恰好跟我认识，那位编辑说，“他不在我们这，他在北京的《中国书画》杂志工作。”随后，邵华泽先生便又将电话打到《中国书画》杂志，但不巧，当时我刚刚离开《中国书画》杂志，赋闲在陋室，《中国书画》的人说我已离开杂志社，并告诉了邵老我的手机号。
这样，几经辗转，邵老终于“找到”了我。
当接到邵老电话的时候，他第一句话便问：“你是朱中原同志吗？”我一听心头有点发毛，以为是在哪发文章惹事了，但还是诺诺地说“是”。他第二句话便是“我是邵华泽”。我当时一时没反应过来，但隐隐感觉这名字很熟悉，后来终于反应过来了，邵华泽不就是那个人民日报的老社长吗？心想人民日报的老社长给我打电话肯定没好事。后来他第三句话又是“我看了你的文章了。”我一听，这下肯定完了。但紧接着他第四句话便是“你在《美术报》上的文章写得很好，敢说话。”这样一听，心头的石头方才落了下来。
就这样，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便和一个70多岁的老人成了好朋友。邵老随后又告诉了我他的手机号，意思是我可以随时到他家去找他。
没过几天，我去了他家。邵老很慈祥，很健谈。他的屋子不大，但满屋子都挂满了他的书法作品和摄影作品。邵老从小就很喜欢写书法。他父亲绍宗伯也是浙江淳安一个很有名望的旧时文人，写得一手好书法，可以说是书香门第。邵老虽长年从事新闻工作，后又任人民日报社长、中国记者协会主席和北京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等实职，但是他自己坦诚，尽管有这么多实际的头衔，但他一直把书法当自己终身的职业，他对书法的执著和虔诚追求到了忘我的境界，他说他每天早上五点不到就起来临帖写字。因我是搞书法评论的，我每次登门拜见他，他都很高兴和我谈话，谈话的主题就是书法，临走时还时常会送我一盒茶叶或写有他墨宝的镇纸板。邵老很谦虚很低调，每次谈话，他都主要听我说，而且很注意我对当下书坛及书家的评价。他说他对书法是业余爱好，也很少参加主流的书法活动。可以看出，邵老是一个很甘于寂寞、追求艺术独立的人，也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我记得有一次去他家，他主动说要给我写几幅字，然后拿出纸笔来认真地写了几幅，写完之后还问我说“写得好不好”。我这人是从来不主动求人写字的，没想到他倒主动给我写字了，让我着实吃惊。这与很多所谓的名家摆谱完全不同，人品高下立时可见。
邵老时常约我参加一些书法活动，他一次在北大搞自己的个人展览时，特邀我参加，展后又让我与他家人一起共进晚餐，可以看得出，他对于地位、等级之类的是不在乎的。
以至于后来有人时常对我开玩笑说，我的朋友都是一些“老”朋友，和六、七十岁的老人交朋友，那一定很好玩。
尽管邵老说他自己对书法是业余爱好，但他对书法却有很深的见解。由于多年的新闻工作，他的眼光非常敏锐，而且他非常希望当代书坛能有人敢讲真话，讲实话，也希望书法媒体敢刊登批评文章。他作为一个新闻工作领导者，尚且能这样放开地说话，而相反，一些书画媒体反而却缩手缩脚，怕得罪这得最那的，足见其人品之高尚与思想之通达。
我与邵老之交，平淡如水，每每相见，谈书论艺，无需名利，唯愿此谊山高水长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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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08-9-21 07:47
西泠入书协：是改革冲动还是权力献媚？
朱中原（艺术学者，书法批评家）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好全国两会刚开完，也是国家颁布《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和公布国务院大部制机构改革方案的时候，而且，就在公布的当天，我应邀接受了一家电视台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的专访，恰好也是在这天，得知关于西泠印社加入中国书协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在这件事上，许多网友表现出了可贵的道德良知和艺术良知。对此我感到很欣慰。
说实话，无论是从学术水准还是从艺术才华角度看，我对陈振濂先生一直都是十分敬佩的，而且我认为陈振濂先生在书法美学、书法教育学、现代印学以及日本印学史等领域是有着极大贡献的，这一点谁也无可否认。然而，正是因为对其的这种敬佩，才让我对新近发生的这个事件感到很失望。
在我看来，西泠印社加入中国书协这件事跟时下炒得沸沸扬扬的国务院大部制机构改革倒是有那么点巧合，陈振濂先生在接受中国篆刻网和中国书法网联合采访时曾经表示：西泠印社以团体会员身份加入中国书协是一种改革探索。陈振濂先生对自己这个做法的评价可是不低的。难道是陈振濂先生对国务院的机构整合改革早有预见？事实上，尽管陈振濂先生一直都有着传统中国文人那种强烈的以文入仕的情结，但我以为他是没有这种预见性的，或者说他的这种预见性是很不切实际的。只不过，中国的事情，无论是在何种行业，何种领域，都有某种本质相同性。
当然，话又说回来，西泠加入中书协事件，和时下的大部制改革还是有着性质区别的。大部制是国务院主导和力推的政府部门的机构改革与合并，在职能上进行重新调整。这的的确确是一种改革，而西泠印社加入书协，完全是一种行政归附，不是改革。从行政层面说，中国书协为中国文联主管之下的一个准官方性的文艺团体，而西泠印社是一个具有较高学术威望和历史积淀的完全民间性的精英社会团体，显然，西泠印社加入中国书协，是在由民间向官方靠拢，由边缘向核心靠拢。然而，这种做法却使得印学艺术真正被边缘化了。
陈振濂先生在接受中国篆刻网和中国书法网联合采访时也一直在为自己辩解，他说西泠印社虽然成为书协的团体会员，但并不意味着西泠印社就是被书协“收编”了，说是“收编”，这本身就是“官本位”的思想。而且他还说：“西泠印社作为百年社团，没有任何一个行政级别可以套用，在全国仅此一家。以一个行政级别的处、厅、部级来套用，这样的思维本身就是‘官本位’，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如果要论级别，西泠印社有四个国家级的品牌，一是国家级的社团，二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三是国家级博物馆，四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登录者，在中国没有一个社团或群众团体有这样的文化品牌，但这些级别不是官本位的行政级别，而是学术级别，没有必要去依靠成为书协团体会员来提升级别。”很显然，从陈振濂先生的回答中可看出，西泠印社明明就和金融书协、石油书协一样，成为中国书协的团体会员了，但他又不肯承认西泠印社加入中国书协是为了获得行政级别。陈振濂先生说得对，西泠印社有四个国家级的级别。然而，虽然有这四个国家级的级别，但是却没有一个级别有中国书协的行政级别高，也正是因为这一点，陈振濂先生才心甘情愿地让西泠印社加入中国书协，而这一点，他恰恰又不肯承认。无论陈振濂先生承认不承认，从行政管理角度说，西泠加入中书协之后，其行政级别当然是提高了。因为道理很简单，有学术影响力和学术地位的团体，未必就有行政地位，反之亦然。这在中国早已是普遍的事情了，并不新鲜。中国古代就有很多民间性的文艺或学术团体，他们的存在完全不需要获得国家政府部门的注册或批准，因之，他们也就没有任何行政级别，然而他们却是对当世或后世影响极大的文艺、学术团体。西泠印社即是其中之一。因此，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那种既想向权力靠拢、又怕失节的心态了。
而且，更让人可笑的是，陈振濂先生还在答记者问时明确表态：“成为（书协）团体会员不仅不会丧失独立性，反而会使印社的活动空间更大，西泠印社……与中国书协是互相支持、互相联络的关系。事实上，石油、铁路、金融等书协和中国书协的关系都是如此。”至少从这句话的字面意思上我们可以看出，陈振濂要西泠印社加入中国书协的主观愿望是，希望加入之后，方便西泠印社开展工作，解决以前印社工作开展不太顺利的难题。如果陈振濂先生真是这样想，我们当然表示理解，而且我相信广大印学同仁也愿与之共同协商解决之。但问题是，如果仅仅是为了搞活动时有利于开展工作的话，那么，西泠完全可以与中国书协或其他官方团体进行合作，而且他也明确说了，加入书协，主要是为了“开展活动时便于合作”。既然是合作关系，那就说明不需要加入。既然加入了，那就肯定是明确的上级与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管理与被管理关系了，还用得着说是合作吗？
陈振濂还说，网友往往会拿中国书协与西泠印社相比较，然后评判互相之间的关系高低问题，他将网友的这种判断当成是“基于一种斗争的思维”。在他看来，“人为地把西泠印社和中国书协对立起来进行比较，把两者处理成敌对矛盾、一比高下的关系，并以此为出发点来对作为团体会员与否做出批评，首先这种对立思维是没有必要的，两者不是敌对的，更不必以打擂台的方式决一高下。”在这里，陈振濂先生显然还停留在文革式的上纲上线思维模式上，将别人正常的判断说成是“斗争的敌对的思维”，这显然是他主观强加的。在这里，陈振濂先生犯了两个基本的错误：一是误把网友将中国书协与西泠印社关系相比较当成是一种敌对关系。难道说提出某某人与某某人之间的关系就一定是说此二者是敌对的吗？难道正常地指出两个单位之间的上下级关系、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就是一种“敌对的斗争的思维”吗？二是误认为中国书协与西泠印社之间没有高下之分。这明显是在歪曲事实，或者是不承认事实。中国书协与西泠印社之间怎么会没有高下之分呢？论行政地位，当然是中国书协高于西泠印社；而论学术水准与艺术史地位，则显然是西泠印社远高于中国书协，这是全世界都公认的事实。如果否认了这种高下关系，就是否认了中国书法的现状，就是在混淆视听。当然，在这里，我决不是说中国书协不如西泠印社，只是说它的精英性没有西泠印社那么明显，因为中国书协本身是一个群众性普及性的艺术团体，其性质与西泠印社是不一样的。在陈振濂先生看来，承认了高下关系就等于是一种斗争思维，我不知道他的这种逻辑思维知识是从哪里得来的？
在这种斗争思维和敌对思维“指引”下，陈振濂先生进而认为，西泠印社加入中国书协之后，将和加入的金融书协、石油书协等无高下之分，“各个社团之间的职责不同，本没有高下之分。金融书协的构成，可能在名家数量方面达不到西泠印社百年积淀，但反过来，我们西泠印社也无法去全面影响金融界并取而代之。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其实不必非得在其中比出个你死我活，或你是老大我是三流。”陈振濂一方面说西泠印社是全国其它任何艺术团体都无法比拟的百年老社，一方面又说西泠印社与金融书协及石油书协等这些行业书协无高下之分，这我就不知道陈振濂先生到底是什么意思了。陈振濂先生竟然说西泠印社这样的精英团体与金融书协这样充满铜臭味的行业协会没有高下之分，我不知道是陈振濂先生本来就是这样认为的呢还是他在说违心的话。如果本来就是这样认为的，那我觉得陈振濂从一开始就不该做西泠印社的负责人；如果说陈振濂先生是因为迫不得已才说出这样违心的话，那我为陈振濂先生以往的才华与独立品格的消泯而感到遗憾。换句话说，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我都为陈振濂先生感到遗憾。让人不解的是，金融书协这样的行业协会在艺术上怎么能与西泠印社这样的精英团体等量齐观呢？既然承认了西泠印社的艺术史地位，那又怎么能说西泠印社与这些行业书协没有高低之分呢？既然西泠印社甘愿加入中国书协，和金融书协这样的行业书协平起平坐，那又怎么能说没有降低西泠印社的地位呢？
陈振濂先生还说，“西泠印社在全国各省的活动中，除了要靠自身的社会影响以外，还希望得到书法篆刻组织和非书协系统的各级组织的大力支持，只有这样，它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级社团，目前所做的工作，就是希望进一步把西泠印社的品牌做大做强。”很显然，陈振濂认为西泠加入书协是为了方便开展工作。这个理由也很牵强，既然西泠印社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知名精英团体，既然西泠印社的社员都遍布海内外，既然西泠印社的社员都在国际国内篆刻艺术界享有其他社团艺术家所无法比拟的艺术地位，那又怎么能说西泠印社不能顺利地开展工作呢？西泠印社遍布全国及海外的知名篆刻艺术家，本身就是开展工作的最好人员和品牌，怎么会不方便开展工作呢？如果说真的是无法开展工作的话，那只能说明西泠印社本身的组织管理工作没有做好做到位。
或许，陈振濂先生让西泠印社加入中国书协的初衷的确是好的，那么，如他所说，西泠加入书协，主要是为了便于加强其开展活动的行政效能，而“不会影响到其自身独立的行政运作和艺术品位”。我对这种说法感到也很纳闷，在此提出来与陈先生商榷：既然一个具有行政归属的艺术团体都加入到别的行政归属的艺术团体中去了，又如何保证其原有的行政归属和行政独立权呢？既然西泠印社是想以加入中国书协来提升其活动运作的能力，那么其在开展活动的时候，就得与与中国书协的步调保持基本一致，或者是积极向中国书协看齐，而只有在中国书协的统一领导之下，才可能取得步调一致，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西泠印社又如何在活动过程中保持其独立的行政权和独立的学术权威呢？比如，在具体开展一次篆刻大展评审活动中，到底是以中国书协为第一权威呢还是以西泠印社为第一权威？评委人员如何构成？是由中国书协主导呢还是由西泠印社主导？如果说是由中国书协主导的话，那么西泠印社的权威又到哪里去了呢？而如果说是由西泠印社主导的话，那么中国书协的行政权威又置于何地呢？
而且，陈振濂先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也将“合并”、“合作”混为一谈。因为，从法律角度讲，如果是合作，那么，在开展活动时，西泠印社和中国书协都将是两个完整的法人实体；而如果是“合并”即西泠印社加入了中国书协，那么，西泠印社这个完整的法人实体将不复存在，而只有一个法人实体——中国书协。如果陈振濂承认是合作，那么，就等于是承认了西泠印社并没有加入中国书协；而如果承认了加入中国书协，那么就等于是承认了西泠印社将不具有完整的法人实体。二者只能选其一。必须要弄清楚这个关键问题。如果这个关键性问题都没有搞明白就去盲目地开展活动，那么，今后势必会产生纠缠不清的法律和产权纠纷，即解释权归属的问题。合作是两个不同的法人实体在法律框架下的合作，而合并则是
两个法人实体重新合并为一个法人实体。
再从行政管理学层面看，西泠印社加入中国书协之后，将以什么面目出现呢？按照陈振濂先生的意思，当然是仍然保持其完整的独立的行政运作权。我觉得现实可能没有他所说的这么乐观。事实是，西泠印社加入中国书协，只可能以三种方式体现：一种是西泠印社和中国书协合并为一个新的实体，即产生新的中国书协；一种是西泠印社成为中国书协的没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下属成员单位，既受中国书协的行政领导，也受中国书协的艺术指导，其一切行动都应该受书协指挥和调遣；一种是西泠印社成为中国书协的一个具有独立法人实体的二级单位，这样，西泠印社仍然具有独立的活动能力，仍然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可以独立地开展活动。那么从陈振濂的意图来看，显然不是第一种情况。那么到底是第二种情况还是第三种情况呢？陈振濂并没有明说，但他肯定是希望第三种情况。但是，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第三种情况也是很吊诡的。因为，如果说是西泠印社成为中国书协的一个二级单位的话，那么他们的行政主管部门必然是同一个部门，而现实情况却是，西泠印社和中国书协都分属于不同的行政主管部门。因此，在上述三种情况中，任何一种状况都不可能是。西泠印社加入中国书协本身就是一个怪胎，是与现行的法律和行政体系都不相符的。
按照陈振濂先生所说，西泠印社以团体会员身份加入中国书协，但是又不隶属于中国书协，又不归中国书协管辖，这能做到吗？成为书协团体会员的西泠印社社员也将是中国书协会员。那么具有中国书协会员资格的西泠印社社员的社会身份和艺术地位到底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答案显然是不言而喻的，这么多的西泠印社社员能同意吗？这一举动有没有经过西泠印社社员代表大会的民主决策？
陈振濂先生还表示，西泠印社之所以以团体会员身份加入中国书协，是因为在海选过程中遭遇了组织选拔工作的难题。我们姑且认为这是一个正当的理由。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西泠印社的海选模式是否具有合理性。西泠印社本身就是一个精英艺术团体和学术机构，怎么会以海选这种模式来开展活动呢？海选不是不可以，但海选的过程本身也是其学术品位和文化品格降低的过程。这种活动模式本身就是不合理的，既然不合理，本身也就用不着开展，自然也就不存在他所说的海选过程中所出现的困难情况了。
陈振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明确地说，“正是因为得到了奥组委、中国文联、中国书协这样的单位的支持，才使得西泠印社的‘百年西泠。中国印’活动取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当然，他这样说，也无可厚非，但问题的关键是，获得这些单位的支持就一定要加入他们吗？难道西泠印社不加入这些组织，就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吗？
我认为，陈振濂先生作为一名书法学术界的精英人士，应该将更多的精力放到呼吁广大书法家、呼吁社会公众来关注和传承西泠文化和人文精神上，而不是放到如何去让西泠印社搞活动赚钱上。当然，市场经济社会，社会团体乃至行政团体的市场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市场化也是有条件的市场化，如果说让西泠印社、少林寺、西安碑林这样的学术团体和文化机构都市场化、商业化和行政化了，那么，文化的传承就基本没有什么希望了。
陈振濂先生不断地在为西泠印社这些年来的工作评功摆好，并将自己在西泠印社搞的海选活动和加入中国书协的事说成是重大改革，还将其与三十年改革开放相提并论。我觉得这种说法是不能得到公众乃至西泠人广泛认可的。一个举世皆知的事实是，西泠印社在进入现代社会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不但没有维护其原有的地位和声誉，不但没有出现在艺术界、文化界和学术界有影响力的大师级人物，反而还在步步后退，甚至作出有违西泠精神和艺术精神的举动，其中就包括“西泠海选”。“西泠海选”机制是不是完善我不想去讨论，我只是想说海选机制是不是适合西泠这样的文化机构。很显然，“西泠海选”更多的是一种表演和做秀，它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根本无法和湖南卫视搞的超女相媲美。湖南卫视的超女完全是娱乐性质的，娱乐本身就是这样的，但“西泠海选”却违背了其基本的艺术精神和文化品格，它只能离真正的艺术越来越远。“西泠海选”引起了如此之大的争议和反对声浪，而陈振濂却将这种争议说成是“正是因为有争议，才显出其价值”，依照他的逻辑，一个人做了错事或犯了罪，遭到了别人的质疑和指责，从而引起了关注，而这样的行为就被陈振濂先生看成是“有价值的”，这是迄今为止我所听到的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说出的最没水平的话。
平心而论，我认为，作为一名西泠印社的掌大印者，陈振濂先生肯定是想有些作为的，而且其中也不乏想大力改革的冲动，具有改革的精神当然是值得称许的，但是，有一个基本前提不能忽视，那就是：改革不能以改变学术宗旨和艺术精神为代价，不能以牺牲广大印社社员的基本利益为代价，不能违背基本的民意指向，否则，任何改革都是徒劳无益的。
（注：文中所引陈振濂先生言论均出自于中国篆刻网陈振濂答记者问原文，若有不实之处，请以中国篆刻网原文为准，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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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0-1-13 15:20
朱中原 青年书法家，艺术学者，书法理论家。四川内江人。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编辑部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书法委员会学术委员、中国硬笔书协会员。首届“中国文人书法展暨文人书法高峰论坛”特邀专家。曾任《中国书画》杂志编辑、《中国画品》杂志副主编等职。所提出的“书坛潜规则”、“书法非常道”、“书法社会学”等理论曾在学术界引起反响。
朱中原先生是一位学者型、文人型的书法家。其行书宗二王，以宋人为尚，力追米芾、苏轼、山谷之文人韵致，力倡“文人书法”、“学者书法”。对现代于右任、张大千等兼有融摄。
他具有文学、政治学、经济学和艺术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知识素养，其学术研究横跨土地制度、政府体制改革、文化转型、艺术批评等多个领域，尤以书法理论和当代书法史研究见长，对当代书坛现状及书坛人物有独到的批评与关注，令书坛人士振聋发聩。他的书法研究以社会学视角切入，力图打通古今书法史，并梳理出当代书法发展轨迹。他在《美术报》、《中国书画报》、《中国书画》杂志、《美术观察》杂志、《美术研究》杂志、《书法》杂志、《书法报》、《书法导报》、《书法赏评》杂志、《青少年书法》杂志、《艺术市场》杂志、《中国商报》、《中国艺术报》等专业刊物发表理论及批评文章百余篇，计100余万字。另在《南方周末》、《瞭望周刊》、《南方都市报》、《二十一世纪》、《观察》等海内外政经评论刊物发表思想学术文章多篇。为美术报等多家刊物专栏作家。
朱中原先生曾应邀出席“兰亭论坛”、“2007北京国际书法学术论坛”、“首届中国（西安）文人书法展暨文人书法高峰论坛”、“首届中国（山西）荀子文化节暨荀子文化高峰论坛”等全国书画、文化及政治、经济类学术研讨会，曾应邀赴全国多所院校讲授书法理论及当代社会经济问题。因其对当代中国公共问题的关注与思考，他被海内外网友评为2006年度“百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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