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教师报：继2008年的河北省教育均衡现场会在邯郸召开之后，11月5日，全国推进义务教育均衡经验交流现场会也要在邯郸召开。邯郸在义务教育均衡化方面，到底有哪些亮点？ 赵浩军： 回顾邯郸教育在均衡化发展上走过的路，我们主要做了这么几件事：在城区，以打造一个“不择校的城市”为目标，探索实施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优质学校与薄弱学校“结盟”、优质校兼并薄弱校、优质校异地建分校、新建一批高水平优质校等四种模式；在农村地区，我们实施了以农村学校标准化建设为抓手的农村义务教育均衡化工作，结合最近启动的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我们力争在3~5年内，让邯郸市的所有农村中小学实现基本均衡；其次是以农村中小学学区建设为突破口，加快农村教师的教研水平和教学能力的提升。 邯郸教育系统在全市的行风评议中，获得了一个比较靠前的名次，以及各级政府在邯郸召开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场会，体现了老百姓、各级政府和领导对邯郸教育的支持和厚爱。如果没有各级领导的关怀和重视，没有老百姓的理解和支持，邯郸教育的均衡发展不会这么迅速地见到效果。比如在邯郸市的市委常委会和市政府常务会议上，始终牢牢地确立教育事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多次专题研究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市委崔江水书记曾连续走访各类学校，专题调研教育均衡发展问题；郭大建市长也多次强调教育工作“怎么抓都不过分、怎么投入都不过头”，要求各主管部门要给教育开绿灯。在财力异常拮据的情况下，大力支持薄弱学校改造、危旧校舍改造、不达标学校扩建，还在财政供养人员零增长的情况下，每年补充师资等等。市委市政府这么重视教育工作，作为全市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我们唯有敢竭鄙诚。 打造一个“不择校的城市” 中国教师报：请详细介绍一下主城区教育均衡化发展的四种模式。 赵浩军：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上，我们提出了9字方针：“盟、扩、增、并、强、训、改、轮、扶”。我们探索实施的邯郸市城区教育均衡化发展的四种模式，其实就是这9个字中的前五个字。 “盟”。就是实行城区的优质校与薄弱校结盟。在保持学校间法人不变、编制独立的前提下，打破校际界限，将优质学校与薄弱学校结成“盟校”，实行“一统筹、二交流、三共享、四统一”的管理机制：即实行由优质学校校长负责“盟校”整体规划和管理的统筹协调机制；实行校长和教师双向交流机制；实行管理模式、教学资源、科研成果三项共享机制；实行教学计划和进度、管理制度、教科研活动、质量考核标准“四统一”的管理机制。近两年，先后将市直7所优质学校与9所相对薄弱学校结成7个“盟校”。市内三区也分别组建覆盖全部薄弱学校的“盟校”，盟校间形成了共同的育人机制和办学体制，有力地促进了薄弱学校发展。 “扩”就是扩张优质教育资源，鼓励优质学校异地建分校。2007年将市四职中整体外迁，其校址作为社会声誉较好的汉光中学南校区，一举解决了邯山区无优质初中和该区域学生不能就近接受初中教育问题，促进了优质资源的均衡分布，带动了区域整体办学水平的提升。 “增”是扩张优质教育资源的另一做法，即新建一批优质学校。出台了《邯郸市主城区住宅区配套中小学、幼儿园建设管理办法》，在人口密集区和新建住宅小区，分别高标准新建了广泰中学、广安小学、百花小学、亚太小学等6所中小学；在这些新建校的师资配备上，首先是从全市公开选拔校级领导班子，然后邯郸市教育局在2004年、2006年、2009年分别组织了统一公开招考，为这些学校选聘优秀教师。使该服务区域内的学生直接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并”就是优质学校兼并薄弱学校。2007年，我们将薄弱校市24中与优质学校市11中进行了实质性合并，重组为市11中东西两个校区，统一领导班子、师资调配、教学管理和质量考核，在人事制度上，也进行了适当的改革探索。通过这样的兼并，24中甩掉了薄弱校的帽子，兼并的当年，就实现了片内学生招生上的大突破。原来这所招生十分困难的学校，现在已经成为当地的优质学校。 另外，为充分挖掘优质初中的发展潜力，先后取消两所中等职业学校承担的义务教育招生任务，实现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分离；撤销了两所办学规模小、教育质量较低的薄弱初中，撤销了部分优质初中的戴帽高中部分，使优质初中承载能力进一步增强。 “强”就是对城区偏僻地区的薄弱校进行高标准改造。在硬件建设上进行高标准配置，为每所薄弱校建了塑胶运动场，班班配齐了多媒体教学设备；在师资队伍建设上，在配备新教师时，重点向缺编的薄弱校倾斜。这批学校的改造过程中，有的危房率高的学校，几乎是推倒了重建，比如10中，由于危房较多，最后总的投入加起来有6千多万元；有的是新建了实验室、体育馆等设施，比如26中、29中等。通过改造，这批学校的硬件和师资水平都有了脱胎换骨式的改善。 在这批薄弱校的改造过程中，城区各区委、区政府也投入了很多，比如邯山区政府就为辖区内的15所学校建设了塑胶运动场，丛台区、邯山区、复兴区三个区加起来，政府投入的资金在两个亿以上。 中国教师报：探索和实践这四种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模式三年来，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 赵浩军：通过“四种模式”，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趋于均衡，校际差距明显缩小，2007年~2009年，主城区中小学择校生分别减少2500人、3400人和3900人。 我们在城区实施义务教育均衡化的目标，是想把邯郸变成一座在公立学校无择校现象的城市。为此，我们还在城区大力扶持民办优质学校，这项措施就是我们9字方针里的“扶”字。近几年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民间力量参与办学的政策，吸引优秀企业家建设民办学校，并引导民办学校与城区优质学校结成帮扶对子，支持优质公办学校的学科带头人到民办学校传经送宝。使得育华中学、锦玉中学等民办优质初中迅速崛起，在邯郸城区初步形成了“公办不择校、择校到民校”的办学格局。 |
| 本报讯（实习生 孙毛宁 记者 庄庆鸿）在刚刚过去的5月10日母亲节这一天，专为农民工家长开设的“新公民父母学堂”项目在北京市朝阳区第一新公民学校马各庄校区启动。 学生家长赵女士在北京一家超市作促销员，这天下午特意请了假来参加这一项目的启动仪式。她说：“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母亲节礼物。” 赵女士2003年和丈夫从老家安徽省阜阳市来到北京打工，女儿小艳则留在家里由外婆抚养。两年前赵女士发现，由于老人的溺爱和长期缺少父母的监管，女儿养成了很多不好的习惯。于是只好把女儿带到身边读书。由于父母工作的变化，读五年级的王艳已经换了三所学校。 “孩子的教育问题一直让我们担忧。”赵女士说，“我们尽最大努力满足孩子的物质需求，但由于文化水平低，爱人初中毕业，我只上了三年小学，我们没法辅导孩子的功课，有时候也很难沟通。” 推动这一项目的第一新公民学校校长方原认为，农民工子女的家庭教育普遍存在问题，使他们受教育缺乏完整性。“一方面，由于农民工家长承受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分身乏术，较难将时间和精力分配到子女的教育上来，亲子间缺少沟通；另一方面，由于家长们普遍受教育水平不高，致使家庭教育观念落后、家教方法及能力不足。” 据了解，“新公民父母学堂”每月都会为新公民学校学生家长提供一次免费的课程培训。培训包括识字、写作、口语表达与基础数学等基础文化课，还有电脑和互联网技术、就业创业实用信息交流等。 方原说：“学校希望通过开办这个学堂，提高农民工父母们的生活技能、思想观念水平，从而从根本上引导农民工家庭从生活质量到教育理念的全面进步。” 学堂还将每月组织一次家庭文体类亲子活动，以加强农民工家长与子女们的感情互动。 “新公民父母学堂”项目由南都公益基金会资助，主要由新公民社工发展与教育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家庭教育研究院共同进行课程设计、实施与评估。 北京师范大学社区与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陈建翔教授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说，农民工对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家庭和孩子的发展却还存在种种困境。“我希望我们能探索出一条适合这个特殊群体的教育规律，最后能走向社区、走向全社会来普及 |
| 从今年9月起，东城区干部、教师全职跨校交流的人数将从上学期的17人增加到100人，交流的时间也将从一学期延长到一学年。市教委表示，这种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模式将在18区县推广。 去年9月，东城区率先在全市启动干部教师全职跨校交流制度，要求各校中层以上干部3学年内至少完成一人一学期的学区全职跨校交流任务，同时，各校还要保证在3年内派出15%的区级以上骨干教师完成一学年的交流任务，使教师跨校教研、跨校带徒、跨校送课等教师流动形式成为常态。 目前，全职交流主要有三种教学形式：学科水平相当的教师，在跨校交流后可以彼此交换教学环境，互相切磋；资历较浅的教师如交流到名校，可以留在骨干教师身边做助教，以学习为主；经验丰富的骨干教师到普通校不会任课，而是当“老师的老师”，通过组织年级教学、上观摩课等形式，带动整个学科团队发展。 东城教委有关人士介绍，随着干部教师交流人数的增加，今年9月，一线教师交流的比例也将扩大，“基本上是三七开，干部占三成，教师占七成”。 对此，市教委负责人表示，教师队伍的不均衡是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的瓶颈，东城区的做法使区内的优质资源辐射到区内更多的学校，值得推广。考虑到北京是一个超大型城市，在现阶段跨区流动还有诸多不便，所以，干部、教师的流动将先从区域内跨校流动开始，待条件成熟后，再把核心区的优质教育资源向一些新城输送。 为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缩小校际差距，近几年来，本市采取引进人才、加强初中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培养、开展城镇教师到农村支教、发动高校对中学进行“智力支持”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带动了薄弱学校的发展。目前，本市已经形成一支符合首都基础教育发展水平的初中教师队伍。据不完全统计，初中骨干教师的比例由2005年的7%提高到15%，超过95%以上的初中学校都有骨干教师。 （贾晓燕） |
| “目前，我国的教育亟须发展心理学给予基础性的支撑。然而，当前心理学界的声音很难进入我国各级教育机构。我国每年的教育规划，都有重大研究课题，但是每年报上的1000多个心理学项目，批下来的还不到3%，这是为什么？”在4月17日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第二届祟德学术论坛”上，研讨会主持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申继亮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目前，我国社会正在经受着高考升学率与就业、独生子女成长、城市化进程导致的留守及流动儿童发展、儿童青少年价值观取向等带来的巨大压力，而这些由社会变迁所产生的问题，正是发展心理学重点研究并为教育提供解决方案的内容。”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桑标介绍。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发展心理学的声音难以进入我国教育机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金盛华分析：“主要是因为，目前发展心理学进行的大部分是学院派的描述性研究，缺少针对社会变迁出现的热点、难点等现实问题，使用我国的研究工具、进行具有中国国情、解决问题式的研究。” 好的个案也有。目前，北京师范大学的两个研究项目，有效地解决了上述问题。 2006年，由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牵头启动的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重点项目——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发育特征调查项目，是我国第一个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性重点项目，也是目前我国心理学领域布局全国最大的研究项目。项目负责人董奇教授介绍，围绕我国儿童青少年的认知能力、学业成就、社会适应能力等个体发展重要领域，他们对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近10万名6—15岁儿童青少年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全面考察，研究目前已经有了收获，“建立了我国第一项儿童青少年心理发育指标体系，研发了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标准化的测查工具；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儿童青少年的各项心理发育特征常模和我国第一个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大型基础数据库。” 这个成果，不仅为今后我国开展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评估提供了标准工具和参考，更重要的是，“对今后建立我国适合国情的，以学生全面发展状况为核心的科学、客观、可测评、可操作的教育质量评估体系，进一步支持开展教育质量相关学科建设和综合性基础研究，使用客观数据揭示我国教育质量现状、衡量教育质量的差异状况，以及对弱势群体建立多元帮扶机制等，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董奇说。 金盛华最近完成的《中小学生价值观与社会处境分化、自尊心及社会信念的关系》的研究，是围绕目前影响我国中小学生价值观形成因素进行的，“研究当初就遇到了洋工具不适合国情的问题，于是我们编制了特别针对青少年价值观测量的《青少年价值观量表》。”金盛华介绍，研究结果非常乐观，我国中小学生在国家认同、集体主义、环境保护、学习观、金钱观及权力观6个研究维度中，前三者得分都居于前列。金盛华认为，“这说明当前我国中小学生的价值观总体是向上的，同时也说明，儿童青少年社会信念和价值观的引导，需要从更为广泛的社会心理概念上来进行。”这一研究，由于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为我国中小学的价值观教育，铺垫了科学设计的基础。 近十几年，西方发达国家从政府投入、学科建设、专门机构设置和科研项目布局等多个角度，都加大了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方面的研究，并开展了系列大型项目。自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从科学发展整体趋势出发，也加大了这方面的研究力度。然而，像上述研发适合国情的工具、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研究在我国并不多。为此，申继亮呼吁：“我国的发展心理学研究，必须从实验室走向社会，对现有的研究理念及方法进行挖掘和转化，关注当前我国教育发展中的热点、难点等现实问题，让发展心理学研究在教育界发出声音。”(本报记者 赵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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