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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让我们一起走近黄玉峰 [打印本页]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08-8-28 14:13
标题: 让我们一起走近黄玉峰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08-8-28 14:16
三尺讲台“说苏轼”
黄玉峰:国学普及拒绝泛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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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jfdaily.com  2008-4-8  稿件来源:解放网-新闻晚报
  在当今国学普及的热潮下,各位作古名人纷纷浮出水面,被诸多电视节目以“泛娱乐”的态度重新解读。复旦附中特级名师黄玉峰在“文化中国”节目里大谈李杜苏,并在去年出版讲稿《说李白》,今年又相继推出《说苏轼》、《说杜甫》,其中《说苏轼》于今日正式出版上架。对于目前国学普及的种种解读方式,黄玉峰定位在“正解”,驳斥了广泛流行并拥有众多追随者的“国学戏说法”。

  责任当前不“戏说”

  近年来,“戏说”之风盛行,对于时下颇有争议的“李清照好赌好酒好色”、“大禹有婚外情”等说法,黄玉峰坦言,“写李清照生活的另一面不是不可以,真实地写出一个人,对我们了解人性的复杂是很有好处的。但我觉得简单地说她好赌好色好酒,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不公道的。”而关于大禹,黄玉峰认为,“摆着大禹的丰功伟绩不说,而去编造婚外恋,其心理可想而知。”
  对于风靡一时的“戏说”剧,黄玉峰也表示“虽然精彩但意义不大”,其宣扬隐私、捕风捉影的手段,无益于观众了解历史、树立正确的历史观。至于学术气氛较浓的文学讲座,黄玉峰则认为,“为了吸引观众,把情节说得曲折生动点,这无可厚非。但讲述者更应有责任感,不能随便‘戏说’。历史本身就很有吸引力,如果能把历史的真实和细节展现出来,本身就有魅力,不必借助于编造。”实际上,如何避免“戏说”、恰当解读对象,正是黄玉峰选材和讲述中首先考虑的问题:“合理的想象是需要的,但必须区分合理想象与胡编乱造的界限,用严肃的态度去讲述,才能避免‘戏说’之弊。”

  力图还原真实人性

  黄玉峰强调,他内心是想“还原一个真实的人”,故其对于李白杜甫的人物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传统,与众不同。他表示,历史文化名人被歪曲的不在少数,他本着责任感和抱负,致力于理清历史旧账,以较为冷静的态度指瑕辨析;而苏轼与李杜的为人处世有着质的差别,所以还原策略有所调整,以饱含崇敬之情的笔墨正面抒写。
  对于古往今来讲苏轼的名作,黄玉峰评述说:“这些作品从各个侧面反映苏轼的伟大而平凡,特别是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和王水照的《苏轼传》,对苏轼充满着感情,对我认识苏轼有较大的影响。”黄玉峰自认他的《说苏轼》之独特性,在于“突出了苏轼的文化人格,生存智慧和生命意识”。

  叹“国学回归”难矣

  黄玉峰认为,当今的国学热,其实是五四时期被压抑的传统文化的反弹。当时的知识分子为破封建旧俗,立民主科学新风尚,难免以偏激手段打击传统;而今要收拾几乎破坏殆尽的传统文化,可谓难上加难。面对“国学回归”的强烈呼声,黄玉峰清醒地表示:“国学的‘回归’不是一件易事,它是一个艰巨的工程,要做大量长期细致的工作。”
  事实上,他认为:“第一,国学是不可能‘回归’的。时代不同了,很多当时有价值的东西,现在不适用了。所以不但没可能‘回归’,而且也没必要。第二,如今真正懂‘国学’的人更是微乎其微。”他谦逊地表示,他本人也不懂国学,虽然看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史记》等书,但可以说连“国学”的门都没进。不过国学虽难以回归,但进行普及总有好处:“有人讲《论语》,尽管对论语的解读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但这些讲座毕竟起到了一定的讲解作用,促进人们关注传统文化。”
作者: □晚报记者谢正宜实习生王洁报道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08-8-28 14:18
复旦附中语文特级教师黄玉峰假期带学生“游学”
2008年04月14日 09:25:48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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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附中语文特级教师黄玉峰上周最终与旅行社敲定了“浙西大峡谷——临安二日游”,这个星期他将利用学校的春假带班级学生进行一次“游学”。
    黄老师几乎每年都会利用假期带学生开展类似的“游学”活动,较远的曾去到雁荡山追随谢灵运的踪迹,到宁波拜访著名的天一阁,到绍兴参观蔡元培故居和鲁迅笔下的百草园;近的则去海宁触摸王国维的书斋、徐志摩的老屋,到松江拜谒明末抗清志士夏允彝、夏完淳父子的墓地,安亭归有光私塾、太仓顾炎武苑囿也曾留下师生们的足迹。黄玉峰精心选择的这些景点都与历史上的文人、学者有关,而在旅途中他也会根据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有意识地对学生进行点拨、引导。学生回到课堂,再读这些大家的作品会自然而然产生一种亲切感。     今年的线路是黄玉峰几经推敲之后确定的,这几天黄玉峰和他的学生都在抓紧收集有关资料,准备到时分享交流。     “对于今天的中学生来说,‘行万里路’和‘读万卷书’同样重要。”黄玉峰说。在课堂上,他要求学生在扫清基本的字词句障碍后进行大量反复阅读,从中体会语言的魅力。他还会花相当多的时间介绍作者的生平、逸事。黄玉峰去年曾在纪实频道《文化中国》栏目多次担任主讲,并相继出版了《说李白》、《说苏轼》、《说杜甫》等著作。他经常会把自己平日的研究所得带到课堂上与学生分享。针对中学语文课本中有不少苏轼作品,黄玉峰就专门对学生讲述苏轼一生的遭遇和“不随”的性格特征,结合这些背景学生再来品味作品,就能较好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这样的课学生听得津津有味、回味无穷,很多学生在老师的影响下课后找来传记、文集认真研读。(记者王柏玲)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08-8-28 14:19
一些人,一些书 . 黄玉峰其人其书
作者: 马国兴
    现在很多老师还能吃饭,就是因为目前这种教学方式压制着学生,让他们不能充分发展。
   
    语文不仅是教识字,还要培养一个人的情操和独立的人格。语文的真谛是读书和做人。
   
    劳于读书,逸于作文。读书积累到一定的量,自然会产生表达的冲动。读与写,读是根本,写是读以后自然达到的阶段。为写而写,就像让没有吃足桑叶的蚕宝宝吐丝,实在是强人所难。
   
   
    1999年4月22日,《中国青年报》第5版“冰点”栏目,刊发了记者冯玥的报道《语文教学的叛徒》,其主人公黄玉峰的语文教学模式吸引了我。黄玉峰当时是复旦大学附中高二(3)班的语文老师,他“以素质教育对应试”,实践着“大语文”的教学,其所取得的效果引人瞩目。3班同学在当初收到录取通知书时,还收到了署名“你的朋友黄玉峰”的简函:“祝贺你进入附中修炼。愿我们为改变语文教学落后、人文素质低下的现状而共同努力”——漂亮的毛笔行书写在古色古香的宣纸信笺上,昭示了他们将拥有不一样的语文课。果然,除了统一的期中和期末考试,语文课没有考试,也从来不做各种模拟试卷;在课本之外,黄玉峰补充了古今中外数百篇文章,却不讲教材里的某些课文,只要大家看懂即可;几十位沪上名家先后到班上,讲述自己读书治学的心得;每周有固定的时间练习书法、学国画和篆刻,每周有一节语文课到图书馆看书……
   
    心向往之,心向往之啊。如果在学生时代,我要遇上这样的老师、这样的语文课,那该多好!便提笔给黄玉峰老师写信,表达自己的敬意,因为不知道黄玉峰的具体地址,对他能否收到信自己心里也没有底。不曾想,发信后不久的5月6日,我意外地收到了黄玉峰寄来的包裹——一本他主编的《诗情画意》(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1版5印),两本他指导3班同学办的班刊《读书做人》。《诗情画意》是上海教育电视台同名节目的讲稿结集,以师生对话形式解析古代诗歌和绘画,这本书大约就是他的教育的一个副产品吧。当时我所在的书店是有这本书的,销的还不错,只是我从来没有注意编著者——心里没有,眼里就没有啊。黄玉峰的书法很不错,这从他的题签即可看出。再翻《读书做人》,更是吓了我一跳:《平和恬淡——周作人人文主义思想讨论》、《从两个角度来看中国禅宗兴盛之原因》、《略论民与神的关系》、《初探唐代的“酒文化”》……这是高中生的文章吗?黄玉峰说:“也许在真正的研究者看来,他们的东西还很稚嫩,没关系,我主要让学生有一种体验,一种创新的体验、一种研究学问的体验和成就感,这就够了。”
   
    其后多年,因为俗亊的羁绊,我就没再和黄玉峰联系,只是看他编的书一本接一本地出版,闲时翻翻,权当面受教诲。媒体上也不见了他的动向,关于“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争论渐渐平息,他的事业注定是寂寞的。3班的学生,如今也该大学毕业了,他们未必会成为书画家、作家,但是,“随着这些学生的成长,他们如何对待世界,如何处理自己的人生问题,都会不一样”——陈思和的评价颇为中肯。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08-8-28 14:22
标题: [z]
特级教师黄玉峰 (2008-01-05 09:45:05)

标签:教育  

  黄玉峰,复旦大学附属中学语文特级教师,《中国青年报》曾以“语文教学的‘叛徒’”为题,对黄玉峰做过长篇报道。这个带引号的“叛徒”一词,是对黄玉峰多年来义无返顾地探索语文教学改革新路的赞誉,也是他实施教改历程的形象写真。
  1947年1月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黄玉峰出生于距鲁迅先生的三味书屋西面五里的鉴湖街。在中小学时代,黄玉峰成绩优秀,长于理科,偏爱文科;爱好广泛,诗词书画,兼有涉趣。但因“成分”问题却未能如愿考进复旦大学新闻系,经“调剂”进了上海教育学院,成为一名师范生。大学毕业后就职于松江天马中学。1982年入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进修。1986年开始,一直任教于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在对传统的语文教学的反感与日俱增时,以一篇七千多字的文章《还我琅琅书声》正式启动语文教学改革。从教以来,曾主编过《阿爸教作文》、《阿爸教现代科技》、《怎样写好高考作文》、《阿爸教做人》、《高中语文怎样学》、《阿爸教读书》、《东方情商》等多部著作,并担任上海电视台《诗情画意》节目总策划、总编。
  从外表看黄玉峰像斯文的读书人,质朴、憨厚,阔嘴、大鼻、小眼睛,皮肤黑黑的。如果换上一身农民的打扮,往田头一站,便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农民了。黄老师似乎很欣赏自己的形象,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庄嘉翰”,“庄嘉翰”者,庄稼汉也。另外还有一个笔名叫“杜行霞”,“杜行霞”者,独行侠也。为他赢得“叛徒”美誉的就是他在语文教学方面的一些与众不同的做法:他认为语文教学的根本失误在“不读书”,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还我琅琅书声”,“读书人要读书”。
  在读书的过程中,体会其中的人文精神,在读书的过程中,学习运用语言文字的某些规律,也就是说,把学生带到语言的海洋中去,带他们游泳,让他们自己弄潮击水,学会游泳。这个方法可以用一句现成的话来说,那就是“归真返朴,走向传统”。我特别欣赏“三味书屋”里的教学方法,学生在读,老师也在读,学生读“秩秩斯干,悠悠南山”,教师在读“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他认为觉得只有直接接触文本,才能体会到前人的思想、语言,才能提高自己的能力。所谓语文的基础,就是读了多少,记了多少,领悟了多少,表达得怎么样,而不是专门研究某一语言现象到底是属于哪一个知识点的伪本领。
  他的改革实践主要是从教材教法两个方面进行的。首先是教材,课本、课本就是课堂教学之本,现行课本中很多内容并不是第一流的,很难引起学生的兴趣,更难打动人。他首先把那些平庸之作剔除掉。同时增添了大量名家名篇,比如《论语》、《孟子》、《庄子》中的片断,《大学》全文,《滕王阁序》、《前赤壁赋》、《人间词话》等,也引进了近现代的如周作人、朱光潜的文章,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王小波的《一个独立特行的猪》等等,增添的原则,是与所教课文有关的,扩展开去。与课文并无关系,但对提高学生思想认识,兴趣能力有益的也有选择地引进。同时根据不同学生,开一些书目,让他们进一步地开拓视野,两年多时间里,学生一般都熟读背诵了几十篇文章,几百首诗篇,看了几十本书。二年多的学习,他们俨然以“读书人”自居了。
  接着,他改进教法。黄玉峰认为教法其实就是学法。语文教学应以学生活动为主,把课堂还给学生。他大刀阔斧地改变阅读课的教学方法。每周六节语文课,一节到图书馆泛读,一节练笔,其余四节大部分时间由学生自己看、背、抄。作文教学他基本不命题,让学生写随感、写读书笔记、写课题报告和研究论文,使学生一头沉入书海之中。辅之以适当点拨,从兴趣出发,为学生营造了一个学习语文的良好氛围。学生读有所获、学有所得后,再上台谈体会、交流,如同开记者招待会。在这一氛围中学生热情高涨,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孜孜以求,乐此不疲,吮吸着古今中外文化的精髓。
  他认为:语言不只是思维和交流的工具,更是人的生存方式。语文活动是人的生命活动。真正的阅读是与作者心灵的对话。这个对话交流过程,实际上就是文化传递、精神传递的过程。黄玉峰还非常重视对语文课程资源的开拓。他曾带领学生到浙东演绎文化苦旅,把课堂搬到了山上、水上、路上。他还请大学教授、学者担任评委,举办论文答辩会……拉近学生与古人、名人、伟人的距离,使他们对历史上的优秀诗文有了直接的、感性的认识。
  他认为:语文不能只讲语言文字,必须包容文史哲乃至科学艺术等等。离开这些内容,语文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黄玉峰利用自然风光、文物古迹、风俗民情等语文课程资源,创造性地开展各种语文活动,既使语文的外延得以拓宽,更重要的是增强学生在各种场合学语文、用语文的意识。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08-8-28 14:25
黄玉峰:呼唤教师的独立精神
(一)
  当前,教师素质中最缺少的是什么?有人说,是教师自身的专业水平;有人说是“爱”,对学生的爱;有人说是敬业精神;有人说是教育的理想。这些话都有道理。但我指的是“最”,最缺少的是什么?我以为,是独立的精神,是教师的自主意识以及由此而实施的自主的教学。教师是知识分子的一员,知识分子之所以被称之为知识分子,最可贵的是具备独立的精神。教师是我们民族的一员,我们民族最缺少的也正是独立精神!教育关乎祖国民族的未来,教师是实施教育的主体,作为为人师表的教师,如果没有独立精神,便没有教育的现代化,便没有民族的未来!
  教师的独立精神,是教育之“魂”。正因为缺少,自古以来,不断有人在呼唤这种精神,呼唤这个“魂”!
  庄子也许是最早明确提出“独立精神”的。他热情赞扬宋荣子“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说他“定乎内外之分,辫乎荣辱之境。”在以后漫长的历史中,嵇康、韩愈、王安石、苏轼、李贽、徐渭、黄宗羲、龚自珍等都多多少少有着这种精神的闪光。
  鲁迅的呼唤最为强烈,早在求学时期,他便在《破恶声论》中提出“不和众嚣”,“独立特行”的主张。胡适是富有独立精神的佼佼者,他“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有一分证据,只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说十分话”的怀疑精神与求实的态度,正是这种独立意识的最生动具体的阐述。 49年以后,这样的人凤毛麟角。陈寅恪是其中的代表。2000年春,我送三位学子破格直升清华。在先生为王国维写的碑文前久久伫立,陈寅恪在碑文中写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是当代知识分子的表率,是教师的楷模!
  “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不仅是做人做学问的一种态度,更是我们追求的一个境界。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里已十分清楚的说明:代替旧制度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要每个人自由发展,教师必须走在最前面。
(二)
  然而,“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何其难?赵薇的军旗事件,其实是在“侮辱”他国,可是“举国上下”却一再谴责赵薇“卖国”,而无人出来说话。《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其实是经过斯大林团伙一再删改而炮制出来的,目的是培养毫无温情的铁血杀手,孵育“人体炸弹” ,可是仍一再被选入课本,却未有人提出异议。动不动就说“什么什么要从娃娃抓起”,结果是误导孩子,加重负担,……一会儿提倡双语教育,一会儿又说要减负;一会儿要搞研究性学习,一会儿又说反对超纲;一会儿是H版S版,一会儿又匆匆上马二期课改的新教材;一会儿讲抓好四十五分钟,一会儿又来检查第二课堂……何其速变乃尔,何其无特操之于此极!如果你没有独立精神,没有定力,奴性十分,亦步亦趋,人云亦云,真不知如何措手足了!我们要学生有独立性,教师自己首先要有独立性,要学生有创造性,教师自己首先不能封闭保守。
(三)
  在培养目标上教师应有独立见解。 “一切为了进大学,进大学就是一切”。只要能进大学,进好的大学,可以不顾一切。在9月初上海电视台的一档《有话大家说》的节日中,一位家长振振有词地说“我就是为了孩子出人头地,我就是为了让他将来赚更多的钱,其余什么都不管。”这代表了大多数家长学生的心态,这是当前教育乃至于社会的突出的问题。然而,家长可以这样想,教师却不可以这样想,更不能这样做!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这种心态缺少一种平常心。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把每个学生都培养成健全的人,要“以人为本”,以人的发展为本。每一个学生都应该成人,但不一定都进大学。其实,持这种心态的人,即使进了大学,也不一定都幸福快乐。马家爵事件便是一个典型。2003年考入清华的浙江理科状元入学不到一年便休学,也是一个典型。关于这方面,鲁迅在《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中有一段话,说得很全面。他说:要用全副精神,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
  由此可见,对一个教师来说,必须有两个关怀。既要关怀他们的分数成绩,更要关怀他们的身体健康和精神成长,给他们打下终身发展的精神底子。这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的人文关怀和终极关怀。
(四)
  在教育理念上也应有独立见解。现在有好多耳熟能详的口号都经不起推敲。比如,人们常说,“要授之以渔,不能授之以鱼”。这话不错。但这里面就隐含着一个错误的观点:以为“渔”可以脱离“鱼”而得到。以为大量支离破碎的分析,大量讲授一些“规律”“方法”就等于“授之以渔”了。古人云,“观千剑而后识器,听千曲而后知音”。作为规律和方法的“渔”还是要从大量的吃“鱼”过程中获得。离开“鱼”,或者“鱼”抓得少,吃得少,怎么能得到“渔”呢?而所谓抓“鱼”吃“鱼”,便是大量积累,大量阅读,甚至需要大量“死记硬背”!犹太人在总结自己的基础教育时,自傲地宣称自己用的是“生吞之功”,其实“生吞之功”,就是我们祖先的“死记硬背”罢了。抓紧在儿童时期多读多背,不但能积累大量语言和思想材料,以便将来的感悟、运用,而且还可以开发大脑的功能。然而,现在的语文教学大体上是违背这“积累——感悟——运用”的规律的。现在人们大量地运用多媒体教学,这当然是件好事,它为教学增加了广阔的活动天地。但不能不加分析地要求每课必用,或者认为用得越多就越好。应该看到“多媒体”毕竟是教学的辅助手段,不能代替语文课堂教学中那些带有根本性规律性的东西。语文课堂教学的规律性的东西,便是学生与书本,学生与老师,学生与学生的现场交流,现场碰撞——多方位的碰撞。多媒体技术如果操作不当,或用得过多过烂,或者甚至只是为了偷懒,那往往会成了这种碰撞的阻隔,成了多元交流的第三者!反而使得课堂教学死气沉沉。我上课比较喜欢板书,板书有一种现场的动感,有利于学生集中注意力,增进学生的记忆,即兴的漂亮的板书更有一种出人意料的综合效果。有一次,我在讲课时,突然联想到《春江花月夜》,因为我记得很熟,因为我的板书既快又美,所以便趁兴写了一黑板,学生边看边读边抄,印象极深。事后一位同学说,我们得到一种激情的享受。
  施教过程是感情的交流,这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过程,一定要反映出老师独特的个性。你爱书法,我爱绘画,你爱音乐,我爱旅游,你熟悉古典诗歌,我了解外国文学,这些特长都可以而且应该渗透到个性化教学过程中,怕就怕老师只会照本宣科,没有任何特长,没有什么爱好,自己都没有被文本打动。而作为教师,只有自己感动了才能去感动别人。有一位青年教师,喜欢电影。他上蒙田的《热爱生命》,通过反复阅读,自己被深深打动了,于是他探究了自己被打动的原因,他把有关热爱生命的事实、名言搜集起来,制成多媒体课件。上课时一边点击,一边模仿电影的旁白,深情朗诵。这堂课容量极大,同学们完全沉浸其中,师生一句话没说,都被深深地打动了。有位青年老师酷爱音乐,他上诗歌《悼念一棵枫树》,整个过程选了“神秘园”中的曲子作背景音乐,时重时轻,一遍又一遍。老师只是稍加点拨、提示,再加上震撼人心的朗诵,同学们便似乎完全理解了诗的内容和体验到了诗的情绪,不必多说一句话了。再比如,对传承和创新的理解和实践,人们往往肯定后者而忽视前者。因此对课堂教学笼统地不负责任地批评“满堂灌”,而过分地强调启发式(所谓启发式往往是满堂问)、讨论式。其实,“满堂灌”应该是授课中的主要方法,这一方法与启发、讨论并不矛盾,讲授本身便具有启智、撞击的作用。而且因为一讲到底,内容就很丰富而浓缩。这是最基本的课堂教育法,是一个教师的基本功。当然,具体采用什么方法,关键在教师本身,简单地反对某一种方法,没有个性的搬用别人的教学方法,都是缺乏独立精神的表现。在作文教学中,也是如此。笔者的《重批高考满分作文》一书,对历年的高考满分作文及没批满分而应得满分的作文,作了一个全面的审视。我这样做,不是说我的看法一定正确,而是希望在作文批改中提倡独立的精神。只有我们每个教师都认清了这一点,教育改革才不是一句空话。
(五)
  如何处理新教材,如何上好新教材的问题,更应该体现老师的独立精神。教材是教学的依据,课本,课本,乃一课之本。但是对教材我们同样不能人云亦云。教材不过是为我提供了教学的方便,但哪一篇该教,哪一篇可以不教,主动权仍应该在教师手中。事实上,编者也没有这样的硬性规定。明智的编者希望我们不是“教教材”,而应该是“用教材”。教材编得再好也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也不可能完全符合“这一个班级”“这一位老师”的特点。何况,由于种种原因如今的教材是不能尽如人意的,包括新教材也仍有很多不足。课堂之外,有万水千山,课本之外,有万紫千红,教材有相对的稳定性,不可能把最新发表的鲜活的好文章收进去,在这种情况下,教师更应该发扬独立的精神,及时地遴选好文章,把课内课外结合起来,把最鲜活的营养品提供给孩子们。当然,这需要教师的见识和胆魄,需要教师有相当学问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处理教材,主要是删和增两种方法。比如,如今的初中教材中,还在选《谁是最可爱的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丰碑》等文章。在我看来,都在可删之列。《谁是》充满了恐怖血腥的镜头,如此残酷的情景描绘给学生看,到底有什么好处?而且也不完全符合史实,有很多宣传成分在。《钢铁》已如前说,它们没有教育人敬畏生命,爱护生命,爱他人的生命,爱自己的生命;只有革命,只有斗争,只有献身,只有牺牲。老实说,这作为恐怖分子的培训资料也未尝不可。《丰碑》有许多情节也不合常理,同样是为了政治宣传,更谈不上什么文学价值。从根本上说,这些作品仍然跳不出鲁迅所说的瞒、骗、哄。再比如,高中新课本选的《跨远百年的美丽》,文字尚可,但片面强调“科学精神”,强调“艰苦奋斗”,强调“勤奋好学”,不公正地批评“爱美的心理”,把爱美与艰苦奋斗、勤奋学习对立起来。而事实上也不符合居里夫人的实际。请看下面的段落:男同学们为了能更多地看她一眼,或有幸凑上去说几句话,常常挤在教室外的走廊里,她的女友甚至不得不用伞柄赶走这些追慕者。但她对这种热闹不屑一顾,她每天到得最早,坐在前排,给那些追随的目光一个无情的后脑勺。她身上永远裹着一层冰霜的盔甲,凛然使那些“追星族”不敢靠近。这哪里是居里夫人,分明是一个装腔作势的修女!不用看传记,只要是用脑子而不是用脚底板想一想,就可以发现这话有多荒唐。再看下面一段,更是离谱:数年前一位母亲对我说,她刚上初中的女儿成绩下降了,为什么?答曰:“知道爱美了。” 为了宣传教条,真是连常识都不顾了。文章最后为说教服务的那段文字更是不伦不类,语无伦次。请看这几句:诸葛亮戎马一生,气吞曹吴,却不披一甲,不佩一刀;毛泽东指挥军民万众,再战火中打了一个新中国,却从不受军衔,不背一枪。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智之人,不耽于力,不逐于力,不持于技。—— 正是莫名其妙,这与居里夫人的美丽有何干系!毕淑敏的《我很重要》,题目颇有震撼力,文章确实不错,也曾起到了很好的启蒙效果。但深究一下,也有些问题,文章讲的仍然不是“我”本身很重要,而是“我”对于别人,对于社会来说很重要。不信你多读几遍。当然,这些文章也不一定要删,老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指出某方面的不足。如前所说教语文的目的不是要让学生糊涂,不是教学生做书本的奴隶,而是要让学生清醒,要给学生启蒙,让学生做学习的主人,成为真的人。
  补充增加课文,是一个有独立精神的教师不可或缺的任务。我在每学期都增加了大量内容,从诗歌到小说,从经典到时文,根据学生精神成长需要,自由地认真地取舍。我甚至选了鲁迅的《文化偏至论》,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以及美国的《独立宣言》、《人权宣言》。同学们往往对我的选文特别感兴趣。比如,我选了海子的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并结合自己对人生的体验,谈了对幸福的理解,同学们兴致盎然,深深地被打动了。从此,有些同学还学起了写新诗。高中新教材是按主题编选文章的,这是一个突破。但毕竟缺乏线索,无法照顾到“工具性”。这便需要老师主动地有意识有计划并且灵活地穿插。把文章学、修辞学、文学史、语法等知识很自然地熔入教学中,既讲清了文本,又接触了有关语文知识。末了,我要说,教师有独立精神,当然不仅表现在课堂上,更多地表现在平时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我有一个命题叫做 “我即教材” (“教师即教材”)!一个奴性十足的教师,一个只会亦步亦趋、人云我云的教师是不会有个人魅力的,这必然严重影响学生的成长。 “任重而道远”。为了出色地承担起教书育人的职责,每个教师都必须具备把自己铸造成具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的大写的人! “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从我做起!
 自:http://bbs.eduol.cn/post_18_266484_1.html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08-8-28 14:28
标题: 陈开玖/博文
回忆黄玉峰
[ 2006-10-9 22:32:00 | By: july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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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间,信手拿起上海的同学送我的那本《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第8期,丁钢主编,竟然发现了黄玉峰老师的名字。赶紧翻看。原来是有人将他作为一个特级教师成长的个案在研究,方式几乎是教育叙事类,正符合目前我的思考。
看着,同时记忆之门敞开。
2001年我们去上海复旦附中参加一次全国性的语文研讨,主持的正是黄玉峰老师。
印象中是他慷慨激昂又真挚动情的表述。
在他的学生完成精彩的《雷雨》公开课后,他才上台由衷地赞美他的学生:“还说什么呢?一切都是他们自己在做。他们连雷雨这样两个富有张力的字都不要我写——同学是我们的同学!”然后是垂首片刻,感动且无语。
全场寂静。
另外一个细节是,他在复旦论坛中间挥洒完睿智的主持任务后,台下座无虚席,他瞧一瞧,居然一下子坐到第一排空隙的过道上的红地毯上,抱膝仰头认真听台上的发言。
当晚在复旦附属二中进行的沙龙中,他的言说与组织,机智民主而开放,让在场的人觉得确实不虚此行。观点与观点在对话着,信息与信息在交流着。
那次沪上之行,让我对上海尤其是复旦这个大都市中的校园甚感亲切。我甚至想:若是14岁那年没有离开南通,也许我后来跨入的高校是复旦。
此后是在金华了。我正为毕业论文焦虑着,我的老师来电话说晚间一同用餐,又一次见到了这个高大的“庄稼汉”。还是那么坦率与朴实。“高中的学生有思想,当然教高中有意思,可以和你交流。”45岁时居然被学生误以为是同龄人拦在大门口索要校牌——难以置信,或许是童心与热爱让人年轻吧。那时我正迷恋着李清照,找了不少她的传记和诗词在看着,于是谈起词,他大力介绍了另外一个几乎没被人发现的女词人,丁宁,并随口背诵了几句。记得呜呜的火车开来了,他带着两盆金灿灿的佛手向着我们这群送行的人摆摆手,淡出了我们的视线。
后来,我调动到一所市区学校,为了做好毕业论文仍然暂时留在初中。没想到国庆节后收到了他寄来的书法条幅,正是我喜欢的四个字:静水深流。还用小楷录了首丁宁的词作,简要评点了几句,那语气和说话的方式是一样的
此后我在张中行绝尘远行后的《留梦集》,读到一篇《归》,居然也写到丁宁:“我感谢她。感谢她写了这样好的词,创造一个充满温情和美的精神世界,我一旦感到无所归,就仍然可以向她求助,以期漂泊的心能够有所归,就是短到片刻也好。”当时我愣了好一会,想:归,是归依,归属;人以群分,张中行、黄玉峰,是与丁宁神遇了——那么,我、我们呢?
而今天,关于沪上的信息一再涌来,唤醒我深深留恋的那段时光的记忆。重新读作为被研究对象的黄玉峰,另有一番感受。对于相遇无数的他来说,也许已经记不清我、我们是谁——至多是某某的一个学生——可是,在浮光掠影的相遇中,已经让我知道另一种人,另一种思维方式,另一种生存方式。而那,正是我希望自己可以修炼到的境界。接下来的时间里,是否有机会再次亲临我所熟悉的那现代又深厚的氛围?
《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真是不错的书。我要一期一期的全买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08-8-28 14:30
黄玉峰,复旦大学附属中学语文特级教师,《中国青年报》曾以“语文教学的‘叛徒’”为题,对黄玉峰做过长篇报道。这个带引号的“叛徒”一词,是对黄玉峰多年来义无返顾地探索语文教学改革新路的赞誉,也是他实施教改历程的形象写真。
    1947年1月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黄玉峰出生于距鲁迅先生的三味书屋西面五里的鉴湖街。在中小学时代,黄玉峰成绩优秀,长于理科,偏爱文科;爱好广泛,诗词书画,兼有涉趣。但因“成分”问题却未能如愿考进复旦大学新闻系,经“调剂”进了上海
教育学院,成为一名师范生。大学毕业后就职于松江天马中学。1982年入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进修。1986年开始,一直任教于复旦大学附属中学。在对传统的语文教学的反感与日俱增时,以一篇七千多字的文章《还我琅琅书声》正式启动语文教学改革。从教以来,曾主编过《阿爸教作文》、《阿爸教现代科技》、《怎样写好高考作文》、《阿爸教做人》、《高中语文怎样学》、《阿爸教读书》、《东方情商》等多部著作,并担任上海电视台《诗情画意》节目总策划、总编。
    从外表看黄玉峰像斯文的读书人,质朴、憨厚,阔嘴、大鼻、小眼睛,皮肤黑黑的。如果换上一身农民的打扮,往田头一站,便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农民了。黄老师似乎很欣赏自己的形象,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庄嘉翰”,“庄嘉翰”者,庄稼汉也。另外还有一个笔名叫“杜行霞”,“杜行霞”者,独行侠也。
    为他赢得“叛徒”美誉的就是他在语文教学方面的一些与众不同的做法:他认为语文教学的根本失误在“不读书”,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还我琅琅书声”,“读书人要读书”。在读书的过程中,体会其中的人文精神,在读书的过程中,学习运用语言文字的某些规律,也就是说,把学生带到语言的海洋中去,带他们游泳,让他们自己弄潮击水,学会游泳。这个方法可以用一句现成的话来说,那就是“归真返朴,走向传统”。我特别欣赏“三味书屋”里的教学方法,学生在读,老师也在读,学生读“秩秩斯干,悠悠南山”,教师在读“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他认为觉得只有直接接触文本,才能体会到前人的思想、语言,才能提高自己的能力。所谓语文的基础,就是读了多少,记了多少,领悟了多少,表达得怎么样,而不是专门研究某一语言现象到底是属于哪一个知识点的伪本领...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08-8-28 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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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级教师黄玉峰的高考阅卷史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6月29日12:52 南都周刊


黄玉峰


在黄玉峰的印象里,每次阅卷都会因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阅卷人和阅卷人吵,和出卷人吵。

  按规定,阅卷中心组成员要在批改前先把卷子做一遍,其中有大学教授,有优秀中学教师,经常是5人答案各不同,还有几次答案一致,结果一看标准答案,全错。

  1990年7月8日,早上七点不到,黄玉峰就走出位于江湾的家门,这个质朴憨厚、阔嘴大鼻,貌似农民的中年人,提着一份蛋炒饭两条煎带鱼,怀着一种责任感,要横穿大上海,赶往位于上海西部的华东师范大学高考语文阅卷处。

  那一天,黑色七月的影子罩着全国数百万考生。那一年,黄玉峰是上海市重点中学复旦附中的语文高级教师,6月底,他向学校申请去高考阅卷。那时的阅卷名额,由有关方面分配给各校。

  在黄玉峰心中,阅卷官神圣无比。自从隋唐开科取士以来,阅卷官的级别都很高。唐时乡试,主考由学政担任,负责会试的须侍郎一级,至于殿试,由龙目御览,更令人生畏。当他还在读小学时,最敬畏的就是阅卷官,认为他们最有学问,且有生杀予夺之权,那时他调皮捣蛋,常常是红灯高挂。后来,他看到连环画《董一了》,说的是由于阅卷官的误会,使董一了连中三元,这不禁令他神往,祈祷有一天,阅卷官也糊涂一下,给他一个好分数。

  不料30年后,他自己竟也做了阅卷官。这个提着午饭上“战场”的老师,没想到从此把他对阅卷的敬畏感打得荡然无存。

  带饭的阅卷官

  1990年的高考阅卷条件很苦。在黄玉峰的记忆里,阅卷处设在教学楼里,阅卷采取流水作业,四五十个老师,分大作文题组、小作文题组、文言文组和全国卷组等,试题由两人批阅复核,再由组长抽查。

  黄玉峰分在大作文题组,一个四五十平米的大教室,散布着二三十个老师,每人面前厚厚一叠试卷。看到好卷子,有人奔走相告;看到差卷子,也有人骂娘。

  正是七月,教室里连吊扇也没一个,窗上没帘子,阳光直逼进来,教师们的汗水直往下淌。阅卷量大,人手少,时间紧,批一篇作文大概一分钟,连擦汗的空都没有。几个领导从外面搬来了摇头风扇,一会儿吹吹你,一会儿吹吹我,一会儿吹吹饭菜。到了中午,路近的赶回家吃饭,路远的要么上街填肚子,要么带了饭,放点开水,吞了下去,稍事休息又接着干。几天后,阅卷官就辞去了几个。

  一周的阅卷结束,黄玉峰领到的报酬是每天25元,扣去预支的盘缠,已所剩无几。晚上回到家,将劳动所得交给每天早起做饭的妻,脸上颇有难色。他又想到,在匆忙中,自己未必不制造了一二个“董一了”,怎么对得起寒窗十二载的学生?内心就无法平静了。

  带饭阅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97年7月13日,上海市副市长龚学平慰问时。那一天,副市长看到教师桌上的八宝粥,大为感慨:这怎么行!

  “高考阅卷,掌握着生杀大权,关乎千万考生的命运,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古时考卷要另请人用红笔誊抄,以免舞弊,可谓用心良苦。现在已非科举时代,对阅卷反而如此轻视。”黄玉峰说。带饭问题曾使他如哽在喉,后来在报上发表文章,借讲阅卷条件之差,调侃自己在冥冥之中也会草菅人命,委婉地批评有关方面对阅卷没有足够重视。

  标准答案:训练被奴化的人?

  阅卷给黄玉峰留下深刻印象的,却不是带饭问题,而是每年都有的冲突,和阅卷老师的冲突,和出卷老师的冲突。

  这个后来被传媒和教育界称为“语文教学叛徒”的特级教师,1990年时43岁,却依然有着青年人的纯真、率直,视人格独立与个体尊严为生命,以民主与科学为教育理念,眼里容不下沙子。在他心目中,作文就是要引导学生如何做人,那种让学生完全按照标准答案去迎合出题意图的教育,不过是训练被奴化的人。

  阅卷前两年,黄玉峰自感人微言轻,并不那么锋芒毕露。第三年,其他阅卷老师发现,这个黄老师眼光很凶,从一堆卷子里,几眼瞄过去,就能发现哪些是一类卷,哪些是二类卷。很快,他成为作文组组长、语文阅卷中心组5名成员之一,秉性渐露。

  1992年,上海高考的大作文是《遥望星空》:夏夜的星空,人们往往由宇宙无穷、人生有限的感慨而产生种种思索,请以此为题写篇短文。

  这一天,黄玉峰在休息时,翻到一份卷子。一看,内容不错,考生遥望星空时想起已逝的老师,决心继承老师未竟的事业。再一看分数,怎么是22分?黄玉峰拿起卷子就去找阅卷中心组组长王光祖。据说该文偏题,没点明“宇宙无穷,人生有限”的要求。黄玉峰急了:这怎么能算偏题呢?作文点明老师的生命在自己身上延续,也表达了那层意思。最后该文被定为43分。

  争论似乎此起彼伏。阅卷中心组有一个修正章。有时当众说不一,黄玉峰就索性敲一下修正章,直接把分数改过来。

  还有更极端的例子。有一次,黄玉峰在批阅大作文时,一抬头,发现卷子上头的小作文打了零分。据说该作文文不对题。10多年后,黄玉峰还是觉得不可思议:衡量一篇作文有很多标准:主题、审题、结构、语言,即使偏题了,也不能打零分!

  分歧并非偶然。在黄玉峰的印象里,每次阅卷都会因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阅卷人和阅卷人吵,和出卷人吵。按规定,阅卷中心组成员要在批改前先把卷子做一遍,其中有大学教授,有优秀中学教师,经常是5人答案各不同,还有几次5人的答案都一致,结果一看标准答案,全错。“连老师都摸不准的题目,让学生怎么答?”

  谁扼杀了他们的个性?

  在朋友眼里,黄玉峰有着中国传统文人特有的禀赋和雅趣,他吟诗缀文,自成体式;挥毫泼墨,独具风骨;书斋静坐,思古忧今;悠游天下,逸兴横飞。他更以文人的姿态介入语文教学,作文于他是快乐而彰显个性的事情。然而,这样一个个性色彩极为丰富的文人,似乎注定要在高考作文中看到太多遗憾。

  1995年,上海市中考作文是《母爱》,一时母亲早逝的文章比比皆是;高考大作文是《责任》,于是,大唱高调的《责任》没完没了。黄玉峰在一篇文章里描述当时的阅卷情况:

  面对着令人心烦气闷的八股腔,阅卷官们笔底踌躇忧心忡忡:板着面孔的说教,随意编造的故事,似曾相识的片断,从三闾大夫写到周总理,从孔繁森写到王宝森,百篇类似,千人一面,偶见一篇清纯的,便拍案大呼:难得,难得。

  休息时,教师们大叹苦经。一位白发长者忽出惊人之语:我有一诗,可解诸位之忧。诗云:啥个叫责任,唱唱孔繁森,谈谈钱学森,骂骂王宝森,联系中学生,稳得基准分。语未毕,一片无奈笑声。笑声过后,忽然一片寂静,阅卷官们陷入沉思,什么才是我们语文教学的责任?

  那一年,黄玉峰也在感慨:教书30年,越来越不知怎么教学了。流行的语文教学,多是老师讲学生听,把好端端的文章割得支离破碎,把平常的作品吹得天花乱坠。为敲开大学之门,学生都成了急功近利者,听讲先问考不考,不考的,听不进;讲读书,太遥远;讲做人,更反感。任你口吐莲花,却不过是顶着石臼做戏。

  是什么扼杀了学生的个性?这似乎不仅是教育问题。在黄玉峰看来,在一个泛政治化的年代,人们用政治、社会学的角度,评价学生的语言能力,个性表达被视为洪水猛兽;此后,高考作文几经变化,从泛政治化到道德说教,到个性表达,再到多元时代,人们的个性表达空间在逐渐拓宽。只是在转型期社会,价值观、道德观时常被放在突出的位置,部分制约了学生对生活的思考和体验式表达。

  与1995年作文的千人一面相比,1996的作文《我的财富》,却忽如杂花生树。黄玉峰看好这个题目:“具有人文精神,可反映考生的思想水平、情操、理想乃至爱好,选材范围广,出题无偏题离题之虞,又限以‘我的’,可避免套话、老话、大话、空话。这对于语文教学中局限于课本知识的做法,无异于敲了一记警钟。”

  这个强调个性的题目,却给阅卷带来了难度。考生之见解,千姿百态:金钱、书籍、草坪、阁楼,是财富;青春、健康、毅力、自信是财富,知识、经历、挫折、失败是财富,传统、音乐、微笑是财富。到底什么是财富?如何统一评分标准?阅卷进入第二天,进度仍无法加快。阅卷老师为此展开了争论。黄玉峰积极地为个性作文鼓吹:

  有同学写道:没有财富就是我的财富,因为没有财富,就促使我努力进取,取得比别人更大的成功。对于这样的文章,能说他跑题吗?

  有同学写道:邓小平是我的财富,我们经常说,邓小平是国家的财富,民族的财富,但如果他看过邓小平著作,把小平精神引入生活,你能说他离题吗?

  最后争论的结果是:朗朗乾坤,本无废物,各人有各人的财富,各人有各人的财富观,只要自圆其说,言之成理,真有体会,皆无不可。

不怕读书苦,就怕白辛苦?

  黄玉峰一向认为,“高考作文的主题,不外乎学习和做人。”而教育无非“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1997年的大作文《我看课外读物》,似乎让他看到了希望。

  这个题目激发出学生的倾诉欲望,在阅卷中,黄玉峰被深深打动了,他觉得有必要,把学生的心声告诉全社会。利用休息时间,他和一些老师摘录了闪烁在作文中的思想火花,整理后发表在《文汇报》上:

  ——高三并没有什么可怕,就怕高考一分之差。

  ——教改教改,叫了这么多年,但还是光叫不改。应试教育越演越烈,原因到底在哪里?

  ——读书是件苦事,我们不怕苦,怕的是白辛苦。

  ——读课外辅导书,真是让自己才出狼窝,又入虎穴。

  文章发表后,一石激起千层浪,黄玉峰和《文汇报》都收到很多来信,他们认为,学子的心声反映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乃至社会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是孩子们出给大人的试卷。

  如何答好这份试卷?这一年,黄玉峰在复旦附中成立了工作室。他是一个敢吃螃蟹的人。早在1990年,上海就围绕着“素质教育”启动了教改方案,黄玉峰也以一篇七千字长文《还我琅琅书声》启动语文教学改革。他认为语文教学的根本失误在于“不读书”,在于对语文支离破碎的分析,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学生到语言的海洋中,自己去体会人文精神,去学习运用语言的规律。于是,他探索素质教育的一切可行方式,让学生听讲座、泡书馆、看展览、赏文物、编刊物、练书法、学篆刻、看戏剧、演小品、游天下……

  偶然性下的悲剧

  在阅卷中,每当修正了一个阅卷标准,替一份卷子改了分数,黄玉峰就会很开心:也许这个学生没那几分,就要落榜了。有时对妻讲起此事,妻会说:吆,你又救了一个人啊!黄玉峰就会很感慨:哎,这世界的很多事情不可预测,偶然到你不知道每一刻,有人在帮你,有人在害你。

  在应试教育的影子下,偶然性似乎更多地意味着悲剧。阅卷多年,黄玉峰看多了悲剧,他帮不了所有的人,甚至最喜爱的学生。

  1997年7月,一个沈姓女生哭着打来电话,说考砸了,黄玉峰听了很是心酸。这个沈姓学生,语文是班上最好的,其作文一向是范文。但那年高考,她的作文得分不及格。之后几年,又一个好学生黄修毅,也遭此厄运。这个自信的学生,复习迎考时还在看《万象》、《读书》。高考时,他写了一篇精彩的文章,但是得分很差。后来,黄修毅凭记忆把作文重抄一份。在黄玉峰眼里,这篇作文写得深刻,能得60分,最起码50分,但算下来只有20多分。已不阅卷的黄玉峰把作文寄给阅卷组领导,对方只能表示遗憾:这篇作文太深刻了,也许阅卷老师看不懂……

  这样优秀的学生,为什么会有如此遭遇?如何消除偶然,保证阅卷的公正?黄玉峰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建议:

  ●阅卷老师必须进行资格认定,要组织一批相对稳定、水平较高的阅卷队伍。

  ●必须在阅卷前进行充分磨合。若对考生在答题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还未摸透,就匆匆批改,必会造成误差,同一篇作文在不同的人手里差距几分乃至十几分是常事。

  ●保证阅卷时间。为节省开支,往往把阅卷时间定得很紧很死,到最后几天更有为赶进度而加快速度的……

  而在这些技术问题之外,悲剧的真正原因是什么?黄玉峰常说:“不以应试教育对应试,而以素质教育对应试。只要学生的素质真正提高了,他们对付考试的能力也不会差。”而爱徒的遭遇,似乎是高考给他的素质教育开了个玩笑。

  这些年,黄玉峰的教学改革,广受赞誉,也屡遭非议。他把老庄佛理、西方经典、时文佳作引入课堂,抛开了烦琐的讲解,代之以学生背诵、阅读、交流,辅以适当点拨。有人批评他的教学如“放羊”。他说“放羊”有何不好?如果是放到水泥地上,那羊只能饿死;但如果领到水草丰茂处,羊自会吃得肥肥的。

  对于爱徒的遭遇,黄玉峰说:分数无法改变,但他们的命运迟早是可以挽回的,他们受过的素质教育,在将来的社会上,终会显出优势。

  不阅卷已多年

  四壁字画,书籍盈架;壁上猛虎图,不怒自威;清人孙星衍的对联墨迹酣畅:“莫放春秋佳日过,最难风雨故人来”。2007年6月15日,上海高考阅卷还在进行中,黄玉峰端坐工作室,谈起阅卷如追忆似水年华。

  他不阅卷已多年。

  事先没有征兆。1998年7月,没人像往年那样,打电话通知他去阅卷,他打电话到有关方面,又打电话到复旦附中,处处在打马虎眼。

  黄玉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在他看来,不让他阅卷的原因,是自己不听话,年年阅卷,年年争吵,年年写文章,或评作文题目优劣,或呼吁教育改革,据说让有关方面很恼火。

  虽然不再阅卷,但黄玉峰还在关心着高考。每年拿到试卷,他还会做一遍,看看自己的答案和标准答案有没有出入。每年阅卷结束,几个徒弟会来家里谈论阅卷,一些阅卷的负责人也会打电话过来。虽不出门,他清楚每年的语文试卷争论点何在。

  十年了,黄玉峰还能记起从前的争论。十年间,他授课之余,著书立说,呼吁人文教育。他说,高考阅卷只是一时之事,素质教育是长远大业。这些年,高考命题虽无大变化,但教学方面确有进步,上海启动二期教改后,更加关注学生的个性、想象力,关注学生与世界的诗意相处。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08-8-28 14:38
聚焦黄玉峰
上海复旦附中语文特级教师黄玉峰研究资料、访谈实录类编
作者:wjf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144 更新时间: 2008-2-25 14:09:27

语文教学的
叛徒
我们决心做当今语文教学的叛徒
  上课听分析对答案,下课做习题,已经成了语文教学的基本模式。而这些分析和练习,无非就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把好端端的文章碎尸万段。读书人不读书,全成了习题人
   
我有一个想法,不以应试教育对应试,而以素质教育对应试。只要学生的素质真正提高了,他们对付考试的能力也不会差。
   
如果高中3年那么好的年龄,再全部投入到做一些无聊的习题里,听凭一些蹩脚的老师把已经嚼得毫无滋味的东西喂给他们,真是迫害他们!
   
学生们爱读书、会读书、将来养成终生与书为伴的习惯,我觉得,我的教学就成功了一半。    老师教的东西,最多就是一杯水、一桶水,为什么不让他们自己到大江大海里去游泳呢?
   
法乎其上,得乎其中,同学们就算不能完全领会也没关系,时间长了,他们的眼界和判断力就会不同。
   
语文要培养一个人的情操和独立的人格
——《中国青年报》2000 422
叛徒的足迹
19471月(旧历年底)一个大雪纷飞的 早晨,生于三味书屋西面五里的鉴湖街。中学六年在一所区重点度过。成绩优秀,长于理科,偏爱文科;爱好广泛,诗词书画,兼有涉趣。1965年,因成分问题未能如愿考进复旦大学新闻系,经调剂进了上海教育学院,成为一名师范生。1967年,就职于松江天马中学。1968年,被扣以反对伟大领袖之帽入狱两年。出狱后下放劳动改造;不久大病一场,迁延多年。病中博览群书,于后来的语文教学大有裨益。1982年入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进修。1986 年开始,一直任教于复旦大学附属中学。1990年,在对语文教学的反感与日俱增时,以一篇七千多字的文章《还我琅琅书声》正式启动语文教学改革。
——《中学语文教学》2001年第6期
叛徒的声音
《还我琅琅书声》——《语文学习》1992年第12期语文教学中的背诵”“记忆问题再认识》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8期。《但开风气不为师》(张蕾访谈黄玉峰)                —— 《中学语文教学》2000年第4《高考能以写作为主吗》(高万祥与黄玉峰的通信)                ——《中学语文教学》2000年第6叛徒的足迹》——《中学语文教学》2001年第6《阅读分析走火入魔》——《南方周末》200167  杂文多篇散见于各大报刊(《新民晚报》、《文汇报》等。)
叛徒的业绩
1988.10
参编《说话的技巧》 (文科《十万个为什么》丛书之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5
主编《阿爸教作文》——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
上海电视台《诗情画意》节目总策划、总编。1996.2
主编《阿爸教现代科技》——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主编《怎样写好高考作文》——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5
主编《诗情画意》——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11
主编《阿爸教做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11
主编《高中语文怎样学》——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1999.11
主编《阿爸教读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5
主编《东方情商》——复旦大学出版社


——《语文教学通讯》200019
学生说黄玉峰
施毅(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如是说在中学读书时,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会考上戏。是黄老师把我引上了戏剧这条路。我们那时排过戏剧、演过小品,这一切令人着迷,我由此发现了戏剧的魅力,并选择她作为自己终身事业。黄老师就是这样,他会把你当时不以为意的事情变得对你非常重要。 薛倚廷(复旦大学经济系)如是说如果用一个词概括黄老师,那就是叛逆。所有陶冶性情的事,黄老师都会去做;所有机械训练,黄老师一概拒斥。黄老师教语文,重在引路,铺得很开,涉及人文学科得各个领域。黄老师的每一个学生都会谨记这句话: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
——拜访黄玉峰先生之日,巧遇他昔日的两个学生,遂得以了解学生眼里的黄老师。
妻子说黄玉峰
黄玉峰为了他的追求投入了太多太多,时间、精力、金钱……我知道他是个干事情的人,从来不去阻挠他,而是尽量支持:学生三五成群来了,我乐于下厨做饭招待;哪个学生家里困难,或者黄玉峰要为学生办事,我也二话不说往外掏钱;他手头实在有忙不过来的事,我能帮则帮……这些都算不上什么。最让人无法忍受的是:他几乎每年都带学生出去活动,他一个人要照管几十个孩子,实在让人担心。现在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万一有个什么闪失,怎么向家长交代?所以,每次他带学生外出,我就睡不好觉;有些家长还会半夜打电话过来询问他们的情况。一定要等他们一个不少的回来,你才能安心……
——黄师母一看就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是成功者背后的默默支持者。
朋友说黄玉峰
(黄)玉峰本身就是一部内涵丰富的书,一本语文教学圈内人士必读的书。他的确很特别。他的语言表达形象、幽默,极富亲和力,真诚快速的声音能让书面的文字一个个活蹦起来;他思想大胆,但不失严谨;他性格孤傲但不离群;他讲求实际但不庸俗。他最最吸引人的还是他一介书生的本色。他的书法,一如其人,以卓越的灵性系之,境界自然瑰丽;他的画卷,一如其人,以坚强的魂魄铸之,境界自然雄健;他的著述,一如其人,以丰富的人生育人,见解自然丰厚。读书、舞文、弄墨、教书、育人构成了他作为一个语文教师的全部人生。语文教育对玉峰来说早已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或职业,而是一种欲罢不能的生活方式、生存状态和历久弥坚的人生信念。一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

——《解读黄玉峰》高万祥    丁学东黄玉峰的魅力是无法抗拒的。这种魅力不仅表现在他那张透着质朴憨厚、永远充满着活力与热情的与年龄不相符的笑脸上,更体现在对语文事业的苦苦追求和对学生深深的爱上。他和学生的那份挚诚时时感动着我……——《但开风气不为师》  张蕾
                          黄玉峰说黄玉峰
我是一个在教学第一线的极普通的教师,并将永远在第一线——只要还未退休。我带着两个班、校文学社、一个书法小组,还有做不完的杂事。凡有利于学生人文素质提高的,我都尝试着去做。听讲座、泡书馆、看展览、赏文物、任记者、编刊物、练书法、学篆刻、看戏剧、演小品、游天下,凡我能做到的,我都尽可能去做。教法从根本上讲是学法。教是为了学。我的教法没任何新意,也没有什么理论,无非是精读博览。如果要说什么流派,那就叫归真返璞派。正如龚定庵说的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我不赞成灵魂工程师的说法,也不愿做红烛,更不是一桶水,我只想做学生的朋友、向导、同学,与学生一起成长。我深感学养不够。我希望能继续充实自己,我不想与人争谁是谁非,我只是想把语文教学改革进行下去。——《但开风气不为先》(《中学语文教学》2000年第4期)


黄玉峰说教学
有人批评我的课堂教学是放羊式;放羊有什么不好?这要看把羊放到什么地方。如果是放到水泥地上,那羊只能饿死;但如果是领到水草丰茂的原野上,羊自己就能吃得肥肥的。我有时也灌注也没什么不好。教师把自己读书所得,有激情地灌个给学生,学生在很短时间内领悟到一些什么,为什么不可以?在所有能力中,记忆力是最基本最重要的能力。强化记忆力最基本的办法是诵读。诵读不仅为了积累,为了形成语感,而且也是为了训练记忆力。有了好的记忆力,受用终生。语文不能只讲语言文字,必须包容文史哲乃至科学艺术等等,离开这些内容,语文就失去了存在价值。人们往往觉得语文课时少,抓紧时间讲深讲透还来不及,怎么还能让学生自己看?这是一种误解。越是时间紧,越是浪费不起,越不能由老师一味喋喋不休。书要自己读,别人是不能代替的。好的老师的作用在指导、点拨。 黄玉峰说教改
我既然认为语文教学的根本失误在不读书,那么,纠正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好好读书。在读书的过程中,体会人文精神,学习运用语言文字的规律。也就是说,把学生带到语言的海洋中去,让他们自己弄潮击水,学会游泳。我的改革实践主要是从教材教法两方面进行的。我首先是把那些平庸之作剔除掉,同时增添大量名家名篇,引导学生阅读经典,走近大师。在教法上,我也有所突破。所谓教法,其实就是学法。我的原则是以学生活动为主,把课堂还给学生。课堂上,我较多地让学生自己读书,一堂课,我讲的时间不超过三分之一。每周还有一两节阅读课让学生到阅览室自学,有计划开书目让他们读。学生读有所获、学有所得后,再上台谈体会、交流,如同开记者招待会。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进行文化学旅,也是我班得一大特色。通过旅游,同学们与古人、名人、伟人得距离拉近了,对他们得诗文著述有了直接具体得感受。人好象一下子长大了,懂事了。我的教改当然遇到了很多阻力。对此,我是有思想准备的。我信奉举世毁之而不加沮,我不会后悔。应该看到,只要你认真地在做、在改,学生、家长、学校总是会理解你的,只要学生水平真正在提高,你到底是会受欢迎的。
黄玉峰说教师
教师除了要好读书,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教学水平,更要紧的是要有人格魅力,不要跪着教书,而要堂堂正正站在三尺讲台上,活得象个人。教师还要有眼光和魄力,不断向学生推荐当代的精品。应试教育不但害了学生,也害了教师。教师丧失了个性与主动性,成了做习题得机器。改革对教师自然也是一项挑战。教师有一个角色转换过程,从一个知识点得贩卖者变成一个引路人,要给学生分析讲解、推荐书目、指导阅读、点拨启发、修改论文,不但要有广博的学问,更要有人格的力量。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带了三年的学生,言谈举止、思维方式会跟自己很像。可见,教师自己就是一本教科书,学生翻阅三年,自然深受影响。要承认我们不如学生,我们要不断地同他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教师只有保持自身的开放性,才不致枯竭和落伍,才有资格为人师。
黄玉峰说学生
可怜我们的孩子天天在分析研究为何吃饭里有什么营养成分,可就是没有真正扒几口!无怪乎到头来个个面黄肌瘦,营养不良,偶尔有几个稍稍健壮的,也是得益于课外,自己吃的。学生思想很活跃,记忆力很强。不要扼杀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禁锢他们的个性。两年多时间里,学生一般读熟背诵了几十篇文章、几百首诗篇,看了几十本书,俨然以读书人自居了。把学生培养成爱买书、会买书的人,这将使他们受益终生。学生的阅读潜力不可小觑。不要担心他们读不懂而迁就他们的阅读兴趣。要让他们深刻,他们也完全可以深刻。学生的习作应该有一块发表园地。有了这一园地,既可以促进学生读书写作,又可以把他们的成果积淀下来。学生每办一期《读书做人》,在读写与做人上真的能够上一个新台阶。爱学生,与他们做朋友,你会从他们身上获得很多,并反过来促进自我的完善。
黄玉峰说读书
语言不只是思维和交流的工具,更是人的生存方式。语文活动是人的生命活动。真正的阅读,是与作者心灵的对话。这个对话交流过程,实际上就是文化传递、精神传递的过程。阅读必须要有一定的量。积累了一定的量,学生会有融会贯通豁然开朗之感。阅读量没有限制,凡有兴趣的都可读。博览是精读的扩展,有了精读,博览才更有效;有了博览,精读才不狭隘,才谈得上阅读一定要法乎其上。培根说:凡有所读,皆成性格。读什么。读多少,对形成人格,真正提高语文水平至关重要。给学生推荐的书,自己一定要事先读过;引学生入门读书,要用自己的阅读体验来示范,让学生感到: 哦,书,原来可以这样读!我自己爱读的书有:《海的女儿》、《悲惨世界》、《约翰.克里斯朵夫》、《简爱》等;我偏好读中国古典诗文,《论语》、《庄子》、苏东坡常读常新;而近代,鲁迅对我的影响最大,他是我的同乡,我是他的同志。

黄玉峰说做人
做人,这两个字是那么沉重,任何人都回避不了。人生在世,就是做人一世。无论你是叱咤风云的英雄还是腰缠万贯的富翁;是学富五车的泰斗还是一介平民,你都得一天一天地做人我曾经诚恳地待人,却被人误解;我曾经真诚地做事,却遭人陷害;我曾经真心地说话,却被人歪曲。但我还是那样诚恳地、真诚地、真心地待人、做事、说话。我始终相信,只要待人以真,总有一天会为人们所理解的。要客观评价一个人,不能看他对你怎样,而应当看他对别人怎样。或许他对你有意见,但你不能因此对他有偏见。
黄玉峰说韩寒
韩寒在文学上的确是有才华的,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韩寒的狂傲是令许多人难以接受的,这也是事实。但对他过多的责难却是不应该的。尤其是我们做师长的,更应该从保护他的角度提醒他、引导他,毕竟,他还是个孩子。我曾经跟他面谈过,把我想说的都跟他说了,也许,当时他不能接受,但相信他经过生活的历练后,会达成部分的认同的。应该允许像韩寒这样个性张扬的学生出现,不能先想到遏制。他们还没有定型呢。媒体的过分炒作,不是在造就他,而是在戕害他,这一点也应该看清。
黄玉峰说“痛苦”
我的学生上了大学还经常要到我家里坐坐,跟我诉诉苦。有个学生甚至开玩笑说是我害了他们 ——在高中被黄老师带入理想主义的云端,进了大学却处处与冰冷的现实对撞,非常痛苦。我说,让他们感到痛苦就是我的目的。如果他们对一切都看得惯,没有丝毫痛苦,那才糟糕呢。没有痛苦哪来思考?没有痛苦哪来思想?没有独立思考和自由思想的青年还有什么希望可言?







——附——

黄玉峰访谈之缘起
黄玉峰这三个字进入我的视野,正值我当了三年高中语文教师、激情和热血已然耗尽、焦灼与无奈痛蜇我心之时。如果没有他的复旦附中文科试点班的辉煌,没有他用读书、作文与做人救治语文教学的炫人的成功,或许,我早已是一度被我诅咒的语文教学的顺民了。我庆幸自己及时发现了这座精神的灯塔,我清楚地意识到,我的语文教学自此将重燃激情。从教六年后入华东师大深造,有幸走进精神导师所在的城市;一门语文教改实践研究的课程促使我毅然选择心中的大师——黄玉峰作为研究的对象。拜访之前,恐其冒昧,先修书一封,投石问路。先生立即回信,其情之诚挚,令人深为感动。遂于爽秋十月的一个周末,做了一回和园访客

黄玉峰访谈之后记一个背靠几部有影响的大书、文章频频露面与全国各大报刊、在网上一搜索就跳出几百个网页的媒体热点人物,有足以傲人之资,足以拒人之理。然而,登门拜访时,他回应你的却是坦诚、率真、热情和谦逊。怀揣着疑虑与忐忑而去,携带着勇气和信念而归。像一个终于来到了麦加圣地的跋涉者,我心中的幸福感难以言说。此行的收获,足以受用终身。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 既壮周旋杂痴黠,童心来复梦中身。
——黄老师将他钟爱的这首龚自珍诗题赠予我,勉励我为语文教育而保持一颗童心、爱心与真心。我会牢牢记取并永远珍藏的。



文人、真人、高人          ——我看黄玉峰
文人
“通书千遍以上,万卷以下,弘畅雅闲,审定文读,而以教授为人师者,通人也。抒其义旨,损椅其文句,而以上书奏记,或兴论立说,结连篇章者,文人鸿儒也。”——王充《论衡·超奇篇》
在王充看来,“文人”是超逾“以教授为人师者”的。黄玉峰先生虽为教师,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兴论立说,结连篇章”的文人,他的身上具有中国传统文人特有的禀赋和雅趣:吟诗缀文,自成体式;挥毫泼墨,独具风骨;书斋静坐,思古忧今;悠游天下,逸兴横飞……
这样一个个性色彩极为丰富的文人,一座应有尽有的文化宝窟,一部大语文的鲜活教材,放在一群求知欲正强的学生面前,他们岂有不去翻阅、探究、效习之理?于是,黄老师读书,他们也读;黄老师写作,他们也写;黄老师戏墨篆刻、赏玩文物、指点江山,他们都一一随之、求之、乐之……经年累月,熏陶移化,一个个书卷气十足的“小文人”就这样“拷贝”出来了。
黄玉峰先生无疑是一位成功的语文教师。他的成功,正是因为他以“文人”的姿态而不是以“语文教师”的姿态介入到语文教学中的。有人因此而称他为语文教学的“叛徒”、一个“特立独行者”,其实,他恰恰是洞明了语文学习的真谛而坚定地走在语文教学的正途上的“返朴归真”者,他反叛的是被技术主义异化了的语文教学,他痛斥的是悖离人文本质的机械训练。他用自己的经历和体验告诉我们:语文老师,只有升格为兼有学者之“识见”与诗人之“才情”的“文人”,才可能执语文教学的“牛耳”。

真人

何谓真人?应当是洗却了一切的矫饰、坚守住灵魂的澄澈的人;是始终视人格独立与个体尊严为生命的人。黄玉峰就是这样,他的坦率能令你的心灵完全放松,哪怕你是第一次与他接触,你的心会不由自主向他贴近;哪怕你平时讷讷不善言,他也会让你畅然表达。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话语是朴素的,践行却是艰难的。做真人,曾令黄玉峰先生吃尽了苦头;当然,也终于让他尝到了事业成功的甘甜。
因为他是真人,真人的眼里容不下沙子,于是,他对教材进行大刀阔斧的删削,唯庸文之务去,保留有真价值的经典滋养学生;因为他是真人,真人总是慧眼独具,于是,一大批闪耀着知性与灵性的精品得以进入学生们的视界;因为他是真人,真人的读写总有独到的体悟与见识,于是,关于怎样读写,学生们得到了最直观的引领;因为他是真人,真人的为人处世自有他的超拔不群,于是,关于率真、关于认真、关于求真,学生们获得了最圆满的注解……
真,是心与心的直通车。黄玉峰先生为学生们付出了全部的爱心,他也赢得了学子们的颗颗真心。逢节假日,黄玉峰先生家学生蜂至,门庭若市;来不了的通过电话传递真情(电话铃响之频繁,非笔者亲见,实难置信)。已经上了几年大学的学生,也常愿意到黄老师家坐坐,聊聊自己的喜怒哀乐,他们之间已经超乎一般的师生情,几乎上升为感人而恒久的亲情。
以真人为师,学生何幸!学生从黄老师那里得到的是一笔受用不尽的财富——“吹尽黄沙求真金”的眼光与魄力;“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的信念与追求;“爱人以真,待人以诚”的襟怀与风格……
愿黄老师的学生携着“真”之火种,走向四方,走向未来,终成燎原之势。

高人
但凡高人,大约可分出两种境界:一种高山仰止,令人望而生畏;一种虚怀若谷,使人不可抗拒地向他走近,沐泽其思想的甘霖。黄玉峰先生就属于后一种。他没有一大套让人如坠云里雾里的高论,有的只是简简单单的“读书”二字真言;他没有事先为自己的教改造足声势,而是一下子找准切入点,一头扎进去,踏踏实实干出实绩,让横空出世的教改成果吸引媒体的注意。
高人自有高人的超凡脱俗。当所有教师将自己的目光锁定在考试成绩上时,他不屑为之,而是将学生带进文本构筑的人文殿堂,亲近大师,提升品位与素质——事实证明,素质高了,什么样的考试都不在话下!
高人不会去搞机械的技巧训练,而致力于厚实学生的文化底蕴;高人不会只盯住学生的分数,而全力铸育学生的自信心;高人不会满足于让学生枯坐攻读,而是直接让学生与专家、教授会晤,提高学生的眼界与旨趣;高人不把传授知识作为教育的终极目标,而是超越知识,走向智慧;高人不仅重视吸纳,更重唤醒与表达;高人不仅给学生补脑,更重视“补心”;高人不让学生成为别人,而成为他自己……
高人的学生当然不凡:大型作文竞赛屡摘桂冠、论文答辩语惊四座、名牌大学免试直升……
学生高飞远走了,老师责任已尽,完全可以撒手不管了。然而,高人不把学生毕业离校作为教育的终点,而是跟踪学生的后续发展;高人的目光一直追随着学生的足迹,为学生的终身成长运筹谋划……

真性情、深学养、高见识、多才艺、宽胸怀、美人格、勤读写、慎思虑、广见闻……如此昂藏大气的一个人,无论用怎样的语词来概括都显得拙劣。然而,如果他的宏辉因我的愚钝和怠惰而不得光耀他者之眼,实在是一种罪过。于是,决定让盘旋于胸中多日、但还远不能达意的文字着陆。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08-8-28 14:45
标题: 葛红兵/博文[转]
收到黄玉峰先生新作《说苏轼》。
黄玉峰先生是位了不起的语文专家。他认为语文教学要“归真返朴,走向传统”。学生读,老师也读,所谓语文基础,就是读了多少,记了多少,领悟了多少,表达得怎么样,而不是专门研究某一语言现象到底是属于哪一个知识点的伪本领。他每周六节语文课,一节到图书馆泛读,一节练笔,其余四节大部分时间由学生自己看、 背、抄,作文教学他基本不命题,让学生写随感、写读书笔记、写课题报告和研究论文……
这些都是我及其欣赏的。我也曾经在中学教书,也做过不少的探索,我完全赞同他,所谓语文教学就是让学生多读,所谓作文,就是让学生自由表达。这里有很多方法可以尝试。
他虽然对那种掉书袋的讲法不喜欢,但是,他自己钻研起来却是非常掉书袋的,我亲耳听他跟一位古典文学教授抠字眼,一个字一个字地切磋、质询、探问。
他的《说苏轼》是他在文化中国演讲的讲稿。分为“苏轼人生”、“苏轼轶事”、“苏轼诗词”、“苏轼短文”、“苏轼哲言”、“苏轼生平扫描”等6部分。
黄玉峰还是性情中人。一手好字,让我佩服。他说苏轼,自然更有个性情在,文和字,对苏轼都有理解。说人,功夫就在那个“性情”二字。
黄玉峰用李方叔的话来概括苏轼:“道大不容,才高为累!”自然,从大处,他是完全地把苏轼的“道”、“才”说得到位且生动的。
而我还看重黄玉峰对苏轼人生之“趣”--这个趣里到处了苏轼的性情。比如,他说到苏轼的超脱,是从“吃”来写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写苏轼如何吃羊脊骨,吃菜羹、山芋羹……
看似写这些都是闲笔,其实理解一个诗人和他的诗,对这些细节的领会都是很有价值的--它可以让我们悟到一个作家、一个诗人的内心的真境界。
黄玉峰当然不仅仅是把这些当作有趣的材料来用,而是用来解读苏轼作品的内在机理。比如,他对苏轼被贬黄州时期作品中出现大量“我”这个字眼的解释,从对苏轼人生境遇的体解,他认为苏轼这个时期遇到了“我是谁”的困惑,反思自我,对自我进行人生哲学意义上的思考,认识人生和生命,这些导致苏轼诗歌中出现大量的“我”字。这个解释是让人茅塞顿开的。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08-8-28 14:48
2007-11-16 | 黄玉峰老师墨宝:临江仙六子六绝句(一) [img=http://js2.pp.sohu.com.cn/ppp/blog/styles_ppp/images/btn_share_s2.gif]分享[/img]



标签: 乙平  黄玉峰  墨宝  绝句  

  (黄玉峰书/虫子摄影/乙平诗)
临江仙六子六绝句
其一
外山河日月浮,
中花卉易荣枯。
生解得此三昧,
闲看归去来兮图。
其二
身弥漫书生气,
趣天然得率真。
跃至今才不惑,
举杯豪饮压诸君。
其三
落西风亲古道,
依寂寞爱寒窗。
程展翅几千里,
畅饮高歌为我狂。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08-8-28 14:53
黄玉峰等:课内课外说语文——教改三人谈 上海 黄玉峰 赵志伟 商友敬
   教语文教育是通过“立言”去“立人”,要给学生更多的空间,让他们自己去感悟、思考
  黄玉峰:(复旦附中语文特级教师):古人说:“教亦多术”。教法不是只有一种,要根据不同的课文、不同的要求,以及教师学生不同的特点,选用不同的方法,不能搞形式主义,更不能做表面文章。现在强调的所谓“讲深讲透”,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因为教师的作用主要是引导,是点拨,是创设营造一个良好的语文学习氛围,要给学生更多的学习空间,让他们自己感悟、思考。我不赞成那些没有意义的“阅读分析”,那些教法往往把课文中的简单问题“分析”得复杂化;又把作者丰富的思想情感和文采风格“分析”得简单化、抽象化,使学生只记住老师“分析”出来的干巴巴几条,而丢掉了文本。
  我认为,语文课千万不要搞“标准答案”。“标准答案”会捆住学生的手脚,使他难以发挥。尼采说:“生命僵死之处,必有法则堆积。”不能要求什么都统一:统一教材、统一大纲、统一进度、统一教法、统一考试、统一阅卷。统一导致封闭,封闭导致僵化,最后使教师与学生的思想萎缩,人格委琐。
  教师在上课时要发扬教学民主,不要以“教师爷”的姿态出现,而应教学相长,与学生一起提高,互相交流。这是我追求的教学境界。
  赵志伟:(华东师范大学语文教学法副教授):现在中、小学出现的种种违背教学规律的做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教师本身完全明白语文该怎么教怎么学,但迫于形势,屈从于应试教育现状的压力,也不得不把学生赶到“题海”中去,以大量的机械式的“单项训练”(实际上其中有不少伪知识)来代替真正的语文教育。还有一种教师是真不懂该怎么教,于是手执一本教科书、一本教学参考书再加上几本练习册,在课堂上“依样画葫芦”,反正有“标准答案”在手上,足以“镇住”学生。
  教师在课堂上要大处着眼,要养成学生自己查工具书看注解的习惯,教师要适当地把作者及背景介绍给学生,这就是孟子所提倡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不要把好好的文章肢解得支离破碎,所谓“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教学中抽出其中的某一字某一句某一段加以赏析,目的在于领会全篇的精神情味。如果因为上次高考、中考考过这一类题目,就拼命让学生做几十道几百道这一类题目,那是十足的胶柱鼓瑟,对学生对自己都没有好处。
  商友敬:(上海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高级讲师):教育的目的是“立人”,语文教育的目的是通过“立言”来“立人”,即让学生在最好的语言环境中成长为一个有文化的人。语文教师的责任在于运用语文教材(即最优秀的语言作品)通过课堂和课外的教学,让学生茁壮成长。这就要教会他们读,多读,爱读,自觉地读,读成习惯,一天不读就不舒服;还要教会他们写,写心里话,写自己的意见,写成习惯,“情动于中”就要“形于言”,一天不写就不舒服。
  现在有不少学生怕读怕写,是读和写都不得其法,究其原因是老师教而不得其法。要教学法生多读书,进入到里面去体味,而不是站在外面“分析”,所谓“沉浸醲郁,含英咀华”。要教学生多表述,说心里话,而不是门面话;写出自己的见识,而不是八股文章。这就需要老师先作出榜样,用自己的读和写来引发学生的读和写。
  学 中小学生重在积累,积累就是多读经典之作   赵志伟:我非常同情现在的学生,每天从早晨6时关到下午5时,晚上作业还要做到11时,一点空闲都没有。但效率不是与时间成正比,有时甚至是成反比的家长、老师和学生一定要明白这一点,要用最少的时间完成学习任务,吸取真正的知识,而不是耗费时间精力于哪些无用的知识和虚假的技能。
  当代丹麦语言学家叶斯大林帕森说:“把孩子们投入到语言的海洋”。注意,这不是语法练习的“题海”,而是古今中外经典著作的海洋,让他们在典范性的语言海洋里漫游。我们的父辈祖辈,为什么能出口成章,下笔成文,即使没有念几年书,写出的文章至少也能文从字顺。什么原因?读得多,读的全是经典之作。如果只读现在这薄薄的一本课本是绝对不可能成才的。
  黄玉峰:小学生和初中生重在积累。要积累就必须多读,有些名篇要熟读成诵。不断地积累,“使其言如出我口,使其意如出我心”。在精读的过程中,会不知不觉地潜移默化,自己的情感得到冶炼,自己的言语也得到修整,这就如同写字一般,一本帖临摹久了,“入骨”了。该读的读,该背的背,该抄的抄,这比那些不着边际随心所欲的“分析”与机械式的“单项练习”有用得多。至于“泛读”,我的办法是结合课本给学生开一些经典书目篇目,还要介绍一些报刊杂志上的鲜活文章。
  高中学生更要把他们引向社会,读好社会这本“大书”。我的做法是引导他们听讲座,逛书店,泡图书馆,看展览,练书法,学篆刻,赏文物,观话剧,演小品,吟诗词,作演说,编刊物,作采访,乃至组织旅游,直接进入山水和人文景观之中。总之要引进时代的“活水”,观察时代的“风云”。兴趣是可以培养的,有了兴趣就能形成习惯;形成习惯,他们就会自己去追求了,“好学深思”四个字能成为他们的性格,有了独立的思想和开放的精神,这就是成功的教育。
  商友敬:学习语文是“三分课内,七分课外”,课内向课外辐射,课外向课内集中,互相作用,相得益彰。要造成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局面。要努力营造一种平等而宽松的学习风气,人人都可以质疑问难而不必有所顾忌。教研室内教师之间形成一种读书风气,就可以影响学生的读书风气与兴趣。孔夫子说:“君子之德,风”。在读书方面,教师要使出榜样。讲台上站的是“读书人”,是“学者”,还怕学生们不好好读书吗?”
  要引导学生自觉地写文章,从日记写起。写文章可以拓展学生的眼界、心胸和笔墨,养成发表意见的习惯,同时也会整理自己的思想,而不仅仅是为了应付考场上的作文。
  考 考试是“临竿一跃”,考什么却大有讲究。新型的、多样的考试呼之欲出   黄玉峰:考和教的目的一样,都是为了学生学得更好。但是现在异化了,“考”成了唯一的目的,学是为了考,教也是为了考。老师教书成为指导学生如何应付考试。尤其是毕业班的老师,不是教语文,而是“教考语文”;甚至非毕业班的教师,也提前“磨刀霍霍”,准备把学生赶向考场。
  我主张要考“三个多少”和“两个怎么样”。即:读了多少?背了多少?懂了多少?文章写得怎么样?字写得怎么样?我以为这样不但有利于促进人才的健康成长。为此,我向有关领导部门建议:要打破统一的高考模式,不拘一格选人才。最后我所教的复旦附中文科加强班,将举行一次学生论文答辩会,邀请北大、清华、复旦、华东师大、上海师大,上海作协等单位的教授、专家来评审,面对面地考一考他们。这样考试的可信度高,可以更好地促进学习,也可以让大学直接选拔人才。
  赵志伟:我们不能把语文教育中出现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考试“指挥棒”。譬如跳高,测试的是你在横杆前的一跃,而你的体能和技巧却是长期锻炼的结果。
  考试的公平准确表现在试卷的“信度”和“效度”上,所谓信度就是题目准确无误,效度就是真正测出学生的水平。我认为还要加一点,即老师不看标准答案自己也会做。
  要改革考试,首先把小学、初中、高中的层次分清,采用不同的题型,不能都考“阅读分析”。小学侧重背诵、默写、词汇的积累和应用;初中可考一些“阅读理解”(而不是分析),通过考试引导他们去读经典名著;高中应该引导他们把“读书”和“作文”结合起来。高中的文言文考试侧重实词、标点和翻译,少考语法。王力先生多次说:学习文言文最重要的是词汇而不是语法。
  商友敬:考试有两种:一种是为选拔人才而考,如高考、中考;一种是为促进教学而考,如平时的期中考期末考。高考、中考当然可以统一命题,但也不能过僵过死,要让考生人人都能显示真水平。平日的考试应该由教师自己命题,这是对教师的尊重和信任。现在所谓“教考分离”,在教师和学生之间插入“第三者”,实际上是在考教师,使教师十分被动,使学生对教师心怀疑团,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不利于优化教学环境。
  从语文课的特点看,平日考试可采用口试的形式,从他的语气中可以听出他对文章的理解程度。近代大诗人陈衍(钱钟书的老师)小时候读《孟子》,他的父亲听他读出一股气势来,十分高兴,说是读懂了。老师要在学生读书时语气的抑扬顿挫和轻重徐疾中听出他的理解程度,然后问他几个问题。当然,作文也不可少。作文的评价标准应为:文从字顺思路通畅者及格;能发表自己的见解言之成理者,加一等;有文采,有真情,想象力丰富者,再加一等;说空话、套话、假话者,不及格;抄背《作文选》,不给分。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08-8-28 14:56
黄玉峰撰《诗书画的巧妙结合——读喻蘅先生的《诗书画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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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6-03 作者:黄玉峰

        近年来文艺界有一种奇谈怪论,把中国的文人画说得一钱不值。把诗书画结缘说成是借诗歌书法以补绘画之无能。“徐渭骂罢骂八大”,仿佛只有否定了这一切,才算绘画的正宗。在我看来,诗书画结缘正是中国画的特色。人们将“秦砖汉瓦”视为国宝,却要把“诗书画结缘”这个宝扔掉,这真是糊涂得可以。我们的祖先早就认识到诗和画之间的关系,提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理论。以后又发展为题画诗这一形式。题画诗这一形式极大地开拓了中国画的创作领域,丰富、提高和深化了它的内涵。喻蘅先生的题画诗,就是其中的典范,把诗书画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匠心独运,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我们可以用新、真、诚、蕴、活、趣六个字来概括喻老诗的特点。

       首先是新。读他的诗总有一种出人意料的新鲜感。因此而得到名家的公认。1991年园林学大师陈从周(梓翁)为喻之专著《艺文随笔》作序,赞许他的诗说:“我平时不大喜欢时人自编的诗集,但喻诗选本却吸引了我,竟夕读毕,感到警拔婉洽,思新韵雅,一扫时下诗坛习见的馊气。”出于对喻老诗词书法的喜爱,以后凡遇有新建亭榭楼台请梓翁题匾额、写对联、作诗词的,他都推荐喻老。如富阳建“依绿园”,引山泉入园中“借山楼”前小池,建桥、亭于池上,亭名“来音”,梓翁嘱撰楹联,喻老一挥而就:“一涧谷音飞冷翠;满楼山色借遥青。”人皆称绝。

       求真是喻老诗词的又一特点,他的诗几乎每一首都是真情的流露,绝不说假话、大话、套话。历来为书画文物题跋,作者往往怀有偏见,随意臧否,或虚词赞饰,或谰言否定,名不符实,贻误后人。总之是缺少自己的东西,缺少真情真意,而喻老的诗恰恰既抒真情,又求真意。这里单举一例,以说明求真意之一斑。

       西泠石伽父子山水墨竹遗作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家属邀请其生前好友为题诗点评,喻老承应三十余幅的题诗任务。其中有二伽的《万里长城组画》,喻老欣然题了八首,每一首都自出机杼,绝不人云亦云。历来诗人画家皆歌颂长城为中华民族精神之体现,而喻老却不同意,他根据史实,题咏说:“二伽采墨筑长城,画出中华忧患情。仿佛苍崖云树里,连山号角沸边声。”他认为只有“百族骈阗成一统,九州同庆太平春”才是真正解决民族矛盾的出路。这实际上是对长城作用的公正评价。

       “诚”是一种平等的态度,在诗里,喻老总是亲切地与读者交流。他既欣赏他人作品中的意蕴,也批评他人书画中的缺点,勇于正视自己创作中的瑕疵。喻老早年临夏圭《长江万里图》,自觉与夏老金边银角的水平相去甚远,就在题诗中自嘲:“银角金边马夏殊,剪波何靳费工夫?倘经醉客朦胧眼,也是将军金碧图。”意思是如果将自己的作品让喝醉酒的人看,才会被误认为是像唐代金碧山水画家李思训将军的佳作哩。这种自我调侃,可见其至诚之心。

       “蕴”是诗中内涵之美的表露。明人谢榛在《四溟诗话》中曾论及诗中点景与写情的难易,他认为唐诗在这两方面优于宋诗的原因,“在于能发情景之蕴,以至极致”,喻老诗中的蕴味,即是如此。他有一组《庐山杂诗》让人拍案叫绝。比如第四首:“芦湖行馆是耶非?四面轩窗坐翠微。为恐啁啾惊法架,至今山鸟畏低飞。”短短二十八字,把庐山会议斗争之激烈以及对后世所造成的影响,表达得含蓄蕴藉却又淋漓尽致。

       喻老的诗还有一个特点是“活”。尤其在题画诗中,往往把无生命的物事,赋予生命。让古代的人物复活,超越时空,与之进行有趣的对话。比如,有位名画家到富阳鹳山,画了《春江烟雨》,请喻老题诗,喻老稍一沉吟,即题三首。其中一首是:“风急天高浪作堆,顽云抱雨尚霏霏。黄公 笠今何在?为写他山久未归。”元代山水画大师黄公望曾画《富春山居图》而成为画坛泰斗。喻老在诗里猜度,也许他至今还在外地搜寻画稿,好久未回到富春山来吧。这种联想,使画面顿然生机盎然。

       喻老的题画诗,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趣”,无论什么画到他笔下,都能点铁成金,趣味无穷。一次陈从周先生为友人画册页,其中一页画了两只葫芦,构图雷同,自己觉得画得不好,便题“依样”二字自嘲,叫人送与喻老题诗,声明要“幽默”一点,喻老挥毫,立成七绝一首:“两个葫芦不画三,先生谜底我能参,大锅饭好年年吃,依样葫芦已不凡。”借葫芦之雷同,讽刺吃大锅饭的现实。这样一来,两个无意雷同的葫芦,反成了有心创作的意境。

       喻老喜画墨竹,又擅画山水。他的墨竹师法乡先贤郑燮,又曾向石伽老人请益,而自成一格。他的山水继承黄宾虹,层层渲染,既有水墨画的笔致,又有油画的意蕴,特别耐人寻味。

       喻老的书法是原汁原味的王圣教,隽秀挺拔。然而近年来,更为随心所欲,更为老辣,呈现出沧桑感。他的书法已与墨竹、山水融为一体,达到“通会之际,人书俱老”的境界。

       喻老还擅篆刻,可惜因年迈,已封刀多年。

       喻老集诗书画印于一身,如今将这些成果以《诗书画缘》的形式影印出版,我想这对于青年一代无疑是一个示范,对于那种奇谈怪论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回答。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08-8-28 15:02
转 :中国语文人物*苏步青教授给于漪题赠为"硕学为师,洁身作范"。
    *七十年代末,于漪老师上《海燕》公开课在电视直播时,大上海万人空巷,不是虚言。大家纷纷争睹于老师上课时的风采。
  *朱永新先生称姜广平为当代中国教育写作第一人,姜亦以此自慰。
  *姜广平云,于漪、钱梦龙、魏书生这些人都竟然不是中文科班出身,但却成了这一行业里的大腕人物,实在值得人们替那些正牌的中文出身的人遗憾。
  *李海林说 黄玉峰,以民主与科学为自己的教育理念,有着青年人的纯真、率直甚至天真;李镇西称他为“五四青年”——“五四”者,乃“五十四岁”之简称也。不过,八年过去,斯人已六十有二了,尚不愧此称号,实属难得。
  * 峰长着一副“庄稼汉”的模样(周一培语)。
  *黄玉峰对时下“不损皮不损骨”语文课,用二十字加以描绘:“学生不读书,老师多演戏,悠悠十二载,腹中空如洗。 ”
  *黄玉峰老师语文功底厚实,读书涉及文、史、哲诸领域,而且书法、中国绘画及篆刻艺术皆有一定造诣。
  *钱梦龙从小智力平平,生性顽皮,不爱学习,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已创下了三次留级的“记录”。老师送给他的评语是“聪明面孔笨肚肠”。五年级留级后,钱梦龙遇到一生难忘的好老师--武钟英。她把“聪明面孔笨肚肠”评语改为“天资聪颖好学生”。


作者:陈先福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08-8-28 15:07
不开风气非名师
____专访全国语文特级教师黄玉峰先生
    黄玉峰是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的语文教师。近年来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语文教学改革实践,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对他的改革,教育界议论纷纷,有的拍手叫好,有的在观望,也有的则不以为然。“我喜欢庄子的这句话:‘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让别人去说吧,我只管走自己的路。”──黄玉峰如是说。带着几分猎奇的心理,我们采访了黄玉峰老师。从外表看他不属于斯文的读书人,质朴、憨厚,阔嘴、大鼻、小眼睛,皮肤黑黑的。如果换上一身农民的打扮,往田头一站,便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农民了。黄老师似乎很欣赏自己的形象,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庄嘉翰”,“庄嘉翰”者,庄稼汉也。另外还有一个笔名叫“杜行霞”,“杜行霞”者,独行侠也。我们交谈时,他还拿出几方闲章给我看:“不与众驱”、“不和众嚣”、“宠辱不惊”,这一切,也许正是黄玉峰个性的写照。

    (一)

    ▲你是怎么想到进行教改实验的?

    ●我从小就喜爱语文这门学科。进师范读文科也是我自己的选择,对自己的职业,我是非常喜欢,可是前些年,我越来越感到自己不会教书了。根据考试的要求,无非是做做习题,对对答案,教师稍稍越雷池一步,就被说成“超纲”。教语文似乎只为了讲清一百多个知识点,其实这些“知识点”与语文基础,语文能力根本不是一回事。为了用这些“知识点”来解释课文,为了通过课文来讲清知识点,教师要花很大力气与学生一样做习题、备课。而那些标准答案,又根本不标准,就是让教师参加高考,成绩也不会比学生好。这个书可怎么教!受害更大的当然是学生,在精力极其旺盛、创造力极强的年龄,要他们大量做那些似是而非、味同嚼蜡的重复劳动,把他们的活跃的思维扼杀在一个“人造”的标准里,结果虽然花了很大的气力,却仍没有多少收获,到高中毕业,书没有读几本,连句子也写不通,至于高尚情操、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更是从何说起?
    出于对这种现象的极大的反感,我从九十年代初,进行探索。91年,我把自己的感受写成一篇题为《还我琅琅书声──兼论四十年来语文教学的失误》的七千字的长文。到处投寄,却未予理采,最后删削成三千字在《语文学习》1992年第12期上发表。在这篇文章中,我这样写道:“这就好比吃饭,整整十二年,可怜我们的孩子天天在分析研究为何‘吃饭',分析研究‘饭'里有什么营养成分,可就是没有真正地吃上几口!无怪乎到头来个个面黄饥瘦,营养不良,偶尔有几个稍稍健壮的,也是得益于课外,自己吃的。”“十二年中,浪费在肤浅的、架空的、重复的、主观臆测、自说自话的分析和训练之中的时间,实在太多太多了。──这就是中学语文教学的现状。”以后我又在上海《文汇报》、《新民晚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评语文教学的现状,提出改革的思路。与此同时,我便着手在自己所教的班级里进行教改实践。

    (二)
  
    ▲ 你是否能说说,你是怎么进行改革的?
  
    ● 我既然认为语文教学的根本失误在“不读书”,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还我琅琅书声”,“读书人要读书”。在读书的过程中,体会其中的人文精神,在读书的过程中,学习运用语言文字的某些规律,也就是说,把学生带到语言的海洋中去,带他们游泳,让他们自己弄潮击水,学会游泳。这个方法可以用一句现成的话来说,那就是“归真返朴,走向传统”。我特别欣赏“三味书屋”里的教学方法,学生在读,老师也在读,学生读“秩秩斯干,悠悠南山”,教师在读“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我觉得只有直接接触文本,才能体会到前人的思想、语言,才能提高自己的能力。所谓语文的基础,就是读了多少,记了多少,领悟了多少,表达得怎么样,而不是专门研究某一语言现象到底是属于哪一个知识点的伪本领。

    ▲你能不能谈得具体些?
  
    ●我的改革实践主要是从教材教法两个方面进行的。首先是教材,课本、课本,就是课堂教学之本,现行课本中很多内容并不是第一流的,很难引起学生的兴趣,更难打动人。我首先把那些平庸之作剔除掉。比如茅盾的《水浒中的人物与结构》,李一安《心中的大佛》等,同时增添了大量名家名篇,比如《论语》、《孟子》、《庄子》中的片断,《大学》全文,《滕王阁序》、《前赤壁赋》、《人间词话》等,也引进了近现代的如周作人、朱光潜的文章,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王小波的《一个独立特行的猪》等等,增添的原则,是与所教课文有关的,扩展开去。与课文并无关系,但对提高学生思想认识,兴趣能力有益的也有选择地引进。
    同时根据不同学生,开一些书目,让他们进一步地开拓视野,两年多时间里,学生一般都熟读背诵了几十篇文章,几百首诗篇,看几十本书。二年多的学习,他们俨然以“读书人”
自居了。现在,在重编教材,增加了大量中外古今的名篇, 称之为“新语文” 。我以为这样的做法非常及时。阅读一定要有一定的量。阅读一定要“法乎其上”。培根说:凡有所读皆成性格。可见,读什么,读多少,对他们形成人格,真正提高语文水平是至关重要的。
※※发表于凯迪网络http://www.cat898.com 猫言无忌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08-8-28 15:12
一、解释:先吃透教材,再超越教材
教学有三个基本要素:教师、教材和学生。教学的基本意义可以理解为教师引导学生学习教材。
教师究竟应该引导学生学习哪些教材?
在目前看来,这个问题似乎不用教师操心,因为学校已经为教师提供了教材。但是,教师如何理解和讲解教材,显示出教师的专业水平。优秀的教师往往对教材心领神会,缺乏经验的教师可能对教材无动于衷,还有一些既缺乏经验又缺乏责任心的教师则可能对教材持简单、轻率的态度:根本不理睬现有教材,完全凭自己的喜好另起炉灶。
这些教师之所以对现有教材持简单、轻率的态度,他们的依据可能是:教师应该参与“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或“教师成为课程研究者”。但是,这种简单、轻率的态度可能导致的后果是:现有教材被抛弃,教师只让学生学习一些简单的、无意义的资料。
这样看来,难道教师只能“执行”教材而不能“加工”教材吗?难道教师不应该“成为课程研究者”吗?难道教师不应该参与“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吗?
这是教师经常面对的一个难题。
其实,这是一个“假问题”。很多事情无法简单地采用“是”还是“不是”、“应该”或“不应该”、“要么……要么……”的办法来解决,那是“平面思维”。
“平面思维”容易提供“假问题”,大量的“真问题”往往隐含在“关系思维”而不是“平面思维”中。
这里的“关系思维”,就是寻找教师“执行”教材和教师“加工”教材之间的关系。教师“执行”教材和教师“超越”教材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才是一个“真问题”。
对于缺乏基本的课程经验的教师来说,他首先应该学会“执行”教材。而对于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课程经验的老师来说,他在“吃透”了教材之后,就可以“超越”教材。
“吃透”教材是教师超越教材的一个基本前提。如果教师无法吃透教材,就不要轻易地抛弃现有教材。如果教师已经吃透教材之后,就可以根据学生的需要和教师个人的学识超越教材。
接下来需要讨论的问题是:教师究竟应该如何超越教材?
我们先提供三个“超越教材”案例,然后提出相关的讨论。“超越教材”其实是一个教师参与“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的过程。所以,在讨论之后,我们提供了关于“教师怎样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的“拓展阅读”材料。

二、案例
下面提供三个案例:一是“不按教材顺序讲”的何文浩老师;二是黄玉峰老师的“反叛”;三是王泽钊老师的“新语文”。

案例1:调整教材:“不按教材顺序讲”[12]

何文浩老师是武汉外国语学校高中部的物理教师。有关何文浩的传奇有三:第一,课外不留作业;第二,他所教的学生全部考上大学,而且都是重点大学;第三,用人有术,顽石一块的学生经他调理能成玉。1996年,班里1/3学生考上北大、清华。学生们习惯称特级教师何文浩为“何特”。
何文浩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物理系,后在宜昌兴山农村中学教书20年。农村中学没有统一教材,他自己编写,自己刻钢板,自己印刷,每晚在油灯下刻苦。没有教具自己做,如起电机、避雷针等。后来有了教材,何文浩背书,高中三册书他熟知第几章有几节内容,具体内容在第几页。如“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在第二册课本第50页,同一内容在必修教材的第251页”。根据记忆中的题型,何文浩每天出一份试卷当堂做当堂批改,他说:“这等于做作业。课堂上已经掌握的知识没必要搬回家做重复劳动。农村孩子家务负担重,回家后不能再给他们增加负担。我要他们课堂上搞懂知识,搞不懂回家赶作业是骗我。我不要他们作假。”
何文浩在吃透了教材后,他不按教材顺序讲。他说每章每节互相渗透,他只讲他提炼的精华。

案例2:补充教材:语文教学的“叛徒”

黄玉峰老师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学语文特级教师,《中国青年报》曾以《语文教学的“叛徒”》为题,对黄玉峰做过长篇报道。所谓“叛徒”,不过是说他大张旗鼓地调整教材、不同教材:[13]
他的改革实践主要是从教材教法两个方面进行的。
1.首先是教材,课本、课本就是课堂教学之本,现行课本中很多内容并不是第一流的,很难引起学生的兴趣,更难打动人。他首先把那些平庸之作剔除掉。同时增添了大量名家名篇,比如《论语》、《孟子》、《庄子》中的片断,《大学》全文,《滕王阁序》、《前赤壁赋》、《人间词话》等,也引进了近现代的如周作人、朱光潜的文章,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王小波的《一个独立特行的猪》等等,增添的原则,是与所教课文有关的,扩展开去。与课文并无关系,但对提高学生思想认识,兴趣能力有益的也有选择地引进。同时根据不同学生,开一些书目,让他们进一步地开拓视野,两年多时间里,学生一般都熟读背诵了几十篇文章,几百首诗篇,看了几十本书。二年多的学习,他们俨然以“读书人”自居了。
2.接着,他改进教法。黄玉峰认为教法其实就是学法。语文教学应以学生活动为主,把课堂还给学生。他大刀阔斧地改变阅读课的教学方法。每周六节语文课,一节到图书馆泛读,一节练笔,其余四节大部分时间由学生自己看、背、抄。作文教学他基本不命题,让学生写随感、写读书笔记、写课题报告和研究论文,使学生一头沉入书海之中。辅之以适当点拨,从兴趣出发,为学生营造了一个学习语文的良好氛围。学生读有所获、学有所得后,再上台谈体会、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08-8-28 15:20
吸着古今中外文化的精髓。他认为:语言不只是思维和交流的工具,更是人的生存方式。语文活动是人的生命活动。真正的阅读是与作者心灵的对话。这个对话交流过程,实际上就是文化传递、精神传递的过程。
3.黄玉峰还非常重视对语文课程资源的开拓。他曾带领学生到浙东演绎文化苦旅,把课堂搬到了山上、水上、路上。他还请大学教授、学者担任评委,举办论文答辩会……拉近学生与古人、名人、伟人的距离,使他们对历史上的优秀诗文有了直接的、感性的认识。他认为:语文不能只讲语言文字,必须包容文史哲乃至科学艺术等等。离开这些内容,语文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黄玉峰利用自然风光、文物古迹、风俗民情等语文课程资源,创造性地开展各种语文活动,既使语文的外延得以拓宽,更重要的是增强学生在各种场合学语文、用语文的意识。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08-8-28 15:26
遍铺创新路 精育英才苗
——记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的研究型课程与教学

作者:上海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版)记者

  在以研究型课程为导向的课程改革方面,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真可谓成绩斐然。这所学校的研究型课程与教学赴早,开展得广泛而深入。在整个的改革中,黄玉峰老师所进行的语文课程与教学改革、汪杰良等老师进行的数学课程与教学改革、杨士军老师进行的地理课程与教学改革、朱天红老师进行的政治课程与教学改革、华国清老师进行的历史课程与教学改革等尤为出色。
  黄玉峰老师在批评过去的语文课程与教学时指出,几十年以来的语文课程与教学最大的弊病在于:将语文视为一门纯粹工具性的学科,忽视了它的人文价值;语文课的教学沦为繁琐的语法、修辞等的分析,学生的精力都耗费在记背那些繁琐而空洞的分析之中。他认为,语文不只是一门工具,它更重要的价值是人文价值,在于人们藉它以安身立命;学生学习语文,固然有工具性之目的,但最根本的是要接受人类积累起来的文化,提高文化修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自我表现与创造。
  基于这样的观念,他在他负责语文教学的班组里进行了全面的改革。首先是终止几十年来语文教学中通行的繁琐的语法、修辞分析,扩大阅读量。他说:“好的教学,最重要的是自己读书。”因此,引导学生自己读书成为他改革的首要方面。阅读包括两种:一为精读,亦即背书,他认为这是我国最古老也是最好的一种教学方法;二为泛读,通过此来大大地扩大阅读面。在他的课堂上,主要的时间用于学生自己读书,他与学生一起读。他很少讲授,只是在必要时稍加点拨。读完以后进行交流,在交流中,他特别注重学生思想的闪光点。其次是组织和辅导学生撰写学术论文,使学生通过撰写论文进行研究性的学习。为促进这种学习活动,他组织学生创办了自己的班刊,因而学生具有大量的发表论文的机会。他还就自己学生的论文举办了一个论文答辩会,答辩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得到著名教育家于漪的好评。此外,他还采取了种种改革措施加强学生的修养,如书画艺术训练,组织学生进行文化旅游等。
  黄玉峰老师的改革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例如:学生学语文、学文科的兴趣大大提高,文学功底显著增强,书画艺术修养提高,并形成了从事研究、撰写论文的较浓厚的兴趣和较强的能力。
在数学课程与教学方面,汪杰良等老师采取了诸如引导学生大量阅读数学课外读物,寻求对现有教材有所越,在现实生活、环保、计算机等方面融入数学,鼓励学生发现和研究问题、撰写数字小论文等多方面的改革措施。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数学课的研究型课程改革取得的成绩十分令人瞩目,学生的研究论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1999年10月,复旦附中有2项学生科研成果被评为中国科协首届学术年会'99青少年科学论坛优秀项目。
  在学生的研究成果中,有王之任同学的《称球问题的新发现》这样一个突出的例子。该同学在阅读《初等数学能力训练》一书时,遇到一个称13球的问题,感到十分有趣,但发现现有的称球方法太繁琐,就此与老师进行交流。老师指出:若能有简单的称球方法取代这繁琐的方法,将是十分有意义的。王之任对此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思考,得出了一种新的称13球的方法。老师给予鼓励并要求他将称13球问题推广到n个球问题。在老师多方面的引导和帮助下,王之任同学发现了称球问题这一经典问题的新的、简化的算法,并发现了三个定义、五个定理,写成论文《称球问题的新发现》。对于这一论文,中国数学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数学系教授舒五昌先生评价道:“文中概念清楚,叙述严谨,定理及证明均正确,所引入的可行三进代码集的概念对于给出k次独立称球的方法是很重要的。作者创造了三个定义、五个定理,大大改进了称球问题算法的可行性。这一成果是对数学的一个新贡献。该文是一篇非常优秀的科研论文。”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在地理学科方面的研究型课程改革,主要是结合环境教育展开的。该校的环境教育始于1983年,到目前已是第18年了。多年来,该校以“七个一”建设为主线,展开全方位的环境教育。这“七个一”是:一个规划,即将环境教育纳入全校各级各部门工作计划之中; 一套制度,即制定出一套学校环境教育制度,如环境教育网络化制度、环境教育考核评估制度、环境教育管理制度、环境教育校外实践制度、环境教育宣传制度等,使环境教育工作规范化;一片基地,即建立环境教育的基地,现已陆续建立了高二农村环境社会调查基地、环境考察调查基地、邯郸路护绿基地、生态教育实践基地等五大基地;一套教材及大纳;一系列活动,即围绕环境教育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寓环境教育于丰富多彩的活动之中;一支队伍,即逐渐形成一支战斗力强、事业心强、工作认真负责、主动积极的能独当一面的环境教育师资队伍,即逐渐形成一支战斗力强、事业心强、工作认真负责、主动积极的能独当一面的环境教育师资队伍;一批典型,即通过“复旦附中环境爱好者协”树立起一批“环境小卫士”典型。该校的环境教育的实施做到“立足必选课,开好选修课、活动课,充分利用渗透课”。在杨士军等老师的努力下,该校的环境教育日益向着研究性发展。例如,在有关环境教育的实习、实践或考察等活动中,引导学生细致观察、独立思考与研究,撰写研究论文。作为介绍杨士军等教师研究型课程与教学的一个例子,下面转摘该校附中的一张“赴浙江安吉县综合实习学生名单及课题方向一鉴表”:(表)
  杨士军等老师的努力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除老师们外,学生也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学生撰写的论文获市级以上奖励的已有10多人次,其中马庆容、陈栋的《重金属元素对青菜的污染》和邵晓燕的《灰尘对植物光合作用的影响》分别获得第二、四届“全国生物百项论文一等奖”。复旦大学附中也因师生们在这方面的成绩而获得多项殊荣,例如1995年被评为“全国环境教育先进单位”,多年连续被评为“杨浦区先进单位”,目前正在争创首批“全国绿色学校”。
  朱天红老师的时事政治课,堪称政治课方面研究型课程的典范。朱天红老师的时事政治课作为一种研究型课程在某种意义上说已经达到成熟与规范化——在课时的安排、每课的结构、课的形式与内容等方面都是如此。朱老师发表的一系列有关的研究论文也表明这一点。每周三节政治课,其中一节为时事政治课。几年来,朱老师在她的时事政治课中,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时政课自主探索模式”,这是一种研究性的课程与教学模式,它把课的结构分为准备、实施和评价三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强调学生在教师引导下进行自主探索、研讨。该课的研究性进一步体现在以下三大教学策略之中:主动参与策略;自主发展策略;合作探索策略。每个学生都必须进行自主探索,也都有自主探索的机会:每个小学每学期至少讲课一次,当一个同学讲课时,其他同学参与研讨、点评。下面转摘并稍加调整的“时政课自主探索模式程度图”较充分地体现了课程与教学的研究性。除正式上课外,朱天红老师还引导学生通过时事简报的方式来进行探索、研究,各展所长。(图)

  作为富有创意与不断实际努力的产生,朱天红老师在被不少教师认定难有作为的时事政治课中,取得了不寻常的成绩:学生对时事政治课的兴趣变得十分浓厚;学生的思想行为大为提高,例如,1997-1999年的三年中,该校有500名学生主动参加邓小平理论学习班,有相当数量的学生表达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学生的研究能力增强,例如在1997-1999年的三年中,产生了上百篇有关邓小平理论研讨的学生论文;学生的综合能力增强……
  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研究型课程与教学的探索还存在于其他各门学科之中。例如英语教师何幼萍开设了富有特色的英语阅读课,通过这种课引导学生自主地读书然后写作;历史教师华国清等以引导学生写家史、对历史上存在意见分歧的事件进行思考与研讨等来培养学生的研究兴趣与能力。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正是通过在各门学科中开展研究型课程与教学改革,普遍铺设引导学生创新之路。通过广大教师的不懈努力,大大提高了学生的研究问题的意识、兴趣和能力等方面的素质。一批富有创新精神的英才的幼苗正在该校茁壮成长。改革的不断成功,使这所高水平的学校在新的形势下愈加显示出勃勃的生机与令学校光芒四身的特色。

http://www.being.org.cn/inquiry/fudan.htm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08-8-28 15:33
【冰点】
《新语文》问世记
本报记者 汪文
  “我们自称为一群理想主义者,我们中间有研究文学、历史、教育的研究员、大学教授、讲师与研究生,有资深编辑、语文教育研究专家、也有中学语文教师。我们怀抱一个美好的心愿:要用我们民族与全人类最美好的精神食粮来滋养我们的孩子,让他们的身心得到健全的发展,为他们的终生学习与精神成长‘打底’”。   ———《新语文读本》编辑手记   怎么也没有想到,大学文科毕业多年,竟会被一套中学语文读本迷住,我一篇篇翻阅着《新语文读本》,爱不释手。这旋即成为我的采访任务———这套12本的读本是怎样问世的?   在成都《教师之友》杂志上,刊出了编者手记———长达4万余字,我却一口气读完。将编辑理念与选文相比照,印象更为深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将这套书细细吃透(包括全书、全文),那就足以为一个中学生构建起人文素养的平台———这已经远远超越了人们通常理解的“语文”。我不由得感叹自己的中学时代为何没有这样的食粮。   摘出几则《手记》:   ———真正的阅读,是与文本作者心灵的对话。如果读书的人是正在成长中的中学生,而书的作者是民族与世界、人类的大师、巨匠,那么,这样的读书交友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文化传递、精神传递的过程。我们希望能够形成“作者———编者———教师———学生”四者之间对话交流的互动关系。   我们选了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中的《告别》等两个片断作为初中第一册首篇,并作了这样的阅读建议:“你也刚刚‘告别’了小学,开始了中学生的新生活。你怀念小学时的老师和同学吗?   本文着重写了班主任老师佩尔波尼先生在开学与学期结束时的两次谈话。老师说‘我爱你们,也需要你们爱我’。你能从作者的描写中体会这是怎样一种爱吗?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爱?   建议读《爱的教育》全书———就以此作为你中学时代阅读的开始,好吗?”   ———我们精心编写了一系列单元,从不同角度展开爱的主题。除对大自然、小动物的爱之外,还有对父母的亲情之爱……我们并不回避对学生的爱情教育,在高中阶段组织了“唱不尽的爱情”、“昨夜星辰昨夜风”单元,选了勃朗宁、裴多菲、李商隐、李清照等脍炙人口的情诗,并节选了《少年维特的烦恼》与《简·爱》等著名爱情小说。   到了高中阶段,我们逐步引导学生面对生活的沉重。特意组织了“面对死亡的日记和诗文”、“审视国民性”等单元……我们坦率(这种坦率是与青少年对话必须有的态度)地对学生说:   “很久以来我已经不再听说这样的残酷的故事了。———对于你,或许还是第一次听说。   但你已经长大,应该面对历史与现实的沉重了。”   我们节选了《安妮日记》与纳粹集中营里孩子的诗,写下了这样的阅读建议:   “你大概也有记日记的习惯。但你见过这样的时刻处在死亡的威胁下的‘密室’里的少女的日记吗?……作为同龄人,作为同样拥有青春、理想与渴望的中学生,面对安妮这极不平常实际上又极平常的犹太少女的内心世界,你有何感想?”   ———文理交融。在初中阶段,编写了“室内旅行记”、“法布尔和他的昆虫世界”、“观察与发现”等单元。从高中第二册起,连续编写了五个单元的“科学纵横谈”,成为高中的一个重点。   在“科学纵横谈”(一)(二)中,选了澳大利亚科学家贝弗里奇的《科学家》与中国数学家王梓坤的《谈才》与《谈学》,并与学生作了这样的交谈:   “本文讨论的是‘科学研究中的才能’,而作者本人在纵横谈论中所显示的广博的知识,语言文字的优美,足以显示作者知识结构的合理。在这一点上,对你有什么启示?你也能够调动你各方面的知识与才能,就某一个问题,谈‘文’讲理,述‘古’评‘今’,说‘东’道‘西’……纵横论说一番吗?———少年意气,激扬文字,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生境界。”   ———“阅读经典,走近大师”成为整个读本的贯穿性线索。几乎每一册都形成一个系列:如“走近居里夫人”,“聆听泰戈尔”、“杜甫和家”等。节选了大量中外名著……不拘一格地将不同国家、民族、地区、不同时代的不同风格、流派的思想与文学“尽量地汲取”,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人类文明精神火种的一种传递。   ———在比较中阅读。在高中课本里,我们选了培根的《论读书》,丁尼生的《鹰》、布莱尔《虎》等,都是世界散文与诗歌史上的名篇。于是我们选择了中国翻译家的不同译本,其中有郭沫若、徐志摩、冯至、卞之琳等,同时选入,让学生比较,并附原文,让学生自译。   ……   “我们是把《新语文读本》的编写当成一项学术工作来做的。”   这群理想主义者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怎么聚到一块,编出这套书的? “只有语文教学和立人相结合,才能使我们的孩子成为现代的人”   我在北京现代文学馆见到了主编之一吴福辉,他是该馆副馆长,他的夫人朱珩青是作家出版社的编辑,也参加编写工作。一聊才知道,1978年他在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前,曾在辽宁鞍山某中学当过19年语文老师。朱珩青也有20年教龄。   谈起中学语文教育,吴福辉说:“要我说,语文课本有三分之一可读,三分之二根本不可读。也就是学生课外阅读的一个小小阶梯罢了。”他介绍,建国后中学语文学苏联教育,加强课堂教学,政治思想教育加强,政论文增多。   他当老师那阵,应运动需要产生的文章越来越多,“反右”之后政治性更强,社论、领导人的论文几乎每册都有。“反修”时甚至还有和苏联展开大辩论的教育文章。   “谁都不爱教这些!老师最爱教小说和古文,讲古文也最愿意串讲,不愿分析。因为一分析就要求讲局限性,全是僵化的那几条:批判忠君、封建糟粕和旧礼教。好处也千篇一律:情景交融,人物刻划生动,层次清楚。”   60年代以来,语文教学确立了“语言文字工具论”,字词句篇的训练得到严格贯彻,直到90年代质疑语文教育。   一开始老师还觉得有好处。学生肯读书了,老师按照知识点教学,课也容易上。“可这时候,语文和做人就一点关系也没有了,真的。特别是文革中,完全变成‘跟学走’,与个人文明素质无关了。”吴福辉遗憾地说。   “语文为什么要和做人有关系?”   “只有语文教学和立人相结合,才能使我们的孩子成为现代的人。语言本身是有文化积淀的,过去我们仅仅把它当作为阶级服务的工具。以至于不了解世界进步文化,不懂得世界文明是怎么走过来的,知识面极其狭窄。而教育应当教会他们有反省精神、独立意志和平等思想。”   可直到前几年,吴福辉参加中学语文教改讨论会时,看到的语文课本还和60年代他教的差不多,基本没理会近20年来学术界研究成果。“应该把学术思想以原样保持精粹水准,并较快普及到民间,这是体现民族素质很重要的标志。而且这项工作不能由二三流的学者来做。”   因此,吴福辉一接到《读本》编写邀请函,就一口答应了。   “编写过程一定有意思!”   “当然!你去问一个人吧!我们这些人中,把全书通读过两遍的只有他。”   在北京西郊一所高校宿舍区中,我见到了这套书真正的灵魂人物。他是大学教授,国内外知名学者,在所研究领域享有盛誉。他体格健壮,声音洪亮,感情充沛,个子不高,却仿佛蕴含着无穷活力。和他谈话似乎没有距离,也不觉得对方是年过6旬的长者。   “您是大学教授,怎么想起给中学生编书?”   “我也搞不懂,怎么会越陷越深……”(教授的名字并未印在书上,他也拒绝在报道中具名。因此下文中称他为L教授。)   60年代,他曾在某偏远地区中专当了18年语文老师,后来他到北京读研究生。再度和中学语文产生联系是从一本书开始的。   90年代初,上海《语文学习》杂志想让L教授开个专栏:对中学语文教材有关作品重作分析,他们送来了现行课本和教参。L教授一看大吃一惊:“万万没想到几十年过去了,中学语文教学对作品的解释还停留在60年代水平,太陈旧了!”   “我突然明白难怪我上课这么费劲!每年我讲鲁迅的时候都要遇到障碍。”   有个学生这样写道:对鲁迅的评价“大约到了小学四五年级,每学期语文课本里都会看见鲁迅大名,这是我最怕也是最难的。且不说半文半白拗口的语言,晦涩难懂的字眼,模糊不清的含义,就是老师总   结课文段落大意、中心思想也足以使我头疼,所以我觉得可畏。”因此,L教授第一堂课常常要花很多时间扫除中学对鲁迅的误解,塑造一个与中学语文不同的鲁迅,“我要告诉他们,鲁迅不是那么可怕的,实际上是可亲可敬的。”   “我自己是一个学者,我认为学者不仅要研究,还应当尽量把学术成果普及,这是我的追求———我研究某作家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他。”L教授十分严肃,“所有人开始了解现代文学是从中学课本上得来的,鲁迅、冰心、巴金,都是从课堂上知道的,中学生是最大的普及者。而且,教育界和学术界,大学和中学沟通,是五四以来的传统,我作为一个五四传统的研究者,这是我的本行,不是份外之事。”   起初,L教授把写专栏当成业余工作,后来越写越带劲,不仅讲鲁迅,还讲其他人,看到外国文学里一些内容不对头,忍不住也写,一发不可收拾。   后来这组文章结集成册。“我的目的是给中学老师一个必要的参考。改变他们的某些思路,中学语文教学的基本观念就是有固定的东西去背。而我想说,一个作品可以有各种解释,我的解释也不一定是最好的,但可以给你一个新角度。”   这本书发行之后反响非常强烈。有的老师说:真没想到,对一部作品还可以有多种解释。此后L教授就没有过问这类事,他以为为中学语文教学做了贡献了,也圆了梦了。   直到前几年,质疑中学语文教育热潮掀起,有编辑请L教授等大学教师谈谈对中学语文教育及高考语文的批评,开始他不想多嘴,可看了一大堆材料,觉得确实有问题,于是又忍不住写了一些比较尖锐的批评文章,影响很大。   可是,影响越大L教授越感不安。他深知,批判本身并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建设。“能不能拿出一套有建设性的东西,比如理论论著、课外读物或教材,据此进行新的探讨或争论……这样,争论才不会变成意气之争,地位之争,利益之争,而真正是为我们的孩子,为教育事业负责。”   在语文教学改革方面,L教授一直强调自己是个“门外汉”:“批评只是按照自己的理想、理念提出批判性的意见,并不试图指导实践;但建设却是要直接影响实践的,必须‘态度积极,行动谨慎’。”从“批评者”到“建设者”,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转换。“简直逼得我重新学习!”   这对年过60的L教授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找来了世界各国的母语教育的课程标准,过去的教材,五四以来关于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各种资料,有关语文界论争的各种文章,以及建国来以特别是近20年有关语文教育学、心理学研究的各种论著,夜以继日埋头苦读,整整一个暑期,形成了一篇4万字长篇论文:《以立人为中心》。   “我从这时开始形成对中学语文教育比较系统的认识,奠定了理论基础。你现在看到的《编写手记》,就是我和编委会共同学习、研究的成果。”   恰在当时,一家出版公司想出一套中学语文读物,希望L教授出面主持。   L教授十分犹豫,他当时已经有好几个研究计划,一部书稿的材料都已准备好,只待动笔。但最后他还是决定再圆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梦。 “一定要找志同道合的合作者,而且一定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   第一项工作就是“寻找真同志”。   “一定要找志同道合的合作者,而且一定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有献身精神,肯于冒风险。因为这套书有无数不确定因素,很可能失败。”   他首先想到他的研究生同学吴福辉夫妇和现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张中,还有长期关注中学语文的王晓明、夏中义教授。L教授认为一定要有专家,他想起在研讨会上认识的浙江师范大学教授、中学语文研究专家王尚文———“语感论”和“人文论”的代表,立刻发出邀请。此前,二人只是一面之交,但相互感觉到人格吸引,直觉对方是可以信赖的。王教授马上同意。   还要请中学老师。他邀请的许多老师都是在学校里应试教育中备感“孤独”的,即便是特级教师也是传统语文教学的“叛徒”。复旦附中黄玉峰与L教授多次探讨语文教学改革。提起这套书,黄玉峰马上表示:“一句话的事,肯定来。”   没过天,黄给L教授打电话:“我一人来不行,有个老朋友非要参加不可,哪怕自费也要来!”这人就是上海一名普通退休教师商友敬,国学功底深厚。得知我在采访,一大早主动从上海打来长途电话。他痛心疾首:“工具论害了一代老师,也包括我。我们都进入一套操作系统:看教参、摸摸行情、看看考题,再去害学生。”   他是所有编委中年龄最大的,但所有人提起他都说他童心未泯。一听说老朋友黄玉峰有这么好的事儿,非闹着要参加。L教授哈哈大笑:“他是个可爱又好玩的白发老头,故事很多!后来他起到很大作用,古代文学、诗词很多阅读建议都是他写的。”   L教授还邀请了一些资深编辑和学者,许医农、赵志伟、王栋生等均一口答应。志同道合者像滚雪球一样壮大了。   采访中,很多人都提到“L教授邀请函中的一句话打动了我”———“到了世纪末,自己也步入老年的时候,似乎对一切都绝望了,惟一没有、也不能绝望的是为孩子们(也是为中国与世界的未来)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王尚文教授曾有过犹豫。他当时正在编写浙江省语文教材,身体不好,非常瘦弱。他知道这件事不是挂名,而要倾注极大心血,所以朋友都劝他别参加。但他跟L教授说:“犹豫之后决定,豁出老命也要干,我是为你这个人所感动……”   几年前,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位年轻的女编辑给L教授打电话,说有一部书稿《爱,你准备好了吗?》非常棒,是对中学生进行爱情教育的,想请他做序。当时L教授太忙了,没有时间。可过两天,女编辑又打电话来,她说:“以我的性格,你拒绝后我不会再找你,可我又看了一遍,实在是太喜欢这本书了,你能不能看一眼……”   结果,L教授只看了几眼就被感动了,他在序言第一句话写到:“我只是读了本书的一部分就止不住流了好几次眼泪,这是一本真正的启蒙书……”   本书作者就是广东珠海一中的曾宏燕老师。《读本》有关爱情的一个单元与她有关。直到编委会开会,L教授和曾宏燕才第一次见面。   班子初步定下来了。L教授考虑应当找一些年轻人加盟,与老专家形成观念对峙。于是尹振球、齐红伟等30岁左右的年轻教师、研究生被吸收进来。 “你们选文章就像爱护你们的儿子,我选文章就像对待我的老子!”   第一次会议是1999年9月,大家初次见面,一件小事让商友敬老师印象颇深。讨论时,L教授发表了什么意见,有个研究生马上站起来激烈反对,L教授也没在意。商老师感慨地说:“没想到这么民主,小青年可以这样反对老师。”   11月份提出编辑大纲,确立基本理念。1月进入大规模选篇工作,大家没日没夜地交换看法,激烈争论。   有一个争论是关于经典。L教授的意见是阅读经典,时文基本不选。他认为经典相对稳定化,老师指导学生读几节课,再抽一节课选当下的、学生感兴趣的文章。既保持稳定,也可以让老师更灵活。   可他一提出,搞当代文学的强烈反对。L教授退一步:尽量少,选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吴的夫人朱珩青激动地说:什么是经典?很难说!现在不是,将来可能就是。双方差点吵起来。“朱非常固执,一篇篇给我推荐,推荐一篇被否了,再推荐。”L教授哈哈大笑。   最后还是采取折中方案,选了一些近年刚刚出现的,“非选不可”的东西,甚至还收录了刚刚崭露头角的散文家刘亮程等人。后来大家都说,这简直是在考我们的眼光!   爱情题材作品也是敏感的焦点。一次,有人提出不仅应涉及,甚至应该鼓励学生对爱情的了解和探讨……话音刚落一位老教师拍案而起:“我女儿正上高中,你鼓励我决不同意!”   对方也针锋相对:“第一,你反对它也存在,教育必须有诚实的态度。第二,选文要有引导作用。”   编委们每篇文章都视如己出。商友敬老师说过这样的话:“你们选文章就像爱护你们的儿子,我选文章就像对待我的老子!”而就在他钟爱的古典文学领域,大家发生了最激烈的争论。   商老师须发皆白、风度翩翩,被编委们誉为“最后一个士大夫”。他给每册书都选了50篇诗文,但常常是,他刚刚用“带有南方腔的普通话”读完一篇古文,陶醉地赞叹:“好得不得了!”立刻就有年轻人跳起来否定:“不行!”   尹振球、齐红伟等尖锐提出,《水浒传》、《三国演义》不该选,从现代眼光看,《水浒传》根本观念有问题,《三国演义》宣传的又是什么?商老师急了,四大名著怎能不选?这是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定论的,把这些都否定掉,怎么构建文学史?   尹振球等认为,“新语文”的“新”还应表现在对“旧语文”的审视。它应在思想上继承五四传统,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要对人们灵魂、精神生活予以关注,对古文从篇幅及观念上都要慎重。   双方开始还心平气和,但争论逐渐升级,吵得不可开交。后来,还是L教授采取折中方案,经常是他问商友敬,唐诗选多少,商说10首!L说不能,3首!商要求再多点,L说4首!讨价还价半天,最后也许定5首。   可贵的是,争论时有发生,但丝毫无损感情。我就分别听到尹振球与商友敬相互称对方是“儒雅忠厚的长者”、“一个明心见性的人”。而且,采访中几乎所有编委都说,正是由于差异引起的争议紧紧把大家联系在一起,会场上针锋相对的双方可能在场下是莫逆之交的好友。常常是会议结束,几个老师又彻夜长谈到天亮。   尹振球至今还清晰记得,一次讨论直到中午12点多,谁也不下楼吃饭,服务员催了一遍又一遍,争论还是异常激烈。L教授受到尹振球等几个年轻人“轮番轰炸”,突然生气了:“你们搞阴谋诡计,我不干了,你们干吧!”他走到大堂还愤怒地挥着手臂:“谁爱干谁干,我不干了!”大家全吓坏了。   可是,下午开会时,尹振球一落座,就看见L教授正坐在对面,从花镜上抬头望着他,偷偷地笑着。尹振球心里顿时一热:   “大家内心坦诚,在争论中毫无芥蒂,这是多么美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直是一种人生享受,这才是真同志。编这套书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经历。”   广州会议期间,几位中学生第一次被邀请到会场。   复旦附中高三学生殷之光头天上午还不太敢说话,到后来,他已经敢挥着拳头支持《创世七日》了。总有老师招呼他:“帮我看看,中学生能接受吗?”,这是他头一次和一群老师如此充分、平等地讨论问题。他至今还记得,南师大的张中老师给他提过一个意见:有的时候,你应该更像个孩子。   殷之光把那张长长的书单视如珍宝,一直带到了大学校园里。有些文章没选进读本,但成为他重要的阅读参考,在大一已全部读完。   广东东莞中学王翔提出的顾城诗引起了老师间的争执。有人说:“他是杀人犯,道德有问题,对孩子有误导。”可有人认为,人有问题,但诗歌显然是适合孩子的。考虑再三,教育专家还是觉得,老师很难向学生介绍作者本人情况,还是没选。   争论中经常迸发出漂亮的点子,闪烁着智慧的火花。比如“‘火’与‘光’的文学想象”、“爱山人与爱海人的对话”。张中教授提出“文理交融”,“同一外国作品选多种译本,且附原文”,大家拍案叫绝。   “他非常能琢磨!张中性格慢吞吞的,看上去挺懒散,但考虑周密,知识面宽。比如写天鹅,他提出可以找散文的天鹅,诗中的天鹅,不同的诗中有不同的天鹅,同一个题材选择不同表现形式,棒极了。”   齐红伟提出让差生树立信心的教育,培养心理素质,选了《心理医生的建议》。曾宏彦提出应选歌词,于是赵元任《教我如何不想她》、罗大佑《童年》也进入读本……   夏中义、赵志伟教授亲自编选了《哲学与诗》、《美学家眼里的建筑》、《不拘一格的序跋》等专题。王栋生老师更以他丰富的教学经验为初中部分的编写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并亲自编选了《杂文的艺术》、《小说中的喜剧小品》等专题。专攻古典文学的黄灵庚教授也应邀为读本的古典文学部分的注释把关,将他的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都融入了注释之中,为提高整体编写水平起了很大作用。还有一些年轻人如陈玉兰、邵金生、徐敏、孙晓忠等作为他们的老师的助手也做了大量的具体的工作。编委会中还有一些“无名的英雄”。可以说,每一个人都尽量贡献自己的智慧,竭尽了全力。   大量选文结束后,由L教授和王尚文教授做最后全局的把握,从头到尾通读一遍,立篇目,给单元命名,一条条注释、一篇篇阅读建议从头编写。那一阵儿,L教授每天从早7:00一直干到深夜,到底多少工作量他也说不清。   “累坏了吧!”“不,”他几乎陶醉,“这是很美的享受,你接触的都是人类最美好的东西,这是很快乐的事———对话先从我们自己这儿进行。”   书稿改定,出版又一波三折,最终,版权落户在广西教育出版社。总编辑李人凡用“眼前一亮”、“神经颤动”来形容自己的感受:“它的确是精品!首先体现了开放式的语文观,不是名家名篇的简单堆砌,而是渗透了文理交融,中外汇通;其次,非常生动回答了当今素质教育问题,从语文来看,它具备了最深刻的人文品格,而以往我们的语文课缺乏这样的底蕴;第三,体现了语文建设应当和学生的生理、心理健康和人格成长相吻合,培养学生做人。”   本书开印4万套,初中卷已售完,高中卷也所剩无几。在当年全国教育图书征订会上一枝独秀。   李总编在台湾认识一个出版商,向他提起这套书,说信不信,这套书肯定能被你们接纳。7月,出版商在广州买到这套书,在宾馆里刚刚读到初中,就急不可待地给李人凡打电话:“太棒了,马上买你们的版权。”   黄玉峰老师在课堂上没跟学生们提起过这套书。他不愿学生误会老师卖自己编的书。但他有一天,教完蒲松龄的《促织》后,又从《读本》里选了汪曾祺的《蛐蛐》,给大家朗读了一遍,还特意带了点作者的苏北口音。这两篇文章也被《读本》收录在一个单元。《促织》主人公结局无限风光,但《蛐蛐》的风格很悲凉。读到结尾,变成蛐蛐的孩子临死前对爸爸说:“现在,我的时候到了,我过了一秋,也该去了。”同学们眼里都闪烁着泪花。   已经中学毕业的殷之光对这套书有一个生动描述:好像从前吃大食堂,只有这几样菜,早就吃腻了,就认为全世界的食堂都这么难吃,可换了一个食堂,哇,是自助餐,有这么丰富的内容,太棒了!食堂原来也可以这么好吃!   其实,L教授从心底里认为,中国最需要读这套书的是农村孩子。城市孩子的读物很多,而农村孩子没那么好的条件,“我认为我们这套书把最好的东西提供了,能让他一下子提升到最高点!眼界哗就打开了。而且农村孩子没有别的书读,就可以拼命学,读多了自然就懂了。我在山区呆过,我知道他们是真正的读者,但我担心他们还是见不到。”   就在几天前,L教授刚刚给湖北巴东一个农村中学生寄去了一套书。   “我现在只能用这种方式,认识的就送一套,帮一个是一个。我能做的就是这个。也许1万人只有10个人能读这套书,但救一个就是一个。”   这套书全价132元,平均10元多一本。同样的书比这要贵得多,这对老师们的收入是有影响的。但他们跟出版社提出,宁愿钱少拿点,也希望便宜一点。   “就是为了农村孩子。”L教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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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08-8-28 15:50
标题: 阅世书生/博文
春节期间,博客还是疏于打理。仅剩下写这《忆复旦》的工夫了。
这篇本也是要放到以后去写的,是大三以后的事情了,一直到现在。今天想起来提前写,是因为今天下午去了趟了瑞金医院
王元化老先生已经住到瑞金医院去了。两个月以前,老人家还待在庆余别墅210那件小房子里。
上次去正是两个月前,和今天一样,王老的姐姐正陪着老人家。王老21年出生,今年已经八十有七,王老的姐姐今年九十有二了。两位老人身体向来都很好。尤其王老的姐姐,到现在还在给外国人教中文,思路清晰,两个月前才算认识,今天见面就能叫出我名字来,还知道我是在网站工作,挺忙。口齿清楚,毫不含糊,身体硬朗,竟然全凭两条腿来回自己走。
相比之下,王老却是不太好。听护工说,主要是吃不太下东西,所以抵抗力不行,身体虚。今天也没多聊,我提盒砂糖桔上去,坐不到20分钟,王老要打针吃药,便走了。王老的姐姐在一旁说,小浦,你看你大老远过来,也没法多说话……不过听她说,过年的时候,市里去探望王老的几位领导也一样,王老谁都没待见。
王老还总惦记着我们这几个给他读过书的同学,郑奎怎样来?滕育栋呢?黄晨岚、陈醇、沈洁,都好么?还有上一届的,林勰青……好,都好着呢,王老,你自己保重身体……
还总惦记着《财经》的人:张翔联系么?付涛好不好?听我说上次联系上了汪丁丁,王老笑了:丁丁他喜欢搞点网络上的东西,好,好……
不知道还该说些什么。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冒昧地留下我的号码,对小周说,有事儿尽量找我,跑个腿儿打个杂什么的我还能干。
也只能如此了。
走出瑞金医院的时候,觉得天昏地暗。进去的时候明明是出着太阳的,是因为晚了,太阳要落山了么?
回头看看,是两年?还是三年了?好像是三年多了吧……日子记不清了。
去年11月……对,三年多了。去年11月是认识王老以后,老人家的第三个生日。第三个生日,因为身体原因,王老把所有祝寿的人都推回去了,静静地在家过。上一个生日赶上我去读书,碰到古籍出版社的人,大家一起吃蛋糕。王老躺在床上,那时精神还好得很。
往前倒退吧!
是07年吧,夏天的时候,我在福布斯办公室里接到电话,张可老师先走一步了。王老顿时就显老了。两年前多精神啊,虽说张可老师在华东医院已经住了很久,是有心理准备的事儿了,但毕竟相伴一生……不说了,说起来我心里都堵。王老的身体,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坏的……
再之前,王老这里一直高朋满座。每次读书都碰得到各种人物。
最多的是出版社的,古籍的,世纪集团的,新星的,商务的……还有上图的。有些文化人,也有些文化商人。印象最深的是两次,一次是北大的陈平原夏晓虹夫妇俩;还有一次是林毓生从美国回来,复旦的钱文忠一起陪着。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当时一起聚在王老的客厅里,很有点当年林徽因午后客厅聚会的意思。
陈平原夏晓虹那次,聊得不多,话题集中在余杰身上。居然还讲到了复旦附中的黄玉峰。有点意思。我也是当时在知道,陈夏夫妇俩还是余杰的导师。那次是陈平原老师到华师大讲课,顺道来看望王老。
林毓生那次,在座的有不少高人,当时啥都不懂,只记得个林老先生,因为复旦的原因,还记得在座的有个平头、戴眼镜的钱教授,复旦历史系的,给大伙儿讲了个挺经典的历史系笑话。就在那之后,易中天火了,没半年,于丹也火了,再没半年,听说复旦历史系的钱文忠上了百家讲坛讲唐僧。我当时没在意,后来跑书店,一眼看到钱文忠的照片好悬眼镜没掉下来,闹了半天,我当年见到的是钱文忠老师真身啊!
那次还一起在庆余楼下吃了顿饺子。挺大一桌人,我现在努力回忆还是只记得王老、林老、钱文忠三张脸。桌子上,钱老师对我说,小伙子,好好跟着王老、林老学学,这些东西哪儿都学不到,比什么新闻学院有用多了!
后来王老这里再有朋友来,我绝口不提自己是新闻学院的。为啥?怕挨骂。
王老对我的指教是不少的,每次读书都是一次提高。读过约翰克里斯多夫,读过萧乾的旅欧随笔,读过史华慈的论文,读过《论美国的民主》……王老总有各种话题能扯开了和我聊。海聊:
上海的文化建设、某些现在在位,当年是王老部下的领导、现下的一些时政、哲学思辨、梁漱溟、熊十力……聊得最多的还是五四和中国知识分子。反右、文革、王老自己的经历、民主建设的历程和思考、五四的反思和再反思、改革开放的问题、经济建设、制度安排的合理性、优秀制度的引进和借鉴……
有时候从王老房间里走出来,我觉得自己突然和这个现实的世界疏远了。
我不知道,离开庆余别墅,还有谁会和我聊这些……
有些事儿,知道得越多越想说。有些事儿正好相反。我不想往下说了。
回忆复旦,有时候是件挺伤心的事儿。
我刚开始写的时候,没想到这些。写着写着,有些事儿就冒出来了。心里难受。再往下写,还会有,会有更多。我忍着,看我能不能忍下去,写出来。
其实四年间,复旦给我的东西少之又少。
知识?爱情?朋友?离了复旦,这些还是都会有。有缘人自当相逢。
但有机会认识王老,是复旦给我最大的财富。不是之一,是最大的财富。
作者: 管季超.    时间: 2009-1-28 09:32
黄玉峰率团赴美参加"滇西抗战"交流
来源: 发布时间:2007-12-23
     应世界抗日战争史实联合会、旅美黄埔校友会的邀请,以保山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黄玉峰为团长、云南省黄埔同学会秘书长李俊平为副团长的———云南和平·友谊文化交流访问团一行6人于3月4日赴美开始了为期13天的交流访问。据当地华人社团的负责人介绍,这是几十年来云南首次由政府组织的以滇西抗战为主题的交流访问团。因而访问团在美国考察期间在当地华人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几乎所有在美国有影响的华人媒体如《世界日报》、《星岛日报》、《侨报》、《明报》都非常关注云南访问团与华人组织的活动。所有的活动都有记者参与,并在显著位置上报道云南访问团与当地华人组织的活动。在与当地的华人组织的广泛接触中。我们发现,这些多年旅居海外的华人,尽管他们的国籍已经改变,可是他们的内心里永远充满了一种无法割舍的强烈的民族情结。他们的目光永远都在注视着中国。因而,访问团的成员每一次和这些海外华人在一起座谈时,并没有置身异国的感觉,恍惚仍在国内。

    铭心刻骨的共同的历史犹如一根永不断裂的历史之链,它事实上成为了海外华人与中国大陆的最为坚实的友谊基础。

    3月5日访问团抵达旧金山,一下飞机就受到当地侨领们的隆重迎接,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会长李竞竞芬女士、旅美黄埔校友会会长古铣贤先生亲自来到机场迎接并在旧金山机场打出醒目的横标。

    当天下午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旅美黄埔校友会、荣光联谊会、海外兴中会,还有北加州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旧金山湾区论坛等旧金山具有影响力的华人组织举行了“开天地正气,树人间丰碑”的座谈会暨欢迎晚宴。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领事刘津坤女士也参加了座谈会暨欢迎晚宴。

    下午,旧金山下起了雨。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会长李竞竞芬担心有人会因为下雨而无法参加座谈会。雨始终没停。结果原计划40人左右的座谈会竟来了60多人。会场突然变得异常拥挤。古铣贤会长说,如果在平时,这样的活动可能会改期,在美国这种民间组织的活动对所有的人都没有约束力。可是今天不一样,因为老家来人了嘛。在美国并不是很容易见到“老家”的人,尤其像你们第一次从云南来。对于很多台湾老兵或定居美国的抗日老兵,云南是一个让他们铭心刻骨的地方。对于他们的后代也是如此。

    在座谈会上,访问团团长黄玉峰、副团长李俊平分别致辞。黄玉峰回忆了六十年前的滇西军民与盟军在滇西抗战中结下的深厚友谊。他说当年海外侨胞捐钱捐物有力支援了如火如荼的滇西抗战。正是这段所有中国人刻骨铭心的历史使我们的友谊能够穿越时空,一直延续到今天。黄玉峰向旧金山的爱国侨领们介绍了保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活动中的情况,以及保山近年来的发展及旅游资源。在致辞中黄玉峰团长热情地邀请在美国的爱国侨胞们到云南,到保山考察、观光、投资。副团长李俊平高度评价了黄埔军人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尊严所付出的牺牲并希望黄埔军人及后代们继承先辈的传统,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反对“台独”而努力。

    座谈会的气氛非常热烈。所有的人都争相发言,原来规定的每人3分钟的发言时间根本不够。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会长李竞竞芬女士介绍了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的发展历程。她说,由于云南人民不屈不挠的奋斗,中美英联军才能取得滇缅战场的胜利。这对整个中国抗日战争及二次大战的格局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侨界此刻除了要纪念这种爱国精神外,更要努力去维护史实,杜绝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的企图。旅美黄埔校友会会长古铣贤说,我们可以宽恕任何人,但是我们决不能忘记历史,战争是残酷的,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世界永远和平,让战争不再重演。他希望黄埔人和黄埔人的后代要将“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挡百万师”的黄埔精神世代传承。一直致力于侵华日军细菌战的美国细菌战研究社创办人尹集均先生,泪流满面地回忆他到保山采访当年日军细菌战中受害者的情形。并将他在美国出版的《细菌战大屠杀》赠送给云南访问团成员。六十年前曾亲历滇西抗战的旧金山湾区论坛召集人计安教授,在座谈会上回忆了当年滇西抗战的情形,并对当年的抗战基地保山今天的发展而欣慰。他表示有机会一定要到保山看看。北加州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魏利宏表示在“台独”分裂时期,大家更应同心协力团结一致。为中国和平统一大业而努力。荣光联谊会会长周凌军将军言辞激烈地说,我们坚决反对“台独”,中国人应共同联合反对“台独”,驱逐汉奸卖国贼,不容许卖国贼出卖台湾。全世界的华人要全力筑建中华民族的传统,积极促成两岸统一。海外兴中会召集人戴琦回忆起他上小学时读到记录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异域》一书,那里面惨烈的场面令他永生难忘。旧金山抗战史实维护会会长贺英明将他们整理的抗日史料《抗战史实通讯》及中国远征军史料的光碟赠送给访问团。
    只有来到美国你才会真正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民族情感,此前,我们以为这些远离“历史现场”的海外华人除了满腔爱国热情之外,并不真正了解抗战的历史。事实上这些远在海外的华人甚至比我们更了解抗战的历史。在通讯发达的美国他们拥有更多的史料和更为广阔的视野。这种“世界的目光”在某种意义上要比国内的研究者们更能看清这段历史。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会长李竞竞芬告诉笔者,她是台湾人,父母都是台湾大学的教授,她的生活一直都非常顺利,从台湾到美国念书,然后定居美国,有稳定的收入和幸福的家庭。可是她是学历史的,她接触过很多日本人,他们对日军侵华的历史要么一无所知,要么就是被日本右翼分子曲解的历史。而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尤其是滇西抗战的历史总是显得不够完整和清晰。她觉得她有责任维护彰显这段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永远都不应该忘记的历史。她说胡锦涛主席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讲话,在海外华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她觉得讲话里有着非常清醒的历史态度。

    3月9日,访问团一行在洛杉矶与当地黄埔校友会座谈,访问团所有成员又经历了一次强烈的爱国情感的震撼。参加座谈会的有年近90,已定居美国的旅美黄埔同学会理事长、黄埔军校第十任校长秦祖熙将军、中华会馆主席张自超、旅美黄埔军校同学会副理事长程家绥、旅美黄埔同学会发展部部长陈跃华等。此外洛杉矶郡Arcadia 市市长鄂志超、洛杉矶郡Walnut市市长林恩成也赶来参加了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很多是当年参加过滇西抗战的老兵,老兵们佩带着当年的勋章慷慨激昂地回忆起当年从印度雷多出发,经过腾冲、保山的情形。旅美黄埔同学会会长卢茂吟曾是当年驼峰航线的飞行员,他对当时的云南驿机场、保山机场记忆犹新,他告诉访问团的成员他曾在滇池里游过泳。这些亲历滇西抗战的老兵们,仍然喜欢称自己是当兵的。那天,访问团的成员们经历了一次令人潸然泪下的场面:年愈古稀的老兵们腰杆挺直地唱起当年的抗日的老歌。回忆六十一年前的往事,一位四川的老兵告诉我们,六十多年前他是开着战车从印度雷多过来,曾在保山住过一夜。六十多年之后他对保山的印象是,那是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他们的口号是:“黄埔赤子心,国家民族情”。这些幸存的老兵们,每个人都是一部滇西抗战活着的历史。六十多年之后,他们似乎仍然活在这段历史之中。

    次日,美国影响最大的华人报纸《世界日报》、《星岛日报》、《侨报》、《明报》都在显著位置上刊登了云南和平·友谊文化交流访问团与当地爱国华人组织活动的文章和图片。
 
 铭心刻骨的共同的历史犹如一根永不断裂的历史之链,它事实上成为了海外华人与中国大陆的最为坚实的友谊基础。

    或许因为长期置身海外的原因,这些海外华人更容易聚集在一起,以民间组织的形式形成的社团事实上已经影响着美国的社会与政治生活。
    赴美期间,云南和平·友谊文化交流访问团广泛地接触了一些旅美爱国华人组织。可能因为长期置身海外的原因,这些海外华人更容易聚集在一起,以民间组织的形式形成的社团事实上已经影响着美国的社会与政治生活。

    比如,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现在已有52个分会分布在世界各国。他们的宗旨是:保存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太平洋战争的历史真相。他们认为:只有透过历史真相,才能为受害者争取公道,并且避免重蹈覆辙,维持人性尊严。世界才会永久和平。

    目前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是全美唯一能参与美国国会提案的组织。从今年4月15日开始,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与在美国的其他民间组织共同发起反对日本篡改教科书、反对日本进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活动。他们的口号是“抗战一甲子、中华儿女一起来”。最近他们正在开展抵制日本三菱集团产品的行动。他们的理由是:二战时期侵华日军的主要装备都是三菱集团制造的;在整个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有约三千五百万中国军民死亡,三菱集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今天在中国领海包括东海和钓鱼台附近游弋的日本军舰、炮艇也是出自三菱集团之手;抗日战争时数百万中国民工被迫在三菱集团充当苦力有近半数致死;今天又以经济支持日本右翼势力篡改教科书的也是三菱集团。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自2000年起开始对幸存的日军慰安妇给予生活补助;在中国对研究历史的大学及学术机构给予奖学金;继续要求日本政府对战争罪行赔款道歉;在美国促进立法对二战档案解密。2005年史实维护联合会在全球网上发起签名,反对日本进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活动,得到了41个国家四千二百多万人的签名,并在当年6月30日送交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这个活动被中国侨网评选为2005年全球华侨华人社会10大新闻。史实维护联合会发言人丁元告诉我们,今年他们将发起全世界签名活动,黄河之声大合唱、七七事变纪念会、全球华人抗战歌曲接力唱、在旧金山举办“南京祭”活动,并向抗战老兵赠送纪念章。世界史实维护联合会称他们的目标是:促使日本政府正式而明确的向亚太战争受害者道歉,并付合理的赔款,并且停止对亚太战争历史的继续歪曲、淡化及美化。

    与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同样活跃在全球华人社会的并对美国社会与政治生活发生影响的还有旅美黄埔同学会。2005年7月旅美黄埔同学会首次组团前往中国广州、北京、上海等地进行寻根溯源追思黄埔先烈之旅。并在孙中山墓前宣誓。此次访问回来后在美国华人社会里引起极大反响。《侨报》刊登了一篇介绍旅美黄埔同学会到祖国寻根溯源的文章,里面有这样一段文字:“很多黄埔校友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各方面突飞猛进,令海外华人感到荣幸与鼓舞。”

    2006年3月黄埔校友的后代们又发起并成立了旅美黄埔亲友联谊会。他们的目的是:建立黄埔精神薪火传承的交流平台。黄埔亲友联谊会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整理年事已高的黄埔校友的口述历史和抗战史实。旅美黄埔军校同学会副理事长程家绥先生套用孙中山遗训:“国家尚未统一,同学仍需努力”。

    在旧金山访问团还参观了前台湾国立师范大学副教授、教育学博士熊玮先生个人建的“浩劫博物馆”。里面陈列着大量侵华日军的照片和实物。由此不难看出这些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对那段历史的切肤之痛。目前在美国的众多华人爱国社团不可能不对当地的政治及舆论发生影响。
    面对祖国的日益强大和在国际事务上与日俱增的影响力,使海外华人以中国人为荣。强烈的爱国热情与不变的民族情结使他们迫切地希望为国效力。这些海外华人应该成为最重要的可资利用的“海外资源”。


作者: 管季超.    时间: 2009-1-28 09:33
复旦附中语文特级教师黄玉峰假期带学生“游学”
2008年04月14日 09:25:48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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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附中语文特级教师黄玉峰上周最终与旅行社敲定了“浙西大峡谷——临安二日游”,这个星期他将利用学校的春假带班级学生进行一次“游学”。
    黄老师几乎每年都会利用假期带学生开展类似的“游学”活动,较远的曾去到雁荡山追随谢灵运的踪迹,到宁波拜访著名的天一阁,到绍兴参观蔡元培故居和鲁迅笔下的百草园;近的则去海宁触摸王国维的书斋、徐志摩的老屋,到松江拜谒明末抗清志士夏允彝、夏完淳父子的墓地,安亭归有光私塾、太仓顾炎武苑囿也曾留下师生们的足迹。黄玉峰精心选择的这些景点都与历史上的文人、学者有关,而在旅途中他也会根据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有意识地对学生进行点拨、引导。学生回到课堂,再读这些大家的作品会自然而然产生一种亲切感。     今年的线路是黄玉峰几经推敲之后确定的,这几天黄玉峰和他的学生都在抓紧收集有关资料,准备到时分享交流。     “对于今天的中学生来说,‘行万里路’和‘读万卷书’同样重要。”黄玉峰说。在课堂上,他要求学生在扫清基本的字词句障碍后进行大量反复阅读,从中体会语言的魅力。他还会花相当多的时间介绍作者的生平、逸事。黄玉峰去年曾在纪实频道《文化中国》栏目多次担任主讲,并相继出版了《说李白》、《说苏轼》、《说杜甫》等著作。他经常会把自己平日的研究所得带到课堂上与学生分享。针对中学语文课本中有不少苏轼作品,黄玉峰就专门对学生讲述苏轼一生的遭遇和“不随”的性格特征,结合这些背景学生再来品味作品,就能较好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这样的课学生听得津津有味、回味无穷,很多学生在老师的影响下课后找来传记、文集认真研读。(记者王柏玲)


作者: 管季超.    时间: 2009-1-28 09:35
回忆黄玉峰
[ 2006-10-9 22:32:00 | By: july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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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间,信手拿起上海的同学送我的那本《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第8期,丁钢主编,竟然发现了黄玉峰老师的名字。赶紧翻看。原来是有人将他作为一个特级教师成长的个案在研究,方式几乎是教育叙事类,正符合目前我的思考。
看着,同时记忆之门敞开。
2001年我们去上海复旦附中参加一次全国性的语文研讨,主持的正是黄玉峰老师。
印象中是他慷慨激昂又真挚动情的表述。
在他的学生完成精彩的《雷雨》公开课后,他才上台由衷地赞美他的学生:“还说什么呢?一切都是他们自己在做。他们连雷雨这样两个富有张力的字都不要我写——同学是我们的同学!”然后是垂首片刻,感动且无语。
全场寂静。
另外一个细节是,他在复旦论坛中间挥洒完睿智的主持任务后,台下座无虚席,他瞧一瞧,居然一下子坐到第一排空隙的过道上的红地毯上,抱膝仰头认真听台上的发言。
当晚在复旦附属二中进行的沙龙中,他的言说与组织,机智民主而开放,让在场的人觉得确实不虚此行。观点与观点在对话着,信息与信息在交流着。
那次沪上之行,让我对上海尤其是复旦这个大都市中的校园甚感亲切。我甚至想:若是14岁那年没有离开南通,也许我后来跨入的高校是复旦。
此后是在金华了。我正为毕业论文焦虑着,我的老师来电话说晚间一同用餐,又一次见到了这个高大的“庄稼汉”。还是那么坦率与朴实。“高中的学生有思想,当然教高中有意思,可以和你交流。”45岁时居然被学生误以为是同龄人拦在大门口索要校牌——难以置信,或许是童心与热爱让人年轻吧。那时我正迷恋着李清照,找了不少她的传记和诗词在看着,于是谈起词,他大力介绍了另外一个几乎没被人发现的女词人,丁宁,并随口背诵了几句。记得呜呜的火车开来了,他带着两盆金灿灿的佛手向着我们这群送行的人摆摆手,淡出了我们的视线。
后来,我调动到一所市区学校,为了做好毕业论文仍然暂时留在初中。没想到国庆节后收到了他寄来的书法条幅,正是我喜欢的四个字:静水深流。还用小楷录了首丁宁的词作,简要评点了几句,那语气和说话的方式是一样的
此后我在张中行绝尘远行后的《留梦集》,读到一篇《归》,居然也写到丁宁:“我感谢她。感谢她写了这样好的词,创造一个充满温情和美的精神世界,我一旦感到无所归,就仍然可以向她求助,以期漂泊的心能够有所归,就是短到片刻也好。”当时我愣了好一会,想:归,是归依,归属;人以群分,张中行、黄玉峰,是与丁宁神遇了——那么,我、我们呢?
而今天,关于沪上的信息一再涌来,唤醒我深深留恋的那段时光的记忆。重新读作为被研究对象的黄玉峰,另有一番感受。对于相遇无数的他来说,也许已经记不清我、我们是谁——至多是某某的一个学生——可是,在浮光掠影的相遇中,已经让我知道另一种人,另一种思维方式,另一种生存方式。而那,正是我希望自己可以修炼到的境界。接下来的时间里,是否有机会再次亲临我所熟悉的那现代又深厚的氛围?
《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真是不错的书。我要一期一期的全买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作者: 管季超.    时间: 2009-1-28 09:38
名师黄玉峰《月夜诗意》书票 (2008-12-21 09:08:57)

标签:友情 书票 文化 教育  分类:抒情感怀

玉峰书票
我和黄玉峰老师在松江二中
    我和黄玉峰老师认识,是源于“爱的教育”研究会创办《金爱心》杂志。当时的编委会有陆继椿(华师大一附中)、方仁工(市北中学)、姜秀娥(格致中学)、王志刚(曹杨二中)、赵忠钟(向明中学)、夏桂林(青浦中学)等校长和名师邱剑云(松江二中)、黄玉峰(复旦附中),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语文高级教师。和他们相处,开始是有点惴惴不安的,以为这些名人会疏淡我。但是,第一次编委会会议之后,我就改变了想法,因为他们都十分平易近人,从来不端校长、名师的架子,相互尊重,相互交流讨论,相处非常融洽。
    校长们比较忙,所以每期的编辑讨论,常是董兴茂、邱剑云、黄玉峰和我碰头商定,后来又来了一个川妹子——新中中学的王昌义。在十年的交往中,我大开眼界,向陆继椿、方仁工等前辈和邱剑云、黄玉峰等名师学到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并且和邱、黄两位结下了君子友谊。
自从我学会了藏书票的基本制作之后,我就开始尝试为这些名师制作书票,以表达我的敬意和谢意。第一张翠鸟书票,我是为邱剑云老师制作的,黄玉峰老师看到了,就希望我也为他制作一张。
    黄玉峰可是个多面手,不但在教学上造诣深厚,屡有创新,成果卓著,而且通古诗,善写作,还能画擅书,给他做书票可不是一件好办的事儿。为此我思考了多次,也没有合意的构图。有一次到苏州旅游,住在宾馆里,晚上出来闲逛,看到了一幅美丽的图画——月光照耀着园林,小径曲折,茅亭静立,修竹婷婷,“风移影动,珊珊可爱”,充满了诗意。于是赶紧用傻瓜相机(那是我还没有数码相机)拍了下来。回家之后,依据照片描画,制成了上面这幅藏书票。制成之后,自己觉得还算满意,朋友(美术老师徐瑞容)看了也说可以。于是,我把书票寄给了爱的教育研究会,请他们转交给黄玉峰老师。这张书票是用硬塑纸制作的,所以一共也只有印出了五张比较像样的,底版也早就报废了。
    后来黄玉峰老师评上了特级教师,应酬越来越多,既要教书,又要写书、出镜,还要应邀外出讲演,所以编委会就来得很少了,我们见面的机会也更少了。猴年春节,我给他寄了贺卡,他给我回了贺词。这幅贺词也顺便贴在这里,作为一种纪念,大家也可以欣赏一下黄老师的书法风韵。
    王昌义老师从四川调来上海之后,先在新中中学,后来提拔到闸北区当教研员。是新中中学,不是心中中学,不知道为什么我改了多次也没有改成,只好另外说明。

作者: 管季超.    时间: 2009-1-28 09:41
标题: 管季超补注
从网上辑录与黄玉峰先生有关的帖文,帮助本站坛友了解玉峰兄
作者: 管季超.    时间: 2009-1-28 09:45
标题: 管季超遥祝玉峰大兄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3-14 14:39
黄玉峰,复旦大学附中的语文特级教师。在语文教学中大胆改革,超越教材,超越教法,被称为语文教学的“叛徒”。 1988.10 参加编著《说话的技巧》(文科《十万个为什么》丛书之一);1992.5 主篇《阿爸教作文》;1995. 上海电视台《诗情画意》节目总策划、总编; 1996.2 主篇《阿爸教现代科技》;1997.10 编《怎样写好高考作文》;1998.5 编《诗情画意》;1999.11 主编《阿爸教作人》; 编《高中语文怎样学》; 主编《阿爸教读书》; 2000.5 主编《东方情商》。


课内课外说语文——教改三人谈  

上海黄玉峰 赵志伟 商友敬


黄玉峰:(复旦附中语文特级教师):古人说:“教亦多术”。教法不是只有一种,要根据不同的课文、不同的要求,以及教师学生不同的特点,选用不同的方法,不能搞形式主义,更不能做表面文章。现在强调的所谓“讲深讲透”,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因为教师的作用主要是引导,是点拨,是创设营造一个良好的语文学习氛围,要给学生更多的学习空间,让他们自己感悟、思考。我不赞成那些没有意义的“阅读分析”,那些教法往往把课文中的简单问题“分析”得复杂化;又把作者丰富的思想情感和文采风格“分析”得简单化、抽象化,使学生只记住老师“分析”出来的干巴巴几条,而丢掉了文本。

我认为,语文课千万不要搞“标准答案”。“标准答案”会捆住学生的手脚,使他难以发挥。尼采说:“生命僵死之处,必有法则堆积。”不能要求什么都统一:统一教材、统一大纲、统一进度、统一教法、统一考试、统一阅卷。统一导致封闭,封闭导致僵化,最后使教师与学生的思想萎缩,人格委琐。

教师在上课时要发扬教学民主,不要以“教师爷”的姿态出现,而应教学相长,与学生一起提高,互相交流。这是我追求的教学境界。

赵志伟:(华东师范大学语文教学法副教授):现在中、小学出现的种种违背教学规律的做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教师本身完全明白语文该怎么教怎么学,但迫于形势,屈从于应试教育现状的压力,也不得不把学生赶到“题海”中去,以大量的机械式的“单项训练”(实际上其中有不少伪知识)来代替真正的语文教育。还有一种教师是真不懂该怎么教,于是手执一本教科书、一本教学参考书再加上几本练习册,在课堂上“依样画葫芦”,反正有“标准答案”在手上,足以“镇住”学生。

教师在课堂上要大处着眼,要养成学生自己查工具书看注解的习惯,教师要适当地把作者及背景介绍给学生,这就是孟子所提倡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不要把好好的文章肢解得支离破碎,所谓“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教学中抽出其中的某一字某一句某一段加以赏析,目的在于领会全篇的精神情味。如果因为上次高考、中考考过这一类题目,就拼命让学生做几十道几百道这一类题目,那是十足的胶柱鼓瑟,对学生对自己都没有好处。

商友敬:(上海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高级讲师):教育的目的是“立人”,语文教育的目的是通过“立言”来“立人”,即让学生在最好的语言环境中成长为一个有文化的人。语文教师的责任在于运用语文教材(即最优秀的语言作品)通过课堂和课外的教学,让学生茁壮成长。这就要教会他们读,多读,爱读,自觉地读,读成习惯,一天不读就不舒服;还要教会他们写,写心里话,写自己的意见,写成习惯,“情动于中”就要“形于言”,一天不写就不舒服。

现在有不少学生怕读怕写,是读和写都不得其法,究其原因是老师教而不得其法。要教学法生多读书,进入到里面去体味,而不是站在外面“分析”,所谓“沉浸醲郁,含英咀华”。要教学生多表述,说心里话,而不是门面话;写出自己的见识,而不是八股文章。这就需要老师先作出榜样,用自己的读和写来引发学生的读和写。

学 中小学生重在积累,积累就是多读经典之作

赵志伟:我非常同情现在的学生,每天从早晨6时关到下午5时,晚上作业还要做到11时,一点空闲都没有。但效率不是与时间成正比,有时甚至是成反比的家长、老师和学生一定要明白这一点,要用最少的时间完成学习任务,吸取真正的知识,而不是耗费时间精力于哪些无用的知识和虚假的技能。

当代丹麦语言学家叶斯大林帕森说:“把孩子们投入到语言的海洋”。注意,这不是语法练习的“题海”,而是古今中外经典著作的海洋,让他们在典范性的语言海洋里漫游。我们的父辈祖辈,为什么能出口成章,下笔成文,即使没有念几年书,写出的文章至少也能文从字顺。什么原因?读得多,读的全是经典之作。如果只读现在这薄薄的一本课本是绝对不可能成才的。

黄玉峰:小学生和初中生重在积累。要积累就必须多读,有些名篇要熟读成诵。不断地积累,“使其言如出我口,使其意如出我心”。在精读的过程中,会不知不觉地潜移默化,自己的情感得到冶炼,自己的言语也得到修整,这就如同写字一般,一本帖临摹久了,“入骨”了。该读的读,该背的背,该抄的抄,这比那些不着边际随心所欲的“分析”与机械式的“单项练习”有用得多。至于“泛读”,我的办法是结合课本给学生开一些经典书目篇目,还要介绍一些报刊杂志上的鲜活文章。

高中学生更要把他们引向社会,读好社会这本“大书”。我的做法是引导他们听讲座,逛书店,泡图书馆,看展览,练书法,学篆刻,赏文物,观话剧,演小品,吟诗词,作演说,编刊物,作采访,乃至组织旅游,直接进入山水和人文景观之中。总之要引进时代的“活水”,观察时代的“风云”。兴趣是可以培养的,有了兴趣就能形成习惯;形成习惯,他们就会自己去追求了,“好学深思”四个字能成为他们的性格,有了独立的思想和开放的精神,这就是成功的教育。

商友敬:学习语文是“三分课内,七分课外”,课内向课外辐射,课外向课内集中,互相作用,相得益彰。要造成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局面。要努力营造一种平等而宽松的学习风气,人人都可以质疑问难而不必有所顾忌。教研室内教师之间形成一种读书风气,就可以影响学生的读书风气与兴趣。孔夫子说:“君子之德,风”。在读书方面,教师要使出榜样。讲台上站的是“读书人”,是“学者”,还怕学生们不好好读书吗?”

要引导学生自觉地写文章,从日记写起。写文章可以拓展学生的眼界、心胸和笔墨,养成发表意见的习惯,同时也会整理自己的思想,而不仅仅是为了应付考场上的作文。

考 考试是“临竿一跃”,考什么却大有讲究。新型的、多样的考试呼之欲出

黄玉峰:考和教的目的一样,都是为了学生学得更好。但是现在异化了,“考”成了唯一的目的,学是为了考,教也是为了考。老师教书成为指导学生如何应付考试。尤其是毕业班的老师,不是教语文,而是“教考语文”;甚至非毕业班的教师,也提前“磨刀霍霍”,准备把学生赶向考场。

我主张要考“三个多少”和“两个怎么样”。即:读了多少?背了多少?懂了多少?文章写得怎么样?字写得怎么样?我以为这样不但有利于促进人才的健康成长。为此,我向有关领导部门建议:要打破统一的高考模式,不拘一格选人才。最后我所教的复旦附中文科加强班,将举行一次学生论文答辩会,邀请北大、清华、复旦、华东师大、上海师大,上海作协等单位的教授、专家来评审,面对面地考一考他们。这样考试的可信度高,可以更好地促进学习,也可以让大学直接选拔人才。

赵志伟:我们不能把语文教育中出现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考试“指挥棒”。譬如跳高,测试的是你在横杆前的一跃,而你的体能和技巧却是长期锻炼的结果。

考试的公平准确表现在试卷的“信度”和“效度”上,所谓信度就是题目准确无误,效度就是真正测出学生的水平。我认为还要加一点,即老师不看标准答案自己也会做。

要改革考试,首先把小学、初中、高中的层次分清,采用不同的题型,不能都考“阅读分析”。小学侧重背诵、默写、词汇的积累和应用;初中可考一些“阅读理解”(而不是分析),通过考试引导他们去读经典名著;高中应该引导他们把“读书”和“作文”结合起来。高中的文言文考试侧重实词、标点和翻译,少考语法。王力先生多次说:学习文言文最重要的是词汇而不是语法。

商友敬:考试有两种:一种是为选拔人才而考,如高考、中考;一种是为促进教学而考,如平时的期中考期末考。高考、中考当然可以统一命题,但也不能过僵过死,要让考生人人都能显示真水平。平日的考试应该由教师自己命题,这是对教师的尊重和信任。现在所谓“教考分离”,在教师和学生之间插入“第三者”,实际上是在考教师,使教师十分被动,使学生对教师心怀疑团,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不利于优化教学环境。

从语文课的特点看,平日考试可采用口试的形式,从他的语气中可以听出他对文章的理解程度。近代大诗人陈衍(钱钟书的老师)小时候读《孟子》,他的父亲听他读出一股气势来,十分高兴,说是读懂了。老师要在学生读书时语气的抑扬顿挫和轻重徐疾中听出他的理解程度,然后问他几个问题。当然,作文也不可少。作文的评价标准应为:文从字顺思路通畅者及格;能发表自己的见解言之成理者,加一等;有文采,有真情,想象力丰富者,再加一等;说空话、套话、假话者,不及格;抄背《作文选》,不给分。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9-9 20:34
向青年教师推荐一本好书



◇黄玉峰



一个教了一辈子书的优秀教师,在即将离开他所酷爱的三尺讲台时,他在想什么?他想把什么告诉年轻的同行?吴非的《致青年教师》就是这样一本书,这不是一本普通的教育随笔,而是在用他三十多年的心血给教育的未来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

书里的故事都是他亲历的,恰恰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让人发现了不为人重视的“常识”,正如他说的“学校无小事”。教师应该怎样对待学生?怎样对待自己的事业?怎样发展专业素养?怎样无愧于教师这个职业?在吴非的文章里是那样的鲜活、具体,发人深省,举重若轻。那些厚厚的高头讲章所没有涉及的问题被他一一提出,并且逐个解答。

最令我感动的,是他对细节的关注。他对学生就像一个慈母关爱初生婴儿那样体贴入微。

如果说这本书论述了什么教育原则,那就是“处处想到学生,处处想到学生的未来”。在他的书里没有一句空话,一切关爱都化为无声的雨露: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高分要醒目地打在试卷头上,不及格的分数悄悄批在末尾;对学生不是“一碗水端平”,而应设法找后进生的亮点;叫学生去办公室谈话却说“你愿意到我的办公室来玩吗”;生怕单亲家庭的学生受伤害,在不得不涉及离婚问题时,不忘轻轻带一句“其实离婚率高也可以看成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体现”;有重要的决定,他会说“去问问学生是否同意”;甚至,连“教学楼里有多少洗手间”,怎样让如厕问题不成为学生的心理负担,也在他的考虑中。他用得最多的词就是“不要伤害学生”。

庄子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吴非的教育教学已经到了近乎“道”的境界。

然而,吴非的高明还不仅仅在对细节的关注,更在于对教育本质的整体把握。“的确有很难教的学生”,“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其实是社会病”,吴非是聪明的,他看到了因为体制的力量而无能为力的所在,他没有直接去批判,只是在他谈的每一个事件中,让人处处看到校园问题的背后是社会问题。

吴非是用“心”在写《致青年教师》这本书。他好像是一个即将交班的老师傅,手把手地在教年轻教师。领着他们去思考和解决一个一个问题。他推心置腹,现身说法,告诉他们自己是怎么做的,哪些地方自己还做得不够,哪些问题还在深入思考。

在这本书里,他一再提醒青年同行:不要自我贬抑,不要丧失自我,不要妄自尊大,不要急于求成,不要太现实,不要放弃理想,应该有梦;他告诉青年同行,要尊重“常识”,遵循教育规律,要有教育智慧,要大气,心中要有阳光……这一切娓娓道来,如数家常。笔者从教四十三年,不久也将告别教学生涯,然而在阅读这一篇篇文章时,还是被深深地打动了。我诚恳地向青年同行推荐这本书。我深信各位读了这本书后一定会有收获的。



(作者简介:黄玉峰,中学语文特级教师、上海写作学会副会长、上海语文学会理事、上海作家协会会员、上海诗词学会会员。曾主编过《阿爸教作文》、《阿爸教现代科技》、《怎样写好高考作文》、《阿爸教做人》、《高中语文怎样学》、《阿爸教读书》、《东方情商》等多部著作,并担任上海电视台《诗情画意》节目总策划、总编。)



(刊于《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10年第九期)



附:《致青年教师》精彩片段



1.我经常憧憬这样的图景:在早晨的阳光中,孩子们哼着歌向学校走去,有时能停下来看看太阳;学生能经常地向教师提出有意思的问题,课堂上经常能有愉快的笑声;中午,他们能吃上一份由政府提供的、全国城乡同一标准的营养餐;学生能保有自己的爱好,下午4点起,他们在球场上奔跑叫喊,或者在图书馆查阅资料,在实验室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晚上,做完作业后,捧起一本诗集,轻声地读给妈妈听……



2.我在病中,想起一个又一个学生的面容,感叹生命的短暂,同时也赞叹生命的美丽。我感谢上天让我有机会认识这些美丽的生命,让我感受他们的仁爱和贤德,让我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教育,让我知道职业的使命与荣耀,让我敬重生命中的永恒。



3.我半生做教师,越来越感到,我们日常工作中所做的一切,不过是遵守常识。当然,即使是常识,也需要学习,也需要发现,也需要维护。



4.优秀的教师应当是一盏不灭的灯,而那“开关”就在他自己的手里。他的“亮度”在于他个人的修炼;如果他有“电源”,或是不断充电,他就能一直发光,一直在照耀着学生面前的道路;教师的进德修业应当一直到教育生命终止。



5.如果上课可以不用课件,尽量不要用。教师在黑板上写字,是一种文化熏陶。如果所有的教师都依靠电脑上课,我们有可能逐渐失掉母语教育的绝好传统。你注意到学生作业的书写吗?他没有从教师那里得到书写的示范。



6.教师心中没有阳光,学生心灵就有可能添上一分阴暗。



7..无论是在公开场合或是在私下,都不要贬低同行(特别是那些薄弱学校的同行)的工作。大家的工作条件不同,教学对象也不一样。他们的工作比我们困难,付出很多,收获有限,由于评价机制不合理,他们的工作没得到应有的评价。



8.有位理科教师对我说,他上小学时,数学学得一塌糊涂,可是每次作业做错,老师批改时用红笔打叉,那个叉叉都很小,稍微大意一点还看不清呢;而如果做对了,老师笔下的那“钩钩”可就是大大的了。



9.有位学生毕业多年后对他的高中班主任说:“我现在每次做假账时,都会想起老师……”教师说:“可是我从来没有教你做假账啊!”学生说:“领导、职工都在看着我,我不做,企业有可能垮;做了,自己良心上过不去,对不起所受过的教育……”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0-5 22:35
中国教育积重难返?
作者:北鸣燕蓟     发表日期:2011-06-21     



  又到了一年一度高考时,谈到中国教育,有识之士总不免蹙紧眉头。
  
  2009年时,一位中学语文教师黄玉峰在复旦大学演讲,历数基础教育之弊病——“功利主义驱动”、“专制主义坐镇”、“训练主义猖獗”等,这样的教育将人变成了机器。黄老师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从培养奴性的人的角度讲,我们的教育是成功的。”“长期以来用斗争的理论去教育孩子”,“教材中,有多少‘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那样残酷无情’的文章,有多少‘要与敌人划清界限’的标准答案。教育孩子,要横眉冷对千夫指!教育孩子,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把事实的真相告诉他们,却要他们完全照标准答案答题。”结果导致受教育者“几乎完全不会将心比心”,“失去宽容精神。”“专制主义的本质是‘不把人当人’,而是当成机器或机器中的零件,当成工具,当成特权者为达到目的,为他们效力的后备军。”“反右时斗,文革时斗,现在还在斗……硬是失去了作为一个人所应有的同情心。”
  
  对于自己的同行,这位老师也一样直言不讳:“教师是教育行为的具体执行人、贯彻者”,“同时也成了这种教育体制的替罪羊,甚至成了帮凶”。许多教师“失去了独立性”,“只有技术,缺乏艺术;只有知识,缺乏见识;只有学历,缺乏能力;只有苦力,缺乏魅力;只有表格,缺乏风格;只有规格,缺乏人格;只愿做题目,不愿做学问;只会纠缠于字面,不能深入于意旨;只会要求学生作文,自己却常常不如学生;只能关注学生成绩,不能注重塑造人格;只顾眼前利益,很少远大理想;读书不多,修养不够……”
  
  难得的是,这位老师没有停留在大声疾呼阶段,而是身体力行,认为“在这样的教育制度下,教师也并非完全无所作为的……从另一个角度看,越是难,越能有所作为”。他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尝试以创新之法来点滴改进,尽可能地“肩起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去”,减小中国基础教育对莘莘学子的危害。例如,在课堂上,针对“为了政治需要而选入的”“实在是不能作为范文的”文章,比如“关于香港回归的讲话”、“改造我们的学习”、“春天的故事”,还有鲁迅的为一点小事与人而争吵的文章,“首先是进行处理,该简的简,该删的删”,同时“增加大量的原典名家名篇,包括一些好的时文”。(黄玉峰:《“人”是怎么不见的?(反思中国教育)》)
  
  行胜于言。行动的不只是黄老师这样的中学教师,曾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朱清时先生不顾已过花甲之年,不辞劳苦,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披荆斩棘,出任特区创办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在与教育管理部门等权力机构交涉博弈近两年后,今年终于在全国招到45名学生。这45名学生是在南科大文凭不获教育部承认的情况下由南科大完全自主招生入学的,他们突破教育体制僵化症的勇气令人钦佩!而在教育行政部门要求他们必须参加高考(这一要求在教育行政部门未授权南科大招生的情况下显得荒唐)时,他们果断发布公开信,表示:“教育部做出这项决定,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同时也是难以接受的”。这种表态是理性稳健、有理有据的,他们的胆识值得一赞。(《南科大校长朱清时称:学生回去高考,改革将无意义》)
  
  而对于中国高考录取中存在的地域不公平问题(例如,在每309名北京高考生当中有一名能考上北大的时候,在山东和河南则分别是每10556名中一名和每15833名中一名),韩国人金宰贤以韩国的经验提出解决之道:实行全国统一命题、统一标准录取的真正的“统一高考”。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可能消除地域歧视。对于青海省等教育环境落后地区的高考生,大学在招生程序上可以适当地给予优惠。(金宰贤:《谁的北京大学:如何实现高考地域公平》)
  
  为中国教育求医问药,他山之石当可鉴之。缅甸政治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昂山素季在向香港大学发表的演讲中谈到:“学习的最高境界是将我们变成关心别人和富责任感的世界公民,以知识装备自己,用实际行动表达我们所关心的事。”“教育应培育对人类尊严的价值观,带领人类朝正确方向发展。教育应当是真正的学习过程,并非纯粹一部生产机器,制造温驯服从……的人民。”(《教育应当是真正的学习过程》)
  
  而在自家,先人也为我们提供了正面的遗产,足以值得我们继承并发扬光大。近代以来形成的正面的教育传统中,就曾包括培养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健全人格的公民的教育。20世纪以来在清末民国时期的近半个世纪中,无论风云如何变幻无定,包括面临大规模的外敌入侵,整个公民教育的进程都没有中辍。而当时公民教育的内容可谓汲取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从而居于时代的前列。这从商务印书馆曾出版的公民教科书中能窥见一斑。例如,民国初年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高小第六册就有《人权》一课,课文中有:
  
  人权者,人人所自有,而非他人所能侵损者也。析而言之,有对于公众之权,有属于个人之权。
  
  组织社会,参与政治,选举议员,举吾学识之所及,皆得发布于外,以求有益于人类。此人权之对于公众者。
  
  信教自由,营业自由,生命自由,财产自由,意志所在,即权利所在,非他人所得干涉。此人权之属于个人者。
  
  具此伟大之人权,但能各保其权,而不相侵犯,任所欲为,无施不可也。
  
  格言:人有同等之权利。(傅国涌:《百年转型中的公民教育——以商务印书馆的公民教科书为例》)
  
  有观念上的变革,有行动上的突破,有人类文明可资借鉴,有正面经验足以传承,中国教育僵硬的坚冰就有望融化。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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